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唯物的宰相家训
王天成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诸多家训，大都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关键词：佛教，道教，知止知足，移风易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诫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包拯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格言、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等，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对家庭、家族成员的修养、品德、作风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础，家风的好坏对社会风尚有着直接地的影响。好的家训，形成好的家规家风。家风正，则族风正，民风正，国风正。综观这些家训，大都是秉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勤学敬业的宗旨在教诲后代，唯有姚崇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充满了辩证法和破除迷信的唯物思想，在1000多年前人们的思想还大都处在愚昧的时代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乃高屋建瓴、十分了不起的认知。
姚崇，出生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陕州一个世代武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舜帝。据说舜帝，叫姚重华，姚姓人家将舜帝视为自己的远古始祖。舜帝是封建社会宣扬的二十四孝之首。传说舜的父亲瞽（gu）叟和继母及同父异母弟象，很是嚣张，一直想害死舜。一次让舜去修补谷仓顶，他们却在谷仓下面纵火，想烧死他，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来逃脱了。又一次，他们让舜去掘井，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却在上面向下填土，想埋了舜，舜挖地道逃脱了。他们这样害舜，舜却毫不嫉恨，仍然对父亲和继母很是恭顺孝敬，对弟弟很慈爱，终于以孝悌的仁慈使家庭消除了矛盾，和睦相处。尧帝听说了舜的故事，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后来又让位于他。这些美好的传说，对中华孝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姚姓的家规、家风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文章说，舜囚禁了尧，逼迫尧让位，颠覆禅让之说，另当别论）
史料记载的姚崇的祖籍是江苏吴兴。吴兴姚氏是个显赫的家族，始祖姚平是汉朝的翼州刺史，此后繁衍生息，世代为官。高祖姚宣业迁居河南陕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姚宣业曾任南朝梁国和陈国的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后来，姚宣业致仕辞官后耕读为家，教训子孙，秉承先祖为官为人的正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他做官是名臣，致仕是名士，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姚宣业的儿子、姚崇的曾祖父姚安仁在隋朝时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志向远大，功绩卓著，享有盛名。姚崇的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崇的父亲姚懿在唐朝时官至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他既是武将又有文才，曾以忠勇将军之身，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示他有经邦治国文治之才。姚懿治家有方，最初娶张氏、李氏二夫人，两夫人死后续娶刘氏夫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个个有成就，多为国家栋梁之才。
姚崇是刘氏夫人所生，是姚懿的第十子。他自幼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忠君爱国，怀“王佐”之志，少习武艺，成年后攻读籍典。他主动放弃以门荫途径做官的路，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从政后，他政绩卓著，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作为朝廷管军事部门的官员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了宰相。他三次被贬，三次为相，不改初心，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姚崇最伟大的贡献是开元初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改革政治纲领，既击中积重难返的时弊又简明扼要。伟人毛泽东称赞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既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又是实际的领导者与具体的践行者，竭尽了全力，与宋璟等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朝佛教、道教盛行。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人士向人们灌输着迷信思想，胡说什么要想消灾，就得求神拜仙、祈佛保佑。平时，人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大都会去庙里求佛、求神、求仙。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人们不是去想法设方消灭蝗虫害，而是纷纷在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佛、求神、求仙，期望法力无边的佛和神仙以其无穷的法力与仙术收回这些害人的蝗虫。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也大都认为蝗虫降临是德政不修老天惩罚的结果，主张检讨朝廷的德政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皇帝下罪己诏，祈祷老天饶恕，免灾除祸。在这种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普遍愚昧的时代，姚崇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先，独立特行，不信邪，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他与愚昧的宗教观念及腐朽的儒学思想，做着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决主张灭蝗，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誓言：“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以去官削爵，向唐明皇表决心，为国为民除蝗害，体现了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在他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地焚烧捕杀蝗虫，效果很好，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不菲的收成，免除了一次大的灾荒。毛主席高度地赞扬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唯物的吏治思想除了在他身体力行的历史贡献上的表现外，集中反映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总称“五诫”的文章中。“五诫”虽总共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官员的严格要求，而且对当今的从政者也是很好的教材和镜鉴。他不仅自己具有唯物思想，不信佛，不信道，勤政廉洁，为相时对官员这样要求，而且以唯物思想教育子孙后代，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去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写了篇有名的文章《遗令诫子孙文》，世称宰相家训，广受赞扬，世代相传，影响深远。姚崇的宰相家训通篇闪耀着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火花，大体上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子孙知止知足。文章开篇就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一个真理：“多藏必害，常谨不忒”，“谦以自守，虚而能受。”就是说，财富藏的太多，必然有害，常常谨慎小心就不会出差错，只有谦恭才能守住高尚的节操，虚心才能受到尊敬。为了说透这个道理，姚崇引经据典，他说：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打败吴国夫差后离开官场去经商，后人称为“商圣”。疏广，是西汉道家，官至太傅，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主动提出辞官回家。自己才能不如他们，身居高位，虽兢兢业业，但也诚惶诚恐，谨慎小心，现在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知止知足。进而，他又用田巴、王逸少的名言来教育子孙。田巴，是战国时齐国的大辩士，和人辩论，一日服十人，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姚崇用他们的至理名言，说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驹过隙，不要贪心，谆谆告诫子孙，要知止知足，切不可贪图富贵，而招来祸殃。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近来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他列举先贤事例说，陆贾，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石苞，是西晋开国功臣，寒门名士。两个人死前就把财产分给子侄，杜绝了后辈的争夺，教育子孙不要争夺财产。姚崇也像陆贾、石苞一样在死前就预分了财产，子侄们无有财产之争。
姚崇视财富如粪土，死前还向儿子口授了一个破财消灾之计，被后人津津乐道。当时张说任宰相。张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章写得很好，为当代文学领袖。姚崇和张说有过节，害怕他死后张说对自己和家人报复，就授计儿子说：“我死之后，张说出于礼节，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此人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那你们就危险了，赶快离开京城；如果他看了，你们马上送给他，请求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碑文后，立即誊写，呈报皇帝后雕刻。我算计，张说一定会后悔，要索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皇帝了。”姚崇死后，张说上朝，顺道来礼节性地吊唁姚崇，果然看到陈列的珍宝，很是喜欢，姚崇儿子就全部送给了他，求他给姚崇写碑文。张说得了珍宝，一时高兴，挥笔做文，高度评价姚崇的一生。过了一天，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这么高的评价姚崇呢？后悔了，就派人来索要，说还要修改。可是，碑文已经上报皇上通过了审阅，都刻在石碑上了。张说十分懊悔地说:“死姚崇算计活张说，我才能不如他呀!”
第二，移风易俗，要求薄葬。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引用大量古人的行为，赞美薄葬。他说，孔子是圣人不修母坟。梁鸿，西汉末东汉初人，政治家、作家，是个非常贤达的大名人，家贫而有节操，曾用席子卷埋父亲。杨震，至廉至俭，是东汉大名鼎鼎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四知先生。赵咨，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居官清廉，豪强畏其俭节。卢植，是东汉末年两平蛮乱，打破张角的名臣。张奂，是东汉名将、学者。这些人都是通达世故的贤者，清正廉洁，都告诫后人一定要薄葬，说明节俭薄葬是美德。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要求对自己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厚葬。
第三，反对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是这篇家训文章的重点。他在教育子孙知止知足、不要争财产、反对厚葬，要求子孙一定要薄葬之后，大谈佛教。首先，他指出佛经是鸠摩罗什和姚兴翻译的。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五胡乱华，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于是，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姚兴还经常自己也拿着经书和鸠摩罗什对着翻译，共翻译了740部384卷。
姚崇说，姚兴重视佛教，耗尽国家财力，既不能延寿，国家也灭亡了。他还举例说，北周不信佛、灭佛，重视武备，消灭了信佛兴佛的北齐；南朝梁武帝四次入佛寺为奴，北魏胡太后皈依佛门，大造佛寺，都是信佛的典型，结果都国亡而受辱（梁武帝被饿死，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溺死）；本朝孝和皇帝（指中宗李显）派人放生，倾国之有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指安乐公主）、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人的长寿祸福与信佛求佛无关。为了更透彻地说服子孙，他要求子孙好好读读佛学高僧释慧琳写的文章《白黑论》。
高僧释慧琳，博览群书，才智超群，作为佛学造诣深厚的大师，他洞悉佛教，虽是高僧却不信佛祖释迦牟尼说的那一套，不尊佛祖，在他写的《白黑论》的文章中，以中国国学的白学先生和佛教徒的黑学先生对话的形式，无情地鞭笞和揭露了佛教的危害，其中有这样的话：“白学先生：真能吹牛啊。你说他有神光，我却看不到哪怕是一寸的光明；你说他灵验，我也看不到他有一丁点儿的神异；学佛的人也不见他们能长生不老，有不坏金身。佛教的道理并不符合事实，你还是快点放弃它吧。再说，用天堂地狱来劝诱威吓人民，不如让人民懂得真正的道理。只知道做礼拜求取免罪，不如心存肃敬，做好事。把涅槃吹得天花乱坠，只能让人散漫懒惰；吹嘘佛的神妙，只能让人起好奇之心。这不但消除不了欲望，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欲望。”“你们描绘华美的佛像，建造庞大的寺庙，不但迷惑世人，还靡费财物。把全国的财物都用到了无用的事情上来，百姓因之而困苦。而且你们借机拉帮结派，相互争竞。可悲呀！你们的道在哪里啊？”姚崇用洞悉佛教的高僧写的文章教育子孙看透佛教、认识佛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这些铺垫的基础上，姚崇谈出了自己对佛认知的箴言，说“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象之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行善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这是再精辟不过的对佛的本质阐述。他深刻地告诫子孙：一是不要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佛教的记载。二是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舍身也在所不惜，是十分糊涂的举措。三是为死者造像、追福，念佛布施，互相欺骗，渐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来的本意是广施慈爱，利于万物，而损害众生资财，增加豪僧的富裕，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人的死是自然规律，不能避免，制作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的警告，说：“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要求子孙一定要各自警惕、觉悟，正法在心，不要做哪些蠢事，并谆谆告诫子孙：“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迫于世俗，不得不搞追福斋会，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的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对道教，姚崇指出道教的原意是不敛财的，批评道教中被利益所惑者，羡慕佛教的敛财作法搞斋会骗财。他说“恭敬地追随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列，错得很远。”最后，再次谆谆告诫子孙：“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之后，也要教育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在家训中，严格地要求子孙后代同他一样地反对宗教迷信，其用心是很深远的。他在遗嘱中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风气，实际上这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檄文。
姚崇的遗训对姚氏后世的影响很大，世代遵守，无论做人还是做官，大都崇尚气节，坚守家风家训传统，忠君爱国，慎终如始，勤政廉政，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做事，多为国家栋梁之才。姚崇的三个儿子官都做到刺史一级，其三子最为突出，熟知吏道，政绩卓著，且在科举改革方面颇有贡献，重视振兴纲纪，受到人们的称赞。姚崇家族在唐代担任宰相以下的京官18人，任都督、刺史、县令的就有32人。安史之乱，姚崇的孙子姚闢及曾孙姚伾坚守气节，不屈其淫威而被杀。其侄孙姚訚，同睢阳郡太守许远同守睢阳城，共同抗拒安禄山叛军，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宁死不降，城池陷落，慷慨就义。姚崇的曾孙姚係、姚倫，均有清名。姚崇的曾侄孙姚合，进士及第，曾授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主薄，善于做诗，世号姚武功，是武功派代表诗人，死于秘书监（从三品、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任上，赠礼部尚书，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贾岛齐名，人称“姚、贾”，《全唐诗》现存姚合诗七卷。姚崇的五代孙姚勖，为官颇有政绩，不顾牛党的株连政策，不断地派人去看望慰问昔日的恩相李德裕，送钱送粮送药物接济。他还接济一些穷苦潦倒的文人骚客，颇有贤名。姚崇后裔元代铁面御史姚天福，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其事迹胜过宋代包拯。清代姚崇的30代孙姚启圣，为人豪爽，兼有谋略，担任福建总督兼兵部尚书，先后捐出资产价值银15万余两，制订“平台方略”，主张“剿抚并用”得到康熙皇帝认可，并三次力荐施琅为水军统帅，收复台湾，成为统一国家的第一功臣。
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在继承先祖良好家风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针对性，教育姚氏家族要不信邪，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务实节俭。他提出“易俗以雅乐，和人以正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正能量来教育家族。他的家训文章没有儒家空洞的高谈阔论的说教，没有虚语、套语，语言平实，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说得一清二楚，足以反映出他一生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法家办事作风。他对于子孙的教育在当时社会是超前的，脱俗的，实在的，高人一筹。姚崇不但以显赫的政绩和卓著的吏治思想而载入史册，而且以他有鲜明特点的家训而流传后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很是值得今人学习思考。
附：《遗令诫子孙文》原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後，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後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
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东汉名人）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於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後，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於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鲜沈疑，宜观而行之。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有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於家。汝等身殁之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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