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也即是回答国语运动最初提出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在回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问题上的断裂。近年来，中国当代学人进一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上。
语言问题开拓现代文学研究新方法
关于中国现代语言问题，这些年来，国内外学人贡献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有的研究者借助语言本质“道器论”的理论眼光，着重考察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有的研究者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语言观念和文体试验，把精深的理论概括与细腻的文本分析相结合；有的研究者借助巴赫金的语言理论考察汉语形象与汉语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更新了现代文学的阐释框架；有的研究者则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入手，剖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这些不同的学术成果呈现了研究者对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多元思考。
如果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算起，回首遥望百年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语言的变化，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文学书写的正宗。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进程也是中国语言的现代建构过程。语言的变化从来都是渐进的过程，文言退潮与白话崛起绝非一蹴而就，双方经过了一系列的论争与较量。即便是白话自身也经过了一场又一场历史的淘洗，从“五四”的文言白话论战到30年代初的大众语论争，再到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每一次论争都牵涉语言问题。如白话语言和口语的关系如何？白话与方言的关系怎样？中国现代语言如何建立？它如何处理与古代文言、地方方言土语与域外语汇及语法的关系？除此之外，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也是一场全民族口语一致的普通话统一运动，即如何造就口语的标准？语音标准如何确立？词汇及语法如何规范？截至目前，人们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比较薄弱。
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回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的历史现场，就会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并非只是单一的语言学内部问题，它涉及文化、思想、制度、教育等诸多方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该把语言、文学与教育结合起来，尽力打破学界之前把三者相互分割的局面，尤其应该把语文教学纳入中国现代语言转型的文化场域中加以观照。中小学语文教学是国语运动推行者和新文学作家共享合谋的合法性“实验基地”，也是趋新与守旧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争夺交汇的“文化场域”。通过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编纂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领略到国语运动的理念如何通过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落实到国语教学实践活动中，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新文学进入语文教材的合法性和经典化过程。语文教学对于学生国语口语训练和作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既有效促进了语言运动提出的“国语统一”的目标，也加快了“国语的文学”这一目标的形成。不同领域的互相参证，可以大大拓展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视野，不至于使研究视域停留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境地。这些不同领域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对于解决某一具体的学术问题意义更为重大。
语文教学落实现代文学观念
国语运动推行者制定标准语音、写定词汇、编纂辞典、规范语法，不但为国语教育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教学标准，同时也为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应当遵守的语法规范。国语教学通过课堂的口语训练和国语演讲造就了能够说“口语的国语”的新型国民，逐步向“国语统一”的目标迈进。语文教学通过作文训练，不但传播了白话文学的观念，而且培养了学生欣赏新文学的能力，并逐步实现了国语运动和现代文学同声相应的“言文一致”理念。国语运动既需要国语运动推行者在书斋斗室内精心细致地做大量研究性工作，也需要为了普及国语而走向街头的狂飙突进式的倡导与呐喊，这些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中。语言运动必然走向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二者之间的关联不言而喻。语文教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通过语文教材的编纂而建立，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宣告了现代文学和白话文教学的合法性，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语文教学一方面连着现代语言运动，一方面连着现代文学，可谓是二者之间的桥梁。基于此，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就不能不涉及语文教学。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教材的编撰都呈现出对学生国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强调，语文教学通过课堂的口语训练培养了新一代能说国语的新型国民，课外由学校和社会组织的国语演讲比赛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国语口语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展开。学生的国语演讲扩大了国语的传播和影响，国语的成熟也不断推动演讲的普遍、深入和提高。学生通俗易懂的演讲文稿率先实现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语言目标。
无论是国语运动推行者的语言运动，还是现代文学的发动者都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现代语言，语言问题贯穿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始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语言论争也并非仅是文学内部的形式问题，它关系到中国语言的现代化问题。就方言与国语而言，新文学作家由于看重文学的审美功能，自然重视方言在神理气韵方面的修辞功能。国语运动推行者为了丰富国语，必须借助方言调查以扩充国语词汇。无论是新文学作家，还是国语运动推行者都必须面对方言问题，但方言的地方性与国语的普遍性毕竟有难以弥合的紧张。在30年代初的大众化讨论中，对于“五四”白话语言的批判和对国语标准的质疑，进而引发了后来的大众语论争。大众语讨论既是新文学界反对文言复活的保卫战，又是新文学界对白话语言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同时也是国语运动界对如何建立未来中国统一语的道路探索。此后关于语文通俗化问题的讨论，既是在国语运动“龟走”时期语言文化界试图进行文化普及的一次有效的理论探讨和有益的语言实践运动，也是现代文学和文化界为抗战宣传的需求重新回到自身文学传统的文体尝试。接踵而来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对于自身的清理，在讨论中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文人传统的旧文学、外国文学乃至“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秉持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就语言层面而论，则体现出了语言观念的新综合倾向——吸纳古语、采纳方言、借鉴外来语言。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通过对三者的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也即是回答国语运动最初提出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正是国语运动推行者的艰辛努力、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国语教学的语言实践三方合力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推广的普通话运动在享受这一成果的同时，沿着国语运动与现代文学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语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