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走刀口 时间:2017-08-21点击:967

[摘要]“不知道是不是老了,我还是主张一个作家要经历刊物的历练。没经历过刊物的历练的作家,那怕他出了不少书,也很难受到我的尊敬。”因为,评价一个作家,从来都是看作品的。

自恋的文学杂志必将被时代淘汰

 

作者:走刀口

近日,大观杂志社在官方微信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出书与刊物发稿》的文章,文中引用王跃文的微博说道:“写字的人都知道,在正儿八经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比在出版社出书难多了。”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不少文学杂志主编、编辑的话,核心意思是:一个人想成为作家,必须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只出过几本书的人,只能被称为职业写手。这种论点,乍一看颇有道理,毕竟经文学杂志曾是文坛的重要阵地,文学曾深刻影响中国人和中国历史进程,但这种观点放在当下的中国,却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自费出书是出版社活下去的手段

《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在这篇文章中说,很多想要加入作协的人,看起来著作等身,但其实都是自费印刷的,印数也就一两千,这样的“作家”看起来确实很水。“左岸文化”(文中称这是最高雅最纯正最具文学魅力的国内外著名文学论坛,但笔者孤陋寡闻,确实没听说过)站长盘索则说:文学杂志是能够为文学把关仅存的领地,图书出版机构基本丧失了这个功能。

文学编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杂志发烂作品活不下去,编辑发烂作品混不下去。杂志要活命,编辑要脸皮。”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没有谁更高雅。对于出版行业而言,同业竞争异常激烈,还要面对来自互联网的冲击,利润十分微薄(净利润仅3%),要活下去十分艰难。

不同于文学杂志的事业单位身份,出版社很早就在进行体制改革,许多出版社早已不是事业单位,需要自负盈亏,所以,对于出版社而言,再小的利润也值得争取,这自然会导致出版物水平下降,所以在出版圈内有这样一句话:每天有多少书上市,每天就有多少书过时。

基于这样的出版大环境,当下出书确实越来越容易,自费出版,便是出书容易的写照。通常情况下,自费出版只需要作者的选题通过,能负担得起出版开销,书就能顺利出版了,对于这类书籍出版社通常不关注它的质量,这自然导致自费出版的书鱼龙混杂,什么层次都有,于是不可避免地沦为文学杂志编辑口中的“半瓶水”,成为他们口中的笑料,这些作者也被视为“职业写手”,上不得台面,自然不能给予尊重。

但自费出版的作品真的就没有精品吗?选择自费出版的作者们真的不能被称为作家吗?显然不是,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

能否称为作家从来不靠文学杂志判定

实际上,自费出版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作家和学者都是通过自费出版获得外部世界认可的。法国作家莫泊桑(世界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家之一)最初也是自费出版的《羊脂球》,他当时印了400册,结果卖了三年才卖完,但没人敢说莫泊桑不是作家,是“职业写手”。

与莫泊桑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伟大数学家高斯,1801年,他自费出版了《算术研究》,结果在当时遭到一片奚落,可是后来,高斯成了伟大的数学家,而这本书也成为数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经典,所以,没人敢不尊重自费出版著作的高斯。

回到中国历史,那些蜚声中外的作家,其实也不是靠登上文学杂志才出名的,比如曹雪芹,在他的时代,文学杂志还不存在呢,但他一样是伟大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并不是文学杂志,但这没有影响鲁迅成为伟大作家。

客观而言,文学杂志是历史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并不是因为它诞生了,评价作家就得依靠它,历史正好相反:是因为作家们创办了文学杂志,所以才有人把文章发到文学杂志。最初创办文学杂志的人都可谓功成名就,比如创办《语丝》的孙伏园,有着“副刊大王”之称,是鲁迅众多文章(如《阿Q正传》)的推手;创办《新月》的徐志摩、胡适、梁实秋是早已成名的诗人、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朱光潜,1933年便担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

这些杂志的创办人、主编、编辑本身成名多年,在业界颇有地位,所以,他们主办的文学杂志,能够获得业界认可,登上这些文学杂志,也成为一种荣耀,今天的文学编辑,多数人显然不具备这些前辈的光环。

当下的文学杂志,也早已光环不再,著名出版人安波舜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学杂志:“不少曾经先锋、锐利的杂志成为‘三俗’的垃圾箱,成为圈子文学的名利场,是无聊文人和体制内人员最后的大锅饭。”而被圈子文学所把持的文学圈,不承认年轻作家,“把滥抹叫创新,把看不懂叫做精神阅读,其结果是杂志发行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同质化。”

所以,这样的文学杂志,显然不能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是作家的标准。

互联网时代自恋的文学杂志必将被淘汰

诚然,中国的文学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收获》、《花城》、《十月》、《当代》被誉为文学期刊界的“四大名旦”,这个称号一直流传至今。除了以《收获》为首的“四大名旦”外,还有《人民文学》、《钟山》、《作家》等等。

这些文学杂志,在动乱后的中国,扮演了希望的角色,他们所刊载的文学作品,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分担了害怕、恐惧和彷徨。这些文学杂志发表了太多作品,出了太多作家,以至于人们误以为,没有这些文学杂志,就不会有曾经的“文学盛世”。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文学杂志只不过赶上了1980年代的历史潮流,成为文学作品发布的载体,时代改变后,加诸于这些杂志身上的光环,必然随之消失。

2001年初,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他尖锐地指出:“过去150年间,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对传统话语方式进行征服和颠覆,文学的边缘化标志着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不管你承认与否,文学在今天的命运确实如同希利斯·米勒所言。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兴起以后,人们阅读杂志的习惯日渐式微。文学杂志不再能担负起为人缓解恐惧、彷徨的作用,一个人并不需要通过杂志或出版社才能发表作品,当下有太多途径可以选择:微信、微博、博客,以及各类自媒体,面对这样的时代潮流,评判一个人是否能称为作家,显然不能看其是否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更何况,很多文学杂志的编辑,根本就没有朱光潜、梁实秋、徐志摩那样的地位。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还抱着必须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必须经过文学编辑之手,才能被称为作家,才能受到尊重,这显得太不合时宜了!非要抱着这种观念不放,那么被淘汰,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结语:

在《作家出书与刊物发稿》一文中,“枕边禁书”说:“不知道是不是老了,我还是主张一个作家要经历刊物的历练。没经历过刊物的历练的作家,那怕他出了不少书,也很难受到我的尊敬。”也许,他并没老,但他的观念,一定“老了”,因为,评价一个作家,从来都是看作品的。

责任编辑: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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