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
内容简介：本文介绍了了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为宋朝廷出的几个馊主意及其危害，阐述了在陈腐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宋朝士大夫的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用充足的事实说明宋朝软弱直至灭亡的根本原因。同时，用事实驳斥了对檀渊之盟的一些错误认知，还原了历史真相，指出落后文化的恶劣效果，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赵普、柴荣、陈桥兵变、王安石、司马光、檀渊之盟
纸糊的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的朝代。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宋朝重文轻武不重视武备的结果。我以后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宋朝的统治阶级吃错了药，运用落后的文化治国。文化产生思想，思想决定行动。落后的文化产生了落后的思想，落后的思想制定了错误的国策，从而导致了宋朝的软弱，直至灭亡。
宋朝开国初用赵普当宰相。赵普有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宋朝以前，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大都是依法治国或以黄老之学治国，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没有哪个朝代以儒治国。这一点宋朝的大儒、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在四为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讲得很明白。他说的“往圣”，指的就是孔子、孟子；“绝学”的意思是说，儒学自孟子以后就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已经成了绝世之学；“继绝学”，就是说他们这些理学家要继承儒学，发扬光大。
宋朝，是赵匡胤用阴谋手段，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江山。后周世祖柴荣是个了不起的皇帝，不亚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曾提出“十年平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图壮志。他虽然只当了五年零六个月的皇帝，但在位期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抑制佛僧、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他主张兵在精不在多，训练了十几万虎狼之师，在他的率领下，南征北战，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4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14州，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他亲率军队北伐契丹，大破辽国，打怕了辽人，兵锋所指，皆开城投降。先后有宁州刺史王洪以城降，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晖以城降，瓦桥关守将姚内斌以城降，鄚州刺史刘楚信以州降，瀛州刺史高彦晖以本城归顺。仅仅四十二天，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共十七县。可惜的是，柴荣正准备乘胜收复幽州，病倒了，不久去世，年仅39岁。
赵匡胤当了皇上，重用拥戴他的石守信、高怀德等将军领兵，在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的反叛后，也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因为，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自称儿皇帝，使中原大地北方门户大开，失去了长城和山峦的屏障阻隔，一马平川，契丹随时都可以向南侵掠；骑兵可朝发夕至，来去如风 ，使北宋基本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很是被动。要想解决北部的边患必须收回这些地方。可是，满脑子儒家思想的赵普给赵匡胤、赵匡义先后出了三个馊主意，使燕云十六州始终没有收回，成为大宋无穷的边患。
第一个馊主意是，当赵匡胤考虑到五代十国皇位更换太快，忧虑自己的皇位被别人夺去之时，他对赵匡胤建议说：“藩镇太重，君弱臣强，削夺其权，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静”，并提醒赵匡胤防止陈桥兵变的事情再发生，说：“臣不担心拥戴陛下的将军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于是，就有了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名言和“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接着在赵普的建议下又采取了分化职权的办法，使平时训练兵和指挥作战、带兵打仗三权分离，互相脱节，兵不见将，将不见兵。他们还将精兵都收归朝廷直接管理，地方只有厢兵，形成强干弱枝，互相制约之势。这样，虽解决了藩镇拥兵自重容易造反的问题，但却大大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自毁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
第二个馊主意是，名将曹翰献夺取幽州之策，宋太祖赵匡胤也有收复燕云之地的想法。如果按照曹翰的意见办，用后周留下的虎狼之师，及时地将被打怕了的辽人赶出长城，北宋的北部就彻底解除了边患。赵普却给赵匡胤献计，让“先南后北”，先平定南方割据的小政权南唐等地，再收复北面的北汉等地，失去了收复燕云之地的最好时机。他还说什么：“幽燕不可取，取之会形成唐代卢龙、魏博两节度使割据的局面”。卢龙，位于今天河北的东北部。魏博，位于今天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唐朝的时候在这两地设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形成割据局面，类似于小朝廷。他以这个特定时期的先例来说明自己的错误观点。国学大师梁启超说由于他的这一句话“自是以后，辽遂得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这样，辽国就有了喘息的机会，恢复了元气，给宋朝留下了极大的后患。
第三个馊主意是，主张儒家的仁政，对外极力反对用兵。赵匡胤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当了皇上，也想收复燕云十六州。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赵匡义灭了北汉，决定乘胜伐辽，赵普上书劝罢兵，说什么：“远方的人不归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不足介意。”“天下都归于仁德，不同风俗的地区，相继向慕归化，归顺朝廷，契丹又能单独怎么样呢？”赵匡义回书说一定要平定幽燕。他又上书说什么“陛下应该端身拱手，保养精神，清净心志，自然可以上继九皇，下观五帝。哪里需要穷兵黩武，与契丹一较胜负呢？”
在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影响下，宋朝以儒治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辈子都在为恢复周礼而不懈奋斗。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是规范贵族身份地位、尊卑上下的等级文化。周朝沿用酷刑统治，广大的平民和奴隶是被酷刑统治的群体，礼乐制度与老百姓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儒家强调“仁”和伦理道德，教人遵规守纪，各安其命，对于稳定社会，维护统治有重要的作用。博通古今的伟人毛泽东对儒家的本质看得最为透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用这样的文化思想治国，使儒学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将佛教文化植入孔孟的儒学，产生了新儒学——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没有人欲，人类怎么发展？没有人欲，社会怎么进步？他们顽固地维护封建的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使整个宋朝社会形成了一个强大、顽固、陈腐的文化氛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沉醉于填词写诗作画写字，争论着某个字词、典故运用的是否得当。他们偏好于文学上的造诣和立言，唐宋八大家宋朝就有六个人。宋朝穷富差距十分悬殊，钱财大都集中到士大夫手中。他们崇尚奢华，生活糜烂，在上恬不知耻，在下荒嬉无度，纳妾、嫖娼狎妓，成为风尚，很少有人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的兴衰。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着手改革门荫做官的旧制度，只几个月，就被赶出了朝廷。士大夫们满脑子的儒家尊卑思想，门阀观念极强，瞧不起出身贫贱的人。战胜西夏的平民英雄狄青，没有科举功名，凭战功做到枢密使，重臣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极力诽谤污蔑，罗织罪名、制造谣言、排挤打击。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则以赵匡胤黄袍加身为先例说“谁能说太祖不是周世宗的忠臣”，诬陷狄青会产生野心，使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被谣言中伤，惶惶不安，年仅49岁就抑郁而死。王安石变法，群起而攻之，连文可光耀千秋后代的大文豪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都不例外。周敦颐、二程、张载等理学家利用他们讲学之便，宣传、鼓动弟子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当神宗皇帝说“变法虽与士大夫不利，但与老百姓有利”时，文彦博毫不掩饰地说：“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与老百姓治天下”，极力反对变法。梁启超先生十分感慨地说“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凭当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
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不讲兵勇、武备。宋神宗赵顼（xu）自幼“好学请问，至日宴忘食”，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当太子时就喜欢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很感兴趣，也读了王安石给宋仁宗的万言书，对王安石非常赞赏。法家文化使宋神宗有了立志革新的变法思想以雪祖宗之耻的决心。宋史说他“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兵败，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他牢记着先王多次战斗兵败的耻辱，要奋发雪前几世之耻。宋神宗即位后，曾虚心地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的策略。没想到三朝元老的重臣富弼却是儒家的那一套，对神宗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使宋神宗大失所望。
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在进行经济改革、科举改革的同时，进行了军事改革，淘汰了老弱病残的士兵，实行精兵政策，将赵普分化了的军队管理权、指挥作战权、领兵打仗权三权合一，鼓励养马，改革兵器，加强了作战将领对部队的领导和平时训练，并且寓兵于农，训练乡勇，实行全民皆兵。王安石的军事改革，大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宋朝有了底气。当时，宋朝北有大辽，西有大夏两个强敌，还有吐蕃国的侵扰，西南的土蛮也蠢蠢欲动，南面交阯国屡屡犯境。王安石在军事改革的基础上对这些外敌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办法，一一收拾，战果频传。
首先，进行了收复河湟的战役，收回了被西夏、吐蕃占领的千里之地。这么好的事情，被儒家思想洗脑的官员却一直反对，说大西北荒凉地带，多一些没什么好处，少一些没什么坏处，纷纷上书，劝宋神宗不要开拓西部。王安石态度十分坚定，对宋神宗说：“西部虽荒凉，可以开垦，有利于壮大宋朝力量。这里原来就是汉唐旧地，后来被少数民族占领了二百多年，现在收回来也是正理；更重要的是将这里收回，能压迫西夏，有利于遏制西夏对大宋的危险，改变大宋朝对西夏一贯的被动挨打局面”，挫败了这些人的意见。
其次，进行了西南夷之战，解决苗汉之争的民族矛盾。同国之中，苗汉两族相争，不利于国家的安静。王安石解决民族矛盾的政策，主要采取的是招抚、教育、同化的办法，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对个别顽固不化的出兵进行打击，打败了叛乱的酋长，安静了西南。
第三，打败了交阯的侵略。交阯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原为大宋附属国，自仁宗末期以来，看到宋朝的软弱，就时时侵扰宋朝边境。北宋熙宁八年交阯出动6万大军进攻宋朝的广西路(今广西)。宋朝出兵迎战，王安石亲自写敕榜告交阯官民，宣扬宋朝皇上对他们的恩德，要求他们罢兵息战，归顺大宋。在舆论宣传的攻击下，加之宋军作战勇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阯国内，迫使交阯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阯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王安石改革，富国强兵，军事上节节胜利，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令今人无法相信、十分可笑地是朝廷重臣韩琦，竟以儒家“仁、义”的思想，上书弹劾王安石七件事：第一件事是高丽国看到王安石改革宋朝强盛了主动来朝；第二件事是夺回了吐蕃占领的土地熙河；第三件事是西山植树限制外邦的骑兵；第四件事是创建保甲，全民皆兵；第五件事是修筑河北的城池防范北方的敌人；第六件事是制作新的弓箭和大的战车；第七件事是任命河北三十七名将官，训练部队。他说这些行为刺激了辽、金、夏，要求停止，不要刺激邦国，使他们生疑，避免发生事端。加强防务，训练军队，夺回失去的土地有什么错？这是什么思维，什么逻辑，什么文化，什么道理？
更可笑的是大儒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改革。训练乡勇，全民皆兵，把敌人置于全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多么好的政策呀？正如毛主席所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还怕什么辽、金、夏、蒙吗？可在宋神宗死后，司马光马上上书皇太后说教老百姓练武习兵有四不利：一是教老百姓习兵练武是瞎胡闹，把安静祥和的民间搞得乱糟糟的，是个扰民的政策；二是，兵者凶器，这样做是不祥之兆，有损修德；三是，派教官教老百姓习武，教官要吃要喝要用要发工资，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四是，打仗靠军队，老百姓习武能起什么作用？教也是白教，没用。在他的反对下，这些好的改革政策全部被废止了。对于军事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和战绩，在司马光等反对派看来，却成了巨大的罪过。他们对王安石支持开边大加鞭挞，说什么，擅开边衅，穷兵黩武。司马光当了宰相后，竟然还要把拓边的二千余里土地还给西夏、吐蕃，取欢敌国，以求得人家不再打自己，结果西夏看宋朝如此软蛋，反而加剧了对宋朝的侵略。梁启超先生十分哀叹地说：“推想司马光的用意，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我一定要将他废除才高兴。唉！这真是以国家大计，作为自己泄愤的工具，古代大臣像这样的，我还没听说过。唉！元佑时那些人疯狂叫嚷着新法如何误国，如何害民的动机，都可以从这个看出来啊！”司马光废了北宋的武功，毁了北宋的根基，挖了北宋的墙脚，没有精干强悍的军队和全民皆兵，怎么和强大的敌国抗衡？怎么能不失败而灭亡呢？司马光是北宋的大罪人，历史的大罪人，有作者写文章《卖国宰相司马光》，这一评价不无道理。
以上事实，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以儒治国的宋朝，官员、士大夫被儒家文化洗脑，他们的种种奇谈怪论、出的幺蛾子给北宋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是大宋软弱直至灭亡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说，“儒者讳言法治，唯一守祖宗成法，祖宗成法守前代之旧法，前代亦守前代之旧，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况愈下”。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全部论语也治不了天下。
檀渊之盟是宋朝开始给外族政权进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赵普给赵匡胤出幺蛾子，自毁保家卫国的精锐部队。“先南后北”的政策又使辽国缓过劲来，失去了征辽的最好时机。萧太后开始在辽国执政。她英明睿智，进行改革，国力很快强盛。赵光义烛光斧影，弑兄赵匡胤当了皇上，出兵灭了北汉，乘胜两次征辽，虽互有胜败，但最终都被辽军打得大败。在以后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萧太后对宋朝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征战，想一举灭宋。公元1004年的战争规模最大，萧太后和幼帝耶律隆绪亲率20万大军，一路所向披靡，冲州撞府，杀到了黄河岸边的濮阳（即澶州 ），离宋朝都城汴京只有咫尺之遥。宋朝廷里乱成一锅粥，大臣有主张迁都避祸的，有主张议和的，有主张花钱买平安的，也有主张拼死御敌的，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时候已经是赵匡义的儿子赵恒当皇帝了。多亏了贤相寇准，力排众议，说动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下决心与辽军决一死战。宋真宗赵恒亲自擂鼓督阵，激励了宋军的士气和决死之心，打败了辽军，取得了胜利。接着，辽军先锋萧达凛在巡视阵地时被宋军埋伏的弓弩手射死，宋军欢声雷动，斗志更旺。战争的失利和先锋之死使辽军大受影响，难以前进一步，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淖。长期的战争给辽国也带来深重的灾难，内部产生了不少矛盾，澶州一战的失利，使萧太后认识到想一举歼灭宋朝是不可能的，产生了以和代战的念头。这时，宋朝的兵将虽有乘胜再战，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意志和决心，可皇帝赵恒有了见好就收的想法。他得知萧太后有讲和之意，马上派员赴辽军进行谈判。双方于1004年12月达成如下协议：宋真宗赵恒尊称萧太后为叔母，辽幼帝圣宗耶律隆绪尊赵恒为兄长；宋朝每年按时给辽国“助军旅费”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军队互为友军，永不再战，以白沟河为界，各守边境，不得随意增兵威胁对方；双方都要将对方缉捕的罪犯、逃亡的人遣返回对方；在边界开展互市贸易，互通有无。这就是“澶渊之盟”。
北宋打了胜仗，还要自己的皇上赵恒尊称萧太后为叔母，每年给辽“助军旅费”10万两白银，绢20万匹，很显然，“檀渊之盟”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长期以来，一些脑子进了水的学者，大谈什么：“宋朝虽花了一些钱，却取得了长期的和平，比战争的费用少的多，是皆大欢喜的双赢之举，值。”有些学者崽卖爹田不心疼，轻松地说：“宋朝经济发达，这点钱对宋朝来说是九牛之一毛，不算什么，应当看成是对辽国的经济援助。”有的学者还把自己的这种汉奸言论当成真理，痛骂批评檀渊之盟的人是“愤青”。
我们来算算账吧：当时的1匹绢值1辆白银，把绢折成白银，等于说从公元1004年起，宋朝每年给辽进贡30万两白银。到1042年，38个年头，宋朝给辽共进贡白银1140万两。1042年，辽国又趁宋朝和西夏关系紧张之际，威胁、敲诈宋朝每年又多追加了10万辆白银，10万匹绢，都换算成白银，加上原来每年的30万两，从1042年起每年要给辽进贡50万辆白银，到1125年辽国灭亡，共83年，宋朝给辽进贡白银4150万两，加上前面的1140万两，总共进贡了大约5200多万两。宋朝原来是西夏的宗主国，西夏是藩属。公元1044年，西夏进攻宋朝，把宗主国宋打败了，又被迫签定和约，打肿脸充胖子地说宋朝赐西夏岁币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南宋高宗在位的公元1123年，宋与金联合进攻辽国，双方议和，宋朝进贡金朝岁币40万两。公元1141年底，宋与金又一次议和。议和的结果是：宋金之间，以淮河、大散关为界； 南宋向金朝称臣； 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史称“绍兴和议”。把给辽、夏、金的钱都加上，算一算，这要多少白银呀？是九牛之一毛吗？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比较重视商品经济的朝代（除管仲助齐桓公称霸时期外），经济比较发达不假，清明上河图也充分地表现了宋京城的繁华。但是，经济发达并不等于就可以把钱屈辱地送人呀！经济援助是对贫穷者正义的自愿之举，檀渊之盟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城下之盟，能叫经济援助吗？这些人把书念到狗肚子去了。而且，宋朝的经济并没有一些学者吹嘘的那么好。有些学者吹嘘地说宋朝GDP占当时全世界的80%，有的说占全世界GDP的65%，都没有确切的根据。据史料记载，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换算成美元，宋朝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顶峰时为600美元，均超过当时西欧人均的400美元，而1820年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GDP为1707美元。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的财政年收入为1.1613亿贯，在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时期，宋朝的财政年收入最高曾达1.6亿贯。按照古代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是盛唐时期中国财政年收入的7倍，的确不少。可收入大，开支也大呀！宋王朝还长期收不付出。你知道宋朝的税收是多么繁重吗？人民是多么苦吗？
宋朝存在着三冗的沉重负担：一是“冗官”，北宋政府采用赵普分化事权的方式，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增加了许多，导致北宋机构十分臃肿；而且，还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又大兴科举，应试人数不断增加，取士人数也不断增加。一职多官是宋朝的一大弊政。第二个是“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和防止辽、金、夏的侵略，招收流民进入军队，军队数量猛增，军费水涨船高。宋朝开始建国时，只有20万军队，逐年增加，到宋仁宗时已经增加到1259000人，还是终身制，不仅要养活这些兵，也要养活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第三个是“冗费”，除了冗官、冗兵的供养，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朝廷每三年还要祭祀天地，用于赏赐的费用常达500余万两。以宋真宗景德年间论，祭祀花了白银700多万两，封泰山花了800多万两，祭祀汾上县宝相寺的活动化了120万两，举行大典又增加了1200万两。如此浩大的开支，国家怎么受得了？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严重危机，王安石改革以前每年亏欠1750万两。
为了解决财政亏空的问题，宋朝廷拼命地压榨剥削人民，其税收是历朝历代最多的。宋朝将五代十国时期设立的各式各样的税目全盘继承了下来，还新增了繁多的名目。老百姓交了田税，还得交无数种附加税，有什么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连大儒朱熹都感叹地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苛政猛于虎，“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什么九牛之一毛？什么经济援助？这些钱，全都是从人民身上硬拔下的毛！
是不是花了钱就买来了和平呢？非也。“檀渊之盟”后，辽国由于处理内部的矛盾，没有再大规模地进攻宋朝，但边境上小规模的掠夺一直没断。1042年，他们还趁宋之危，勒索吓唬宋朝增加了进贡的白银和绢。北宋与西夏、吐蕃、交阯等时有战争发生。宋朝统治者对土地采取“不抑兼并”的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隐瞒土地，富者有田无税，广大的劳苦大众承担着沉重的税赋，农民暴动频繁发生，据《两宋农民战争史》一书讲，北宋160年，发生农民起义203次，出现了宋江、王庆、田虎、方腊著名的四大寇。“檀渊之盟”何时给宋朝带来过真正的和平？
还有一个奇怪的言论，说：蒙古灭金用了10年，灭夏用了22年，灭南宋就用了半个世纪，这说明宋朝的军队不是羸弱的不能打仗，还是能打仗的，宋朝的灭亡是遇到了强邻，生不逢时。什么强邻？周世祖十几万部队打得辽国屁滚尿流。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英雄，也是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如果实行王安石的全民皆兵，什么强敌打不过？还能被蒙灭亡吗？还能让30万蒙军（含投降的汉奸部队）像杀猪杀羊一样杀了几千万南宋子民吗？
为什么蒙古灭南宋用了这么长时间，有多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王安石罢相以后宋神宗继续变法，在国家体制上否定了赵普的分化职权的作法，仿照唐朝的体制设立中央机构，军队有了统一有效的管理，从体制上做了改革，部队的战斗力有所提高。司马光否定王安石的变法，他不敢、也没有否定皇上的体制改革。第二个原因是蒙古军队最多的时候只有30万人，含投降的汉奸部队，南宋有60万部队，多了一倍，如果不是奸臣贾似道胡作非为和投敌的汉奸部队的作用，他们不一定能灭南宋。第三个原因是南宋军民抵抗意志相当坚强，南方的地形又不利于北方来的蒙古军作战，如果不是朝廷的腐败无能也不一定能灭不了南宋。第四个原因是，蒙古军队在灭南宋的过程中领军的主帅大汗窝阔台、继承者贵由相继病死，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乱，一段时间内部在争权夺利，真正攻打南宋只用了20年，而不是45年。
宋朝的软弱和灭亡不是宋人个体没有英勇献身精神，打不过什么强邻，是落后的文化意识产生的落后能量腐化了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产生了错误的国策和大量的卖国贼和汉奸。毛主席说：“汉奸、国贼终为国家羸弱之症结所在”，对宋朝内部情况知根知底的汉奸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坏作用。譬如，汉奸张邦昌、刘豫都是北宋大臣，投靠金人带着汉奸部队攻打南宋；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了民族英雄岳飞；贾似道胡作非为残害爱国的忠良；有名的襄阳保卫战，如果不是朝廷的腐败、刘整率领军队投敌，使蒙军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军并为敌军出谋划策，襄阳也难以攻下。汉人张弘范是率领元军破襄阳、俘虏文天祥、灭南宋的主要将领，手上沾满了汉人的鲜血。崖山之役他和其弟张弘正率领元军大破宋军，迫使陆秀夫背着宋少帝赵昺和20万不愿投降的南宋军民跳海。作为汉人他还无耻地在崖石上刻字“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南宋于此”，临死之前亦念念不忘灭南宋为元人立下的“丰功伟绩”，得意地做诗说：“磨剑剑石石鼎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了勤劳、朴实、勇敢的中国人民，顶天立地的英雄层出不穷。但，落后的文化也滋生了大量的杂草——卖国贼、汉奸。北宋、南宋都出现了大量的汉奸和汉奸部队，以宋人打宋人，是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亡清兴，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洪承畴等这些汉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近代而言，抗战时期汉奸及汉奸部队达350多万，比侵华的日本鬼子多了好几倍。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之林，但卖国贼、汉奸还屡见不鲜，金一南教授在讲座中列举了多个在政府、军队工作吃里扒外为外国提供情报的民族败类。公知们、带路党，写的胡说八道的文章一度充斥网络和媒体，抹黑祖国，赞美西化。这是民族的耻辱，文化的悲哀。有作者撰文说，中华民族每到生死存亡的时候出现大量的汉奸，究其文化根源就是儒家的修己安人文化。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孔孟等儒家学者都说过一些有教益的话，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空讲仁恕是滋生汉奸的文化土壤。墨守成规，不与时俱进，反对改革，反对进步，没有钢性，不重视武备，是治国理政的大忌，往往起到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作用。以史为鉴知兴替，对于儒家文化，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始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法治国。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源、魂，坚持优秀文化的自信，不断地发扬光大，富国强兵，试看天下谁能敌!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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