李冬
通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的全称是“北京通县师范学校”，1963年，郭沫若题写的校名，至今还赫然镌刻在通州中山大街105号临界点墙壁上，其实，不用镌刻，只须仔细看看，那每个字都像鼓出来似地。这就是书法大师的手笔。一所普通的中专学校，竟然能够得到当时的全国文联主席，文史泰斗的垂青，有郭老亲自挥毫泼墨，在通州各个学校仅此一处。可见当时这所学校的社会地位了。
1962年，我能考入这所学校很幸运，也很偶然。一是社会原因，一是家庭原因，都对我的考学极为不利。社会上，正赶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仿真的实施。说白了，就是大力压缩招生人数。我们的上一届招四个班，大约160人，我们这一届，和大兴县合招一个班，通县只招生30余名，其考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家庭方面，上初三时，我是孑然一身，虽然迁居到亲属家，由于口粮紧张，也是一个人单过。每月，生产队给我15斤棒子粒儿，只够每天和两回稀粥。一年度初三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况且我在上初二时，由于迁居，耽误了半年学业，升入初三，已经很吃力了，何谈考学？没想到，我竟然考取了，岂非万幸也哉！
通师是一所很有传统的学校，1913年建校，也就是中华民国初建时期。解放后，开始叫“河北男师”，和城北的“通县女师”并列。大约在1958年，两校合并为“通县师范学校”。就当时看，其规模仅次于潞河中学。分为东西两处校舍，东校，就是后来的三中，西校，要比东校大好几倍。我们从没有围墙的农村中学毕业的学子，初到此校，似乎到了仙宫圣地。激动=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那时的通师不仅面积开阔，其环境也仿佛公园一样的优美。中山街路北是住宿区，一进门，就是前后两座巍峨高大，美轮美奂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如今还有一座，已经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了。】院子向东延伸数百米，有大小不一的庭院和住房，还有电视室和网球场。向北延伸，有盥漱室，木工房，水房，和储藏室。光从北院看，就比今天的通州四中，大一倍以上。{那时的通州四中，就是工农干部培训学校，空空荡荡，只有几排房子。和通师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坐落在中山街路南的南校，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条笔直的甬路直通南部的操场。甬路两旁是排列整齐的核头树，九月份，枝头初见子初成。如鸽子蛋大小，碧绿碧绿的。从此，在这条甬路上，走过三年，只感到树荫遮阳，没见到有人摘过树上的核头。用路东边，是教学区。几排教室，还有一座1958年建起的两层教学楼，教学漏里，有16个教室。楼道里，挂着两幅雕塑地图，泥塑的中国地形图和行政图。【毕业后，很少见但这种地图，真是太直观了！】
甬路西边，风景独好。绿荫掩映下的一座大饭厅，可供全校600多人同时就餐。听人有个大舞台，节日里可观赏节目。饭厅南北，都是果园。南边是桃树、北边是梨树，一到春天，那年一片红，红得像霞光铺展。北面一片白，白得如同瑞雪披纱。大饭厅门外，有几个篮球场，然而，最惹眼的是400米的标准运动场，【这在当时的中学很少见，今天的北京城内的中学，都有难做到。】
就在饭厅南边的西墙外，开了一道小门。走出小门，就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穿过胡同，再进一道小门，就会发现这里竟然别有洞天。这里是一片好大的菜园。至少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里面的蔬菜新鲜水灵。黄瓜架，豆角架，整齐排列，红通通的辣椒，紫溜溜的茄子，挂着霜的冬瓜····长得全都是那么诱人。1962年代时候，只由一位姓冯的老者管理着，菜园里还有一头毛驴拉着水车浇园子。这个菜园，当时叫“师范学校实验园地”，这一行字，就写在园田校门的上方。这就是如今成为书法大师欧阳中石先升到手笔，那时，他还正是我们的语文和语法教师呀。
那时的校园，很重视文化课教学。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请来书记给我们讲话，书记姓常，后来知道叫常建。个子不高，又黑又收到脸上，戴着眼镜。讲话慢条斯理，句句打动我们的心。他先说题目《算一笔账》接着讲了人的一生能为国家工作的时间很有限哪·····今日想来，仍然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勉励我们要努力学习，学好本事，报效国家。我们的文化学习，就是这样起步的。
今日想来，教我们的老师，可以说各个是专家。就以语文课为例吧，有的以古文训诂出色的康锦屏老师、有以文学写作为特长的王振荣、张国良、关玉祥老师，有以语法理论，书法风韵最为出色的欧阳老师。我们的班主任祁乃成老师，乃是生物名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生物学课本，就是他主持编写的····各个功底深厚，循循善诱，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他们的认真教学，给我们后来的工作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师恩难忘，我们的好多同学都从心里感谢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学习都很主动，心里却很轻松，很快乐。谁的心理都不紧张。因为我们不用参加高考，没有升学压力。学校也从不搞智育第一，分数排队的事，而且，学校还给我们组织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年的10月19日，就就是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这天，学校一定他要召开几年演出会，师生同台演出鲁迅先升到作品，在哀伤的悼念中，也一样洋溢着热烈地气氛。
在文化课中，同时格外重视体音美教学，师生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三位体育老师个有奇才。张勇老师喜欢篮球，曾经是享誉京城的“小黑队”队长。和北京市各中学中专的教师队，多次交手，无一败绩。王耀明老师，田径专家，又爱文学。费蓝钟老师，主攻体操。在学校培养了多个体操高手。就以田径为例吧。1964年，通县中学生运动会，几乎囊括了男女各个项目的全部冠军。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有八人脱颖而出，获得前三的名次。音乐，美术方面，也大有长进。有几个班组成乐队。就在我们班里，爱文学的有孟宪良、周祥，爱音乐，能谱曲的有张仓，绘画有一定水准的洪国义，体操的出色的是安永瑞，打乒乓球出色的是李阔·····我在这三年里，也学会了手风琴，笛子，二胡，琵琶等几种乐器，为我后来在”宣传队“里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的师范生是少不了参加劳动的。刚入学时，打了半个月青草。也就是勤工俭学，也许是为了贴补学校经费的不足吧。打草要出城，我们就有幸登上通州西门外的古城墙。城墙好高，上面杂草丛生。我们打了一捆草，耗能站在城墙上观赏风景，那时的西门外就是庄稼地。最显眼的是乌龟驮着的石碑，大概有七八处，我们看着，也常常发出思古之幽情来，我们想：在古代，我们通州的名人就有不少呀！
比起后来的劳动，入学时的打青草，搞勤工俭学，那只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1963年春，我们全校师生都来到永乐店的大务村，修一到河堤，叫鲁大埝。一干就是十余天，圆满地完成任务。【不知这道土堤今日如何模样了？】第二年，劳动队伍向北进发，到宋庄的管头村割麦子。白天在毒热的日光下割麦子，没有人叫苦。晚上几个同学【曹文广、周祥、孟宪良等】照样凑在一起，讨论郭小川、贺敬之、秦牧·····果然是书生意气，风华正茂啊。
我感到最轻松地一次劳动，是到张湾和漷县公社去收秋。我被学校抽调到团部主编战报。只有我和大兴县的倪化森和老师住在一起。当时就住在上店小学的院子里。我采访编稿子，倪化森刻板印刷。战报的第一版是新闻，第二版是文艺。这个战报，让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师生门，有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园地。【如同今日之《运河。季刊》】。记得最清楚地是两位老师在1964年代中秋，个写了一首中秋诗，学生读后，反响热烈。评论这两首诗，各有千秋，难分高下。还记得一位老师写两句是：“月伴九霄清光满。应许中秋胜夕年。”这两位老师，后来，都去了北京。一位是当今诗歌评论家张同吾，一位是大学教授康锦屏。《战报》还刊登过漷县村书记武旺；【此人已经过世。】的一首长诗。由于我干的小有成绩，就让我担任学生会宣传干事，负责编辑校广播-板报，校刊《通师文选》的稿件了。【以后几十年，我编过多种校刊，大多收益于此。】
记得最艰苦的一次劳动是1965年夏季到麦庄挖沟。从中山街徒步走到工地。好像不少于40华里。依仗着我们正当青春年少，艰苦的行军，也一路歌声、笑声不断。我们男生都有一膀子力气。工地上，铁锹翻飞，土筐满满。开始几天，大家全都卯足了劲儿干。两米宽的水沟，渐渐有了模样。后几天，水沟见水了，我们这些男孩子，就挽起裤管，光着脚，下水挖泥。从水下挖出泥来，还要扔到岸上，不知要有力气，还得有技术。因为我干过农活，干得不错，得到了表扬，心里蛮得意的。就是晚上休息不好，那时，麦庄村“炕窄、房矮，四破五，”【当时我们的总结，四破五，就是四间房的地方，盖了五间，炕特窄，睡不好。】
劳动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使我们更早地接触自然，了解社会，我们一起唱着《打靶归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干得很起劲儿。休息时，我们还讨论起臧克家的诗,《三代》：“小时候，在土里洗澡；长大了，在土里流汗；老死了，在土里埋葬。”我们觉得是人真的伟大，只用21个字，就写出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一生。看看当时农村百姓的生活情景，其贫困情景似乎和过去也没有多大改变。但我们那时毕竟年轻，总觉得自己是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的未来将会是多么幸福，后来的生活证明着，生活总是要踏平坎坷的。如今想来，那时候，我们参加集体劳动，也证明了搞人民公社化，大大地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如果不是入了社，庄家人，能不去收秋吗？我从上初中，就多次当生产队里收秋，这是正常的吗？
通师三年的求学时光，很快就过去了。1965年7月，我们就要离开这所可爱的校园了。即将分别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很郁闷。正值“四清”，文革前夕，《23条》公布了，大家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们的那个年纪，最容易伤感，教室内外都弥漫着依依惜别的氛围，不知是那个女同学，伏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引得好多同学都落泪了。我们的眼圈红红的。哪里能听到一点歌声，只是想方设法找老师在自己日记本上留言。记得欧阳老师给我的留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当过我们班主任的祁乃成老师送给我的是一句诗：“居高声自远，不必借秋风。”康锦屏老师的留言是：“凌霄羽毛轻无力，掷地金石自有声·····”老师的谆谆嘱托，蕴含在字里行间，鼓舞着我们从这以后工作生活了几十年。
依依惜别的那天，校园里着播送这《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和我们当时的心情，极不协调。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记忆犹新。更没想到，一年后，这所美丽的校园，竟然被”文革“搞得破烂不堪，学校停办了，老师们也都四散而去。如今还健在的，绝对是生活中的强者。如今，校名改了。【郭沫若的题字有幸还在，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了。】东校早就不存在了，【1964年，改为三中】，，中山街的北校，只留下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学校西边的菜园，文革期间，被居民楼所占据，如今，再回母校，我们都努力的回忆，有一点影子，但早已失掉了神韵。近几年，师生几次聚首，回首往事，各个感到时光荏苒，沧桑巨变。要是母校能保留到今天多好！于是我们就都诅咒文革，写诗作文，感慨系之了！我们评价：人们公社，祸害了农村，文革，祸害了学校以及国民教育。我们渴盼着母校的魂兮归来。残垣我们的期盼不会落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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