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成 时间:2018-05-17点击:827

绝不能用普世价值观批商鞅(历史散文)
——驳鲍鹏山之谬论

王天成

    内容提要: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改革,历史名人荀子、李斯、王安石、梁启超、麦道华和伟人毛泽东以及台湾的柏杨都给予极高评价。鲍鹏山秉持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狠批《商君书》,破口大骂商鞅是恶棍,是枭雄,是专制独裁的罪魁祸首和黑内核等,全盘否定中央集权制,诋毁中华文明,说“我们有五千年的黑暗史”,对于毁坏中华文化的根基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关键词:商鞅,贫者富 富者贫,国强民弱,专制独裁,鲍鹏山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改革,埋葬了黑暗的奴隶制社会,开创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历史名人荀子、李斯、王安石、梁启超、麦道华和伟人毛泽东以及台湾的柏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设堂讲座,著书立说,狠批《商君书》,破口大骂商鞅是恶棍,是枭雄,是专制独裁的罪魁祸首等。毋容置疑,《商君书》是一本讲统治术的书,其中的一些弱民、愚民以及杀敌带指标等思想和作法都值得批判。历史上一些学者,如司马迁、苏轼、司马光等人对商鞅本人及商鞅变法都有过贬责或批评。但,像鲍鹏山这样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以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央集权制,否定中华文明,胡说“我们有五千年的黑暗史”,如此抹黑祖国历史,难以找到第二人。可以肯定地说,鲍鹏山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商君书》,就秉持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随心所欲地从中找出几句话,罔顾历史事实,信口雌黄地进行攻击和谩骂,进而诋毁中华五千年之文明,误导国人,对于毁坏中华文化的根基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完全失去了一个学者治学严谨的风范。现仅举以下几例说明:

    (1),断章取义,望字生意,胡说八道。举个例子,鲍鹏山说商鞅碰到了一个赵国的读书人赵良,赵良劝说商鞅云云。首先,说商鞅碰到了赵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记载很明确,是赵良千方百计托人黑夜约见商鞅。其次,不知鲍鹏山说赵良是赵国读书人是从什么地方考证出来的?一个赵国人,隔河渡水,千里迢迢,蝗虫吃过界畔,跑到秦国来劝说商鞅,所为何来?试想,一个赵国的读书人,值得集军权政权于一身的秦国大宰相商鞅巴结地要和他交朋友吗?人家赵良还不买账,不愿意。这个赵国的读书人什么来头,有这么大的势、这么大的派?用屁股想都不可能。望字生意呀!就因为他名字里有个赵字,就是赵国人?白起,名字里有白字,就是白国人吗?赵良何许人也?非等闲之辈。有文章说:“秦国公族赵良”。什么是公族,就是和秦王沾亲带故的人,是王室一族,是贵族。赵良是秦国公族里的学者、儒生、有大学问的人。商鞅变法,赵良的利益也受到损害,所以千方百计,通过商鞅的学生搭桥,黑夜去见商鞅,劝说商鞅,多么合情合理,怎么就成了赵国人?怎么就是商鞅碰到的?赵良亦非无名之辈,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就有“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早在20多年前商鞅刚来秦国时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推荐见秦孝公,赵良就有意见,不高兴。这么有名的报任安书上讲的赵良都不知道,信口雌黄,张冠李戴,不仅仅是治学极不严谨吧!或许有人要问赵良是秦宗室一族,为什么姓赵?一般人不明白当时姓氏的来源,作为学者你不懂“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吗?不明白赢姓赵氏是怎么产生的吗?

    再举一个例子,鲍鹏山说,文革时认为管仲是法家,现在看管仲不是法家,不是儒家,不是道家,是经济学家。什么是法家?法家主张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从哪里来的?第一个提出法治、提出依法治国的人是谁?是管仲!!他说:“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依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在《管子》一书中,管仲对什么是法,法治的作用,实行法治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要带头执法等等诸多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阐述。管仲不仅主张法治,而且很重视德治。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十分明确地指出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擎天的精神支柱,不重视,不发扬光大,国家就会灭亡。孔子继承了他的德治思想,创立了儒学。管仲还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天常、天道的哲学观,道家的许多观点都源于管仲的有关学说。他是法道儒的先驱,是公认的法家鼻祖。依法治国是管仲的核心思想之一,怎么就仅仅是个经济学家,不是法家?

    再举个例子,鲍鹏山说,商鞅说“贫者富,富者贫”,就是这样让贫者变富,富者变贫,来回的胡折腾。断章取义呀!在《商君书》里讲的非常明白,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强国、利民。商鞅明确地指出:“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整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要使他们减少财富,变穷,不要太富。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商鞅更明确地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他主张富了的人不能太富,太富了就会产生安逸享受思想,穷奢淫逸,不事农耕。商鞅提出的解决富人越来越富的办法是叫这些太富的人用多的粮食和财富去买官买爵,减少他们的富裕程度,这就是他说的富人变穷。这种解决的办法不可取。但解决富人过富的思想是超前的、伟大的。看看现在富起来的一些人,就知道商鞅的这一思想是多么地超前和伟大。

    有文章指出,他们暴富之后,不仅穷奢淫逸,奢靡的像块烂肉,而且普遍为富不仁、为富不 善,一点阴德都不积,没有几人先富帮了后富,真正做了点 善事?山西首富邢利斌在三亚花费7000万巨资为女儿举办豪华婚 礼,雇来的明星举办的那场演唱会,能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媲美争辉。什么叫富可敌国,什么叫 富可倾城,这位煤老板的斗富之奢华,让西班牙等国的国王都望项而叹。山西村妇丁书苗,自傍上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她长 期物色美女,别出心裁投资拍摄新版《红楼梦》, 海选天下美女供刘淫乐。黑龙江黑老大乔四,纠集流氓,帮助开发商暴力拆迁, 垄断整个哈尔滨拆迁、建筑市场;霸占多家娱乐场 所,用钱、色收买政府官员。辽宁黑老大刘涌,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与原沈阳市正、副市长等高官勾结,无偿获取沈阳中街“东北第一金街”的一 块土地就价值上亿。贵州“青龙帮”老大赵元良,长 期在六盘水市中心城区进行打、砸、抢、强奸、杀人等犯罪活动,靠暴力垄断矿石市场。还不仅仅是这些,富人发展过大,会产生掠夺集团、垄断集团,最后会和国家抗衡、左右国家政权。从一度发生的删去共青团帖子的事件,可以看出在我国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共青团的帖子,不仅被删去,而且富人控制的大的网络集团无一刊登,已经引起军网、党报党刊的重视,纷纷发文支持共青团。富人控制了大的网络集团,左右舆论,掩盖事实,颠倒黑白。睁开眼看看,网上发表了多少煽动民心、抹黑的负面文章。这样发展下去,就会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舆论工具。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那一个不是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不管什么社会,都要认真地解决商鞅提出的富人过富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社会危害呀!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改朝换代,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好呀!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统治集团后,又产生新的腐败统治集团,人民再起来造反呀,如此这样翻烧饼地反复了几千年,烧杀掳掠,破坏了几千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遗产税,美国从80万美元起征遗产税,财产越多征的比例越大,你死了就基本把你的财产征完了,儿子只能继承很小的一部分,社会和平过渡。美国“第一大亨”“铁路大王”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死后工商税务部门登记了他的所有财产,连字画古董都要登记,桌椅板凳也不放过,全部征遗产税。他的别墅漂亮,作价80%都征了税,给儿子只留有20%的产权,政府通知他儿子,你要全部要,拿钱来买。儿子明智,说我不要了,全部捐给国家。好,表现不错,政府奖励你每年可以在你父亲的别墅住几个月,享受一下你父亲的荣耀。铁路大王没有了。过去的多少个大财团都削弱了、消失了。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用遗产税解决富人过富对国家、社会的危害的,和平过度。2300多年前,商鞅能注意到这个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何等的超前思维呀!

    (2),《商君书》里确实有“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国强民弱”“民强国弱”之类的话。按照现在精准的字意去解释《商君书》中“弱”、“弱民”,那就是软弱、懦弱、饥寒交迫贫穷呀;“强”就是坚强、强大、勇敢。鲍鹏山还是犯了望字生意的毛病,没弄明白商鞅时期秦国沿用的金文的字意与现代汉字精准的字意是有一定差别的,就机械地用现代汉字精准的字意解释“弱”、“弱民”,大加批判,说什么商鞅要让人民贫穷、衰弱,从而达到国强而人民贫弱(大意)。仔细读《商君书》,商鞅在这里说的“弱”不是上述意思。我理解他说的“弱”的意思是“顺”;“弱民”就是“顺民”;是要老百姓按照他们改革设计的蓝图,老老实实地从事农业生产,积极地去打仗,当个安分守己、顺从他们管理的好老百姓。“强”,在这里指的是不按他们管理统治人民的农战思想行为去办,有反叛精神的人。这一点,《商君书.农战第三》讲得很明白,他说“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商鞅要的就是这样完全服从管理的“顺民”。这样的老百姓始终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去做,是再顺不过的顺民了。荀子记载的他看到的秦国现实,也证明了商鞅变法确实使老百姓顺从了,他说:“踏进秦国国境,观察它的习俗,那里的百姓质朴淳厚,那里的音乐不淫荡卑污,那里的服装不轻薄妖艳,人们非常害怕官吏而十分顺从,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人民啊。”

    商鞅是站在统治阶级富国强兵、称雄称霸的立场上变法的,他的“顺民”思想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都有一定的压制、愚化人民的意识。如,商鞅变法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垦荒令,规定谁开垦的土地归谁所有,大大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大批奴隶变成了自由民,滋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动摇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对推翻黑暗的奴隶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垦荒令中的第3条,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笨,愚笨就会无知,就会安心农业生产;第6条,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第12条,百姓不能随便搬迁,就会愚昧迟钝,安居从事农业;第14条,不准大臣、博学多闻、能言巧辩的人到郡县去游说奇谈怪论,这样农民就听不到蛊惑人心的学说,就没知识,就愚钝就安心农业生产等。虽然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安心农业生产,但其愚化人民的思想,值得批判,但不是要让人民贫穷、衰弱。商鞅虽然没有管仲那样鲜明的惜民、爱民、治国必先富民的民本思想,但他有“穷者富之”的思想,有“利民”的思想。司马迁描写的商鞅变法的结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也充分地证明了商鞅变法使国强民富,绝没有鲍鹏山说的国家强大了却让人民贫穷、衰弱了的现象。

    按照上述认识,“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就可以理解为:有道之国,在于教导人民遵纪守法,顺从国家管理,积极从事农战,当个好老百姓。“国强民弱”就可以理解为:国家强盛,人民就会有自豪感,就会服从国家法度,顺从国家管理,积极生产,勇于作战。“民强国弱”就可以理解为:人民强悍,不服从国家法度,反对农战,国家就不顺,不安宁,就会衰弱。这样理解,其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此乃本人一家之言,有待大家共同商榷。

    (3),一言一民思想。在《商君书》里,确有一言一赏一刑一民之说。鲍鹏山总结商鞅治民五法说,专一的思想把人民变成了农战的机器,没有了个性。周朝实行宗亲分封制,到西周末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国家大约有3000多个,春秋战国无义战,吞并战争天天都在打。商鞅处在战国初期,那时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除了把奴隶固化在地里从事农业生产,就是驱使着他们去打仗。奴隶,本来就是农战的机器,而且立功无赏,战死活该,不是商鞅将他们变成农战的机器。商鞅变法,打破等级制度,取消贵族的特权,一视同仁,奖励农战,奴隶农耕搞得好、打仗立了功,都可以改变身份,还可以获得相应的官爵,给了广大奴隶开创了人身自由的出路,解放了他们,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农战呀!不搞好农战国家不能生存,就会被别的国家吞并、灭亡,人民就会被杀戮。关东六国,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灭亡秦国呀!在特定时期,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去完成一件特定的任务是必要的。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抗战,国家的生存矛盾、中国人民的生存矛盾、民族的生存矛盾,上升到第一位,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团结一心,一致抗日呀!这时候,个性就必须服从国家性、民族性、生存性。鲍鹏山大讲个性,鼓吹个性,批评国家性压制了个性,说万众一心是国家专制独裁的结果。还说他不从事农战,靠讲学不一样的生存(大意是这样)。他忘了,现在是和平时期,国家兴旺发达,不是特定时期,忘了时代特征呀!抗战时期,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让你安心读书吗?能让你这样设堂讲座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反对抗战?你要当汉奸,这个个性能允许吗?有作者撰文说,抗战时期,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其文化思想根源,就是儒家的修己安人文化。没有国,哪有家,哪有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奴隶有个性吗?是商鞅的农战政策使广大的奴隶变成了自由民,才有了个性。这是多么伟大的丰功伟绩呀!

    在《商君书》里,多处地方都批判儒家思想,批判儒家的空谈误国,不许儒家等能言善辩之士到人民中去鼓动宣传等。如上所说,虽然商鞅的目的是排除一切干扰,推行他的农战政策,但的确有愚化人民的成分,值得批判。可是,任何思想、主义、言论,都有排他性。鲍鹏山说儒家可爱,法家可恶。孔子创立的儒学主要是讲人治和修养的,对于以家庭为最小单元的中国社会有凝聚力的作用,但我以为有三大问题,一是墨守成规,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二是只讲人治不谈法治,顽固地维护尊卑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三是其文化内涵,缺失兵勇、武备,具有软弱性和奴性,是国家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恢复尊尊、亲亲的西周等级制度,反对进步,反对改革。西周时期,贵族死了用活人殉葬,社会进步了,改革了,用木俑、陶俑殉葬,这是多好的事呀!可孔子大骂。他恶毒地诅咒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也”。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诅骂改革成木俑、陶俑殉葬的人没有后人,何其恶毒?古代祭祀的酒器是上圆下方,后来都改革成圆形的,又省材料又好看,连这,孔子都反对说:“酒器不像酒器,这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呀!”(觚不觚,觚哉!觚哉!) 历朝历代有远见卓识的帝王要富国强兵,大都采用依法治国,不以儒家思想为主。即使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内法外儒,两手抓,一手抓法治,依法治国,一手抓儒教,愚化人民,维护其统治。毛主席说“孔学名高实秕糠”,儒家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

    儒家没有排他性吗?孔子在鲁国讲学克己复礼,少正卯也在鲁国讲学变革思想,主张革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影响很大,是鲁国的大名人。孔子的学生除颜回外,都曾多次跑到他那听讲,使孔子门前的学生“三盈三虚”,几次学生都跑光了,只剩下颜回一个人了。孔子能容忍少正卯这样讲吗?孔子在鲁国当大司寇七日就杀了少正卯,还暴死三日。他的学生子贡不解地向他探问原因,孔子说:“人有5种特别罪恶的行为,而盗窃都不在其中!1、 通达古今之变,因而铤而走险。2、 坚持走邪路,不走正路。3、 能够把错误的东西说的头头是道,让人信服4、知道许多黑暗的东西5、依附恶势力,并且从中得到好处。一般人有一样这样的品行,就不免被君子所杀,何况少正卯兼之。少正卯是小人里面的桀雄,不可以不诛。”孔子上任七日就给不同政见者少正卯安了五条莫须有的罪名杀了,还要暴死,手段不残忍吗?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为什么要杀人家?儒家的言论自由在哪里?商鞅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奖励农耕,发展生产,为国家的生存大计奖励军功,你们摇唇鼓舌到老百姓中宣传“尊尊、亲亲”的礼制,要尊者永远尊,奴者永远奴,要人民安分守己地当奴隶,不要改革,反对变法,能容许吗?商鞅用法令的手段限制,不让你们去讲,没有杀饶舌的儒家学者,不比孔子仁义吗?

    (4)关于专制独裁。鲍鹏山迎合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歇斯底里地骂商鞅是中央集权专制独裁制度的始作俑者,是恶棍,是最黑暗的内核,说中国人民几千年以来都活在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之下(大意)。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渐地发展演变过程,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不可能一下子从奴隶制社会跳跃到民主社会。商鞅以一人之力,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埋葬了奴隶制社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社会,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撇开阶级划分,学界将人类社会分为公权阶段、君权神权阶段、金权阶段、法权阶段,追求的最后阶段是法权阶段,一切按法办事。法家,从管仲始,都是主张一切按法律办事,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国君带头执法、遵法,说明法家的思想是超前的、伟大的。商鞅,加强君权,搞中央集权制,其本意是法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君主、在中央,监督各地执行权在君主、在中央,行事权及行政权由各级各负其责。后来的变种,造成皇权至上,专制独裁,正是儒家思想所造成,非法家之过,商鞅之过。古代,正常的国家管理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和象征,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是政府首脑,职能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君主不能绕过宰相发号施令,这是违制的;“不由风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会受到臣下抵制,不予执行。破坏这一制度性安排搞皇权专政始于汉武帝。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崇尚儒家的尊卑,在皇帝与宰相共管的政府机构内搞皇帝私人的“内朝”,凌驾于宰相制度之上,形成皇帝专权。几千年来,在独尊儒术的影响下,在儒家学者的大肆宣传下,统治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利,积极倡导儒学,使儒家克己复礼的尊尊、亲亲、仁治思想压倒了法家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宣扬什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奇谈怪论,造成了皇权至上,人治大行其道,权大于法,官员胡作非为,欺压百姓,阻碍、违背了社会向法制发展的规律,使一切按法律办事的精华思想丧失殆尽,历朝历代都造成了许多罄竹难书的冤假错案,加大了我们现在恢复法治、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的难度。陈独秀、李大钊都曾说过孔子乃“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这一切,都是由儒家的尊亲思想所造成,何以怪罪到法家,怪罪到商鞅?

    (5)关于鲍鹏山的辩解。鲍鹏山说他批《商君书》和商鞅后许多人骂他。他辩解说,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被后世尊崇;秦“父老苦苛法久矣”,陈胜吴广500人揭竿而起,秦二世就亡了,商鞅变法全盘皆输,无一胜者(大意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非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产生了法、道、儒、墨、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等九流十家,最被诸侯国看重的是法家。先后有管仲变法、子产变法、赵鞅(赵简子)变法、李悝变法、申不害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等,变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最不被看好的是儒家学说。孔子周游列国,摇唇鼓舌,宣传自己的主张,见过大小70多个国君,无一国用他。他曾去过齐国,齐名相晏子对齐景公说,孔子说的繁文缛节一辈子都学不会,不实用,齐景公降低了接待他的规格,不用他,孔子仓皇逃回鲁国。孔子周游列国,卫国对他是最好的,几次走投无路都来到卫国。卫灵公对他还是不错的,管吃管喝,但骨子里却瞧不起他。卫灵公和美姬南子,连着太监,都坐头车,却让孔子坐在后边的车上,孔子受到了侮辱,气得大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郑国,孔子被人讥讽为“如丧家之犬”。在蔡国,孔子等人被围,七天都没饭吃,差一点饿死。他的最得意的学生中有十个学霸,号称十哲人,其中的子夏就认为孔子的学说不合时宜,逐渐向法家转变。子夏在魏国的西河讲学,形成西河学派。他的学生李悝和韩国的申不害完成了子夏由儒向法的转变,形成“循名责实,慎奖重罚”的刑名法治。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要封禅,召集几十个齐鲁儒生问封禅程序,无一人能回答得出。有人竟迂腐地提出,要将车轮子用稻草裹起来,不能压坏泰山上的一草一木,被秦始皇全部赶走了。当时朝野的儒生多因循守旧,看不惯新政,喋喋不休,颂古非今,在李斯的煽动下秦始皇坑杀了460多个儒生,烧了儒家的书。汉刘邦更是出了名的瞧不起儒生,给儒生的帽子里尿。他及其以后的几任皇帝,直到文景之治都是用的黄老之学。儒学什么时候“脱颖”而出过?

    孔子的最大功绩是创办了第一个专门教育学生的学校,使教育社会化,改变了学在官府,以吏为教,师父带徒弟的学习方式。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可以归纳为九个字: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主要是谈人治和修养的,对于愚化人民,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稳定社会有重要作用。凡是权贵阶层形成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就大肆宣传、鼓吹儒家学说。当国家、民族衰弱到生死存亡的时候,人民就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用改革的手段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如我国近代的“五四”运动。汉,到武帝时代,经过文景之治,经济有很大发展,打败了匈奴,国家安静了,权贵阶层形成了,为了维护权贵阶层的利益,汉武帝才听了董仲儒的话,独尊儒术。这里的“儒”指儒家,“术”指法术。汉武帝很聪明,两手抓,一手抓依法治国,一手抓以儒治人。他的基本国策还是依法为主,内法外儒。汉宣帝和汉元帝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汉朝重视法治,轻视儒学。汉元帝做太子时,一天,他委婉地给宣帝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汉宣帝刘询听了顿时变了脸,说:“我们汉朝有自己的制度,‘霸道’‘王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王道’呢?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将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他们呢?”接着,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果不然,汉元帝亲政后重用儒生,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国家开始衰落,毛主席说西汉自“元、成、哀、平,每况愈下”,很快就灭亡了。

    儒学被发展重视在于宋、明两朝。宋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理学,明有王阳明的心学,把儒学发展到了顶峰。他们迂腐地鼓吹、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大谈人治,否定法治,整个社会处在一种陈腐的氛围中。这种思想的泛滥,使宋、明两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无能的朝代。柏杨说,纸糊的宋王朝如不是王安石变法早就亡于西夏了,用不着金人动刀动枪。利用东厂、西厂、锦衣卫进行特务统治的明朝,如不是张居正改革,70多年前就灭亡了,也用不着李自成造反。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过分的强调儒学,以儒治国,国必弱,必亡;依法治国,德法并举,国必强,必富。鲍鹏山胡说什么,儒家是让人民幸福的。稍有学问的人都知道,儒学顽固地维护尊亲贵贱的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迂腐地推崇儒学,以儒治国,国必弱而亡,君不见元人灭南宋时杀了多少南人(南宋人),并将南人列为第四等最低贱的人,连宋朝的国母、公主都成了人家的奴隶?还有,清军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死了多少人?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着中国大地,南京大屠杀死了30多万国人呀!没有国家的富强,哪有家庭、个人的幸福?亡国奴有什么幸福可言?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是刘邦进关中后说的一句话。商鞅变法,没有遵循管仲的既讲法治又讲德治的伦理法治,他师从的是西河学派,所学“循名责实,慎奖重罚”的刑名法治。循名责实,就是现在推行的岗位责任制,无可厚非。所谓“苦秦苛法”主要说的是秦刑罚太重。秦刑罚的基础源于周朝的“吕刑”“九刑”等刑罚。周朝是孔子宣扬、标榜、要复辟的礼治社会。周礼刑不上大夫,刑罚的主要对象是奴隶和平民,本来制定的就是酷刑。春秋战国,各国都是沿用周的刑罚;商鞅也不例外,虽增加了个别刑种,主体还是周朝制定的刑罚。就当时全世界而言,大都是重典治乱。和商鞅同时代的古罗马的法中规定,欠钱者可以处死,偷盗他人庄稼或让自己的牲口吃了别人的庄稼的可以处死。现在出土的云梦秦地简中说商鞅制定的法规定,欠钱的可以通过做工偿还,偷盗600钱以下的只处以脸上刺字和服徭役,如果偷1000钱以下的,直到大赦令发布以后被捕,可以不予处罚。而且还有保护犯罪人权利的规定,要允许他们说话申辩理由等,比古罗马的法要轻多了。对于征调从事徭役的人没有按期到达,秦法规定迟到3至5日训诫批评;迟到6到10天,罚款一盾,过了十天罚款一甲,遇到大雨迟到则不罚,还是比较人性的呀!商鞅制定的法没有儒家学者说的“按期不到皆斩首”一说。重典治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个过程,非秦法独有。因商鞅被车裂、秦二世而亡,就说商鞅变法全盘皆输,无一胜者,完全是违背历史的胡说八道。秦兴于商鞅,亡于赵高。商鞅变法后使秦强盛了140年,是历史上各朝各代强盛时间最长的。商鞅创立的中央集权制运行了2000多年,法治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尤其是现在,实行法治基本上是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像鲍鹏山这样信口雌黄的纯儒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近偶在网上翻看鲍鹏山关于商鞅变法的有关言论,谬论颇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灿烂辉煌,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鲍鹏山竟数典忘祖,狂妄地胡说什么“是商鞅这个东西成了专制君主统治天下的最黑暗的内核。我们不要动不动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一下:我们有五千年的黑暗史”。这是赤裸裸地对中华文明的诋毁、亵渎和诬蔑。商鞅变法,是2300多年以前的人和事。社会日新月异,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思想、科学、人文、生产力、国家的结构、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不能用今天的民主思想、普世价值观,去分析、看待、评价商鞅变法时的人和事。我们必须用唯物历史观,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时代特征,历史地客观地分析、评价商鞅的变法。商鞅变法符合社会、时代发展的潮流,国之所需,民之所需,时代所需。变法主要夺取的是贵族的特权利益,结束了国君和贵族上卿监国的二元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帝王权力,使广大的民众由奴隶变成了自由民,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拥护,带来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秦国百姓都感觉到了变法的好处,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家家富裕;人民勇于为国家作战,不敢为私利争斗,社会秩序安定,人人都在自觉遵守着法律法令。商鞅虽死,秦法犹在,泽及后世几千年,一直到现在,这是不争的事实。商鞅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中华帝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其功绩永远与山岳同在,不是凭谩骂能否定得了的。治学须严谨,批判须公允。习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教授,你不能这样信口雌黄的骂商鞅,更不能诋毁、亵渎中华五千年之文明,误导国人,毁坏中华文化的根基。
 
    作者简介:王天成,临潼人,出版《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等学术著作及文学集《钟声》和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西京轶事》、《网聊秘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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