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前言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以及马场的前辈们。　
　　文中回忆了马场早期的变迁和见闻，回忆了父亲及前辈们为马场的建设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他们善良高贵的品质，大无畏的精神以及他们为马场所做的贡献，这也是我对父亲和那些已故和还健在的前辈们的怀念和颂扬。
　　
　　天阴沉沉的像一个大锅盖扣在马营城上，城内响着激烈的枪击声，伴随着枪声的是士兵的砍杀声和喊叫声。
　　雨不紧不慢的下着，似乎显得从容不迫，预示着正义的胜利。
　　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地上的雨水都是红的，显然，伤亡很大。
　　这是49年9 月21日。战斗进行到当天下午就基本结束。
　　马营城解放了。（据父亲回忆）
 
    我的父亲出生于山丹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是49 年军马场605名起义官兵之一。
在毛主席“要完整无缺地把玉门油田和大马营军马场接受下来”的电令指示下，父亲所在部队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父亲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后来母亲随军后，就住在马营城兵营（后来军马局医院坡下家属院）。听母亲说，那时房子很多，都空着。随军家属只有一、二十家。母亲回忆，那时的父亲心情非常好，出来进去都哼着小曲，解放军特别好，水缸里的水总是被当兵的挑得满满的，院子也总是扫得干干净净，“那些人太好啊！”母亲说。当然，也包括我父亲。
　　五五年父亲所在部队集体就地转业，军马场的称谓也改成“山丹军牧场”，下设四个分场。我的父亲分配到大河坝，即现在的一场，从事赶大车的工作。是那种皮轱辘车，和当时地方用的那种大木头轱辘车相比，算是比较先进的，各场也只有一辆，主要负责较多物质的运送，较少的东西由马驼运。
　　母亲也带我们随迁一场。
　　依稀记得一个深夜，已经睡着的我突然惊醒，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父亲鼻子上裹着一个手绢，脸上和胸前都是血。后来听母亲说，父亲赶车到一碗泉时，车轱辘掉进哈拉〔旱獭〕洞里，辕马没撑住也倒在地上。荒郊野外，深更半夜，无处求助，时间长了辕马会窝死。父亲将车上的东西卸下一部分，拼尽全身力气抬车救马，就在辕马站起的一瞬间，不知怎么一只后蹄子蹬到父亲的鼻梁上，父亲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马又把昏过去的父亲刨醒了。父亲怎么回家的，我太小不记得了。印象中，父亲在炕上躺了几天，鼻子上仍裹着手绢就去上班了（那时分场没医生）。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鼻子上的手绢不见了，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后来母亲回忆说：“你爹命大，要不是被马刨醒。。。。。。”当时天气非常寒冷。
　　坚强的父亲，还有通灵性的马！　
  　　还有一次，总场来大河坝放电影。看电影是父亲非常渴望的事情。放映地点就在现在一场的飞机房内。父亲带着我去的，我坐在父亲怀里。观众只有几个人。电影刚开始，就听父亲说：“我最爱看战斗片子”。我不会看，演的什么也不知道，却清楚地记住了“战斗片子”几个字。正当父亲看的津津有味的时候，忽听得外面有人喊：“着火了，山上着火了！”父亲扔下我，跳起来抓了一件东西（可能是扫把之类）就冲了出去，所有几个看电影的人都冲出去了，去救火的人很多。
　　那时对马场的人来说，火光就是命令，无需招呼。
　　我爷爷家虽说日子过得苦，却十分崇尚文化，总想家里有个文化人。父亲排行老三，人也聪慧，因而全家节衣缩食，供父亲上了三年私塾。在当时的军马场，除了领导和原军马场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普通职工中，我父亲算少有的有文化的人，加之父亲为人忠厚，工作踏实肯干，能吃苦，在大河坝没待多长时间就调到总场基建科工作。（父亲55年入党，56年提干），家也随迁到总场，仍住在兵营家属院。
　　那时马场开始搞基本建设，父亲时常出差。记得父亲出差总是拿一只特大个的提包，内装一只搪瓷缸子（喝水刷牙两用），一条毛巾，牙刷，牙膏，一本解放军慰问册的笔记本，提包瘪瘪的。每次回来，我和妹妹都兴奋地拉开拉锁寻找，包里除了那几样东西，仍是空空如也。母亲颇为不满。终于有一次，父亲竟然从提包里掏出一只约二寸长的褐色铁皮小猴，我们高兴极了。小猴身上穿着一根细绳，将绳子一头钉在墙上，拽着下面的一头一拉，小猴滋溜就上墙了，一松手又下来了，妹妹小，不会操作，我一人霸占着，玩得不亦乐乎。那是我童年玩过的唯一的一件花钱买来的玩具，它承载着太多的亲情和回忆，可惜早已遗失。
　　很快，我就上一年级了。马场没有学校，我们上马营小学。是父亲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的。虽说我是个丫头，但盼女成凤也是每个父母的美好愿望。那时的我非常快乐，早上和小伙伴一起上学，放学后一起玩。有一次我们跳房（一种游戏），旁边站着两个小女孩看我们玩，同学田自强告诉我：他们家是日本人，那个矮个的叫木毛毛。日本人，在我听来和山丹人张掖人没什么区别，只是叫着有点儿别扭。倒是木毛毛这个名有点儿新鲜，我好奇地看了看木毛毛：园园的脸，扎两小辫，脸上有汗毛，毛茸茸的——噢！要不咋叫木毛毛呢。前几年看到一份资料才知道，她就是我国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的日本妻子佐佐木敦子。孩子们为什么叫她木毛毛，不得而知，或许日本人也有小名？
　　佐佐木敦子的父亲是原军马场的兽医研究人员，在甘肃生活了十多年，后来回日本了。
　　马场搞基本建设，首先需要的就是石灰和水泥，父亲去兰州，永凳出差就是和石灰水泥有关，或购买，或学习。
　　没多久，父亲就调到大黄上煤矿负责石灰和民用瓷器的研制和烧造。父亲有点儿文化，肯钻研，人也很勤奋，那时马场的工人特能吃苦，人也好，心很齐，大家拧成一根绳，日以继夜地干，很快，雪白的石灰就烧造出来了。不知父亲又从哪儿请来了一位老窑工，人称老马爷。瓷器很快投入生产，如：民用水缸、小坛子、小罐子、碗等。马爷很喜欢我，有一次烧窑时顺手捏了一只小狮子烧了送给我，那是一只褐釉小狮子，我非常喜欢，拿着玩时被父亲看见了，正直的父亲说这是占公家便宜，骂了母亲一顿，还说了马爷几句，母亲说父亲不知好HA（不知好歹）。                
　　正当一切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蒸蒸日上时，反右运动蔓延到山丹，波及到马场。中国的好些事像军队传口令，开头是一，到队尾就成了七。
　　在那次运动中，我那善良诚实的父亲差点儿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原因是13 元钱对不上账。当时人手少，一人负责一摊工作，除了抓生产、人事、财务，甚至连职工食堂都要管。父亲的工作极其繁忙，白天在工地上来回跑，晚上经常看到父亲在煤油灯下算账（那时没电灯）。
　　说起父亲的耿直，我还想起一件事情，那时我可能也就三，四岁，我从外面捡了半片剪刀玩。父亲看见了，以为我拿别人家的（那时每家门前码一排干煤坯，上面或旁边堆放一些杂物）。父亲先讲了从小偷针，长大偷牛的典故，又狠狠训了我一顿，让我“从哪儿拿的还送哪儿去”。我太小不会争辨，哭着把那半片剪刀送到垃圾堆上，因为我就是从那拿的。
　　这样一位父亲，他会贪污公款吗？
　　13元钱找不到会被定为贪污犯而被捕入狱，如此之大的罪过父亲是承受不了的。
　　记得那时我正出麻疹，发着高烧，白天薛医生（薛子建，十八军转业来马场，后为军马局卫生科科长，一位非常敬业的医务工作者。）骑马从总场来到大黄山煤矿给我看了后，打完针，留了药，告诉母亲晚上再烧，给我做物理降温。还嘱咐母亲，给我炖鸡汤喝。后来母亲翻了好几座小山，才从老乡那儿买回一只鸡。
　　晚上我又发烧了，家里有一个大炕，仍是昏暗的油灯下，炕的这头母亲用湿毛巾给我做物理降温。炕的那头，父亲抱着腿靠墙坐着流泪，炕沿上坐着两位叔叔，一位叫乔成东，一位叫张文忠，，两位叔叔一直在开导父亲，陪伴父亲，怕父亲想不开。张叔叔和乔叔叔是父亲的朋友，他们坚信我父亲不会贪污公家一分钱，一定是账算错了。
　　果不其然，后经总场财务科马中星等财会人员反复核算，终于查清是13元的一笔开销归错了类，可能是买生产资料的钱和食堂的钱弄混了。（详情不知）。原来父亲平日工作虽然细心谨慎，连几分乃至一分的小条都留着，小条太多，又缺乏专业财会管理知识，故出此错。
　　事情总算查清，还了我父亲一个清白，在此，非常感谢乔叔叔和张叔叔，如二老还健在，祝二老长寿健康，如二老已作古，愿他们在天堂快乐！也感谢马会计（还健在）和一起查账的财会人员还我那善良耿直的父亲原本的清白，还要感谢以庞建业为首的当时场领导，是他们了解我父亲，相信父亲的人品，才派人反复查账，洗清我父亲的冤情！
　　那次运动中的有些事我印象很深。记得在如今总场门诊楼的位置新砌了一个台子，不知干什么用。某一天，台前站了一排“罪犯”，其中有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叫陆天恒的汽车司机，他的罪行竞然是开车不小心压死了老乡的一只鸡！
　　不知为什么，那个新砌的台子没多长时间就拆了，是不是运动过后领导觉得那个台子前面冤枉过不少好同志，看着不痛快拆了？（我的猜想）。那时马场的领导是以庞建业为首的老革命，都很有正义感，抓人办案属地方管。
　　13元案对父亲打击很大，从此不再涉猎财会方面的任何工作。
　　运动结束后，父亲调五分场任行政管理员。场长张连成，一位德才兼备，非常优秀的领导，即后来的军马局张局长，我的父母一直亲切地称他张场长。父亲常说，在马场干了一辈子，最佩服的领导就是庞建业和张连成。我想，并非别的领导不优秀，而是他没和别的领导打过交道。
　　五分场是一个以加工和养殖业为主的场，生产白酒、醋、饼干、月饼等。那时五分场加工的月饼，饼干绝对比现在北京稻香村的好吃。养殖业以养猪为主，还养了一些火鸡和兔子。那时的猪舍比人住的房子还好，屋子套屋子，大院套小院，猪大部分都是白的，人们管它们叫苏联大白猪，是苏联进口的猪种。我偶尔从猪舍旁路过，如有猪朝我走来，我会非常恐惧，那猪大得像一头猛兽（那时没有激素）。
　　到五分场后，父亲仍然很忙，行政管理员这个工作好比一个家庭的管家，什么都管。
　　父亲心情好多了。那段时间我们也比较快乐。记得那时场里来了一批支边青年，各地都有，以河南人居多，每当晚饭后，几个河南姑娘便会凑到一起，怀念家乡，思念亲人，之后，便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哭词都是一致的：“俺地娘唉！”，娘字是重音，“唉”后面的尾巴拖得很长，同步同声，像合唱。因而，那时的孩子们最盛行的游戏，一是老鹰抓小鸡，二是哭娘。孩子们齐声唱道：“俺地娘唉！”不断重复，我家二妹就爱玩这个。我没兴趣。
　　好景不长，很快就赶上了三年的自然灾害，马场管那段时间叫“低标准时期”，因为生活供应的一切标准都降低了。
　　那时所有人的所有感觉就是一个字：饿！饿！还是饿！
    张场长为了让职工们能添饱肚子，费尽了心思，如将麦秆用碾子压一遍，下面会留下一些麦秸和少量的粮食，再将这些麦秸和粮食磨成粉，交给食堂，夹在面里做成花卷给大家吃，当时称代食品。猪也因没饲料饿死了，如赶上天冷，张场长会让工人们把猪冻起来，时不时地拿出一只，交给食堂，给职工改善生活。
　　张场长像一个父母官，爱民如子。他关心每一个职工，有空时他会去孩子较多，生活困难的职工家里转转，他发现有的职工家里供应的粮食掌控不好，前半月还行，后半月或月底会出现断顿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让所有人都吃食堂，集体掌控供应的食品，解决了断顿现象。
　　那时我的母亲还是正式职工，工作是喂养火鸡和兔子，火鸡和兔子都饿死了，母亲被安排到磨坊推代食品。
　　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60年暑假的一天，下午上班后，母亲和推代食品的阿姨聊起家里饥饿的孩子，没经住诱惑，将代食品用水拌湿了捏成草团子，每人分了几个，偷偷送回家。
　　我记得那天下午两三点时，本该在班上的母亲突然回家来了，她神色有点慌张，急急地拿出碗，从兜里掏出三只草团子放在碗里，分别给了我们，催到：“快吃，赶紧吃！”我们刚吃了几口，就听到门外有人喊：“家里有人吗？”
　　那时的家属宿舍没院，只要家里有人，门总是敞开着的。是张场长！我和二妹毕竟大点，很快将碗背在背后。三妹只有两三岁，她站在炕中间吃，母亲本想把她推到炕里边，但她听到来人好奇，反而端着碗走到炕沿上来了。一切都来不及了，张场长已经进屋了。母亲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叔叔看着碗里的草团子，再看看三个面黄肌瘦衣着破旧的孩子及呆若木鸡的母亲，一切都明白了。他没有说话，沉默了片刻，才对母亲说；“陈秀兰，明天你去找老赵（保管员赵叔叔，我发小的父亲，一位很好的前辈），说我说了，给孩子们挑几件合适的衣服穿。”之后，便转身大步走了。
　　母亲沉思了一会，什么也没说，就去上班了。
　　第二天，母亲预料之中的批评教育没有发生，工作岗位调离也没有发生。母亲最怕父亲知道这件事，以父亲的脾气秉性，若知道这事，生气挨骂是肯定的，还有可能发生家暴。（那时的家暴很普遍。）母亲提心吊胆过了好几天，父亲和平常一样，什么也没发生。
　　这就是张场长张叔叔，除了德才兼备，还非常善良。
　　母亲以后再也没往家拿过一个草团子。
　　父亲还是忙，什么都管，连食堂菜窖的钥匙也归他管，每当父亲打开菜窖门给食堂炊事员拿萝卜时，常会有人尾随溜进窖里，趁窖里光线昏暗父亲看不见，偷偷顺几个萝卜，到办公室切成条，用洗脸盆煮了吃。大家都知道，办公室的洗脸盆煮萝卜条只有两人不吃，那就是张场长和周管理员。他们不饿吗？否。
　　还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群外流人员往场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快走啊！马场要收我们，给我们饭吃，给我们房子住，还给我们安排工作。”那次马场收留了不少外流人员，救了不少快要饿死的人。那时全国大部分地方还在闹肌荒，马场已经基本恢复元气。第二年，又有大量内地饥饿的人涌向马场，马场又收了不少工人。
　　那年过年我们很高兴，我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母亲去赵叔叔那挑来的衣服那时叫“估衣”，据说是上海资本家或有钱人家的孩子穿过的。衣服都很新，妹妹是一件灰色呢子小西服，一条紫红色呢子小裤。我的那身也很漂亮。母亲给我们蒸了花卷（没夹代食品），还给我们包饺子。父亲买回半斤水果糖，给我们每人分了几块，剩得包起来留给串门的孩子吃，一人一块。
　　马场的饥荒基本结束，比内地人少挨饿一年多。　
　　六二年精兵减政政策下发。一天，母亲去上班，有关人员把母亲和好几个人叫到一起说：“明天你们别来了，以后你们就不上班了。”从此母亲成了家属，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怨言。养家的担子落在父亲一人身上，要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多。
　　也是六二年，五分场和二分场合并统称二场，场长张连成，父亲也随着合并到二场，仍任二场机关行政管理员。
　　大概六四年时，父亲由二场调到一场。这时，父亲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低标准后开始胃痛，此时已转成严重的十二直肠溃疡，有时胃痛得好几天吃不了饭，原本就不胖的父亲越发显得瘦弱。随着体质下降，又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总是咳个不停。那时父亲的健康跌入低谷，几乎上不了班。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高原病，马场老同志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这种病的发展过程是：感冒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和父亲的健康状况相反，这时马场的建设却非常繁荣。
　　山丹军马场原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直接管理，后又分别归解放军青藏办事处，西安办事处，兰州军区后勤部管理。在当时中央军委关于团以下部队要骡马化的指示下，部队军马需求量很大，一场12个连队，有8个连队养马，马场职工也增加了不少，尤其是牧工，六八年又从北京招了一批知识青年，给马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不少生气，可谓锦上添花。每到夏秋季，各大军区来马场接军马的人络绎不绝。
　　那时一线牧马工人的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绝非一个“铺冰卧雪”能形容得了。每到天气恶劣的时候，牧马工人身上的那套装备就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除了平时穿的的棉衣棉裤，外套一件皮大衣，皮大衣外面又罩一件毡衣，整个人穿得像一个大木偶，“木偶”一旦上马，便牢牢长在马背上几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因为一旦下马再很难上到马背上，尤其下雨或下糊糊头雪时，那身装备有几十斤。交班时，人也快冻疆了，下马时，只能顺势从马上滚落下来。
　　那时的马除了饮水和喂料，其余的时间都放养。
　　除了辛苦，牧马也很不安全，毕竟是畜生，有些事是人所掌控不了的。骑马被摔，落蹬（一只脚套在马蹬里被马拖着跑）是常事，因此而至残至死的事也时有发生。
　　马场那时的待遇还真的很不错的，当时职工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地方老百姓，牛羊肉自给，很便宜，带鱼十元一大砣，30斤，食油供应比地方多不少，一般都吃不了，记得北京学生回家，往往带一桶食油回去。大米白面上面供应，百分之百的细粮，有点儿粗粮反而当稀罕吃，而当时地方上供应百分之七十的粗粮。牛奶稠得像面糊，烧开后上面漂一层油，如今的名牌牛奶吹上天也没法和它相比，而且才6分钱一斤。
　　穿的也不错，除了和地方一样发布票，还和军队一样发军装、军衣、军鞋、雨衣、毛毯
、皮大衣等什么都发。
　　可说那时是马场的鼎盛时期。
　　平心而论，父亲调到一场后，领导对他老的身体还是很照顾的，父亲先后在八号池子、加工队、供销科库房都干过，其中在库房干的时间最长，后来也是从那退休的。
　　记得供销科仓库的院子很大，院里分门别类有好几个大库房，如：存放生产资料的，羊毛的，冻肉的，军备之类的等。每个保管人员各管一摊。我的父亲是管军备服装的。
　　为防盗，仓库大院养了两只四眼大狗，可能就是现在的藏獒，白天用铁链子拴着，晚上撒开，原本谁有空儿谁喂，但年轻人不爱管这些闲事，父亲就把喂狗的事全部包揽下来，他老也喜欢这两只狗。两只狗被父亲精心喂养得和牛犊子似的，非常凶猛，一般人不敢靠前。到下班时，年轻人赶紧走，怕父亲把狗撒开，而我的父亲下班时则挨个看看，都走了才撒狗。早上上班，大门的钥匙谁都有，但老爷子没来谁也不敢开大门，怕狗。因而，父亲自然成了仓库大院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人。
　　每到发军装时，父亲非常忙。军装由各连队有关人员统一领回，到连队再分发。
　　父亲一生干什么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军备库房也管得井井有条，一件不差。（这和财会不同，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为此，已办了退休手续的父亲，场领导硬是多留用了两年，放心啊！（不同于现在的返聘，父亲仍领原来的一份工资）
　　我的父亲非常善良。66年我初中毕业时，有领导对父亲说：“老周啊，让你家大丫头回来工作吧，学校和卫生所都需要人，再说你养那一大家子也够困难的。”父亲回答说：“我们大丫头知道念书，学习也不错，只要她自己不说不念了，我拉杆子要饭也要供她”。那时的我正在学校闹革命，大串联开始了，眼看上课无望，想想家里的情况，自己决定回场工作。
　　父亲有点儿大男子主义，因而家中的的财权基本由他掌管。每次发了工资，他先把家中购买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钱交给母亲，其余的他留着，母亲啥时用再朝他要，用母亲的话说：手背朝下过了一辈子。
　　兜里的钱他自己从不舍得乱花一分，本意是想控制家中的消费支出，能有点儿积蓄，有时却事与愿违。
　　父亲有个“毛病”，他把钱总装在兜里，别人缺钱朝他借很方便，而且不论谁朝他借钱他都借。借出的钱大部分都会还回来，也有个别的人不还，他从不主动要，他说：不还就是没钱，没钱你让他拿什么还？下次，人家需要他还借。
　　那时借钱一般就是一、两块，三、五快，可那时两块钱可买一块做一件衣服的布料，也够我们全家一周的菜钱。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下着毛毛雨，很冷（那时马场的夏天我们都穿毛衣毛裤）。母亲已经把中午饭做好，全家就等父亲下班回来吃了。等了不大儿会，父亲回来了，领着娘儿俩，那个小男孩也就十一二岁，穿得很单薄，冷得直哆嗦，嘴都发青。父亲一进门就对我们说：“快拿凳子，让娃烤烤，娃冻坏了。”母亲给娘儿俩盛了饭，父亲不停地给小男孩夹菜夹肉，还说：“多吃，肚子吃饱就不冷了。”吃完饭走时，那位母亲非要给我们留点儿面皮子，父母执意不从，娘儿俩千恩万谢的走了。出去之后，母亲问：“那是谁？我咋想不起来？”父亲说：“我也不认识”。我们很奇怪，都不认识咋领家里吃饭来了？父亲说：他下班路过服务部，看见娘儿俩也没穿雨衣，靠在墙角躲雨，冻得直发抖，一问说是二场来这卖面皮子的。中午都下班回家吃饭了，院里连个人都没有，就叫家来了。
　　善良的父亲。
　　那几年父亲在加工队工作时，加工队有不少北京知青，每年春节前，大部分知青都回家了，也有个别不回的。一到过春节，父亲就把没回去的叫家吃饭，父亲说：“都是个娃么，离家远，孽障KU,CHUA（怪可怜）的。
 
　　父亲于1984年从山丹军马一场离休，1992年8月16日因肺心病在山丹去世，享年74岁。想父亲辛苦一生，却积劳成疾，过早离世，未能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日子，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很多，亲朋好友，街坊四邻，还有放羊的，卖菜的。因为我家的房子盖在城边上，挨着马路，不时有放羊的卖菜的路过，只要父亲碰上，总会给他们端一碗水或切几块瓜送去，赶上饭点，还会盛一碗饭端出来给人家吃。时间长了，他们都认识我父亲，一提起来都说：”周爷可是个好人啊！“父亲去世后，他们相互告知，赶来吊唁。
　　
　　父亲将我们兄弟姐妹七八个养大已属不易，没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他生前总嘱咐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将会成为我们的家训，世代相传。如今我们已成三四十口之众的大家庭，分别居住在张掖、山丹、兰州、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如国企工人、领导，个体老板、私企小总、外企高管等。不论谁，不论干什么工作，无一不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凭本事，靠力气吃饭，这难道不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财产吗？它是无形的，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母亲也于2011年去世，我们永远怀念父母亲。
　　愿父母在天堂快乐！
 
 
　　　　　　　　　　　　　　　　　　　　　　　　　　2017年6月18日于北京
 
　　作者周兰英个人简历：
 
　　原山丹军马场职工子女，1966年于山丹一中初中毕业后，文革开始，继续求学无望，即回马场，在一场卫生所从事医务工作。80年调到河北唐山，在一所中学担任校医至2005年退休，至后，随夫（原山丹军马一场北京知青）回京落户定居。

责任编辑：周步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