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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园》中所描绘的宋代发达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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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东洋的文艺复兴要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东洋的文艺复兴是否对西洋的文艺复兴产生过启发和影响。
东洋和西洋在地理上远隔万里，但是，在东洋的文艺复兴发生后不久，蒙古大帝国横空出世，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使得东洋和西洋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
介于东洋和西洋两者之间的伊斯兰势力，在蒙古时期一时趋于崩溃，东西之间的交通障碍得以清除，东西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畅通。当时旅行到达东洋最东端的西洋人并不止马可·波罗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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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了元代中国经济繁荣的马可·波罗
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我们无法低估交通的重大作用，进而想象东洋的文艺复兴对西洋的文艺复兴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在绘画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蒙古帝国的征服，中国的绘画传到了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占有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细密画美术呈现出空前的发达。伊斯兰教原本极度排斥偶像崇拜，因此，在西亚，不仅是人物，甚至连动物类的绘画和雕刻也为人们所忌惮。
然而，蒙古的征服让这些地区一时间摆脱了伊斯兰教的重压，以此为契机，中国画的技法传入了西亚，因此而产生的色彩艳丽的细密画，作为一种装饰出现在波斯的文学书籍之中。
由于长期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人们在壁画或镜框画这样大幅的绘画面前犹豫踌躇，而通常不会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插图或细密画因此兴起。这种新的美术形式，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复兴中也得到了默许，成为西亚、印度伊斯兰文化圈内的一种特殊艺术，并长期繁荣。
在伊儿汗国的细密画艺术达到鼎盛后不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进入了第一期。接着，在西亚帖木儿王朝的细密画艺术达到鼎盛后不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进入素有黄金时期之称的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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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ālud DīnBehzād是15世纪中亚细密画的代表艺术家。他一生描绘了大量关于世俗题材和寓言故事的细密画作品。
由此看来，我们无法否定西亚美术和意大利绘画之间有着文化波动上的因果关系。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绘画是最尊重个性的，要想在题材或者笔法这些方面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从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物的服装上有不少来自西亚的因素。
从诸如此类的现象上推测，可以想象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西亚的绘画又是在东洋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是东洋绘画向西方传播过程中的一波。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出现的种种科学技术中，罗盘、火药、印刷术等等，大多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而这些科学技术最早的历史记载，基本上都在东洋或非欧洲文化圈中。
从当时大的世界形势来看，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以及美术等，都是以非常之势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可见，世界绝不是分成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互不接触的地域，人们也绝不是生活在彼此自闭的社会之中的。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的是，在西洋的文艺复兴中，有着各种东洋所不具有的进步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洋的科学性，这要比东洋胜出数筹。
朱子知道大地是球形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要用学理去证明它，以为天是围绕着地在旋转。在这些问题上，他的想法远不及伽利略的地动说准确。
这样，具有进步意义的欧洲文艺复兴，很快便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引导社会迈向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即工业革命。
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西洋的工业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使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东洋也好，西亚也好，虽然都产生了文艺复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reform），但无论是工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发生革命（revolution）。经过了革命的西洋文化，远远地将其他世界抛在了身后，独自向前突飞猛进。
欧洲的工业革命绝不可能只是欧洲自己的历史，工业革命也不单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其背后需要有资产阶级的兴起，需要有与东洋的贸易，从中实现资本的积累。机器要转动，单有动力也不行，还必须有作为原料的棉花，更需要销售产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与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是难以发生的。
法国革命的背景也不止在欧洲。成为革命原动力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的兴起也得力于来自荷兰的、通过东洋贸易积蓄起来的资本。不仅如此，在革命中具有指导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中，也有来自东洋思想的影响。
革命思想家思考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是否真的存在于现实中的东洋社会，这一点并不重要，而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尤其是通过与中国社会的接触，给欧洲人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带来的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
欧洲历史的发展，一直以来是以其基督教思想与西亚伊斯兰教思想的对立为契机的。与基督教世界对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两者持久的对立似乎已成为一种宿命。不是同伙便是敌人，不是真神便是恶魔，在这样的对立世界中，想产生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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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大卫》（局部）
然而，当欧洲人开辟了直接通向东洋的新航路后，在这里发现了第三个世界。欧洲人发现，这个世界的人们，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属伊斯兰教，既不是同伙，也不是敌人；他们不是因为野蛮而中立的，他们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拥有一个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伊斯兰教的中立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崇尚的儒家世界观，令因宗教原因而长期苦恼无法解脱的欧洲人羡慕不已。于是，东洋儒家式的世界观被空想化和理想化，在鼓吹革命、打破现状的征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并非不可思议的。当认识到了三个世界以后，一种新的人性意识开始出现。
两个人是形成不了社会的，有了三个人才能形成社会，这一原理，在这种时候如实地反映了出来。法国革命不单是政治上的变革，也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结果，这也是没有与东洋的交通便无法成功的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
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虽然以葡萄牙、西班牙为先头的欧洲扩张势力波及东洋，但其势力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印度洋沿岸地区以及南洋，很容易就在他们面前屈服了。在印度洋、南洋人眼中，这样的事件只不过是出现在亚洲边缘地区的偶发事件，此前一百年左右，明朝的大舰队不也同样在印度洋上横行过吗，因此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成功称霸以后，继续东进，但当他们遭遇到中国的巨大政治势力后，便不再像在印度洋上那样顺利了。葡萄牙舰队在广东海面与明军对阵，蒙受了巨大的打击而不得不后退。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的中国社会，在刚刚抵达文艺复兴阶段的欧洲新势力面前，依然具有充分的抵抗能力。
欧洲人对日本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结果葡萄牙同样引起了日本的反感而遭到驱逐。得到日本好感的只有荷兰，在时不时地表示出屈辱的姿态后，得到的也只不过是准许其与日本进行贸易而已。
然而，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发生以后，形势为之一变。鸦片战争和亚罗号事件的两次交锋，证实了处于文艺复兴阶段的东洋，已经不是经历革命以后的西洋的对手了。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史，一般习惯上被称为近世史，但若按照我们的看法，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与这之前的欧洲有着明显的差异。
经过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其发展进入了一个任何世界都未曾经历过的新阶段。这不单是近世史的发展，称之为近代史的发展更为恰当。
在文艺复兴现象上东洋领先于西洋，然而，在革命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洋要比东洋先进得多。
东洋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西洋在进入文艺复兴阶段以后，只花了四五百年的时间，便很快地迈进了近代史的阶段。
个中原因，应该归结为西洋文艺复兴本身所具有的内发性的动力，而这股动力要远胜于东洋。
不过，不应忽视的是，西洋的文艺复兴受到了东洋的影响，而在日后的更进一步发展中，与东洋依然保持着不绝如缕的交往。
选自《东洋的近世》，楚尘文化出品
图片来自网络
“宋代文艺复兴论”开山之作
“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学术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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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
[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
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
2018年7月
作者
宫崎市定
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东洋史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先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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