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资·勤奋·机遇

 
    著名学者季羡林生前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成功》。他在这篇文章中说：“积七八十年之经验，我得到下面这个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他的关于成功的“秘诀”言简意赅，一语破的。

    笔者多年来喜欢看莫言的成长历程，并试图探索其成功之道，觉得把季老这个公式“套用”在莫言身上，倒能很好地“破解”一番。天资、勤奋、机遇，这三个在汉语中常见的词语，一旦有效地综合作用于一人之一生，就极有可能走向巨大成功，甚至出现奇迹。
   
    天资就像火花
 
    天资也称天赋、天分、素质等，它是世代遗传的产物。研究表明，天资为人才成长提供自然前提和物质基础及智力发展的可能性，但天资并不能预先决定人的智力和人才成功与否。如果具有先天优势，但缺乏后天努力，也会成为 “方仲永”，“泯然众人矣”。正如高尔基所说，人的天资就像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能燃烧起来，而迫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

    莫言当然是有天资的。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就说过，莫言搞文学是要有天赋的，他对文字很敏感，情商很高，感情很细腻，具有超人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莫言貌似农民，其实是一个书香世家的后代。其家族远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据管谟贤所著《莫言家族史考略》记载，管氏家族世代崇文不尚武，爱好文学，淡泊名利，自古而今名人多为文人。如讲习《诗》、《书》的管宁，精于《易》算的管辂，诗人管师复，词人管鉴，散文家管同，诗人管用和等。管仲后代明清两朝出过5个进士。莫言的祖父善讲故事，父亲读过4年私塾。大哥由此推断：“莫言之成为作家，是否得益于管氏遗传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

    那么，莫言的“火花”何以成“熊熊大火”？一方面，幼童时代的早期开发，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很小就喜欢看忆苦戏，听长辈讲鬼怪故事，辍学前后通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文革前出版的几十部长篇小说和鲁迅的作品，学完了中学课本。莫言就读于大栏小学时，张作圣老师最早对其文学才华加以肯定，经常点评他的作文，给他“开小灶”，支持他看“闲书”。

    另一方面，成年之后的主观努力与不懈奋斗是决定性因素。从参军开始，莫言在继续大量阅读和赴高校进修的同时，开始了艰辛的文学创作。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与潜能，不懈探索，勤奋笔耕，形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取得了文学事业的巨大成功。
 
勤奋是通向成功的阶梯
 
    天才就是勤奋，勤奋是抵达成功巅峰的阶梯。可谓世间通理，世人皆知，且“人证”无数，俯拾即是，毋庸赘述。莫言也未能“脱俗”，摆脱不了这一“铁律”。

    不必说莫言在保定担任政治教员期间一边上政治课，恶补马列，一边搞创作，通宵夜战；也不必说他在军艺求学时白天如饥似渴地听课，晚上潜心读书写作，半夜用“热得快”煮方便面吃；单说莫言的高效写作吧：1995年春天，莫言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夜以继日地写作《丰乳肥臀》，醒着用手写，睡着用梦写，全身心投入三个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连大门都没出过，几乎是一鼓作气写完。他一度放弃用了十多年的电脑，用43天手写出近43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平均每天写一万字，最多一天写1.65万字，一天最少时睡三个小时觉。有一次，他一天一夜写了三个短篇：《石磨》、《大风》和《五个饽饽》。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聪明天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刻苦勤奋。

    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是多因素的综合效应，既有先天的遗传基因作用，又有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还有个人的社会实践与主观努力的因素。天赋和社会环境提供自然基础和客观条件，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和主观努力。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莫言单凭聪明的天赋，而缺乏勤奋实干和坚忍不拔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莫言。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机遇，即机会或时机，是指某人在某方面有潜在的才能，尚未被发现或进一步开发，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被赏识、点拨或任用，使他得以显露头角，大展才华，踏上成功之路。莫言在成长过程中，的确得到了机遇的“偏爱”。

    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莫言连续三年体检合格当兵未成。直到第四年，村干部和大部分社员都上了胶莱河工地，无暇顾及其他，在棉油加工厂上班的莫言趁机钻了“空子”，多方努力，侥幸参军。莫言自称这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折”，也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保定当兵时，莫言因超龄而提干无望。正为此苦闷彷徨之时，政治部主任和干部科科长带着他的材料跑到上级部门，请求留下莫言，使莫言得以破格提干，让他工作和生活从此稳定下来，可以安心、专心地边工作边写作。

    在军艺求学时，莫言遇到了他的恩师—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徐主任慧眼识才，发现莫言具有“大师潜质”，便特别予以关照，给他“开小灶”，亲自帮他分析作品，找出毛病，探寻独特的创作道路。然后，凭借自己在文学界的威望向报刊和出版社推荐发表莫言的作品。1984年底，莫言创作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从此佳作频出，一发而不可收。

    莫言遇到三位重要人物，帮助他把作品推向了世界，扩大了在国外的传播性和影响力。在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陈安娜，翻译出版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和《生死疲劳》三本书。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国家读者。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负责推荐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

    诚如巴斯德所说：“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欲借助机遇取得成功，首先要锻造一个“有准备的头脑”，即知识渊博，能力超群，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并且有厚实的工作积累或突出的创造成果。不愿付出，坐等机遇，那只能是“身在宝中不识宝，相逢乃是陌路人。”莫言之所以能够被一个个机遇“助推”，是因为他有长期苦难生活的经历和社会阅历，经苦读和磨练具备了丰厚的知识储备与娴熟的写作技能，并不断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文学作品。
 
    季老在文章中指出：“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诚哉斯言。不过，在这里还需说明一下：“狠下功夫”须讲求科学性，勤在“点子”上。一定要解决好勤奋努力过程中的战略问题，如目标选择与调节，科学运筹时间，注意劳逸结合，提高用脑艺术等。莫言的成功，首先因为他紧密自合自身素质与特长，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他同时也很好地解决了成才过程中的几个战略问题。勤奋刻苦，精神可嘉，但切不可一味地“愚勤”，盲目地“拙勤”。否则，勤奋就可能成为无效劳动，也影响到天资的发挥和机遇的利用。
 
              (山东高密市国税局  梁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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