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里铺》，这首驰名全国的民歌究竟是怎么编出来的？过去有多种说法。一说前14段为凤英自作，后3段为常维珠所续；一说是众人凑起来的集体创作；一说是全篇为村里一个农民所作。对歌词内容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编的？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三哥哥”参军临行时，对送行的伙伴开玩笑说见凤英正站在硷畔上看当兵的起身。一位同伴指着凤英说：“你看，那不是四妹子在照你吗？”一句玩笑话，惹得在场人哈哈大笑。于是众人当场即兴，你一句他一句，编出了《三十里铺》的雏形，很快传唱开来。延安文艺工作者到绥德采访，把它整理、改编成后来广为流传的《三十里铺》。另一种说法是根据真事编出来的。因为本人都还在世，不愿张扬过去的往事，所以才没有公开介绍事实的真象。
在50多年后的1993年11月，《三十里铺》的作者及其真实故事之谜，才公开于报刊，使人们知道了《三十里铺》是常永昌根据本村真人真事编创出来的。常永昌，是绥德县满堂川三十里铺的农民，1990年去世。小时家贫无地，多年揽工度日，他爱唱民歌爱闹秧歌，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农民歌手。三十里铺村有个姑娘王凤英，长得俊样活泼，敢在村里村外抛头露面，一些封建守旧的人很看不惯。1937年王凤英竟大胆和本村的青年郝增喜谈恋爱而私定终身，这在当时确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举动，遭到村里人的窃窃非议。郝增喜的父母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又嫌凤英家太穷，坚决不同意增喜和凤英结合，以“打断腿”、“赶出门”威胁增喜，死活要拆散这一对恋人。1938年冬，郝增喜被迫与父母包办的常秀英结婚。王凤英听见窗外响吹细打的唢呐声，如同万箭穿心。从此一病不起，卧炕一个多月，人瘦的脱了形。这个爱情悲剧，强烈地震撼了民歌手常永昌的心灵，他常为这对青年恋人的不幸而难过伤心。
1942年农历2月，郝增喜响应政府号召去当兵，离家动身时，王凤英站在自己的硷畔上依依不舍地流泪送行，郝增喜一步一回头走出村外。此情此景激发了常永昌的灵感：“提起我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他是妈的知心人……”。他很快构思出了《三十里铺》的前几段，后又找来几个青年改改唱唱，最后由常永昌配曲，用男女对唱的形式，编成了十八段歌词的《三十里铺》。这首新民歌很快就在当地流行开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些内容，郝增喜的真名也被改为邱双喜。后来，音乐家们整理出版《三十里铺》时，只用了前面7段，删去了后面的11段，对个别词句有所修改。50年代，著名音乐王方亮将《三十里铺》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并亲自指挥陕北民歌合唱团公演，引起轰动，更把《三十里铺》这首优秀民歌推广到了全国。
郝增喜参军离家以后，王凤英和他失去了联系。第二年，父母作主强迫将凤英嫁给了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洼村一个农民。婚后，凤英仍然想着郝增喜，几次提出离婚，遭到婆家和娘家的极力反对。她万般无奈，又跑到部队上找郝增喜，提出要和他结婚，但增喜顾虑重重始终不给她一句慷慨话，使她的愿望化为泡影，她无路可走，只好又回到郝家洼。
郝增喜参军后，被分配到延安警备司令部警备三旅（驻定边县）给旅供给部长崔世军当警卫员。1943年他随崔世军去延安开会时见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一天晚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观看文艺节目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中提到绥德三十里铺村“妻送夫、娘送子、妹妹送情郎上前线”的事。崔世军听后向毛主席汇报说：“那‘四妹子’送‘三哥哥’上前线，说的就是他的警卫员郝增喜的故事。”毛主席兴趣很高地走过来握住郝增喜的手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原来妹妹送的情郎就是你呀！好哇，年轻有为，好好努力，为革命扛好枪，希望在你们身上。”增喜激动的说：“我一定好好努力，主席。”毛主席又说：“我在延安听过这首歌，很好嘛，边区老乡很爱唱这首歌。”
解放初，郝增喜因患重病回家休养，没有返回部队，一直在三十里铺务农至今，育有三儿一女，也都是农民。王凤英结婚后，也生了三儿一女，仍生活在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洼。两位老人都很健康，晚年生活的很好。王凤英当选为县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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