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成 时间:2018-08-21点击:592

字与画
王天成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小说,是清正廉洁与贪官污吏的激烈较量。小说围绕着用字、画行贿的事件,描写了一身正气的纪监干部马志杰和梁双与腐败分子潘尚坚决斗争的故事,触及官场的诸多方面,揭示了一些不良现象。故事情节扑朔迷离,跌宕起伏,是一部好看好读发人深省的好作品。

大额头梁双拍着桌子喊:“奇闻呀,奇闻!!奇闻共欣赏,毒草大家锄!!”
梁双,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长得魁梧,一米七四的个头,体壮腰圆,宽脸堂上一对大眼睛透着鹰一样的目光,眼上面有一个比一般人大得多的额头,就像八仙中的张果老。他和马志杰住在同一座七层家属楼上。梁双住在一单元四层东户,马志杰住在二单元三层西户。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马志杰和梁双在人事局纪监组工作多年。在多年的工作交往中,他们心灵相通,观点一致,两人的关系,铁得就像密不可疏的恋人,打不开,拆不散,牢不可破。他们没有任何利益的关联,完全是以纪监工作相识相交、同道为朋。当马志杰到龄退休之后,梁双也被调离了局纪监组。表面上局领导公开讲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干部交流,可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局里的人谁都是心知肚明的。离开了纪检部门,但他们从来没有少了联系,像热恋的情人幽会,几天就要见一次面。每次见面,谈论的话题大多是局里的一些违纪违法的事情。平时一有什么消息双方就会及时地告诉对方,甚至一得到消息就会马上打电话或立即去找对方倾诉,似乎不这样做心里就像有块石头压着很不舒服似的。这样做了心里的石头就没了,就舒服了——这已经形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就像住在城中公园旁的退休老人每天早上起来脚不用大脑指挥就会走进公园去锻炼一样。
这几天,天气不好,总是阴雨绵绵,天好像比平时低了许多,乌云布满天空,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梁双快步走下了楼,望了一眼天上飘动着的乌云、淅淅沥沥的雨,手搭在头上,急走几步,淋着雨进了二单元的门洞,向三楼走去。他腾腾地上到三楼,按了马志杰家的门铃。马志杰开了门,见是梁双,胖胖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兴奋的表情,亲热地说:“老梁,进来,快进来!”接着,就忙着给他倒茶。
马志杰的家没有像其他的家庭那样讲究的装修,屋顶和墙壁做了一般的处理,用白颜色的涂料刷过,没有吊顶,地上铺了过时的地砖,比别人家铺的地砖小了许多。如今,在住房装修上地板砖越做越大,有的地板砖已经达到四四方方一米的尺寸,当然价钱也贵了许多,一块地砖有的就达一百多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赶时髦的装修使那些尺寸小的地板砖成了滞销货,不得不降价处理。俗话说穿衣吃饭看家当,装修房屋也一样,看你有没有雄厚的资金,一百左右平方米的房子简装也得十几万呀!马志杰靠工资吃饭,工薪阶层,一个处级干部一月就那么几千元的工资,没有别的外财,自然是囊中羞涩。装修房子时他在市场跑了几天,看着那大块头的地板砖的标价双眉紧锁,说什么也不敢下手。连着看了好几家,见一家有处理瓷砖,块头小得多,是没人要的过了时的滞销货,但价格便宜,就和卖瓷砖的老板讨价还价。这滞销货几年都没人过问,老板急着出手,难得遇到这么个买主,又经不起他的软磨硬缠,就以最低价卖给了他,拉回了一车。老婆是农转非的农村妇女,从来都是听他的,就这样简单地装修了,还觉得比农村那土墙土地好过百倍,也不说什么。屋内的家具也都显得陈旧而过时,客厅里摆放的还是多年前买的硬木沙发椅。
梁双一坐在客厅的硬木沙发上,眼望着倒茶的马志杰,就迫不急待地喊:“奇闻,奇闻呀!人事局出了奇闻了!潘尚这狗东西真是胆大包天。”
一听说潘尚,马志杰就来劲了,一边向茶几上放给梁双倒好茶的茶杯,一边忙问:“啥事?”
梁双拍着桌子叙述了起来……
听完梁双的叙述,他惊得直起了腰,眼睛瞪得要出眼眶,注目地望着梁双问:“啊,真的?有这事?这可把人丢大了!”
“奇闻共欣赏,毒草大家锄!”梁双一本正经地扳起脸,眼里射出鹰似的目光。他十分认真地说:“真的,千真万确。我曾经在魏一虎房间见过张铭,断断续续听张铭说过。这两天我又了解了一下,的确是这样。”
“这事情太典型了!”马志杰说,“千古奇闻呀!”
梁双感慨地说:“咱们都在人事局工作了多年了,谁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
马志杰摇着头,连声嗟叹。他是了解潘尚的,干出这样的事意外,也不意外。
马志杰和大额头梁双几乎谈了一上午。
马志杰忧虑地说:“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可贪污腐败却成了社会的一个大毒瘤。老百姓对贪污腐败极为不满,编了许多段子,说什么‘站在广场向北看,左公安右法院中间是政府大院,里面坐的大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立案没有一个冤假错案。’看看,人们把政府、公检法看成什么了?虽说这话说的太绝对,不分好坏,一竿子括倒了一大批人,但也说明政府人员、公检法司在人民心目中,公信力极差。不择手段的发展经济,不注重德育教育,信仰和道德失却,‘权’和‘钱’成了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必生腐败!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呀!腐败不反要亡党亡国!”接着,他又叹息地说,“按说组织、人事部门都是要求严格的单位,咋也是这样?”
“组织、人事部门不是在真空生活!”梁双睁着鹰眼,不服气地说,“现在是全民腐败,腐败无孔不入。别老拿组织、人事部门这个招牌吓唬人,什么严呀好呀的,那是自吹自擂。咱们人事局有人就爱常说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素质高,那个偏脖子的干部处长就常把这话挂在嘴上,我一听见就心里返潮、恶心,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自己把自己往大的说。我也在别的部门干过,我看,人家的素质也不低。什么高?出了这么多腐败的事、腐败的官,还不是组织人事部门用人不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啥人用啥人,最大的腐败还是用人的腐败……”他慷慨激昂,脸都涨红了。
“你说得很对。”马志杰赞同地说:“现在,趋利主义的思想主导着社会,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不良现象反映到组织人事部门、反映到官场就是卖官鬻爵。中央文件多次谴责卖官鬻爵的现象,强调什么就说明这种现象已不是个别的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已不是新鲜事了,一些败类通过各种关系窃据了一部分各级领导权,组织人事部门也不例外。”
……
他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满腔愤慨地议论着,快吃午饭了梁双才起身告辞。马志杰还要留他,说:“就在我这吃,一会就好了。”老婆也从厨房走出来说:“我正包饺子,你们谝着,急啥?”梁双说:“家里给做着,不回去就剩下了。”说着就出门走了。
送走了大额头梁双,马志杰回到了客厅,就像退役的老警犬嗅到了猎物,本能地警觉了起来,神情肃然,提神凝气地思考了一会儿。那情景就像大战之前主帅思考着战略战术一样,接着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犹如猎犬在出击前跃跃欲试,充满焦急不安之态。
马志杰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背着手在家里走着,来来回回地走着,沉着脸很专注地在考虑着。老婆做好饭,把他叫了几声,他都没有听见,气得老婆走到他跟前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喊:“吃饭了!”
他惊得打了个冷颤,才回过神来,歪过脸对老婆吼道:“喊啥哩!你喊?”
老婆脸上带怨色,恨声恨气地说:“吃饭了!”
老婆端上了热腾腾的大肉饺子。马志杰坐到饭桌吃饭。这天的饭他却吃得不香,没有吃出肉味,吃着饭脑子却赶不上进食的速度还停留在刚才的思考上。又仿佛吃饭是喂食的过程,几下子吃完了事,把碗一推,起身离开了饭桌。
洗碗的事自然是老婆的工作——他是从来不洗碗的。好处是老婆是他从农村带出来的家庭妇女,从骨子眼里、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都诚心诚意地认为做饭洗碗围着锅台转是她的天职,任劳任怨,从无怨言。
几十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中午饭后一定要午睡,从不间断。吃完午饭潜意识使他脚不由自主地走进卧室躺在床上,可今天却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觉。这也是他的习惯——当一种外界事件突然冲击他的时候,他常常要反复地再考虑,久久平静不下来。据说B型血的人爱思考、好激动。他就是这种血型。
他失眠了,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报纸上公布的贪官一个个来到了他的面前: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陈良宇、许宗衡、王宝森、高严等等,等等。诸多贪官的贪污事实和网上披露的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腐化行为让人不齿。他们可都是省部级的高官,封疆大吏呀!巨额贪污,动不动就是几百、几千万,上亿的贪污;情妇一个不够还要找几个、十几个。一个个都成了现代的和珅和西门庆。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和情妇那疯狂劲,肆无忌惮地大声叫床,把女的下面都弄烂了,把奶都咬破了,禽兽不如。他越想心里越气,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说扫帚不扫灰尘照样不会跑掉。唉!贪污腐化,这些年抓一批又生一批,就像地里的野草,必须多锄、勤锄,才能少出少长。虽说自己已经退休了,但做了一辈子纪监工作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一种长期的纪监工作的责任感强烈地驱使着他,加上他又是一个眼里含不进沙子的人,心下起伏不平,自是义愤填膺。梁双说的事太典型了!这样的赃官怎么能重用?这样的人重用了就会危害党、危害社会、危害人民。他下决心不能熟视无睹,要把这事反映上去。
他忽地掀开被子,从床上跳了下来,穿上外衣,急急地走出了门,骑着他那个已经骑了十多年旧得连漆皮都脱落了的自行车向省委纪监委奔去。
别看马志杰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可他的四方脸红彤彤的,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脚下带风,腾腾的,踏得地都动。他每天早上天不明就起来锻炼身体,就是冬天也穿着短裤、背心,要在环城公园跑一个多小时,从不间断。有时跑得高兴了,他还要喊上几嗓子,弄得那些爱睡懒觉的人很有意见。于是乎,就有人给他起外号,有的叫他“老二杆子”,更有不尊重他的人叫他“老二毬”。虽然他的身体那么好,说也怪,他却没有同龄人那么好的毛发,四方脸上胡子白了,眉毛白了,头发也都白了。有人说老马头上是一头银发,就像染了的一样,白得漂亮。有人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白毛”。叫他“马白毛”的人,都是对他有意见的人。全是因为他在人事局当纪监组副组长时查过一些人的问题,得罪了这些人以及和他们有说不清、道不明关系或对他的行为有看法的人。
按说他已是退休几年的人了,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可他还在关注着人事局的事。在每次征求老干部意见的会上,他的意见最多,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那些做了一辈子官,世故、油滑得就像油桶里泡过的人,对厅里有意见,自己在会上不说,私下里先找老马说。他们知道只要给老马说了,老马肯定坐不住,一定会在会上讲的。于是,老马又多了个外号:“马大炮”。
马大炮到了省委纪监委,把自行车存在车棚,腾腾地上了纪监委楼,敲了纪监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听到“进来”的应声,推门而入。
省委纪监委李书记望着推门进来的马志杰,连说“老马,坐坐”,起身就给他泡了杯茶,递了根中华烟,热情地接待了他。马志杰坐下后,吸了几口烟,就迫不及待地反映情况。李书记用心地听着他的反映,蹙着眉,待他讲完,很严肃地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一定认真对待,认真查处。”
也许是纪监干部特有的作风,李书记说了这句话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客气地让他抽烟、喝水,还问了问他的身体状况,说:“老马,身体最重要。现在人都说身体是1,后面的都是0,没有1,就没有那些0。这话说得很形象呀!你老要注意身体,多保重!”
当了一辈子纪监干部的马志杰是知道纪监干部谨慎、严肃的作风的,有李书记表态的那句话,他满足了。他感谢李书记的关心,说着谢谢的话,起身告辞了。李书记握着他的手,紧紧地握着。他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无言的力量、信任的力量。
他满意地走了。
马志杰走后,省委纪监委李书记就叫来了两个副书记,向他们通报了老马反映的情况,说:“马志杰反映的问题很严重,也很典型。要作为一个要案去抓,派得力干部去抓,不管是谁都不能手软,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
他们商议,由白风副书记具体抓这件事。
白风副书记同另一位副书记一样,都严肃地表了态,提出要抽有能力的干部,组织强有力的班子认真查,严肃处理。
领受了这个任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白副书记并没有立马组织查案班子,而是靠在能转动的高背椅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一会儿拧着眉,一会儿侧着头,那白白胖胖的脸上现出一脸的为难相。
他在思考着,认真地思考着,怎么办?怎样处理这件事,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下决心认真去抓……,可脑子里那种潜意识却使他轻轻地摇着头,他想了好多好多,慢慢地、手不觉不易地伸向了红色的电话机……

潘尚宽大气派、黑红发亮的大实木办桌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
坐在桌后正低头看文件的潘尚扭头向右瞥了一眼,是红机在响。对红机,他不敢怠慢,忙放下正看的公文,拿起电话机,轻声而亲昵地“喂——”了声。
在潘尚的办公桌上,放着两部电话机:一部是乳白色、公开对外的普通电话机,通常叫白机。桌上的公文有一尺多厚,他已经几天没有处理了,正在埋头处理这些公文。在他处理积压的公文或和重要人物谈话时是不接白机电话的。有时他干脆把电话筒提起来放在一边造成一个正在通话的假象,对方打不通自然就不打了——这已成了他多年的习惯。今天,为了专心处理这些积压的公文,上班后他就把白机话筒提起来放在了一边。另一部是深红颜色的专用内部电话机,通常叫红机。这种电话机只有本省省级领导和省委、省政府机关各单位一把手办公桌上才有。能打红机的不是省上领导就是同级的一把手。拿起电话机的同时他脸上立即浮上了笑容,一种善意的、亲昵的笑,并根据打电话人的身份瞬间而变:对上级是尊敬的、谄媚的、惟命是从的甜甜的笑;对同僚是交际的、应酬的、有时还是调侃的笑……
今天的电话,他却笑不起来。对方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神神秘秘,说话的声音很轻,像飞过的蚊蝇,只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地放下了电话机。
接完电话,潘尚的额头已沁出了冷汗,灿烂的笑脸就像是阳光明媚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阴了下来。对方那低沉、沙哑的几句话像电棒撞击着他的肌肤,使他心惊肉跳,身体抽动。
他下意识地摸了把头上的冷汗,脑子里倒海翻江似地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张铭。始作俑者是他。是不是他把事情捅出去了?还有,那天张铭来到他办公室找他时,局办公室李主任在场,他也知道这件事,还有副局长魏一虎。张铭说他在老魏办公室等了他两个小时。他们是老相识。毋容置疑,他肯定告诉了老魏——他们都有可能把事情捅出去。
他越想心里越不安,心,加快了频率地在跳动,自己不停地叮咛自己:不要慌,稳住神。慌什么呀!别慌,别慌!他手捂着心口,慢慢地抚摸着,思虑了一会儿,做出了决定:得,得先稳住他们……不能把事弄大。有了这个决定,脑子里就想着对策,不由得就想到了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攘外必先安内,心下说,对、对,就是这个主意,得先把人事局里知道这件事的人稳住,不要在局里起火。
想定了主意,于是,他拿起电话,叫了李主任。李主任是他来人事局后亲自提拔使用的,是他的亲信。他想许给他更大的官,保证他高兴得屁颠屁颠的,感激不尽,自不会多事。局里现在还空着个副局级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应该选拔一个合适的人选了。虽然前一段时间,为了安稳人心,他曾经一女嫁三夫,和三个老处长谈过话,都给他们许过愿,说准备让他们当。对那位年龄已经五十六岁、当了多年的机关党委副书记的老赵还说得很肯定“非他莫属”,使老赵高兴得给他说了不少好话。但是现在要灭火,事急,只好再嫁一次,拿来许给李主任。至于以后真的嫁给谁,那再说。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大人。他的父亲是老腐儒,从小他就受着父亲的教育,孔孟之道记了不少,尤其是这一条他记得很牢,活学活用,向来说话不算数。
李主任接了潘尚的电话,不知领导叫他何事,放下手上正干的事,三步并做两步地来到潘尚的房间门口。他把右手中指弯起来,轻轻地用鼓起的指背敲了敲门,只听见里面传出了从来没有过的亲切的声音“请进”。李主任心里顿时像鸡毛扫过一样的舒坦,脑子里瞬间自问自己:今天是咋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潘局长咋这么客气、亲热,在“进”字前面还加了“请”字,平时可都是说声“进”或“进来”,语气里充满了领导的威严和居高临下的气势,今天咋啦,那威严完全没有了。容不得他多想,就进了潘尚的办公室。潘尚显出格外的亲热,以从没有过的柔气的声音叫着:“来,来,坐这里。”手指着紧靠办公桌前放的椅子,让他坐在他的跟前。
李主任受宠若惊地坐下了半个屁股。
潘尚微笑着,眯缝着眼盯着李主任的脸,开门见山,煞有介事地张开红口白牙说道:“我找你来,是想给你通个气,征询一下你的意见,局里准备补一个机关党委书记,副局级,我考虑到你。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封官许愿,是历朝历代一切阴谋家结党营私惯用的伎俩。远者姑且不论,近者,君不见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不都是这样吗?可这样的许愿,往往使那些官迷心窍的人轻易上钩。
李主任突然听到这样的许愿,无疑是天上吊大饼的喜讯,脸上立时浮上了笑容,眉开眼笑,连说:“没意见,没意见;感谢局长,感谢!!”
潘尚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苦笑,心想:这不,很轻易地稳住了。他继续说:“我是考虑了你,可还得征求局党组成员的意见。你先稳住神,别声张,等着,我还要给他们都做做工作……”
李主任喏喏连声……
他给了他一个希望,一个犹如肥皂泡一样的希望。
李主任拿下了,可老魏怎么办?确实让潘尚费了好大一会思量:此人颇有才气,能力在他之上,尤其是那对睿智的眼睛仿佛能直透你的内心世界。他爱读书,总是书不离手,一有时间就看书,尤其爱看历史书籍。他不懂官场规律,崇信什么“君子不党”的古训,和任何人都是等距离关系,不拉帮结派,一身正气,从没送一分钱的礼,没走过一次门子,完全靠本事硬干到副局长。公生明,廉生威。这样的人不好对付。平时,他内心就惧他三分,让他三分。他思来想去,又想到了老蒋。蒋介石是集权谋之大成者,他向来很崇拜,就学习蒋介石对待杨虎城、冯玉祥的办法,想了一个将老魏远遣他方,让其暂时离开的堂而皇之的办法——出国考察。正好最近国际交流处有个要去欧洲的团,让他去。
如此想好了,他拿起电话拨了老魏的电话,关切地问:老魏,最近去欧洲有个团,你愿意去不去?
老魏没去过欧洲,更不懂得他的真实用意,立即满口答应:“去,去”。
老魏也拿下了,他在苦涩中又露出了一丝笑。可事情并没有完,他又立即陷入了深思:
内部安抚好了,他又想到了张铭。最主要的还是他,一定要把他稳住。他忙拨了张铭的电话号码,温言软语地对张铭说:“张铭呀!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关系不错嘛。有啥你来当面说,千万不能在外面乱说,啊!……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说,能办的我一定办。办不了的那是实在没办法……来日方长嘛!”
“谢谢,”张铭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东西……”
他知道张铭要说什么。张铭已经来了多次了。他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看来是把张铭推急了。狗急了都要跳墙哩,不要说人 !他忙说:“你放心,少不了你的。等着,我给你打电话。”
 他嘴上还比较硬,心里却没有谱。放下电话,潘尚把头靠在黑皮老板椅背上,心里很是烦躁,就像猫抓一样……
前些天,省委林书记找他谈了话,告诉他,他已经被确定为新的省人大副主任候选人人选之一。接着,组织部门就很快来考察了。他高兴得几夜都睡不着觉,真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描写的那样“白日放歌须纵酒”、“漫卷诗书喜欲狂”,终日乐得嘴都合不拢,走路也轻了。五十六岁的人了,一生的追求不就是为了官上加官,把帽顶子染得更红吗!可谁想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出现了这样的事,使他从欢喜的顶峰跌到了忧愁的深渊……
 他慌了神,着了忙……
不停转动的脑子使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一种焦急不安的情绪完全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灵。最根本的办法是赶快把张铭的东西找出来还给他,然后再想办法扑灭这场火——他这样想着,从椅子上窜了起来,就像田单和乐毅斗智时火牛阵上的牛,尾巴上弄上了油,用火点着了,烧得乱冲乱窜,在宽大的办公室内东翻翻西找找,忙个不停。
在省政府办公大楼内,凡是局长都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办公室。潘尚来人事局后没有坐老局长腾下的那间办公室,而是要局办公室给他腾了一个相当于两个标准间大的房子做办公室,掩耳盗铃地对外公开地讲说:局里没有小会议室,他的办公室兼做小会议室。他还要求局办公室赶时髦地给他配置了高档的桌椅、柜子、沙发,宽大的玻璃窗透着明媚的阳光,显得十分的宽敞舒服。
他一会儿拉开桌子的这个抽屉翻翻,一会儿拉开那个抽屉翻翻,东墙边靠的三个柜子全都翻遍了,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怎么没有?他急了,脸就像川剧变脸演员一样不停地变着,由红变黄,由黄变白,完全失去了往日志得意满的生气,像死人一样,瘫坐在老板椅上。
是放在了哪里呢,还是送了省上的哪个领导?他记不清了。这样的事情平时他哪里放在心上。要是真的找不见就麻烦了!
他头上冒着虚汗,但心有不甘,自己问自己:完了!难道这一次真的完了!!就真的会小河里翻大船,一生“辛辛苦苦”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如果此事坐实,别说人大副主任,就是局长也当不成了……说不定还会被双规、锒铛入狱……他不敢想下去……
 

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黑皮革老板椅上的潘尚,思绪萦萦,飘飘悠悠地回到了童年:
记得从他懂事时起母亲就多次说过,他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哭得特别响,哇地一下,把在跟前的接生大夫、父亲、躺在床上的母亲吓了一跳。
满腹经纶、懂易经、推八卦,会看面相的父亲,惊诧之余,细心地看着儿子那刚生出的还很稚嫰、很难看的红脸蛋,频频点头,随即摇头晃脑地说:“此儿声如宏钟,方头大脑,必是贵人之相,一定能做大官。”
躺在床上的母亲听了后,心里自是欢喜,但她就是看不惯父亲那拿腔作势、年轻轻的一幅酸儒像,侧过头瞪了父亲一眼,轻轻地用鼻子哼了声。
父亲再也不敢言语了,退了几步,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得了贵子,父亲虽对母亲的一瞪、一哼噤若寒蝉,但心里是欢喜的,脸上浮着笑容。
母亲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修长的身材,脸上虽有几个雀斑,但不影响五官端正的面庞,尤其是那对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地在转,乌黑发亮。这大概是父亲跪倒在母亲的石榴裙下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母亲虽对父亲的酸儒像不屑一顾,但对父亲的话却深信不疑,喜形于色,躺在床上不停地小声重复着“贵人、大官,大官、贵人”,就像祥林嫂老念叨着,我只知道晚间有狼,不知道白天也有狼那样,刚生产过的虚弱的脸上布满了笑容,心里无限地慰藉,仿佛自己就真的生了一个“伟人”,尽情地享受着做“伟人”母亲的幸福和伟大。
母亲给他讲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如今,他已是局长了,对一个省来说,也算是大官了,坐着奥迪高档小车,住着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无数敬仰、谄媚的眼光在看着他,年轻漂亮的女人主动投向怀抱,呵呵,真的是工资不动,老婆不用,印证了父亲的话。但在全国来说,局长算什么?车载斗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在北京局级算老几?上班都得骑自行车。就在本省来说,也是局级干部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据说厅局级有三千多人,严格地说起来,这级官还不算大官。
父亲的话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生了根,在孩提时和同伴玩耍,他就要争着当娃娃头,做“大官”。那些比他大一些的孩子不让他,他就领一帮比他小一点的娃娃,自封为最大的“官”。有一次,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孩子和他争着当娃娃头,那大孩子不仅不让他当最大的“官”,而且特看不起他那巴结人的劲,连按年龄排为二把手的“官”都不让他当,只让他当一名普通的“兵”。他把自己家里的糖拿着让这个大孩子吃,千方百计地讨好这个大孩子。那大孩子吃了他的糖,却还不买他的账,不管他怎么说就是不让他当“大官”。他把一对小牙咬得滋滋响,瞪着眼对大孩子说:“我爸说我是贵人,当大官的,你现在不让我当,我长大了当了大官收拾你。”那大孩子不怕,伸出小拇指,做着鬼脸说:“你爸算老几?你当大官,我是大官他爷!”逗得周围的孩子都哈哈大笑。他气急败坏,竟扑上去,在大孩子的肚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把大孩子的肚皮咬了个红印。当然,他被大孩子骑在身上狠狠地打了一顿。
从上小学一年级起,他就把家里吃的东西,或者糖果或者面包甚至在吃不饱的经济困难时期竟饿着肚子把馍馍送给同学,让大家选他当少先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小组长、班长。在中学时,适逢三年经济困难,在一次选班长前,他从家里偷了十斤粮票,几块钱,买了一大包馒头,给每个同学一人一个,要同学们选他当班长。在那粮食比金子还宝贵的年代,他当然地当选了班长,可全家人竟喝了一个星期的稀粥。
往事不堪回首。那饥肠辘辘的班长,怎能比得上今天的局长,特别是人事局长,工资不动,老婆不用,几乎是天天有人请,吃得红光满面,饥肠辘辘的肚子早已鼓了起来,像怀了六七个月的娃,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军肚。
提起老婆,他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别看他当的是局长,在外面人五人六,却出奇地怕老婆。从一开始认识她,他就怕她:
在大学上学的时候,正是“十年动乱”的开始,他当了造反派头头,打砸抢、斗所谓学术权威的教授、贴大字报、游行,无一没有他。大学毕业了,那时候学生被称为“臭老九”,被践踏到了最底层,几乎是全部被分到各个农场劳动锻炼。一望无际的大农场,一人多高的荒草中开垦了一片片的农田,荒草夹着农田,稻谷地在荒草之间。农建师三团在几间房顶铺着牛毛毡、干打垒建起的简陋的房子安顿了分到该团的学生。他们和她们,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荒草铺在地上就算是床了,一个房间睡七、八个人。他抢着睡到了和女生只隔一墙的地方,真的是“胸对胸,背靠背,中间只隔一墙近。”那墙是用土打起来的,没有砖墙那么结实,用铁棍捅捅就是个洞。睡在和女生一墙之隔的他,常常心里躁动,激情频起,夜不能寐。他在一次田间劳动时偶尔看到了一个一尺多长、指头粗的铁棍,心里顿生亮点,悄悄地拾了,带回宿舍,压在自己铺下的草里。在大家都熟睡了的时候,他拿出铁棍挨着自己的草铺悄悄地在土墙上捅,同室里稍有人翻身和说夜话,就赶快停下,也装着打呼噜,做贼也似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几天之后,他在墙上捅了个小洞孔。那小洞孔紧挨他的草铺,他用土把洞孔口堵住,把他的草铺上的草弄松遮挡住。时值炎炎盛夏,中午午休,他躺在草铺上,把洞口的虚草压下,用指头捅开洞孔口,脸朝墙睡着,就像木匠一样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单眼吊线,向女生宿舍看去。古代有匡宏凿壁借光夜读书之故事,成为千古美谈,今有堂堂大学生潘尚打孔偷窥美色之实,真真的辱没了斯文。
睡在一墙之隔的女生就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李苹。那是一个体型苗条,皮肤白皙的女性。当他第一次在农场报到时看到同时来报到的李苹时,目光就在她的身上多停留了半分钟,嘴角就流下了几滴贪婪的涎水。自从见了李苹之后,他就有意识地和她接近,常常帮她提水,甚至打饭,极尽殷勤之能事。
单眼吊线之下,李苹那洁白的肌肤、鼓起的乳房被他看得真真切切,嘘嘘之余,心里就像猫抓的一样难受,恨不得用头把墙碰个大窟窿,穿墙而过把她紧紧地抱住。
思想支配行动,有了不轨的思想,便有不轨的行动。潘尚更加主动地接近李苹,有事没事地找李苹说话,经常往女生宿舍跑,惹得女生们都有些讨厌。这一天,下午刚劳动结束不久,一个女生正在宿舍换衣服,潘尚竟然不敲门就推门而入,那女生除了短裤护着身体的要紧部位外,全身裸露,被他一览无余。
这女生是个泼辣的女性,犹如红楼梦上的王熙凤。她一边赶忙弯身拿起衣服护住前胸,同时杏眼圆睁,冲着潘尚和在宿舍的李苹喝骂:“潘尚,滚出去!李苹,滚出去!你们有话到外面去说,不许你到女生宿舍来!”
半躺在草铺上歇息的李苹的脸红透了,布满了羞涩的红,就像取掉套袋十一月还没有从树上摘下的苹果,直红了个通通透透,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但李苹毕竟是有知识、有理性的女性,稍一停顿,她冲着正往出退的潘尚,似乎是对他说,又似乎是对全宿舍的女生宣布:“我有男朋友,是北大毕业的。”说罢,拿起本书翻过身看了起来,谁也不理,就像外交部发言人讲完话合上夹子,旁若无人地走下了讲台。
在女生的叫骂下,潘尚像被棒敲打了头的乌龟,忙缩头退出女生宿舍,嘻嘻地笑着,心下并不在意。紧接着,身后飘来的李苹的话,却像一声霹雳,向他劈来,脚下踉跄,几乎跌倒;又仿佛一桶冷水从头浇来,从头顶一下凉到了脚底。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宿舍,咚地一声,失魂落魄地躺在草铺上,满脑子都是:“我有男朋友,是北大毕业的。”“我有男朋友,是北大毕业的。”
他心有不甘地闭紧了双眼。
他病了。他得的是相思病。茶不思,饭不进,一连躺了三、四天。农场是师、团、营、连、排建制。排里把他送到团医院,给他打了几天吊针,他才渐渐地恢复。
一起劳动锻炼的同学来看他。女生也来了。李苹也来了。她知道他得病的原因。女性的慈软心肠、恻隐之心,使她心里有点愧疚。她给他买了一提包水果,放在他床头,用歉疚的目光看着他。
他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撞了。那歉疚的目光通过他的目光快速地流进了他的心里。他觉得她在向他道歉,无声地道歉。
他看着她那楚楚动人的脸,心软了。
她给他削了个苹果。
他慢慢地吃了下去。
她走了。她看了他一眼走了。
他看着她楚楚动人的背影,心活了。他躺在病床上像牛反刍一样,反复想着她那歉疚的眼神,一言一行,一丝也不放过。
他在想: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有男朋友,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不,她不可能有男友……她说的是假话……在那种情况下,那是应急之策,急中生智的话。
如此想着,心病没了。
他很快地出院了……
 

从省委纪监委出来,马志杰脚下的车子骑得轻快多了,好像去纪监委时心里压着块石头,给纪监委书记汇报后就没有了,轻松了。虽然纪监委书记没有明确表态,但他握他手时那用力的手劲,那肃然的态度,可以肯定地说,他会马上认真抓这件事的。他相信他。
他对潘尚是了解的。潘尚和他共事七年。他太了解了。开始,他也曾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支持过潘尚的工作:
潘尚一米七五的个头,圆胖的脸上镶着一对贼精贼精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也算是个帅哥。他四十出头就当了副厅级干部,很快就是正厅,可谓一帆风顺。
潘尚来人事局之前,他们没有任何来往,连话都没说过,只是知道有潘尚这个人而已,仕途通达,上得很快。
现在官场的事情就像河滩里种的玉米,看着长势很好,绿油油的禾苗茁壮成长,预计一定是个好收成。可一场大水漫过全被淹了,眼巴巴将要到手的辛苦了一季的果实全没了,付之东流,哭都没眼泪。前任老局长年龄到了之后,都说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要来当局长。几个月后省委任命这位副部长做人事局党组书记的文也发了,看来这是先党内后党外的任命。他当人事局长已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了。
人事局长是省政府组阁成员,法定省委提名后要省人大常委会投票选举通过。可人事局一位颀长个子、瘦瘦的副局长早就垂涎着局长的位子,到处活动,想当局长。那位副局长做过省委副书记的秘书,和省上的领导熟悉,关系广,当他知道省委要派这位副部长来人事局当局长的时候,顿时心生嫉妒,当晚就去了老领导的家,嘀嘀咕咕地反映了这位副部长许多道听途说的不雅事情。老领导还是有原则性的,省委已经做了决定,只是听,没有表态。黑夜,从老领导家里出来,他边走边想,无毒不丈夫,只要把那位副部长搬到,有老领导的支持,自己当局长是没问题的。回到家,一夜都没睡好,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第二天,在宾馆开了一间房子,叫了几个心腹,策划于密室,炮制出一封信。他釜底抽薪,在省人大开会研究人事局长以前给每个常委发去,当然是匿名信,列举了这位副部长许多劣迹,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拿到这封匿名信的省人大常委一时不明真相,一些人自然是对那位副部长心生疑虑,为慎重起见,没有投赞成票,就因此人大常委会表决时差一票没有过半。那位副部长没有通过,逼得省委不得不免了他人事局党组书记的任命。否决了那位副部长当人事局长,这位副局长连夜活动,到这个省上领导家,去哪个省上领导家,并鼓动原局长给省委报他当局长。谁也想不到,省委没有任命他来当局长,而是派了从来没有搞过人事工作的潘尚来人事局当了局长。把那个副局长气得鼻子不是眼不是,只怨原局长推荐不力。省政府机关吃饭分大灶小灶,大灶是处以下干部吃饭的地方,小灶是厅以上干部吃饭的地方。一次,两人中午在小灶吃饭,他又埋怨起来,对老局长说:“叫那个货来当局长,对你有啥好处?都是你出力不够。”老局长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权?这是省委决定的。”说着说着,他不顾形地当着那么多吃饭的高官,竟声高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像吵架似的,惹得大家都把目光投了过来。“捐妻献女为封侯”,自古以来,官场为当官不要脸的人比比皆是,在趋利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当“权”“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时,这样的事情累见不鲜。
人事局长是个有权的要害部门,谁都想不到能把潘尚派来。这是怎么回事?机关里也议论纷纷,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潘尚是何来头,怎么就能谋得这么个重要的职务。说归说,潘尚还是满面春风地走马上任了。上任那天,人事局开了全厅职工大会,吃得胖胖的留着大背头中等个子大圆脸上看不到一条皱纹的省委组织部长陪着潘尚来了。他在全厅大会上着实把潘尚表扬了一番,什么年轻、能干,一定能带领大家把人事局搞得更好云云。马志杰竖着耳朵听着。他文化程度不高,大概是个小学毕业,刚解放就参加工作,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事事都要听组织的,组织部长代表组织,组织说潘尚好,当然好了,潜意识里就有了对新领导尊重、支持的思想。
潘尚四十五岁当正厅级干部,到人事局也只有四十七岁。这么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在本省正厅级干部中实属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说起这潘尚,还真是个人物,很是懂得官场“年龄是个宝,学历少不了,关系更重要”的规律。这个顺口溜深刻地反映了当前官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要升官,年龄、学历、关系,这三者缺一不可。潘尚自忖自己前两项完全具备了条件,便着意在后一个条件上下工夫。他对上联系很紧密,今天向省上这个领导汇报,明天向那个领导请示,经常出没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家里、办公室里。用他的话说,勤请示多汇报取得领导的支持,工作好搞——这也是当前官场的一个风气——凡官运亨通的人,无一不是经常出没于上司衙门、家庭的人。那些真正有能力、埋头苦干、觉得屁大个事自己就处理了不需给领导汇报的人是望尘莫及,远没有他们升得快。潘尚这次能当上人事局长就得力于他在省上领导家里跑的勤,当然每次都不是空手去的,受到一些领导的看重。
新官上任三把火。潘尚到人事局后同一切新上任的官员一样,都要烧几把火的。不过,他的火烧得比别人更旺、更响,极有特色,声势更大。那场“玻璃房子里的竞争”震动了全省,响彻全国。
——那是他到人事局时间不久的事,人事局面向社会举行了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的考试。凡社会上的人,不论工、农、商、学、兵,哪行哪业,都可以来报名考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唯才是举,毫不例外。
在考试的过程中,他组织了本省各大媒体和中央驻本省的所有媒体的记者现场采访。秀才们搅尽脑汁,如椽之笔炮制着文章,于是乎一篇《玻璃房子里的竞争》的文章出笼了。各个媒体争相刊登、报道了这件事情,刊载了这篇文章,宣传着本省在公务员招考上是如何之公正、公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潘尚还让电视台的记者来到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在电视上播放。电视,这一现代媒体有声有影,通过电波传之千家万户,乃至世界各地,远比报纸的宣传作用大出无数倍。他振振有词地在电视上讲着这次考试的重大意义,如何的铁面无私,副省长的女儿分数不上线都没有照顾被排除在外,大大地树立了他的威信。可潘尚就是潘尚,电视台录了音,摄了像之后,当晚他就提着礼物悄悄地去了那位副省长的家。有理不打上门人。副省长夫妇看了晚上的本省新闻,正在为潘尚在电视上说他娃的分数没上线被排除在外生气。夫人说:“娃没考好就没考好,下次可以再考嘛!潘尚怎么能在电视上说呢?这不是打咱的脸、给咱难堪哩吗!糟蹋人哩!”副省长一脸的不高兴。如花的女儿像霜打了一样,蔫了下来,坐在沙发上掉泪,把潘尚恨死了。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夫人去开了门,见是满脸堆笑的潘尚手提着一大包东西站在门口,一句话都没说阴着脸转身而回。潘尚依然是满脸堆笑,进门后放下礼物,哈着腰,笑着说“x省长,我是来给你们道歉来了!”就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拍着胸脯说:“电视只是个宣传。娃这一次考试没考上,不要紧,我保证把娃安排好。咱来个曲线救国,我先给找个单位安排了,过渡一下,再往省级机关的公务员单位调。”副省长夫妇见他亲自上门负荆请罪,又这样说,就勉为其难,只好这样。后来,那女娃在基层干了一年就调到省级机关了,这是后话。潘尚对电视宣传抓得很紧,这样的电视宣传以后每隔几个月他都要来上一次。人事局每做一件事情他都要请电视台来采访,在电视上宣传,他成了本省在电视上露面最多的厅局长。在当前极需公正、公平的时代,使潘尚的形象突兀地立在了大众的面前。
对于潘尚宣传人事工作的行动马志杰是支持的。作为纪监,他作了正面的积极的配合,到处宣传潘尚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干部。当有人给他说,副省长的女儿没被录上,潘尚晚上悄悄地去了这个副省长的家,低三下四地道歉,并出主意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先把这位省长千金放在外地过渡一下,风头过去后然后调回省政府,做出保证要把娃安置好时,他压根不相信,不留情面地批评了这个干部,几乎是吼着声说:“道听途说,给领导脸上抹黑,胡说八道。”
潘尚在人事局工作过了半年,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一天,潘尚把马志杰叫到了办公室。一进潘尚的办公室,潘尚就亲热地站起,面带笑容地对他说:“坐坐,咱们聊聊,您抽烟。”说着递给他一根软中华烟。这中华烟,当然不是潘尚买的。所有当官的抽的中华烟都不是他们买的。凭他们的那点工资,能抽得起这么高档的烟?谁又会拿自己的那点工资去买哩?全都是别人送的。据说纪监部门在研究烟酒算不算受贿时,曾经分析过送中华烟和茅台、五粮液酒的人,大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钱来得容易的老板,能买得起这么好的烟酒送礼的人。这里面还分两类,一类是财大气粗,老板自己平时就抽、喝的是这么好的烟酒,另一类是赚两个钱不容易的老板,自己抽、喝的是平常的烟平常的酒,只有送礼时才买这么好的烟酒。第二种是工薪阶层为了办成某种事,咬着牙、恨着心、十分心痛地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买这么好的烟和酒,怀着割肉一样的心情,赔着笑脸送给那些掌权的官僚。第三种是用公款送礼的人,如下级送上级,这个部门送要办事部门的领导、掌实权的,领导跑官办私事能让公款买单的,等等。他们花共产党的钱不心疼,要买多少买多少,要送多少送多少。抽好烟喝好酒的大都是第三种人送的。现在不是有个说法嘛,收点烟酒不算啥!收高档烟酒都不算腐败了,可你算算一次送两条软中华、两瓶茅台酒,要多少钱?都不算受贿了,不算腐败了。抽这样烟、喝这么好的酒的人,反而心安理得,引以为荣,倒成了身份的象征。老马接过烟看了看,想起他曾监督转业的军队干部分配时的事。本省在军队转业干部分配时,每年都要请纪监干部去监督分配的过程,以示公正公平。有一年,他去监督,吃完晚饭,在饭厅外溜达,碰上了一个姓杨的部队联络员。他好心地递给他一根红塔山烟,当时那烟很有名,他一时心动,感慨地说:“小杨呀!这一根烟一两油呀!不是自己买的吧?”惹得那小杨很不高兴,扭头就走了,还一边走一边小声地嘟囔:“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前车之鉴,见多不怪,以后不管谁给他什么烟,他都不吭声了。人事局长抽个中华烟,算个啥?别说省上的厅局长,就是县长、乡镇长不都也抽的中华烟吗?他心里这样想着,没有再说什么,就点着了,吸了起来。
 “老马呀!您的纪监工作搞得不错。好好地干,我一到人事局就考虑,您也这么大的年纪了,干了一辈子纪监,厅纪监组长的位置空着,也不是个事,该补了。”
纪监组长是副局级。他是副组长、纪监室主任,是正处级,已经当了十余年的正处级。听话听音,这不是给自己许愿嘛!要提他当纪监组长了。搞了一辈子纪监工作,老了,能落个副厅级是他求之不得的。一听到这种许愿,他心里就像喝了蜜糖一样,甜滋滋的,脸上浮现着笑容,诚心诚意地给潘尚道谢,连说了两个“谢谢,谢谢。”
接着,潘尚说:“我到人事局后,您对我的工作支持很大。以后,还要您大力支持啊!您看,对我这一段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
说实话,潘尚到人事局大半年来,总的看,还是扑着干事的,干得不错。他诚心诚意地说:“您来人事局多半年了,很快熟悉了工作,对工作抓得很紧,尤其是公务员考试,搞得轰轰烈烈,反映很好……”
潘尚一直笑眯眯地看着他,听着他赞美的话,微笑着的脸又增加了几分笑容,两个眼都眯在了一起。他从桌上放着的中华烟盒里又抽出根烟,递给他,嘴里说:“抽、抽,点着。”并拿起打火机给他打火。
他又抽上了一根软中华烟。
潘尚满脸堆笑,侧着头一副虚心听取意见的样子。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
潘尚始终是一副虚心下士的样子,看他说得差不多了,笑着说:“谢谢老兄!谢谢老兄!老兄啊,中组部最近要来人事局考察,您还要继续支持,多多美言呀!”
他明白他的意思,轻轻地点了头,心想:这才是今天谈话的主题。中组部要从五十岁以下的正厅级干部中考察提拔副省级干部,据说已来到了本省。他渴望着当副厅级的纪监组长。这是个多么有诱惑力的钓饵呀!他觉得他遇到了一个好领导,来考察当然得给他说好话。
那几天,他看到、听到,每个处长都被潘尚叫到办公室谈了话,都得到了赞扬和鼓励,都高高兴兴地走出了潘尚的办公室,都带着一种期盼,也都答应了潘尚的要求。
在中组部来人考察时他说了许多赞美潘尚的话,煞有介事地讲了五点:一、潘局长大学本科学历,知识底子深厚(虽然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只上了个基础课,大多数时间搞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但在他那初中生学识的眼里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二、年轻,思想解放,敢想敢干;三、能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他举了《玻璃房子里的竞争》作为例子;四、工作抓得紧,重视宣传;五、清正廉洁。他每谈一个观点,都挖空心思地找例子。当中组部的同志问他有什么缺点时,他支吾其词,什么也没有谈。
考察组和每个处长都谈了话,听取了 他们对潘尚的意见。事先潘尚和处长们的谈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几乎是人人都是“上天言好事”,清一色的赞美。
对于这次副省长的考察,潘尚非常重视,志在必得。考察组走后,他就按照“关系少不了”的信条开始忙碌起来了,整天坐着车跑,出没在省领导的办公室、家庭。
善于察言观色的原人事局办公室主任万一,体察到了潘尚的心情,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来到潘尚办公室,对潘尚说他的同学在中组部给领导当秘书,他愿意去北京给他活动。
潘尚喜不自禁,拍着万一的肩膀说:“此事如能办成,我绝不亏待你。”
千方百计走门子,买官卖官,在当今社会已不是秘密。君不见,中央红头文件、中纪委的规定都强调着卖官鬻爵的严重性。
潘尚明白:要到北京活动是要有钱的,光凭同学关系是不行的。万一给潘尚出主意:倒空卖空,是赚来钱的去活动。凭着人事局的牌子,几笔生意做下来就能挣几十万。他建议成立一个后勤服务中心,设在厅办公室,由他直接抓,打着为全厅干部谋福利的名义,专门做空买空卖的事,财务账目由他直接管,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在经营活动还没搞起来之前,先从厅考试中心拿点钱。现今社会,评职称、录干部,包括工人评级等等,干什么都要考试,美其名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商品社会里,社会上的事事物物大都贴着商品的标签,“考试”这个神圣的事情,也同样贴着商品的标签,在完成它的考试功能的同时也成了赚钱的工具。没有白吃的宴席,每次考试,考生都要交钱的,考试中心成了赚钱的热门单位,有的是钱。
此时的潘尚一脑子都是要当副省长,对于万一的主意完全采纳。去北京活动是当务之急,经他批准,于是,万主任从考试中心背了二十万元去了北京。
坐着飞机去,坐着飞机回。几天之后,万一从北京就回来了,马上就成立了后勤服务中心,作为处级单位设在办公室,万一挑了两个嫡系干部,紧锣密鼓做起生意来了。
第一笔生意就做得很大。当时本省有一家乡镇企业出产的猪蹄很有名,销售到全国各省,十分紧俏。潘尚带着万一等人,亲自出马,来到该县找县委书记、县长,以给本厅干部谋福利的名义要买猪蹄。县委书记、县长见人事局长亲自来了,高接远送,设宴款待着他们,在酒饭桌上指示该企业的经理以最低价让人事局拉货。于是乎,一辆辆大卡车把加工好的高真空猪蹄由该厂拉出,转手就挣了大钱。人事局的干部连根猪毛都没见。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他们做得很闭密,但还是被人知道了。有人写信把到北京活动、倒贩猪蹄等反映到中、省委纪监部门。省委纪监委李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这些情况,并说:“反映潘尚的检举信这几年一直都有,一封接一封,这样的人如果重用,出了问题谁负责?”常委会否决了潘尚的副省长人选。
一天,同在纪监组工作的梁双悄悄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马。他听了后先是吃惊地瞪大了眼,接着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那时,他对潘尚的印象不错。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脑子里很快反映出“谣言”两个字,还批评梁双“传谣”,说作为纪监干部说话一定要有根据。梁双也是听说的。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受了批评的梁双默不做声。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梁双上班一到办公室就告诉他,听说一个原在企业工作的年轻漂亮的女娃娃调进了人事局,并愤愤地说:“讲的是《玻璃房子里的竞争》,进公务员队伍凡进必考,为什么这女娃不考试就进了人事局?人事局是推行公务员条例的单位,执法犯法呀!还有,宣传的那个没考上试的副省长的女儿,后来安排在一个地市,在地市呆了一年就调回来了,又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的马志杰,任你说潘尚什么都不相信。他又一次轻轻地摇着头,心想:这不可能。凡是搞人事工作的人组织纪律性、原则性都比较强,国家下发的《公务员条例》要求进公务员队伍凡进必考,人事局是推行这项工作的,现在还在宣传着公务员条例,要求各级都要认真推行,谁敢不考试把人调进公务员队伍?何况又是进省人事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记得省委一名副书记让上届老局长调一个干部,老局长没有给调。那位副书记生气地说:“谁给人事局这么大的权力?”老局长说:“政策。政策不许把这个干部调动到要去的单位。”那位副书记也只好作罢。
他又一次狠狠地批评梁双作为纪监干部不稳重,爱听传言,说风就是雨,瞎咋乎。
这一次梁双不服,一双鹰眼睁得像鸡蛋大,红着脸,和他争辩着,说出了那个女娃的名子,说得有名有姓。
他愕然了,瞪着眼问:“真的,会有这事?”
“咋可不?”梁双说,“你老说潘尚好,可你看他做的这事?整天在报纸上宣传,电视上讲多公正公平,讲得美,挂的羊头卖狗肉。”
“不要胡说。”他黑着脸熊梁双,“你调查了没有,这女娃是不是真的从企业来的?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人家原来就是公务员,从公务员单位调公务员单位有什么错?”他维护着潘尚的威信。
他希望这不是真的。
“哼!” 梁双撇着嘴,带着讥讽、不冷不热地说:“别让纪监组长的许愿糊住了眼睛,那是水中的月亮!”
话说到这个份上,还能再说什么,他瞪着眼看着梁双,强压着心头的气暗打算,要悄悄地了解一下,看是不是梁双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再和梁双算账,好好地收拾他。
 

像死尸一样瘫在老板椅上的潘尚,躺到日落西山,房间里都快黑透了的时候,不停转动的脑子突然有了灵感,跳了起来,叫来司机,坐上车,匆匆忙忙地回了家。一回到家,他就开始在家里翻了起来。家里有一个偌大的书房,靠墙有一面书柜,上部三分之二分上下两个隔档,玻璃推拉门,一目了然,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排排书,大多连翻过都没有,作用只是装潢门面,就像商店里货架上放的空酒盒子,是让顾客看的,招牌货而已。书柜的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方,装着一个个小木门,木门上有锁,在这里放着贵重而值钱的东西。他记得有些人送来的字画放在了里面。回到家,他首先匆匆奔向书房,用钥匙开了书架上的一个个小木门,急不可待地翻了一个又一个,翻出的贵重物品扔了满书桌,可就是没有他要找的画。
妻子看他满头的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关切地问:“你翻啥哩!”
“书。”他随口答。
“什么书?”
什么书?他压根就不是在翻书,答不上来。可他的脑子是好使的,稍一转,便说:“一本人事工具书。”
“家里就没有这样的工具书。你从来就没有往家里拿过这类书。”
哦——,谎话难圆,他抬起头不知所措地看着妻子——脑子再好,难免出漏洞。该怎么回答哩!他一边考虑着,一边手还在不停地翻着。
“你到底在翻啥哩?”妻子提高了声音,脸吊了下来——她对潘尚平时鬼鬼祟祟的行动早就看不惯。
妻子的高声把他吓了一跳。别看他当这么大的官,却很是怕妻子,是严重的气管炎(妻管严),神经紧张了,手也停了,傻傻地站在那里:
——从农建师医院回来,他更加频繁地接触李苹,向她处处献殷勤。一次,劳动归来,疲倦的学生们就像败下阵来的国民党兵,稀稀拉拉地一条长蛇阵往回走着。李苹是城里生、城里长大的姑娘,对体力劳动承受能力差,一天的农活劳动已累得精疲力竭,走在最后面。潘尚看李苹走在最后,便放慢了步子,有意和李苹走在一起,要把她扛着的锨拿过来自己扛。 可李苹是个顽强的女姓,尽管很累,但任凭潘尚怎么说,她就是不让潘尚替自己扛。这时的潘尚一心想要讨李苹的欢心,厚着脸皮,缠着非要给她扛不可。两人撕撕拉拉,一不小心,李苹的脚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扭了一下。脚窝了,摔倒在地上。这一下潘尚慌神了,赶忙去扶。李苹的芳脸布满怒气,着实吓人,用手打开了他伸过来的手,还想挣扎着站起,却痛得怎么也站不起来。
这时候,同学们的身影已渐渐地远去了,消失在灰暗的傍晚。夕阳西下,天边那锗红色的余辉也渐渐地在收拢,黑夜悄悄地来了。
李苹哭了。
潘尚吓坏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她的面前,求她让他背着她回去。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爱她,保证爱她一辈子,海枯石烂不变心,一辈子都听她的话……。
李苹只是个哭,不理他。
他长跪不起,依然是喋喋不休地反复地说着那些说了无数遍的话。
夕阳把他那残留的一点余辉完全收去了,黑夜来临了。他们劳动的地方在浩瀚的黄河滩,到处是湿地、一眼望不到边的一人多高的芦苇荡和蒿草。芦苇荡中蛙声一声高似一声响成一片,时不时在那一人多高的蒿草中还有野狼在嗷嗷地叫。
李苹哪里经过这样的场面,吓得瘫在了地上。
潘尚硬是把李苹背上了身,一步一步地向回走。此时的李苹看着黑浓浓的茫茫田野,风吹着芦苇荡和蒿草发着沙沙地像鬼走来一样的响声,不断传过来的讨厌的蛙鸣声和可怕的野狼叫声,吓得七魂荡荡、八魄悠悠,半推半就地上了潘尚的背,伏在潘尚的背上,连哭声都不敢出,只好由他去了。
脚扭伤后,李苹走路极其困难。潘尚一天三顿地给李苹打饭,天天如此,不厌其烦,还给她买来了一大堆水果。
潘尚的殷勤拨开了李苹的心扉,使李苹很是过意不去。这一天,潘尚又给她买了些水果提了进来。她看着潘尚提着的水果,让他坐下。她拿出了几封信给潘尚看,说:“我给你说过,我有男朋友,你不相信。你看,这是他的来信。”
潘尚接过信,瞪直了眼,那信封的左下角清晰地印着“北京大学”几个红色的毛体字。他周身流动的血几乎都要停止了,身体僵硬了,犹如掉到了一个硕大的冰窖里。他凉透了,完全失望了!
“唉!”李苹长叹着说:“那都是些过去的信。他已经被抓了。”
“啊!”潘尚停止流动的血又流了起来,僵硬的身体又复活了,吃惊地问:“啥事?”
“他参加的那个文革组织被定成反革命组织了。”
啊!反革命?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李苹是不会跟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潘尚的心一下子放下了。他又一次扑腾地一声跪下了,再一次向李苹表达自己爱慕的心情。
“唉!”李苹又一次长叹了口气。她真正爱的是考上北大的那个高中同学。那是她真正的白马王子。可谁让他又成了反革命呢?马克思说,婚姻是政治的联姻,怎么能和一个反革命过一生呢?中国的老百姓常说,婚姻是缘分。看来,和潘尚是缘分了。她轻轻地点了几下头说:“你起来,你今后一定要对我好。”
“一定,一定。我听你的。”潘尚赶忙答应着,站了起来。
他心花怒放。他高兴透了。他真想跳起来喊,但还是强压着兴奋的心,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笑。他对李苹更加殷勤地照顾着,连上厕所他都要扶到厕所门口。他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抱着李苹。
从谈恋爱起,潘尚就是严重的“气管炎”(妻管严)。这是出了名的。久而久之,这毛病就根深蒂固。别看他现在是局长,在老婆面前狗屁都不是。老婆叫他坐下,他不敢立起来,叫他立着,他不敢坐着。
面对着老婆的高声喝问,潘尚打了个冷颤,但毕竟是当了多年局长的人,随即静下心来,赶忙如实地说:“我在找一幅字画。”
“那你早说呀!找字画就找字画嘛可说找什么书?”老婆不满意地说,“那些字呀,画呀的,我都放在地下室了。”
潘尚忙向地下室急急走去。
在潘尚住的楼上,每家都有个地下室,是放杂物的地方。潘尚的地下室放了几箱子字画,都是别人送的。他打开箱子,一幅一幅地找,一幅一幅地看,找了几个小时,蓦然,当他展开一幅画时,心里顿时一喜,心说:“是它,是它,就是它。”
那是幅古旧的山水画。画上错落有致、巍峨的高山长满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山下是一片水草茂密的坡地,一匹肥壮的高头大马在悠闲地吃着草,落款写着大名鼎鼎的梅兰芳,无疑是名人字画。看到这幅画,他的心轻松了一些——终于找到了一幅。说轻松,只是那么一点点,犹如石头从高山上落地,刚刚滚动,还没有向下落去,心里依然笼罩着很厚的乌云。
记得张铭来找他办事,让他把一个外县的干部夫妇两人调到省城给安排个好工作。第一次,请他去吃饭,在一个五星级的大饭店,吃的是鲍鱼宴。饭后又给他安排了洗澡、按摩,一次就上了两个小姐,都是绝佳美人。现在的所谓洗澡在一些地方就等同于嫖娼,这是路人皆知的。两个绝佳美人陪他洗澡,一起上床,颠鸾倒凤,成尽了男女之事。后来,张铭还给他送过花呀、草呀、烟酒之类,自不在话下。有一次张铭到他办公室给他拿了这幅画,说了许多乱世存黄金,盛世搞收藏,现在国泰民安有眼光的人都在搞收藏之类的话。他把画展开让他看了,说是很有收藏价值。他相信张铭的话,毫无疑虑地相信他。梅兰芳的鼎鼎大名何人不知何人不晓,那幅画自是十分珍贵。他收下了。后来……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拿着这幅画走出了地下室。
 

正要了解是不是有人不经过公务员考试就进入了人事局的老马,被一件更严重的事情缠住了,使他不得不把这件事放一放,集中精力抓突发的那件更为严重的事。而这件事的处理使他和潘尚产生了芥蒂。
 事情是这样:他们接到了一封没有署名写给局纪监组的来信。他拆开看了,是一封反映管职称的干部江明在评定职称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的信。内容大体是说一个江湖医生的职称是走后门搞的,是花钱买的,是江明给办的,是个假职称。他把信看完后交给梁双看,和梁双商量,悄悄地调查起来。
他们背着江明找了一位嘴比较严实、在职称处帮忙的退休老干部,请她看看批过的名单里有没有这个江湖医生,并告诉她不要告诉任何人。那老干部认真地把几年来批的高级医生职称查了几遍,怎么也找不出这个江湖医生的名子,很是茫然,也很吃惊,颤着声说:“这是怎么回事?”。
老马和和梁双弄清了压根就没有批过这么一个人更加重视了,又把那封匿名信拿出来看,信中写得很明确,说那江湖医生常常把职称证拿出来让病人看,炫耀自己是官方认定的医生,是有水平的,而且是高级职称。写信的人说他也看过他的职称证,的确是高级职称,盖的是人事局的章子。他在反映信中质问:人事局怎么能把这样的江湖骗子评为高级职称的医生?你们的标准是怎么掌握的?
马志杰和梁双拧着眉在商议着:人事局既然没有批过这个职称,会不会是假冒的?会不会有人私刻人事局的章子……
他们这样想那样想,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越后怕,这可是影响人事局形象的大事呀,影响职称评定的大事呀,绝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们决定要去亲自看看。看看,一切不就明白了。他们和厅办公室要了一辆车,坐着车向江湖医生所在地奔去,两个小时就到了。
这是个乡村的小镇。一条长长的街道,改革开放使这个小镇繁荣了起来,两边都是不大的商店,全是私人开的,卖着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
他们没有敢把车开到镇内,放在镇外,让司机看着,装作病人去找这江湖医生看病。
江湖医生的门面在镇中偏东的地方,两间大的房子,里面的墙上挂了几个玻璃匾、锦旗,上面写着“华陀在世”、“医术精湛”之类褒奖之词;靠东墙是一个个的中药柜,一个个的小抽屉,放着各种中药材,都标着药名;再向前是一个卖药的柜台,里边站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穿着白大褂的姑娘;靠西墙放了一张桌子,桌前靠墙放了个长条木椅子,是供看病的人坐的。
梁双和马志杰迈步走了进去,举目望去,看那坐在桌子后边的江湖医生,哦,把他们吓了一跳,这么年轻,顶多四十出头的年纪。搞中医的,自学成材,在这样的年龄就是高级职称,实属少见,尤其是在这样偏僻的乡村小镇。看那医生,脸盘上宽下小,尖尖的下巴,高高的颧骨,其貌不扬,却戴着一副又宽又大黑边的眼镜,白大褂下是一身八成新的西服,系着领带,蓝色的衬衣也掩盖不住很少洗澡浸染到衣领上黑黑的污垢。说也巧,今天竟没有一个看病的。
老马和梁双坐在桌前,那医生抬起头问:“看病?”
“久慕大名,专门赶来的。”老马搭话说。
“把手伸出来。”医生冲着老马抬了抬下巴。
老马心想:医生是要号脉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这老几也不先问问啥病,一上手就切脉。他直瞪着眼看那医生,张口想问,转念一想,且看他下面怎么办,张开的口又闭上了,伸出了自己的手。
医生切了一会脉,煞有介事地说:“你老是综合症,血压高一些,脂肪多一些,心跳动快一些。”
呵,老马和梁双都在心里笑:像这样的年龄,一百六十多斤的体重,不用医生看,谁都知道是血压高、脂肪多、心跳得快。两人嘴里却都说:“先生真神医也!”
听到夸奖,医生脸上浮上了笑容。
“听说先生还是高级职称,年龄不大,真没看出。”老马有意地说。
“惭愧,惭愧。”医生得意地说:“就是个副高。”
“那也不容易。”老马说,“那是要经过人事局批的。听说你有高级职称我们才来的。”
“是人事局批的。”医生肯定地说,接着又说:“要说不容易,也真不容易,我申请了一年多。”
“评职称一年多能批下来算快的了,不简单呀!”梁双搭话说。
“嘿嘿!”医生皮笑肉不笑。
老马没有理会他说的话,装着没见过世面,吃惊地说:“乖乖,省人事局,那么大的衙门,章子一定像碗大?”
“哈哈……”医生笑了,说,“你以为是唱戏的县老爷用的章子。”接着问,“你们是干啥的?”
“工厂的下岗工人。”
“怪不得。你们咋能见省人事局的章子?老实给你们说,省人事局的章子也不大,比你们厂的章子最多大一圈。”医生说。
“我不信。”老马摇着头,蛮认真地说,“厂子的章子咱也没见过。咱一个底层的工人,干啥能见厂子的章子。政府的章子可不就像唱戏的大印一样。”
“嘿嘿……”医生蔑视地笑了。
“能不能拿出来叫咱们见识,见识?”梁双弯着腰,把头向前伸着说。
“是呀,叫咱见识,见识。”老马也说。
医生瞥了下嘴,再一次轻蔑地说:“看你们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好,不叫你们看看,你们还不信我是高级职称。”说着就拉开抽屉,拿出那鲜红鲜红烫着金字的职称本。
看着医生拿出的职称证,老马和梁双眼都直了,那的的确确是一本常见的本局制作的职称证书。老马接过手,看不出假在什么地方。他翻开职称证,傻眼了,那里面盖的省人事局的章子和他们经常见的人事局的章子一模一样,分不出真假。他装着没见过的样子,认真地看了会,又交给了正伸过头来看的梁双。梁双拿过去也装着没见过的样子认真地看着,嘴里还说:“乖乖,就是个这样!和我们村的章子大不了多少。”
“少见多怪。啊,没见过吧。拿过来吧!”医生得意地说,越是瞧不起这两个自称工人的乡巴佬,从他们手里抢也似地拿过自己的证书。
……
老马和梁双又装着看了一会病,付了费就走了。
一路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在议论着:
马志杰说:“看这证像是真的,章子也看不出真假,和人事局的章子大小差不多,分不出真假。”
梁双说:“关键是章子,需要鉴定。现在造假的本领很高,刻个章子很容易,你肉眼看不出来。”
马志杰说:“江湖医生,搞假证盖假章子的可能性很大,无非是招摇撞骗,抬高自己的身价。”
梁双说:“这事一定要弄清,不能让打着省人事局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
马志杰想了下说:“要弄清也很容易。高级职称都是通过地区人事局往上报的,到地区人事局一查就清楚了,没报就是他自己搞的假证,报了就麻烦了,就要看职称处是咋弄的。”
“多半是本人搞的假货。”此时的梁双心里着实怀疑着江湖医生在做假。
……
一路说着,他们从小镇走了出来,上了车,老马对司机说:“把车开到地区人事局。”
在地区人事局,他们问了职称科科长。科长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省局批的。不用查,我们报过。”
老马和梁双惊得眼珠都要睁出了眼眶,口张成了个“0”型。
老马很生气地吼道:“这样的人怎么能报高级职称?你们是怎么把关的?”
“我们报自有我们的原因,省局有人叫报呀!”职称科科长不急不慢地说,“这样的水平,你们怎么就批了?”
这话,把老马和梁双呛住了。他们无话可说,不敢停留,开上车就向省城跑,都感到问题严重了,复杂了。一路上,两人唧咕,一头的雾水:这样的医生报高级职称,地区人事局有把关不严之责,但,他们是按程序报的,够不够高级标准,那在省上的高评委会决定,人事局职称处有人参加,还要上人事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哩!他们查过,人事局没批过这个人,可地区人事局的科长说就是人事局发的证,这究竟是咋回事?
现在的纪监都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出了这么大的事,马志杰和梁双都明白应该首先向厅党组汇报。回到省厅,他们没有先回办公室,直接就去了潘尚办公室,向他作了汇报。潘尚不听则已,一听心里就火,很是不高兴,吊下了脸,心里想:你们没有给厅党组汇报就私自去调查,有没有组织纪律观念,真是无组织,无纪律,想批评几句,但转念一想人家毕竟是纪监,查处问题是他们的职责,话到口边硬压着没有说出,瞪着眼不相信地问:“有这事?”
“千真万确。”老马摊着手说,“这可是人事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潘尚蹙着眉思考了会,说:“别大惊小怪。不要动不动就怀疑我们的干部,先确确实实弄清那个医生的职称证是真是假再说。”
“地区人事局都说是省局发的,还能有假?”老马说。
“那也得把职称证验证了再说。”潘尚说。
“也好。”马志杰点头同意。
老马给地区打了电话,很快,医生的职称证就调上来了。老马、梁双拿着到公安部门作了鉴定,确认人事局的章子是真的。老马、梁双又一次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马再一次给潘尚作了汇报,建议纪监组和江明谈话,让他把问题说清。
江明个子不高,胖墩墩,四十出头,那形象就像《水浒》传上的王矮虎,是前不久才提的职称处副处长,很得潘尚信任。
潘尚阴着脸,思考了好一阵子: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就会影响人事局的形象,上面刚把自己作为省级干部候选人考察过,弄不好就会影响到自己,心里倒吸着冷气。但他知道现在不把问题弄清是不行了,便千叮万嘱地说:“这件事牵扯着省人事局的威信、形象,你们调查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及时向我汇报,不要把事态扩大,不要向外声张。”
老马点了点头,走出了潘尚的办公室,立即找江明谈话。他打电话叫江明到纪监组办公室,采取了先软后硬的方法。
当江明敲门进来后,他微笑着请他坐下,并给他泡了杯茶,然后心平气和地对江明说:“江明同志,我们找你来是向你了解那个江湖医生的职称证的事。你可能也听说了,我们最近正在查这件事,希望你能很好地配合。”
说着,他留心地看着江明的脸。他的脸上很快罩了一层霜,似乎有点紧张,可还是硬气地说:“这事,我不知道。”
“你管职称,又分工管医生职称,你怎么能不知道?”
“每次批那么多职称,人多了,咋弄的,我也不知道。”
……
任你怎么问,怎么软硬兼施,江明总是说他不知道,就这样整整僵持了一个上午。
老马睁大眼直勾勾地肃然地看着江明,那目光放射着威严光,有着强烈地震慑力,足足死死地瞪着眼盯了数分钟。
江明低下了头,同时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老马没有问出任何结果,不得不让江明走了。眼睁睁看着他走了,老马气得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了一拳,嘴里说:“背着牛头不认脏,哼!”
老马和梁双都觉得问题严重,商量后,当天下午老马就向潘尚作了汇报,建议应把此事向省委纪监委汇报,采取“指定谈话”的办法把江明隔离起来。
潘尚拧着眉,考虑了会,坚定地摇着头,说:“你们再和江明谈谈,能在本局解决就在本局解决,不要扩大。啊!家丑不可外扬,不要小题大做。”
这时候,有人敲门走了进来,来给潘尚汇报工作,老马起身走了。
他回到办公室,脑子仍然停留在这件事上,左想右想,这件事关系太重大了,纪监组是省委纪监委派出机关,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给汇报呢?他明白潘尚的意思,是怕影响人事局在外面的形象,影响自己,想捂着。但是能捂住吗?关于假职称证外面早就传得沸沸扬扬,纸是保不住火的,捂是捂不住的,按照组织原则,应该向省委纪监委汇报。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走出办公室,走下楼,骑上他那辆旧自行车向省委纪监委奔去。
他向省委纪监委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对江明“指定谈话”。
所谓“指定谈话”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查问题的形式,就是指定地点、指定时间,与外隔绝找有问题的人谈话,要他交代问题。
省委纪监委领导认真听取了他的汇报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对江明实行指定谈话。
接到省委纪监委的通知,潘尚很是恼火。他知道肯定是老马告诉纪监委的。纪监组是省委纪监委的派出机构,但是在厅党组领导下工作的,怎么就不听招呼?心下里很是对老马不满,但也无法,只好按省委纪监委的安排办。
江明被叫到一个宾馆,不能和外界接触,开始了指定谈话。
面对着纪监干部严厉的面孔和问话,江明的心激烈地跳动着,脸涨红,可就是一口咬定说,他不知道。几天的谈话毫无结果,省委纪监委来的两个干部都泄了气,对老马说,看来谈不出个啥名堂,也许江明就是不知道,不能老这样下去,叫江明回吧。
他们准备明天就放江明回去。可老马还是有点不死心,说:“让我今天晚上再谈一次。”这两个干部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你愿意谈,你去谈吧。”
当晚,老马把江明叫到他的房间,足足半个小时不说话,只死死地板着脸盯着他,直盯得江明低着头,不敢和他的眼相对。接着,很严肃地说:“江明,你的问题我们是掌握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党的政策你是明确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是决定对你从宽还是从严处理的问题。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多年,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的。你想清楚……”
江明低着头,几天没黑没白的谈话,使他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他一直抱着不说的态度。他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现象,本来组织不掌握,自己把问题主动交代了却得到了处理,那些死不交代的却逍遥法外,于是乎便有这样的话:“抗拒从严回家团圆,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他是铁了心不说的。可每天都不由自主地想着这个问题,一夜一夜地睡不着,神经紧张,精神困乏,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听着老马的话,心里直打颤,在心里自问:“真的他们已经掌握了情况?不,老马在诈我,不能说。”他还是低着头,一言不语。
“那个医生已经把一切都说了,不要存侥幸心理,抗下去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老马继续说。
他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但老马的话却像是一颗子弹,冲击着他的心,冲击着他紧张的神经、疲倦而开始浑浑噩噩的脑子。
有经验的老马继续地说:“我提醒你一下,医生说他给你送过钱。”
仿佛一颗重炮弹,击中了他的心,江明心里打了个大大的冷颤,身体抖了下,那绷紧的神经、混乱的脑子、强弩之末的防线完全崩溃了,心想:他们连送钱都知道了,狗日的江湖医生,真熊包。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其实,老马说的送钱,完全是按照当今社会上办事的常规,猜度着瞎诈的。
江明的头上沁出了汗,开始交代问题。那江湖医生的高级职称证是他私下给办的,是夹在许多职称证之间偷偷地盖的章;江湖医生给他送了五万元,并交代说那五万元还在办公室的桌子里锁着。
老马把江明交代的问题立即告诉了其他的人,当晚就派人去开江明的桌子抽屉,果不然,江湖医生送的五万元一分不少地还在抽屉放着。
江明的防线彻底崩溃了,就像解放战争国民党军的防线崩溃一样,溃不成军,一泻千里。他把什么都交代了。他供出了一个人,一个在人事局红得发紫的人,使老马大吃一惊。
 

潘尚从地下室找出梅兰芳的山水画拿回了家,妻子李苹瞟了一眼,问道:“你找画干啥?”
妻子很平常、很随便的一句问话,却像鼓锤敲鼓,潘尚的心像鼓皮一样在颤动,神情紧张,做贼似地不敢说真话,谎言答道:“送一个朋友。”
知夫莫如妻。妻子太了解他了。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使她把他彻里彻外地看透了。他屁股一动,她就知道他放什么屁。她不屑一顾地说:“又要给省上哪个领导送礼?”
“不,不是送礼,是送朋友。”潘尚强调着说。
这一次李苹说错了。
但潘尚心里却像揣了个小兔,腾腾直跳,送朋友那是鬼话,又不敢实话实说,说话间眼都不敢看妻子。
“哼!”妻子轻蔑地哼着,嘴向上一翘,从鼻子发出了声音。
要说这李苹也是个正直的女性。自从心中的白马王子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后,心中那熊熊燃烧的爱情的火焰就像被消防队员强大的高压水龙头一下子扑灭了一样,再也燃烧不起来,认定婚姻是缘分,匆匆与潘尚结了婚。
要说潘尚对她本人那是好得没说的,百依百顺,只要她要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潘尚都会给她想办法弄到,真有些“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劲头。一次,她病了,想喝那甜甜的酸酸的醪糟。那时候计划经济物资奇缺,潘尚方圆几十里跑遍了就是买不到,听人说二百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祖祖辈辈都卖醪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敢卖了,有时还做点自家吃,也偷偷地换点零用钱。他听到了这个信息,立即搭上公共汽车就去了。一路上,他想好了,社会上要媳妇不要老爸老娘的大有人在,就像娃娃们唱的儿歌那样:“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不要娘,把娘背在高山上,媳妇放在热炕上……”老人们最恨的就是这样的人,要说给媳妇买醪糟,怕大爷大娘说他是媳妇孝子,更不给,只能说是给老娘买。找到那家,他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爷,低声下气地叫着,可怜兮兮地说老娘躺在床上病得不能动弹,一天到晚念叨着要喝醪糟。可怜她老人家时日不多了,他要了却老娘的心愿,千打听万打听,听说您二老还做醪糟,就搭了车来了,是专门来给老娘买醪糟的,说到动情处眼里还硬挤出了几滴眼泪,挂在了眼帘之下。那两个老人听他说得真切,脸上还有几滴泪水,朴实善良的心对潘尚生了敬意,直夸他是个难得的好孝子,热情地给他倒水喝。大娘嘴里还直唠叨:“好娃呀!你娘真有福气,拾了你这么个好哇!”毫不犹豫地给装了一罐头盒醪糟,还死活不要钱。他马不停蹄回到家,一口水都没喝就给媳妇烧醪糟。她喝着酸酸的甜甜的醪糟心里比醪糟还甜。她第一次真情地在他脸上深深地亲了一下。
但是,他越是对她顺从,她越是觉得他缺少男人的阳刚之气。女人呀女人,就像一棵艳丽的鲜花,不仅需要柔和的月光的抚摸,更需要骄阳的照射。面对着这样的男人,看着他那在她面前百依百顺的举止,她常常在心里说:“这哪像个男人?她那白马王子决不是这样。”她多么希望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雄赳赳地站在她的面前,给她以屏障,给她以依靠。她甚至希望他不要这样顺从,能理直气壮地指挥她干这干那,甚或熊她,当一次真正的男人。她顺从地为他服务,服侍他,给他端茶倒水。可他从来没有,一生都没有逆着她。他是她面前始终顺从的羔羊。可她明白,这些都是表面的。背过她,他是另一副嘴脸。尤其是这些年,官越做越大,背过她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鬼知道?他还在农办做副主任的时候,就传言他和贸促会的一个女娃关系很不正常。当这个风言风语传到她耳朵时,她气得一天都没吃饭。这狗东西,当年追她的时候说得多好,终生只爱她一个,这时官做大了,就闻起腥来了。他平时说他忙,中午不回家,在政府为厅局级以上干部办的小灶吃饭,晚上常回来的很晚,鬼知道他在干什么?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她没有给他好颜色,审问了半夜。他矢口否认。唉,家丑不可外扬!捉奸要见双,贼无赃硬如钢,只是风言,没有真凭实据,有什么办法呢?她只好约法三章:不许碰女人、中午必须回家,晚上也要尽早回家,有事给家里打电话,不许在外过夜。他赌咒发誓地说他一定做到。此后,他果然天天中午回家,下午下了班就回来了。如果哪一天有官场的应酬,要请人吃饭或被人请,一定提前打电话回来。可狗改不了吃屎,一天,他们单位的人事处长打电话说:“潘主任去国宾馆开会,晚上不回去了。”她信以为真。可过了几天,她同学夫妇两人从外地来就住在国宾馆,她去看望,无意中问大堂经理,大堂经理说国宾馆这些天就没开过什么会。她愣住了。这狗东西骗了她。那天晚上他肯定钻到哪个女的被窝去了。她回家追问。他有鼻子有眼地说“是农办开的一个小会,几个人,只开了几间房子,没有给宾馆说开会,他们怎么能知道?”是真是假,她没有再追究,就是这样的个瞎货,追清了又能怎么样?人,一当官,尤其是官做大了,不少人就变了,君不见古今中外的大官多少人都成了吃喝嫖赌贪之徒。再管的严,他都能想出招骗她。哎!谁让自己瞎了眼!她太了解他了,天生就是这么个种:
在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再分配了,那时候对大学生的分配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厂矿。在那极左思潮笼罩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的时代,分配前是不让学生谈恋爱的。像他们这样已经公开了恋爱关系的学生,分配时肯定是男女两人一同分到边远艰苦的边疆地区——她做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君不见上几届恋爱的几对学生不都全分到了新疆、内蒙。在分配前潘尚显得特别的忙,今天请连队的这个领导吃饭,明天请营部的那个领导吃饭,今天去这个连队领导家里帮助干家务活,明天去那个营领导家里干家务活,低声下气。她觉得他这样做太低贱,失去了人格,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她劝过他,哪里黄土不埋人,到艰苦的边疆去正是对我们革命青年的锻炼,去就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那时候的青年人受着百分之百的红色教育,革命的词充满了脑子,“革命青年”挂在嘴上。他唯唯诺诺地答应着,背地还是往营、连领导家里跑。而且,把一幅他在文革中收藏的一套精致的丝织毛主席像送给了营首长。为了表示他忠于毛主席、忠于革命的坚定决心,他咬破食指在那幅相册的封面写了“永远忠于毛主席”几个血字,用以表达对主席的无限忠诚。在那疯狂的年代,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咬破指头写血书、在胸前皮肉上戴毛主席像章等奇形怪状的事大有人在。营首长看到了这幅相册爱不释手,对他的“革命忠诚”自是大加赞赏,多次在会上表扬。他成了营里的名人。
宣布了再分配的名单,他们依然被分到了新疆。虽说是志在四方,可那毕竟是遥遥数千里、艰苦的边疆。她哭了,把被子蒙着头偷偷地哭了。那时候是不能明着哭的,不然就要受到更严厉的“再教育”。这平时挂在嘴上的“革命青年不怕苦,有志者志在四方”的豪言壮语也就是鸭子的嘴而已,装装门面、自欺欺人罢了。
就在她蒙着头哑声哭的时候潘尚来了,他爬在她的头边小声地对她说:“这分配方案是初步的,咱们的分配领导还要研究。”
她不信,头依然蒙着,用臂肘隔着被子狠狠地撞了他一下,说她想睡觉,蒙着头不理他。潘尚乖顺地走了,一边走着一边还回头看了她几次,似舍不舍,似走非走,却也不得不走。
同学们都陆续走完了,潘尚总是磨磨蹭蹭说他还有这事那事不走。这一天,他又把营、连领导叫到一起,请他们吃饭,说是答谢,也让她参加。
有什么好答谢的?一年来没少吃苦,没少受他们的“再教育”,又分得那么远,那么不好。她耍了小姐脾气,吊着脸不去。
潘尚小心地给她赔不是,嬉皮笑脸地说这关乎他们的去向问题,要给他们改派了。
原来潘尚低三下四地给营、连领导做家务活,请他们吃饭早把工作做通了。那去新疆的分配不过是障眼法,是哄其他同学的。
同学们都走了,在饭桌上领导给他们重新发了分配通知,分到了本省。
她破涕为笑——这是农场接受大学生再教育几年来唯一的一对恋人被分到了本省——潘尚就是有这些本事。
虽说是分到了本省,但还得执行“四个面向”的政策,必须去基层。他们也没有留在城市,而是被分到了本省边远的一个山原区乡镇中学教书。
那是个黄土高坡,土地贫瘠,沟壑纵横的地方。从县城到这个乡四十多里路,全是简易的土公路。村子里连一寸水泥路都没有,晴天汽车过后尘土飞扬,雨天那黄土犹如黄玉米面加了过量的水到处是稀糊糊,脚一踩,常常连鞋带袜都留在了泥里,被稀泥粘住了。
经过农场锻炼的潘尚和李苹原以为那农场就是条件最差的了,没想到这里的条件更差——农场和这里一样都是黄土路,但农场的路是用沙石铺了的,这里的路却是彻里彻外的黄土,一粒沙石也没有。农场的厕所虽说简陋,臭不可闻,但还修了些人大便蹲的坑,两边铺了砖,厕所还有门。这里的厕所就是用黄土打成一圈墙,留个供人进出的口子,敞开着,算是门了。城里人真正的能开能关的门是没有的。人们在里面随便大小便,这里一滩那里一堆,难以下脚。学校的厕所好歹还分男女,在厕所口的墙上用白灰分别写了“男”或“女”斗大的字。农村的厕所不分男女,看着里面没人或问一声“有人吗?”如没人就进去了。
那时的人政治是高于一切的,县教育局搞分配的干部满嘴的政治,嘴里喷着唾沫星,教导着他们:“你们这些洋学生到农村去,要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学校教书是组织对你们的信任,教贫下中农的孩子,这是最大的政治,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希望……”
待到了学校,看到了这样的条件,潘尚蹙起了眉,心里好不凄凉,暗暗地下了决心要尽快地离开这里。
这里条件虽苦,但学生学习却很认真,当校长给他们介绍说高中毕业的学生百分之三、四十都考上了大学时,李苹的眼睁得圆豆豆的。那时候考大学多难,多少人才录取一个!她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天方夜潭。城里的学校条件多好,可有些学校有的年份连一个学生都考不上。李苹对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学生刮目相看,备课很是认真,教书也很认真。
潘尚和李苹教相同的课,常是把李苹写好的教案拿去讲。李苹批评他,要他好好地备课。他诺诺连声,答应得很好,就是不改。他经常往校长房间跑,当他知道校长的哥哥是县农业局局长时,和校长打得火热,常常请校长在乡村小饭馆吃饭。通过校长他认识了校长的哥,星期天他常买上东西和校长去看望,殷勤的举止得到了县农业局长的赏识,在学校教书不到一年就被调到县农业局。
县农业局好歹在县城,虽说县城很小,但毕竟是城;街道上的路虽然不平,却还是水泥路,比起乡村中学条件好多了,但比起他们生长的大城市却是天渊之别。在分配来到这个县时,他曾经和李苹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县城的各个地方、各个商店都跑遍了。那县城的小还没有他们家住的家属区大。他到县农业局报到后,无心到街上转——那小小的一条街道,从这头能看到那头,有什么好转的?
他明白,到一个新单位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他一报到就要求局长给他分工作,并像党员宣誓一样地向局长表态:一定尊敬局领导,听领导的话,把工作干好。
他说:局长是他的父辈。他把局长看得像他的父亲一样。请局长放心,局长指到哪里他打到哪里。绝不辜负局长对他的提携,永远不忘局长对他的好处……。
其实,那局长也只比他大十一岁。局长的老婆也只比他大八岁。说他们是他的父辈似乎勉强了点,顶多算是老兄小弟。
他那信誓旦旦的表态使局长心里很是舒坦。每一个单位,即使在那革命的高调唱得极高极左的年代,都存在着帮帮派派、亲亲疏疏,真的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此局长把他看成了他的人,对他另眼看待。
他很乖巧,三天两头地往局长家跑,碰见什么活干什么活。他一个人在机关饭吃得快,常常去局长家他们刚吃完饭,局长的老婆正在洗碗,他便挽起袖子抢着去洗,一口一个“阿姨”地叫着:“阿姨,您去休息。我来洗。”“阿姨,您忙了一天,您放下。这点活我几下就干了。”“阿姨……”
他“阿姨”叫得一声甜似一声,叫得大他八岁的阿姨身上麻麻的。大他八岁的阿姨起初很不习惯,听着叫“阿姨”脸就有点红,也不让他洗锅洗碗。可他硬是把手伸进水池,嘴里要叫,也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脸也不红了,身上也不麻了,就由他去叫,由他去洗,乐得清闲,真的当起“阿姨”来了。
潘尚的乖巧赢得了局长的青睐,受到了局长的重用,担任了局秘书的角色。县农业局不比乡村中学那样封闭狭小与外界不怎么接触,上面常有人来检查工作,省地农业部门一年总是要来几回的。凡是省地农业部门来人检查工作他都主动去接待、去服务,显得十分的殷勤。尤其是对省、地农业部门来的领导,招呼得十分周到。他们想到的他想到了。他们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他还牺牲晚间休息时间主动陪这些上级领导跳舞、打牌,领导爱什么他就千方百计地满足。那时候跳舞成风,他就亲自到县医院、县招待所挑长得漂亮的年轻女青年陪领导跳舞,把最漂亮的安排给最大的官。
他爱干这些事情,别人乐得推给他,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专利,凡上级来人都是他接待。他的殷勤感动了省农业部门一位好这一套的领导。同时,他下了大注,把一幅父亲收藏的于右仁的真迹送给了这个领导。领导对他很有好感,关切地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他谎称父母年老多病,离得远照看不上。领导点着头称赞他是孝子,爽快地答应把他调回城。
很快,他被调到了省农业厅,进了繁华似锦的省会大都市。接着李苹也调进了省城,在一个学校教书。
 

马志杰从省委纪监委出来,反映了情况,心里轻松了许多,骑上他那辆旧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缓缓地走着。繁华的闹市,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着这大千世界匆匆忙忙的人流,往事又一次涌上了心头:
江明供出的人事局的大红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的厅办公室主任万一。那个为潘尚背着钱到北京活动副省长的万一。江明说这个江湖医生是万主任介绍的,万主任对这事很关心,经常催他要抓紧给办。同时,江明还供出万一写了三 个人的名字,没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走后门在其他同志那里办了三个高级职称证。
这供词使和江明谈话的纪监干部们大为震惊:评定职称是多么严肃的事情,不经评委会评定,走后门就办出职称证,一办就是几个,都还是高级职称,太胆大妄为了!江明办了一个假职称证收受贿赂五万元,万一办了三个要收多少钱?谁知道还有什么问题?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向省委纪监委分管这件事的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指示:顺藤摸瓜,一抓到底,不管是谁,查到谁就是谁。
对于万一,老马是有所了解的。老马在纪监委工作过,那时万一在一个县上当县长,就有匿名信反应他倒贩木材,贪污受贿,官僚霸道作风,男女关系等十多个问题。据说,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搂着情妇在县招待所睡觉,一个干部来找他,敲门不开,以为他中午午休睡死了,就站在院子对着他睡觉的房间的窗子高声大叫:“万县长!万县长!!”他正在和情妇做爱,扫了兴,那勃起的老二软了下来,顿时火冒三丈,快速地穿上短裤走到阳台,指着那干部破口大骂:“你狗日的喊啥哩?你没看老子午睡哩!你妈的你有啥紧事?火着了,房烧了,等不得老子午睡起来……”把那个干部骂得狗血喷头,吓得扭头就跑。省委整风办检查组去这个地市,地市整风办的领导汇报工作时,说到领导干部的作风,就举了万一的例子。万一原来是省委一个部门的干部,下派到这个地市当县长。那个领导很不满意地说:“你们派下来的那个万县长,是个二毬!这个县的书记说,去年快要过春节了,他已经回到老家准备过年了,突然县公安局长开着车跑到他老家找他,说万县长召开县委县政府机关部局长会议,布置过春节的事情,会上一个副局长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两人发生争执,吵了起来,万县长让公安局把那副局长捕了。开会去的公安局副局长推脱说他做不了主,要给局长汇报。万县长拿着手机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要他立即捕人,十分地严厉。人,怎么能随便捕呢?公安局长那敢捕,万县长不答应,非让捕不可,他只好开着车跑到县委书记老家来请示县委书记……”对于反映万一的信,当时省委纪监委也叫地委纪监委查过,不知怎么查的,结果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把这些匿名信就没当回事。后来不知他通过什么途径就调到省人事局,还当了办公室主任。听说,他找了做大官的老乡,是老乡起的作用。联想到局里对万一的种种议论,高度的警惕性使老马意识到万一一定有严重问题。
那时的万主任红得发紫,深受潘尚的重用。有关万主任背了二十万元到北京为潘尚活动副省长的说法在厅里传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万主任不仅走中组部的门子,还找了在北京的本省大官;有人说连部队的大官都动了,能找的人都找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万主任给潘尚活动副省长做到了不遗余力。投桃报李,潘尚很是重用万主任,把他报了副局长。组织部派人来考察万主任时老马谈了自己的意见,把听到的一些说法都如实地反映了,提出了不同意见。据说有人还写了反映信给组织部列举了十多个问题,说万一是“王宝森”式的人物,但是组织部部委会还是通过了,报省委常委会也都通过了,只等着省政府会议走个形式就可宣布正式上任了。
那些天老马一直在专心搞江明的案子,对于外面发生的事不甚了解。这天,吃中午饭,和他一起办江明案子的一个同志告诉他,省委常委会通过了万一被提为副局长的决定,组织部都发了文。那位同志还告诉他,万一知道组织部发了文后,认为省委常委会都通过了,文都发了,省政府上会只是个形式,已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了,高兴得得意忘形,在办公室,拿出宣纸,饱蘸浓墨,书写黄巢起义的诗,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那诗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写罢,他踌躇满志地端详地看着,很是觉得此诗把自己此时的心境表达的淋漓尽致,就让局通信员马上去装裱,要堂而皇之地挂在墙上。这样做了,他还不尽兴,连着请了几天客。据说在一次酒席上喝得醺醺大醉,酒后吐真言,结结巴巴地说:“当,当,当个副局长也不,不,不容易呀,不,不,不花个三、五万,哪,哪行……”。接着,人事局就派万一出国考察去了。好多人都到机场去送,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神气得很,意气风发地上了飞机,频频地给送行的人招手,一副志得意满之势。
一听到这消息,老马头轰一下,不由得气从心头起,怒由胆边生,腾地一下放下正吃饭的碗,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弄得别人都瞠目看着他。他怒气冲冲地说:“真是没天理了!胆大包天,公然给人讲当个副局长要花三、五万?典型的腐败分子。不抓腐败不得了,我们纪监干部,绝不能让腐败分子得逞。”
他拍案而起,骑上他那辆旧自行车急乎乎地向省城东郊的省委大院奔去。一路上车子骑得飞快。他心里急,自行车蹬得欢,跑得快,到了省委大院,头上已渗出了汗,摸了把头上的汗,把自行车往车棚一放,快步向省委办公楼走去。他要直接找省委书记,向省委书记反映。省委书记和秘书都不在办公室。他又去了省委书记的家找。
省委书记的家就在与省委一墙之隔的省委领导住的一号大院内。大院里一家一个小院,小院内都是别墅式的楼房,掩映在花草树木之中,鸟语花香,在繁闹的省会大城市显得出奇的安静。
来到一号大院,他急步走进了省委书记住的小院,家人告诉他省委书记不在……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坐在省委书记家门口的一个小亭子等。他认识省委书记的零一号车,只要看见车,八成就是省委书记回来了。好在他在省委工作过,一切都很熟悉,到了中午吃饭时去省委食堂买碗面吃,吃罢又来省委领导住的一号大院,先朝省委书记住的小院看看,看省委书记坐的车在不在,哦,不在,就又坐到小亭里等,眼睛时刻不离书记的家门口。眼巴巴地等了一下午,还没有看到书记的车回来,晚饭他又去省委食堂草草吃了点东西,又来到一号大院,眼睛向书记家望望,车还不在,又坐到小亭等。终于到了晚上十一点,省委书记的小车缓缓驶进小院。他急忙起身走进省委书记的家。秘书挡住了他,说书记到基层检查工作刚回来,需要休息,最好不要打扰。他不听,有意抬高声音大声喊道:“我有急事,有重要事情一定要面见书记。”省委书记听见老马的喊声,让秘书请他进来。
带着倦容的省委书记耐心地听了他的汇报,沉思了一会,说:“这些情况,组织部门没有了解清楚,没有在常委会上汇报,常委都不知道。省委支持纪监工作,支持你们把万一的问题查清,查清了是对同志的负责,也是对组织的负责。”说着,省委书记拿起桌上的红机给组织部长打了个电话,要组织部先收回有关万一当副局长的文件。老马见省委书记当着他的面打了电话,就起身告辞了,书记还起身把他送出房门。走出省委书记的家,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心才放下了,脚下的自行车也蹬得缓了。第二天,他把找省委书记的情况告诉了梁双,梁双举着拇指说:“老马,真有你的,真行!建国以来本省从来没有把发出的提拔干部的文件收回过,这可是第一次呀!”
紧接着,他们和省委纪监委领导研究,决定对老万实行指定谈话。为了不让老万串供,决定待他回国之日一下飞机,从机场就把他拉到谈话地点,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将要升任人事局副局长的万一正在国外游山玩水,做梦都没想到国内起火,江明供出了他,又偏偏地遇上了马志杰这样六亲不认的人,穷追不舍。江明供出万一的第二天,马志杰就和梁双找万一的老婆谈话。万一的老婆开始什么都不说,任你怎么问,她总是说“不知道,老万从来不给她说这些事。”于是,他们又去找老万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女孩儿经不起两个有经验的大人的哄说,便说有个医生叔叔给他家送了台价值八千元的空调。接着马志杰他们又找老万的老婆谈话,终是一个家庭妇女,经不起三吓两诈,知道的都说了……
在国外玩得正高兴的万一,给家里打电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头嗡地一下大了,踉跄了几下,差一点晕倒,硬是撑着接完电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度日如年,恨不得一步跨到国内。好不容易等到回国之日,飞机一到北京没有出机场他就搭上飞本省的飞机匆匆而归,比预订回到家的时间早了一天。纪监干部第二天在机场守株待兔,不见万一,问同团去的人,说昨日已经回来了,扑了个空,于是杀了个回马枪才在万一的家里把他拉走了。
到了谈话地点,少不了纪监干部要采取一些手段,不仅要他交代江湖医生给他送空调的事,而且要他交代给那三个人办假职称证得到了多少好处,还要顺藤摸瓜,要他交代其他的问题。可万一毕竟是当过县长的人,见过世面,是个硬茬,任你怎么问,就是不开口。但,轮番地审问,使万一吃不下睡不着,整夜整夜,翻来覆去地想:不交代能抗得下去吗?劳动服务公司卖猪蹄、做羊毛等生意赚了那么多钱……查下去得了?他意识到如果查下去,那是不得了的事。这样的想来想去,神情恍惚,思想走了极端,他想到了死。唉!还不如一了百了。有了这样的想法,趁监督的人不注意,在他一个人去厕所时,弯下腰,用力向前,硬生生地用头向墙上撞去,跌倒在地,头上起了个包。他爬起来,又要向墙上撞去。这时,监督的纪监干部发现不见万一,听到厕所的响动,忙跑了过去,强拉硬扯,硬是把他制止住了……
万一被从家里拉走的时日,潘尚正在本省一个边远地区检查工作,不到两个小时,厅里就有人打电话告诉了他。
接到电话潘尚心里打着冷颤。他并不在乎万一收空调的事,那能把万一怎么样?他怕的是万一供出其他的事,拔出萝卜带出更大的泥,尤其是和他的事……副省长没当上,不能再揪出些事来。于是,他草草地结束了在那个地区的检查,急急地让司机开着车向回跑,路上不停地催司机开快的,车速没下过120码。
到了省城的潘尚,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了在省委纪监委当二把手的同学,强词夺理地说:一个处长不经过局党组同意就随随便便地拉走了,几天不让他回家,这很不合适呀!就是他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是让我们局里先处理,有再大的问题要相信局党组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一级党组织嘛!不能一下子就让纪监委、检察院插手。这样做是对我们党组不信任……他本人也有病嘛,要有点人道主义精神,让他一边看病一边交代问题。
毕竟是一局之长,身兼局党组书记,又是同学,那位当纪监委二把手的同学重同窗之谊,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把万一交回人事局,边看病边交代问题。
这时对万一的指定谈话已进行到白热阶段,几天的谈话任你怎么问,万一就是一句话不说,死硬顽抗。检察院的同志准备好了车辆,建议把万一拉到外省去问,斩断他和外界的联系,不信他不交代。就在第二天就要动身拉万一去外省的前一天晚上,纪监委的通知来了。接到纪监委的通知老马嘴都气歪了,拍着桌子喊:“这是咋回事?说放就放,这样案子还怎么能查下去?!”可,有什么办法呢?鼻子大把嘴压着,下级服从上级,也只能服从。
放回的万一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像放了气得皮球,满脸晦气,搭拉着头,见谁也不搭话,没有了往日的狂傲。
从指点谈话的地方出来,他第一个给潘尚打了电话。潘尚让他立马到他办公室去。他丝毫没有考虑,就去了潘尚的办公室。他们密谈了一上午。之后,万一回到自己办公室,抽着烟一个人坐在桌前,呆呆地思考着。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潘局长和他谈了一上午的话,那些只有他们知道的话——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曾经骂过老马是“马二杆子”、“马白毛”。马白毛也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怎么办?他苦苦地思索着。他想到了妻子和爱女。女儿马上就要考大学了。那是他的命根子。他流泪了。两行泪水在他的脸上止不住地流着,泪水湿了一大片衣襟……
经过了几小时激烈的思想搏斗,他抹去了泪水,拉开办公室桌子的抽屉,把一切都处理得干干净净,又回家看了女儿,告诉女儿要好好学习。等女儿上学去了,他把家里又齐齐地看了一遍,然后,久久地站在挂在墙上的一家三口的合照相片前看着,泪潸然而下,像断了线的珠子……思想斗争达到了极点。唉——,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要结束这短暂的人生。
他想到了电,决定用电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想着,他就把客厅的一个灯头卸了,拿起两个电线头放在自己手臂上,直疼得他呲牙咧嘴,手臂上打出了一个大泡,却怎么也弄不死。电不死,怎么办?一个抱定了死的念头的人,这时候什么都不顾的,他只求速死。于是,他又想到了传统的死法。他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条塑料绳,端了把椅子到房门前站了上去,把绳子拴在了门框上,挽了一个活口,用手拉了拉,觉得不结实,难以承受他那一百五十多斤的身体,就又下来,找了一根电线绳,又踏上椅子,把电线绳拴在了门框上,拉了拉,这下没有什么问题了,就轻轻地套在了自己的项上,两脚蹬倒了椅子……
一个四十六岁的壮实的男人,一个志得意满将要当副局长的人,数天之内戏剧性的变化,一颗勃勃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女儿下午放学回来,开了家门,看到父亲挂在门前,吓得尖叫了起来,接着就是嚎啕大哭。情急之中,她咚咚咚急切地敲了对门家的门。女主人开了门。她一看见开门的女主人就哭着说:“叔叔在吗?我爸上吊了……”
啊!女主人吃惊地张着口、瞪着眼,忙向屋里喊:“小刘,快去看看,万主任上吊了 !”住在对门的是本局的干部小刘。他闻声走了出来,随万一的女儿来到万一家门前,见万一吊在了门框上,顿时吸了一口冷气,哦,真的上吊了,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平时趾高气扬的万一,从来没把他这小干事正眼看过,出门进门碰见了,他们主动搭话总是仰着头不太搭理。他三岁的小孩子不懂事,有时把屎拉在了楼道。万一看见了,明知是他们家的小孩,竟站在楼道破口大骂:“谁家的狗,把屎拉在这里。他妈的,瞎了眼了,不把你的狗看好!” 往日的积怨此时在小刘身上发生了作用,他没有及时去施救。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要救上吊的人,就要立即抱着上吊的人向上举,解开他的绳子,轻轻放下,马上进行人工呼吸,这样做兴许还有救。他看着吊着的万一,在心下里说“你也有今日?要我救你,门都没有。”他不紧不慢地摊着手,对万一的女儿说:“这可咋办呀!要么你取个刀来,先把人放下。”万一的女儿忙到厨房拿了把切面刀,交给小刘。小刘拿着刀向吊万一的电线绳砍去,几下砍断了电线绳,通地一声,万一摔在了地上。这时候的分分秒秒都非常重要,耽误不得,早几分几秒,人就可能有救活的希望,晚几分几秒,人就呜呼哀哉了。小刘没有按常规及时施救,耽误了时间,万一摔下,他用手摸了摸万一的脸,冰凉冰凉的,在鼻子下试了试,早已没气了,对万一的女儿冷冷地说了声:“死了!”万一的女儿扑在万一的身上,叫着“爸!爸!”,放声嚎哭。
邻居们闻声都来了,有人把万一女儿搀到了自己的家,赶忙打电话叫急救。
急救站的人赶来立即做人工呼吸,可这一切都晚了。
万一僵硬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入冬的天黑得早。这夜,天特别的黑。家属院的路灯尽管亮着,却还是显得黑咕咚咚。赴完晚宴的潘尚回到家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话铃急促地响了。他接了电话,两腿都软了,坐在沙发上半天都起不来,勉强起来,拖着从未有过的沉重的双腿走下了楼。
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和司机说,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瘫坐在后座上,懊丧地把头靠在座背上。
到了万一家的楼下,早在那里等着的干部把潘尚搀上了三楼万一的家。他一进家门就看到下班回到家的万一的老婆爬在万一的身上嚎啕大哭,邻居的家里也传出了他女儿的哭声,悲惨至极。
潘尚的头嗡地一声,就像炸了一样,两条腿不由得又软了,在旁边的干部赶忙搀住,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了下来。
他一边往下坐一边颤声说:“赶快报案,赶快报案。”
“已经报了。也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做了人工呼吸,可发现的太晚了。”住在这个楼上早已赶来的厅办公室副主任说。
此时的潘尚头脑里一团乱麻。聪明的厅办公室副主任看到潘局长六神无主的样子,忙说:“先把局长搀到我家去坐。”于是乎,两个干部搀着潘尚出了万一的家。当他走出万一家门的时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底里悄然地滋生了一丝宽慰……
万一上吊自杀的消息当晚老马就知道了。他也是大吃一惊,“指定谈话”刚搞了个开头,还没有向深度发展?老万是当过县长的人,是经过大世面的呀,怎么就死了?他想到了深层次的问题,一了百了,无法查下去了……
人事局沸腾了,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就这么点事怎么就上吊?生与死的抉择,不是轻易做出的,那是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的。蚂蚁也知道贪生。不到黄河不死心,死是没办法的选择,肯定还有更大的问题。他的死保了某某人。你看,某某人现在脸上不仅没有悲哀,而且还有了笑容。他放心了……”
有人说:“老万是被纪监逼死的。纪监干部在‘双规’万一时搞了逼供,打了老万,头都被打破了……”
还有人说:“他的死和潘尚的谈话有关,是潘尚逼死的……”
……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潘尚急了,连夜召开厅领导会议,请大家谈意见。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僵持着没人发言。潘尚一再启发,才勉强有人说话……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十二点多。
第二天,潘尚去了省委纪监委。经与纪监委他那个同学反复研究,由纪监委做出决定,指出万一收受贿赂是错误的,死是个人行为。潘尚召开全厅大会宣读了纪监委的意见,以此统一口径,平息事态。对万一按正常死亡对待,丧葬费、妻女的补助费一切从宽……
往事的回忆使马志杰更加坚定了对潘尚的看法,他绝对是个贪官,认定了自己给省纪委反映事是确有其事。
 

潘尚找出梅兰芳的画之后,第二天就拿着上班去了。他一进办公室没有像往常那样,先泡茶并给茶杯里放上一小块用以养生的人参,慢慢地喝上半个小时再办公,而是立即拿起电话给张铭打了个电话,叫他到他办公室来一下。
打完电话,他放下电话机,看着办公桌右前方放的一沓公文,习惯性地拿了一份,却一个字也看不下去,思绪又回到了农业厅:
调到省农业厅之后,他有了接触更大的官的机会。对于工作他是竭尽全力地去干的,而且经常主动地越级给局长汇报,虚心地请局长指点,逢年过节他都要到局长家里去看望,很快地得到了局长的赏识和器重。只干了一年时间,正好碰上中央有了重用知识分子的精神,他就被破例提为处长。分管农业厅的副省长下农村检查工作经常要带农业厅的干部,由于他的积极主动和局长的器重,他常常被局长指派跟着这位副省长下农村检查工作。
跟着这位副省长,他小心翼翼,主动接触省长的秘书,抢着干一些秘书干的事情,为省长提包,和秘书关系搞得很好。对于工作他也是抢着干,检查完工作本应秘书写的总结,他连夜加班自己写。写好稿子,他有意在副省长和秘书在一起时交给秘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作为,引起了这位副省长的注意。有时为了写检查情况,他事先还要和秘书商量如何写、写什么,研究提纲。秘书为了慎重就拉着他一起去请示这位副省长,副省长便作一些指示。对于副省长的指示,他总是唯唯诺诺地听,认认真真地用笔记在本子上,在写稿子时忠实地贯彻执行,完全地体现在文章之中,副省长很是满意。
日近日亲,日疏日远。他和这位副省长越来越亲近了。他常常去副省长家走动,少不了逢年过节给送点礼。这位副省长虽文化不高,却爱写几句歪歪诗,出了本诗集。潘尚投其所好,也写起诗来,把写的诗拿给副省长看,向他请教,还把父亲收藏的女诗人李清照的一幅手迹献给了这位副省长。副省长对他很是赏识,见到李清照的手迹更是大喜过望。经副省长推荐,他被提为农业厅副局长。只两年,老局长就退下来了,在这位副省长的极力推荐下,加上他又是最年轻的副局长,大学本科毕业,符合培养接班人的条件,就由最后一位副局长一跃而成为局长,农业厅的一把手。
作为一把手,他有很大的机会去接触省上的一、二把手省委书记和省长。现在的领导都爱听汇报,喜欢经常给他汇报的人。潘尚,在这方面是行家,好领导之所好,经常主动给省委书记、省长汇报工作,有时为了能见到省委书记、省长,汇报上半个小时,一等就是一上午。省委书记去外省出差,不小心把脚窝了,就地住院,他听到后,第一个开着车去看望。省长的弟弟搞建筑,是个个体户老板,他二话不说,把农业厅要盖的宾馆给了他。利益把他和省长的弟弟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当然,他也就成了省长家的座上客。在那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人事局长的提拔被省人大常委会否决以后,他动了心。他天天晚上坐着车在跑,该找的都找了,该送的都送了。他如愿以偿了……
办公室门咚咚咚地敲响了,打断了他的思路。他歪过头对着门喊:“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张铭。潘尚赶忙站起来招呼:“来来来,坐坐。”一边手指着桌前的椅子,示意让他坐在他的跟前。张铭来过他办公室多次,从来没有见过潘尚这么客气。他了解潘尚的人品,典型的谄上傲下,见了领导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对下面的人却爱摆谱,趾高气扬,拿足了势。今天怎么放下了架子,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张铭在心里想。
张铭走到了桌前坐到了椅子上。潘尚赶忙掏出根中华烟递给他说:“张铭呀,今天叫你来是把那幅字还给你。咱们关系都不错嘛!不要胡来!”说着,他翻着眼皮睁大眼看着张铭,希企要看出张铭的反应、态度,仿佛要得到点什么。
这时的张铭还不知道马志杰把他给潘尚送字画的事反映到省委纪监委,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漠然的脸上态度平平,一幅不知所措的样子。
“你说的事没有办成,不是我不想办,不给办,能办的我咋能不办?这中间有好多原因。”潘尚解释着说,死死地盯着他的脸。
张铭莫名其妙,淡然地说:“办不成把人家的东西还人家。其它的就算了。那字画是很值钱的,那得还给人家。人家和我要。”
……
那是在外地小县城的一对夫妇,虽都是国家干部,但脑子灵光,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央号召“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时候,率先以亲朋的名义,在当地开了油井。那油井流出的是源源不断的石油,更是一张张百元大票,大大地发了。他们自知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干部是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虽说是用他人的名义,但当地人谁都知道是他们开的,已经有了强烈反映,便产生了卖掉油井远走高飞的想法。
钱是人的胆。有钱人自是想法宏大。那小县城在边远的荒漠地区,每年沙尘暴来时,黄沙漠漠大如天,吹得人眼都睁不开,夫妇俩商量不惜代价要调进省会大城市。张铭在省城的铁路上工作,那夫妇经人介绍出外旅游经常让他买票,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他们向他谈了想法,他答应想办法给办。张铭答应给他们办,是因为省上的一位领导是他的老乡,曾写条子让他找过潘尚。他是个活泛人,认识潘尚后逢年过节都去潘尚家走动,送点礼,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张铭想,堂堂的省人事局局长办两个人的调动那是举手之劳,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由他出面请潘尚在省城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吃饭。酒席桌上,张铭向潘尚介绍了这夫妇二人,提出让潘尚办调动的事。潘尚答应了。这一顿饭,吃了近万元,夫妇俩连眼都不眨。后来,他代这远在小县城的夫妇多次去潘尚家看望,催问。每次去都是带着五粮液、茅台酒、中华烟或时兴水果,高档糖果、名贵花卉等。跑了五、六次,潘尚总是说正在找单位,让等着,可就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没有个确切的结果。跑的多了,张铭就思忖,潘局长只说不办是啥原因?该不是礼没送够?老潘这人,不见兔子不撒鹰,不下大注他是不会上心的。于是,张铭与这夫妇二人电话商量,他们有的是钱,慨然答应,很爽快地给他卡上打了一笔钱,并委托他全权办理。
如今,送礼是有讲究的。送钱,潘局长会不会收?收了,万一事办不成,他说他没有收,怎么办?送钱的时候只能是两个人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没有旁证,那不是怎么都说不清嘛?给朋友办事,不能把自己装进去。他多了个心眼。他业余倒腾文物、字画,就想到了字画、文物上了。他很快从家里拿了两个明代花瓶,精心包装,在一个晚上,开车送到潘尚家。潘尚在家里正看电视。他像捧心肝宝贝一样把这两个花瓶小心地拿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潘尚看,说是那夫妇二人让送来的,是真货。
潘尚接过花瓶,眯着眼细心地端详着,从瓶口看到瓶底,转着圈的看,还拿出放大镜看,俨然是一个内行。
他耍了小聪明,动了贼心。他以为这些官僚都是白痴,不识货。他哪里知道,老潘不是第一次收文物。乱世存黄金,盛世搞收藏,潘尚也是懂这个道理的。如今国泰民安,潘尚早都在注意着这方面的情况,对这方面的知识懂一些,也有所收藏。也怪他拿的货粗了点,太小瞧潘尚了。
只见潘尚把花瓶放在茶几上,抿着嘴笑了,说:“这东西文物市场上到处都有,几百元就可以买一个。”
他装着吃惊的样子,瞪着眼,拿起花瓶看着,说:“啊!赝品?咋会是这样子?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被人骗了。”旋即,说,“就当是两个玩物,您留着玩吧!”这样的东西潘尚是不会要的,走时一定要他带走。此后,他再也不敢用赝品充真了,老老实实地出大价买了两幅字画送给了潘尚……
“这幅画还给你。”潘尚的话使他从片刻的思绪中回过神来。只见潘尚从桌下拿出幅靠在墙上的画给他,并用抚慰的口气说,“调动的事确有难处,以后有啥事我会尽力给你办的!”
张铭接过画,解开绳子,拉开了看,不错,是自己送给的画——梅兰芳的山水画,可还有一幅字哩,那比这幅画值钱!他把画收好,不由得脱口而出:“那幅字?”
潘尚只找到了这幅画,所谓的“字”还没有找到,在哪里他心里没谱,脸不由得有点微微发红。
“潘局长,那字值钱,少说也值二、三十万!得还给人家。”张铭说。
 “啊,啊,” 他尴尬地说,“你先把这幅画拿去。”
张铭拿着画走了。
潘尚迷惘地看着他走出的背影。
 

老马回忆着他对潘尚的认知过程。在潘尚到人事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全力支持潘尚的工作,极力地维护着潘尚的威信。要说对潘尚看法的改变,还得从女人说起。
潘尚到人事局大半年之后,慢慢地就有了议论,开始有人说,潘局长爱跳舞,经常去舞厅跳舞。他一笑置之。现在,就兴跳舞呀!每逢开会晚上是一定要跳舞的,男男女女,相拥而跳,这也是时代潮流。领导带头嘛!局长跳个舞算啥?共产党就不能跳舞?共产党也是人,人的爱好共产党员也应该有,何况跳舞也不是坏事,毛主席在延安还跳舞哩!马志杰虽然不会跳舞,但他不反对。
有人对他说,厅里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干部和潘局长跳舞,把丰腴的乳房和他的胸部挨得很紧。他摇了摇头,不相信,甚至骂这些干部是破坏领导形象,郑重地告诉他们今后不许胡说八道。
有一次开会,晚上举行舞会。那是个大厅,周围放着一些椅子,几十个甚或有上百个人在中间跳舞。为了哄场子,会议号召干部都去看,他也坐在一边看。现在的舞厅不知怎的都把灯光搞得那么灰暗,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就像鬼火一样,不认真看是看不清跳舞的人是谁的。由于人太多,跳舞的人大多走着两步,男女之间的距离几乎是贴在了一起。他从身型看到似乎是潘尚和一位女干部是贴得很紧地在跳舞,一边跳着一边还在笑眯眯地说着,那乳房几乎是拥着他的胸,一会儿挨得紧,一会儿又离得松。他觉得,跳舞的人这么多两个人离得这么近,又在不停地随着乐点走,难免紧挨松离,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人对他说潘局长在外面有情妇,还有几个,什么贸促会的、报社的,说得有鼻子有眼,神乎其神。他更不相信,还是那个态度,一本正经地批评饶舌的干部:“胡说,这是给领导头上泼污水,破坏领导的形象,你以后要注意,不能胡说八道。”那些饶舌的干部大都扭着头,对他嗤之以鼻的哼哼冷笑着走了。那轻蔑的笑声使他至今不能忘。有的人还边走边小声地骂他:“老狗,铁杆保皇。”
一次,他去给潘尚汇报工作,没有敲门,直戳戳地推门而入,看到一个女的和潘尚坐得很近,说着什么。潘尚看到他进来了,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向一旁,向窗子看去。那女的侧脸看了他一下,脸上泛着红晕。他瞟了她一眼:不到三十岁的年龄,白晰的皮肤,鸭蛋型的脸上一对水汪汪的眼睛,乌黑的卷发微微翘起,是个绝对的美人儿。他知趣地马上退了出来。回到办公室坐下来,他直觉得刚才太莽撞,那场面太尴尬,于是拿了根烟吸了起来,用以平静有点慌乱的心情,可那女人的形象久久地留在他眼前,赶也赶不走。漂亮,的确漂亮……只是瞟了一眼,就留下了永不能忘的印象。
又一次,他在潘尚办公室汇报工作,突然潘尚的手机响了。潘尚拿起手机,按了绿键,放在耳旁,还没有说一个字,就听见机子里一个女人在大声地斥责:“你最近死到哪里去了?”潘尚脸红了,嘴里干哦哦。是他的老婆嘛?不像。他和潘尚住在一个院子。他见潘尚最近天天都回家呀!天天和老婆见面,老婆不会这样骂?
他知趣地说他要上厕所,走了出去。谁这么大的胆敢骂堂堂的一局之长?听手机里传出的女人的声音,不像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那声音虽凶,却含着暧昧;那声音虽高,却含着清脆;似乎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谁呀?敢这么和局长说话,什么关系?他摇着头,很是费思量。
……
这种种迹象,使他开始注意了起来。他发现来找潘尚的女人就是多,而且都是漂亮的女性。这些,能说明什么呢?世界就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上帝造人时就造了个男人和女人,才有了人类。虽说自己思想守旧,但这些年看男女之间的事看得多了,揭露出的贪官哪个在外面没有女人?
流言越来越多:有一天,他到在一个大楼上办公的某厅局办事,到曾经和潘尚在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厅级干部办公室去,闲聊中说到找潘尚的女的比较多,那位厅级干部哈哈地笑了,说:“你们潘局长吆,晚上要不回家,常让我给他老婆打电话说他开会,或者说和我在一起,只要说和我在一起,他老婆就放心了。”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那位厅级干部,那位厅级干部只是诡谲地笑。
有什么事可以自己给老婆讲呀!为什么要给老婆说谎?从那位厅级干部办公室出来,他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低头在楼道走着,蓦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用手直拍着自己的头,在心里骂自己真笨!
有关潘尚男女作风的事说得越传越多,唉!社会开放了,男人、女人都和过去不一样了。小时候,本村的一位老学究对他讲,人有三欲:食欲,要吃饭,不吃不行;睡欲,要睡觉,不睡不行;性欲,不过性生活不行。他不理解。不吃不睡是不行,那玩意,完全可以不干。和尚、尼姑不都活一生嘛?尤其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是可以节制的,是应该严格要求的,妻子以外的女人不能染,染了就要犯错误。开放了,性也解放了,满街的歌舞厅,男人女人狂欢在一起,抱在一起,如饥似渴。他信了,他服了,那老学究虽然受的是仁、义、理、智、信、恕、忠、孝、悌孔孟之道的教育,终其生总结的这三欲,却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真切揭示。人呀!没尾巴的高级动物,动物的一切原始本能都还顽固地残留着。
无聊的话题,不想这些了!做人事工作,最主要的是要公道正派,与人为善,只要潘尚能做到这一点,做人事工作也是可以的。有男女生活作风问题,也只是小节,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一件往事使他开始对他的人品有了看法:那天,他出外办事回到机关,正上到政府大楼的台阶上,走到门口,碰上了体改委的办公室主任在大楼门口站着。他问他站在这里干什么?他说,你们局长和我要了辆车,我怕给耽误了,下楼来看车来了没有。他手指着放在政府大楼遮雨的台阶上的车说:“你们局长已经坐上车了。这下就放心了。局长要个车嘛,不能把事误了。”听了这话,他觉得奇怪,潘局长有自己的专车,为什么还要和体改委要车?就是不坐自己的车,和局办公室要车呀,怎么和别的厅局要车?有啥事不能坐本局的车?
这时候潘局长坐的车缓缓开动了,行了不到三米,突然停了下来,潘局长推开车门,急急地走了下来,向车后走去。他的目光随着潘尚的动作向后看去,后边从坡道上上来了一辆小牌号的车。这小牌号的车行到大楼门前,停了下来,潘局长急忙走上前去,那脸就像变脸鸡一样立时一脸讪笑,弯着腰,右手拉开了车后排的门,左手放在了车门上方,就像礼宾司的人给外宾开车门一样,怕车里的人碰上了头。从车里钻出了一个穿着簇新衣服、白净净的脸、胖乎乎的一位约四十七八岁年龄的人,一看,谁都认识——省委常委、组织部刘部长。
潘局长谄笑地问:“刘部长,您来了。”
刘部长点了点头。
潘局长手搀着刘部长上了台阶,走到了大楼门口,说:“刘部长,您走好,我出去开个会。”这小子说谎张口就来,就像吃豆子一样,全不脸红。开什么会,鬼知道你和别的局要车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刘部长头也不回地说:“去吧,去吧。”
潘局长退后了几步,才扭头上了车。
就在潘尚搀着刘部长向大楼门口走来时,他和体改委的办公室主任赶忙退到了一旁。他们看到了这一幕,不由得反胃,直想吐。要说潘尚比刘部长还要大好几岁,刘部长也不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要这么搀嘛?何况潘尚的车已经开出了,可能是他从倒车镜看到了刘部长的车开上来了,就停下显殷勤、拍部长的马屁,有必要嘛?体改委办公室主任不阴不阳地说:“他爸来,怕都没有这么孝顺。”
他看了体改委办公室主任一眼,摇了摇头。他为他的局长这样拙劣的表演而脸红。记得,他在县上工作时,县委书记姓亢,是个老革命,大个子,黑黑的四方脸膛,很是平易近人,和大人小孩都有说有笑,最恨那些拍马屁的人。一次,他坐着个破吉普车,(那时县上只有这个破吉普车,是县委、县政府最好的交通工具)来到一个乡。那时候道路不好,没有水泥路,通这个乡的道路全是沙石路,一路上尘土飞扬,到乡政府下了车,已是满身的土。乡文书拿着甩子来给他打土,他黑脸一吊,眼一瞪说:“骚轻成这样咋哩?想让我提拔你?我没长手,不会打?”说着就从文书手上拿过甩子自己打起来。像这样的事在县上传说得很多。那时,官大官小,一律平等,谁也不怕老书记,人人都爱着老书记。从县上到省上,他工作几十年了,还没有见过像潘尚这样在领导面前像狗一样的人。
体改委办公室主任摇着头走了,撂下了一句话:“一条狗,一条摇尾乞怜可怜的狗。”
说可怜,但在局里,在下属面前却是另一翻景象。老马在人事局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经历了几任局长。那几任局长都是比他年龄大的老革命,论资历、论功劳,潘尚无法比。潘尚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上大学的,有什么功劳?连苦劳都没有。那几个老局长,没有架子,自身要求严格,受人尊敬。一次,他和前任局长出去开会,他要给老局长提包,老局长死活不让他提。他是下级。他比老局长小十几岁,是小弟弟。老局长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是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老局长的资格比他老得多,不论怎么说,他都应该给老局长提包,可老局长就是不让他提,非自己提着不可。他很是过意不去,却增加了对老局长的无限敬意。令他很生气的是,潘尚来人事局后,一次,和他去北京开会,下了火车,竟什么都不拿,一个人穿着风衣,两手插在口袋,招呼都不打,大摇大摆地就走了。他只好在后面,提着两个包赶了上去。论年龄,他比潘尚大得多。论资历,他比潘尚参加工作早得多。只是他的官比他大一些,就这么神气呀!士可杀不可辱。他从心里厌恶这狗日的,骂这狗日的,骂他的十八代祖宗。后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先提着自己的包走了,潘尚只好自己提着自己的包,很不满地跟在后面走。
他更看不惯的是,潘尚到局会议室开会,杯子要干部拿,本子也要干部拿,行走都要干部给他提着包,好大的架子。对局里的干部,一副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样子,训这个训那个,架子大的不得了,破坏了人事局几十年官兵平等的好作风,在局里引起了很坏的影响。人事局那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处长,一次在走道碰到他嘴向潘尚办公室一撇,骂道:“谄上傲下,狗。”
他瞠目结舌地看着他。
他却扬长而去。
 
十一
潘尚木然地看着张铭走出他办公室的背影,思绪又回到了那天夜里:
那是一年多前的晚上,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淅淅沥沥,刚送走了一位求他办事的客人,门铃就又响了。
夫人去开了门,张铭亲热地叫着“嫂子”,又带着那个人进了他的家门。那人提着一大包东西,手里还拿着一幅字画。进门后寒暄了几句,张铭就单刀直入地说:“潘局长,老李昨天来省城,非要来看您不可。他又给您搞了一幅字。这可是很有名气的字,真正的名人字画。”
说着,他就让老李打开。老李从盒子里取出那幅字,把一头交给张铭,小心翼翼地慢慢地绽开让他看。
他把这幅字扫了一眼,迅速地把目光移向落款,只见那幅字的左下角赫然地写着“翁同龢”三个字。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翁同龢”是清末光绪皇帝的老师,不仅字写得好,而且是清末有名的政治家。
这真正是名人名字。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心情,喜上眉梢,左看看,右看看,看个不够。
张铭看他看得出神,知他已经喜欢上了,有意地说:“您看这字写神了。这幅字可比给您送的那幅梅兰芳的画贵重多了。”
“嗯,嗯,字是写得好,人的名气也大。”他赞美着。
看了一会儿,那人轻轻地把它卷起来,又小心地放进盒子,说:“请局长笑纳。”
他假意地推托着:“这么有名的字我不能收。”
“老先人留下的,也不算个啥。”那人轻描淡写地说。
“局长,收下。这是老李的一片心意。”张铭帮腔说,“局长,您把老李调动的事抓紧点。”
“噢,噢,我知道,我知道。”他答应着。
他们又坐了会就走了。
可这幅字现在在哪里?前几天在地下室只找到了梅兰芳的画,没有找见这幅字。他隐约记得,给省上领导送礼时把这幅字拿出来过,是送了还是没送,他记不清了。要是送给省上领导了,那怎么给张铭交代?他心里发了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真的是坐立不宁呀!也许这幅字还在地下室。那天找寻时只翻了一部分,还有一些字画没有翻看——这样一想心里稍安了些。
他打电话叫来了司机,坐着车又急急地回家去了,一头钻进了地下室,开始找寻起来。
他上一次寻找时把看过的字画放在了一边,没看过的那一部分在另一边。他把那些没有看的字画又一幅幅地拿起看。每动一幅字画都要打开盒子绽开来看,尽管他总是小心地拿,小心地放,但都还是有一些尘土要飞了起来。开始时尚还能忍受,渐渐地尘土多了起来,钻进了他的鼻孔,刺鼻的难受,使他连连地打了几个喷嚏,鼻涕也流了出来。
当了多年的局长,从来都是别人给他服务,那收来的字画、东西都是往家里一撇,自有老婆去收拾。虽然老婆还比较正派,对他的行为看不惯,天长日久,见怪不怪,也习以为常。他哪里受过今天的罪,心里很是窝火。怎耐看了十几幅字画还没有找到,要看的还有一堆。他一边擦着鼻涕,忍着心里的火,一边继续地在找……
找完了地下室的字画还是没有见翁同龢的字,他一下子傻眼了,一屁股坐在一堆旧衣服上,全身都软了。
潘尚坐在地下室苦苦地思索着:翁同龢的字去了哪里?给了谁?渐渐地他想到了省委林书记:
副省长没有当上,厅里又接二连三地出了判刑、自杀等事件,前任省委书记对他有了看法。他不敢再有非分之想,沉闷了一段时间,但从小树立的“做大官”的信念像扑不灭的火焰,时时在心里燃烧。
前任省委书记离任后,林书记调来了。他听说林书记和他是老乡,认为机会来了,心中那压不住的火苗直往上窜,思虑了一番,就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去找林书记。汇报完人事工作之后,他把早已谋划好的话轻声地说了出来:“林书记,咱还是老乡,离得很近。”
“你什么时候到这个省的?”林书记脸无表情地说,心里警惕,知道是他套近乎。
“我爷爷辈来的。”
“那你是这里生的了,就是本省人了。”林书记不客气地说。
这事在当时很快传开了,据说是林书记的秘书说出来的。潘尚说这话时正好林书记把秘书叫了进来,有事要吩咐。这事一传出,都说潘尚套近乎、拉关系碰了钉子,舔尻子(屁股)舔到痔疮上了,新书记是个正派人。
潘尚虽然碰了钉子,但他并不在意,不气馁,在这方面,他有着天生的专长、丰富的经验和韧性,比城墙还厚的脸皮。
他锲而不舍,另找途径。平时他和原籍是一个省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来往密切,早已抱成了一团,经常聚会,互相提携——这样的现象在当今官场已不足为奇,在官场君子不党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从那些人口里他知道了林书记的弟弟在做生意,而且做得很大。在林书记调来后不到半年,他的弟弟就来了。他是要靠着他做省委书记的哥哥的这棵大树在这里发展。当林书记的弟弟一到本省,潘尚就从老乡口里知道了。他捷足先登,第一个约了几个老乡请书记的弟弟吃饭,从此交上了他,过往甚密。当然他为林书记的弟弟帮了不少的忙。尤其是林书记的弟弟要在省城西郊搞一个商城时,他通过关系使该区的区长强行把地价压得很低。当地的群众不答应,聚众坐在地上不让占用,那区长就让警察来驱赶,态度十分坚决。民不和官斗,老百姓终是斗不过官的,那地还是被占用了。报李投桃,后来这位区长在半年内连升两级,成了本省自建国以来升得最快的干部。
书记的弟弟没少在他哥跟前说潘尚的好话。他也常跟着书记的弟弟到书记家走动,每次去他都不空手。记得,他曾经送给林书记一幅书画大师黄胄的画。黄胄画的驴是黄胄的得意之作,是出了名的。其价是以驴的个数而算的。每条驴的价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以万元而计。那幅画上有六条驴,那时候就值六万多元,现在的价格更是不菲。那幅画是自杀了的原办公室万主任送给他的。据说,那幅画是万主任在县上当县长时弄的,是强行从教育局副局长手上“抢”过去的。万县长听说县教育局副局长有黄胄一幅画,是这位副局长在文革中管理黑帮时,对时为黑帮的黄胄颇有照顾,黄胄主动画给他作为留念的,就把这位副局长叫来,说他要看这幅画。县长要看画,局长哪敢不拿。教育局副局长把黄胄画的驴拿给万县长看,县长一边看着一边啧啧地赞叹着,爱不释手。看了半天,万县长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就喜欢这东西。”说着,就把黄胄的画放进自己的抽屉,说:“让我再看几天。”此后,就是刘备借荆州,久借不还,据为己有。那位副局长气得三天都没有吃饭。他来人事局后,万主任和他套近乎,主动把那幅画送给了他。他第一次跟随书记的弟弟去书记家就拿的是这幅画。后来,他还给林书记送过一幅李苦寒画的猫……
与此同时,事有凑巧,林书记到了本省当了封疆大吏后,他的老娘很快被接来游玩。
老娘来后向当书记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在原籍做了多年邻居、现在在本省居住的一位老太太陪她。很快这位老太太就被请来了。她十分用心地陪着因子而贵的书记的老娘。她们白天黑夜不分离、亲亲热热地转了好多天,把本省的各个风景名胜看了个够。书记老娘玩得高兴。
那老太太虽说在本省住了多年却也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地方。要看完这些地方车费、门票、吃的喝的,得多少钱?老太太心疼钱啊!陪着书记老娘,沾着她的光,不花一分钱,所到之处都有人尽心尽力地接待,完全是高规格,吃得好,玩得高兴,老太太不住地夸“胜儿”(书记的小名)有出息。
书记老娘听得高兴,满心欢喜,说:“咱娃在这当官哩!你有啥事就说,叫他给你办。”
老太太一家人为了他的孙女没有一个正式工作早愁得头发都白了许多,听了此话,无疑是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木杆,紧抓不放,忙说:“我的小孙女大学毕业(实际是大专),到现在还没有个正式工作,麻烦老姐姐叫胜儿给娃找个工作。”
书记老娘满口答应:“中。”
书记老娘当着老太太的面对书记说:“胜儿,你姨有个孙女,大学毕业没有工作,给娃找个工作,给你姨把这事办了。”
书记问:“娃现在干啥哩?”
“在人事局资金中心做临时工。”老太太答。
“想干啥?”书记又问。
“当公务员。”老太太也是有点文化的人,知道公务员是铁饭碗、吃皇粮的,不愁发不出工资,不像他的儿子、儿媳都在企业工作下了岗一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生活过得艰难!
“行。”林书记答应得很干脆,问了姓名,记在本子上。
老太太欢天喜地,把书记娘左一个“老姐姐”,右一个“老姐姐”叫得更加亲热。
第二天,林书记让秘书通知潘尚到他的办公室来。自从林书记来到本省之后,主动召见潘尚还是第一次。
接了书记秘书的电话,潘尚不敢懈怠,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立马坐上奥迪车急速地向省委奔去。
林书记住在省城南郊一号大院最大的一个小院,最大的小楼。这是历届省委书记住的地方。
潘尚的小车,轻轻地驶到林书记的小院内,他下了车,急步向小楼内走去。秘书早在等着他,把他领进了林书记的办公室。
正在大办公桌后老板椅子上坐着看文件的林书记,怀里抱着一个小狗。据说,这是他最爱的狗,是外国种子,很是值钱。一次,省委副书记的秘书的同学来找这个秘书,从林书记家院门前过,这狗跑出来旺旺地咬他,他拾起一个石头就去打。听到狗叫,林书记的老婆出来了,黑着脸,冲着他直喊:“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打狗?怎么这么野蛮……”大喊大叫,不依不饶,很是厉害。好歹他没有打住狗,说了几声“对不起,对不起,”就走了。见了当秘书的同学一学说,那同学说:“那是林书记家养的狗,两口子爱死了。你要是把那狗打了,你就不得了,你赔得起?”“啊!那是林书记家。我不知道。”他惊奇地喊着,可在心里直骂:“他妈的,狗也看是谁养的,比人都珍贵!真是的,打狗也得看主人。”那同学说:“书记爱得很,和别人谈话都抱着。”抱着心爱的狗的林书记,见潘尚来了,一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狗,下巴抬了抬,示意他坐在沙发上。
他小心地坐下,只把半个屁股挨着沙发,谄笑着看着书记。
书记开了腔:“叫你来是想给你说,你们资金中心有个女孩子,是个临时工。她是大学毕业,怎么还是临时的?要尽快招成公务员,啊!”
他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犯嘀咕“书记说的是谁呀!”,就怯声地问:“林书记,叫个啥?”
林书记把女孩的名字告诉了他。
临时工资金中心就有权招用。对于这个女孩,他压根不知道,也不敢多问,书记说的肯定有来头,便不假思索地立即满口答应:“行,我尽快办,办完我来给您回复。”
林书记满意地点了下头,手还在不停地抚摸着他的狗,这狗很是乖顺,很听话。
回到人事局,潘尚把资金中心主任叫到办公室,问了这女孩的情况,才知是个自学大专生。按照国家下发的公务员条例“凡进必考”的要求,进公务员队伍必须考试。何况本省要求进省级机关公务员队伍必须要是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个女孩只是个自学大专,是不能进省级机关的。
孔老夫子说,刑不上大夫。在几千年的文明古国里,从来法规、条例都是制约平民百姓的,对于大员那就不一样了。那写法规条例的人自是熟知国情,往往就在条文上加着“一般”二字,埋下了伏笔,给“二般”的人开了口子。就是没有“一般”二字,办事的人总是要讲个特殊情况,不该办的也就办了。省委书记说的自然是“二般”情况,特殊情况。潘尚责令资金中心主任写个报告,由局里特批。资金中心主任当时就提出:“局长,这不符合公务员条例的规定。”他瞪着眼批评了资金中心主任,很强硬地说:“马上去办,责任不让你负。”只两天时间,这女孩就变成了省级机关吃皇粮的公务员。恰在这时,张铭给他送来了翁同龢的这幅字。锦上添花,潘尚坐着车去省委一号大院向林书记汇报时,带上了这幅字。
林书记听了他对女孩的安排很是满意。
汇报完后,他轻描淡写地说:“林书记,我给您带了一幅字”,就起身告辞,把翁同龢的字放在了书记的办公桌上。
林书记没有理会,连看一眼都没看。
过去,他多次见书记,走时林书记屁股从没离开过老板椅。这一次,林书记起身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这是他多年来得到的第一次最高礼遇。他受宠若惊,脸上笑成了花,一再地给书记点头,退出了书记的办公室。
翁同龢的字在林书记那里,总不能去再要回来吧!怎么办?他苦苦地思考了几个小时,总算是想出了个办法。
 
十二
梁双说对了,潘尚对老马的许愿是水中的月亮,直至他退休都还是一个正处级纪监组副组长,一直没有当上副局级的组长。
不仅是对老马,几乎是所有他许过愿的处长、干部都是水中的月亮。一件件往事在老马脑子像放电影一样地走过:
“三讲”教育中,大家就干部路线、用人、工作、生活提了不少意见。二把手的副局长也是个官迷,想以对两栋住宅楼面积没有按照局办公会议意见办盖得大为突破口纠集一些人想把潘尚拉下马,取而代之。房子盖大是潘尚授意的。没有他的授意谁敢盖大?他是人事局的一把手呀!重大的事情没有一把手点头肯定是不行的。他急得在办公室团团转,鼻血都流了出来。可潘尚就是潘尚,总是有办法的:
他主动找省委派到人事局的巡视组木易组长谈心,谈了他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的意见,把房盖大的责任完全推给了负责基建的另一位副局级干部和基建办主任身上。木组长也不是等闲之辈,始终一言不发,眼里露着迷惑的疑问。潘尚也明白,这样推,难以掩耳盗铃,木组长是不会完全信的。这在他的预料中。他看着木组长迷惑的眼,嘴角闪过一丝笑,工作谈完了,他不经意地问木组长:“到人事局来,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定给你解决。”
“没啥困难。”木组长警惕地说。
“娃都安排了没有?”他早打听到木组长一个女儿在家待业,明知故问。
“啊,啊!安排了……”
“听说你还有一个女儿……”潘尚欲说又止。
木组长本想说都安排了,不想在人事局巡视“三讲”的三个月中落什么瓜田李下之嫌,但女儿已经待业两年了,整天和他吵,说他无能,当那么大的官把娃都没安排好,他头疼死了。他的官当到正厅级,在一个省是不算小了,可四年前他到龄退下来了,省上只给安排了个省政协常委的虚职,几个月就开那么一次会议,谁把你当回事?女儿自学大专毕业时他已经无职无权了。这次,是省委抽他来当巡视组长的。潘尚触动了他的心事,只好说:“还在家。”他把埋在心里的苦恼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给你安排。”潘尚就等着他这句话。人事局长安排个人算什么?他说着就拿起电话,拨了一个业务厅局长的电话,告诉他有一个领导的孩子,请他给安排一下。那局长说什么,木组长不知道,只看到潘尚很认真的样子。潘尚打了电话,告诉木易请他把孩子的简历拿一份给他。
这无疑是及时雨。人,不管你当多大的官,都是有三情六欲的,有感情的,自私本就是人的天性。木易虽然怀疑潘尚对局里一些问题的说法,但心开始向潘尚靠拢,何况“三讲”本身就是在本局局党组领导下的,潘尚是党组书记,“三讲”过后他还是党组书记,谁能把他怎么样?他有了保潘尚的心。
潘尚知道,光给木易说房子盖大是别人的责任不行,还得把事作圆。他把基建办主任叫到办公室,封官许愿,要他写个盖房的说明,把责任承担起来,说省委派住局里的“三讲”巡视组要,并说他承担起来没什么事,在会上说说就过去了,不做任何处理。基建办主任提出让他回去写,他硬是不让,并拿出笔、纸交给基建办主任,说:“就在这写,就几句话嘛!”基建办主任没法只好在他办公室写,可写了三遍他都不满意。他急了,说:“我说,你写。”他一字一句斟酌地口述着:“关于住房面积大的说明。局长办公会确定了住房面积,我们立即设计了图纸,送潘局长审定。潘局长指示,一定要严格按照局长办公会意见办,抓紧进行。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根据用户的要求把阳台包了进来,增大了室内使用面积。这件事给负责基建的局领导XXX汇报过……”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负责这项工作的一位局级干部,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三讲”过了关,他尽食前言,不仅没提拔基建办主任,还免去了他的职,气得基建办主任大骂:“流氓!他妈的大流氓!政治流氓!”
木易女儿的安排也是水中的月亮:潘尚煞有介事地忙活了一阵子,找那个业务厅,要他们给予安排,“三讲”很快结束了,木易走了,他也就再不提了。
“三讲”结束时为了给省委报一个好的廉政鉴定,很少到监察室来的潘尚主动来到监察室看望大家,聊了会,对当时的瘦高个子于主任主动说:“……老于呀!你是个正直、正派,有能力、有水平的干部。你不是想调动一下工作吗?明年机构改革你想到哪个处去都行。”
听了这么肯定的话,喜得于主任立时坐直了身子,仿佛自己无形地高大了,一脸喜色,脱口而出:“我想去军转办或职称处。”
“行,行。”潘尚答得十分干脆。
堂堂一局之长,给了这么肯定的答复,在于主任看来,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喜得他忙站起屁颠屁颠地给潘尚的茶杯添水,声音都变了,亲热地说:“潘局长,您喝水。”
潘尚会意地微笑着点着头,端起了水杯,把那冒着热气的茶水送进了嘴。又聊了会,潘尚起身要走,不经意地说:“你们给我的廉政鉴定写了吗……”
还没等他说完,于主任就心领神会抢着表态:“潘局长您放心,我们会写好的。您是个清正廉洁,自身要求很严格的好领导。”
于主任挖空心思地找着脑子记的溢美之词,对潘尚的廉政鉴定写得如花一样,满以为自己的工作在机改时一定会变动的。可第二年机改并没有动他,依然把他定在监察室。他愤愤不平地去潘尚办公室问潘尚:“潘局长,我去年就给您说过给我换个岗位,您答应了的,咋没动?”
潘尚却挺着脸说:“在任职测评中,大家都投票让你继续当监察室主任。这是群众对你的信任……”
“我在监察室干了十多年,轮也应该让我轮岗了。”于主任提高了声音。
“怎么,群众对你信任,你还不想干?”潘尚不客气地说,“你不愿当还有人要当哩!想当的人多着哩!”
于主任气得嘴都歪了,不久就病了。
天下的癌症大多从气而生,于主任很快得了癌症,在他离开人世之前同志们去看他,他几乎给每个来看他的人都讲了这件事,大骂潘尚过河拆桥,不是东西……
那个矮胖子干部处长一身的病,五十八岁了还坚持吃着药天天按时上下班,有时还加班加点,就是因为潘尚答应要提他为副局级。他在眼巴巴地等着那个“副局”级。他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可直到他病倒都没有等到副局级的任命。
……
往事的回忆一件件历历在目,马志杰深深地叹了口气,唉!这样没品行的贪官怎么还官运这么亨通?这社会是怎么了?他轻轻地摇着头!
 
十三
潘尚想好了要回翁同龢写的字的主意,第二天上班后,他就把局办公室李主任叫到自己办公室如此这般地作了安排。
李主任立即坐上车去找本省书画院院长,把意图告诉了院长。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就以书画院院长的名义请林书记的弟弟吃饭,当然是人事局买单了。他们都和林书记的弟弟很熟悉。潘尚多次请林书记的弟弟吃过饭,都是李主任去作陪、结账。林书记的弟弟也没有少从书画院院长那里拿字画。书记的弟弟是吃惯白食的人,碍着院长的大面,如约而至。
饭桌上,觥筹交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书画院院长佯称,准备办书画展览,听说林书记那里有幅翁同龢的字,那是稀有之物,想借来一用或买回来。书记的弟弟喝着酒,大嘴大梆子地说:“这个容易,我去拿就是。”李主任忙给斟酒,看了一眼院长。院长会意,把腿一拍,说:“干脆买回来算了。”林书记的弟弟从院长那里白拿过不少字画,见就是这么个要求,拍着胸满口答应,说:“中,中,你们开个价”。院长说:“那字值个十几、二十万。”书记弟弟喝得满脸通红,倒也豪爽,说:“你是行家,你说多少就多少。”两天后,林书记的弟弟打电话告诉书画院长说翁同龢的字已拿到了。院长和李主任匆忙坐上车奔去,慨然地出了二十万元买回。
拿到了翁同龢的字,潘尚的心放下了一半。他一刻都没有停,让李主任给张铭送去,并给张铭打电话,告诉他东西叫人给他送过去。为了慎重,他在电话里没有提字画两个字,只说是东西,张铭心领神会。
李主任走了,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心下轻松了许多,实在应该感谢给他打电话的人,使他有了准备,才能亡羊补牢,急忙把两幅字画还给了张铭,不然,留在自己手里那问题就大了,那就是贪污。这下回旋的余地就大多了……
他想到了他,多亏了他。他心里明白他这样做的原因:他在地区当书记时有一次来到省城到他办公室找他,求他把他的儿子从他所在的地区调到省城给安排工作。他一口答应了,而且就安排在人事局。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只三、四年。他主动地对他说,要考虑娃的政治前途,调来以前你们最好给娃提一级,我们也好安排、好使用。他把他的儿子破格提了正科级,同龄的大学毕业生,没背景的有的一辈子都当不了这一级的干部。他把他安排到人事局后作为厅级后备干部在培养。他知道,有着这层关系,他才敢于给他冒着违纪的风险给他通风报信。
桥是自己搭的,路是自己修的。这些年,只要省上领导给他说的事,要他办的私事,要害部门同级一把手求他办的私事,他都是满口答应,都给办了。老百姓说:“政策是红苕,不蒸是硬的,蒸了是软的。”对这些人办事就不能考虑符合不符合政策,凡事都有个特殊情况。在省政府具体的事都是处长在办,有人嘻称说:“处长专政”。他把这些事交代给处长去办,也有个别处长强调政策,说不符合政策,不能办,他一句“领导交办事项”就顶了回去。谁敢说个不?不办,就把你调到别的处,以后就别想提拔。他们还想不想进步,想不想提拔?谁也不愿意因这些事影响自己的前途。
他知道,有议论说他没经过公务员考试给人事局安排了几个年轻女娃,甚至有人说他是“挂的羊头卖狗肉”、“既在当婊子又在立牌坊”。是的,是安排了几个,算起来已经六个了,没有经过考试。但这不完全是他的关系,有上边说的,他不得不调。当然也有他的关系,那个一头披肩发,两个黑眼珠总是脉脉含情的女娃就是他的关系。那是在基层工作的一个中学的老同学介绍来的。他本想给解释一下政策,按政策办事让她参与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可她那脉脉含情的一对大眼勾人心魂,那漂亮的鸭蛋型的脸蛋,使他嘴里都快掉下了口水。他笑着问:“你想到那个单位去?”
“最好是你们人事局。”女娃说,两个眼扑闪扑闪地看着他,一脸的笑容,两个深陷的酒窝格外的好看。
“噢——,那可不好办呀!”他逗着她。
“还不是你大局长一句话。”女娃世故地说,仍在微笑,勾魂似的眼又向他瞟了几下。
他的心荡了,色蒙蒙地眼看着她,说:“我把你调到人事局你怎么谢我?”
女娃不好意思地扭动着身子,说:“我一辈子都会记着你的好处。”
女娃扭动的纤细的腰像水蛇一样的绵软,使他激荡起的心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时候已经下了班,政府大楼里人早已走完了。他伸出手去拉她的手,把她往他的怀里拉,嘴里说“我要你现在就感谢。”
她反抗着说:“局长,不能这样。”
他说:“你还想不想进人事局?”说着话他并没有放她的手。
“你还没有给我办哩!”女娃说,还在反抗着。
“我一定给你办。”他硬是把她拉到了怀里,狼一样地在她身上上下地摸,嘴狠劲地向她脸上啃去……
在他的大办公室里有一个供他休息的单人床,他拉着那女娃上了床……那天他走得晚,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司机一直在楼下等着他。女娃走时用两手不停拢着她蓬乱的披肩发……
还有一个女的,一米六六的标准女人个子,白晰的皮肤,那肌肉就像海绵一样的软……
还有……
当人事局长,常常是一进办公室就有人找,川流不息。来人事局不久,他就让局里一个不在政府大楼上办公的下属单位给他在他们办公的地方搞了个第二办公室。那是个偏僻的地方,在省政府大院的西北角,原来是个洗澡堂的小院子,后来洗澡堂取消了,改成了办公的地方,人事局有个下属单位在那里办公,去的人很少。下属单位的领导给他搞了一个套间房,作了全新的装修,配备了沙发、办公桌和休息的床,很是雅致。他常去那里休息,有时一夜都不回家。他每次去,几乎都有年轻的女士随后进去。这其中包括上面说的那几个女的,也有其他的女性。一次,他刚进房间,一个留着过耳短发穿着粉红色花上衣蓝花裙白净脸面漂亮的女士挎着一个时髦的黑皮包就来了。下属单位的一个干部从窗玻璃看见了,就说:“看看,又来了个漂亮妞!”于是,大家都好奇地趴在窗子上看,只见那个女娃进了潘尚虚掩的房门,门嘭地一声关住了。众人要看个究竟,就爬在窗子上不走,向潘尚的房间看去,窗帘拉着,过了约大半个小时,那女娃出来了,没有背包,手里拿着卫生纸,向厕所走去。“事办完了!”,有人调侃地说。大家都笑了。潘尚在那里尽享其乐,没有人见过这神秘的办公室的窗帘拉开过。有人背地里把这房子叫“炮房”,久而久之,传到他耳朵。为此,他曾把一个嘴无遮挡的干部叫来训斥,指着那干部的脸骂:“你一天嘴里胡咧咧啥哩!就你的话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那干部颇有骨气,说:“潘局长,我是个知识分子,是有人格的。我是说了些话,我敢说就敢当。请问,你搞这房子干什么?你没有办公室?你听听人们把你那第二办公室叫什么?省政府里的炮房。‘人事局干部要提拔前面得有屄后面得有眼’这话也是我说的。那几个女干部学历、能力能比过谁?为什么提得那么快?”“那是党组研究的。”潘尚吊着脸说。“党组?还不是你们几个人。你看你带成啥了,扒灰的扒灰,和女干部睡觉的睡觉。”“你胡说?!”潘尚吼了起来,但他心里发虚,这干部捅到到了他们的软肋上了,脑子里顿时浮现出和他好的几个女干部,在宾馆、在炮房……的情景;还有二把手和儿媳妇形影不离,公开地在一起同居,家喻户晓……。那干部并不怕他,也高声吼着:“我胡说?你听听干部是咋议论的。就像焦大说的:贾府里只有门前的石狮子是干净的。看你们个个人头嘴脸,都做的啥事?把共产党的人丢尽了!”把个潘尚气得脸都憋青了。虽然那个干部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又是在职博士生,学历高,厅领导都同意提为副处长,但他坚持只给了个助理调研员。现在,哪个单位不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谁敢说什么?他依旧在那里休息,女士依旧出出进进……
他在想着、想着……,脸上浮着淫邪的笑。
 
十四
在省委纪监委副书记白风的领导下,抽了三名处级干部开始调查潘尚收受字画一事。
要查一个局长的问题,特别是人事局长的问题,必须向省委书记汇报。当白风把对潘尚的反映以及纪监委三个书记的碰头意见向省委林书记汇报后,林书记做了明确指示:“把问题查清楚,做出结论。”
白风副书记组织这三个干部专门开了一次会。他首先传达了省委书记的指示和纪监委李书记的意见,然后严肃地说:“关于反映潘尚收受名人字画的问题,纪委三个书记开了碰头会作了研究,决定成立专案组认真调查,让我来负责这个专案。抽调你们几个骨干、办案的行家老手,足见我们对这个案子的重视。书记会要求你们一定要认真查,一查到底,要毫不手软。收受名人字画是当前行贿受贿的另一种形式,社会上把这种形式叫做‘雅贿’。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据说送给潘尚的这两幅字画很值钱,一幅翁同龢的字就值三十多万。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就敢收,胆子太大了。收了人家的字画,又没有给人家办事,人家又来要字画,这在我们省是前所未有的事,太典型了!就是把字画还了,这个过程就是犯罪。要作为一个典型去认真抓……”
他做了严格的要求。
会后,三个干部就开始了工作。他们首先找了反映问题的马志杰谈话。老马一五一十的把知道的情况再次向专案组做了反映。
专案组的人认真地用笔在本子上记着,一位戴眼镜的处长问:“张铭你认识嘛?”
“我不认识。”老马老实地说。
“你见过没有?”
“没有。”
“你是听说的?谁掌握第一手资料?谁是亲自见张铭去要字画的人?你知道吗?”
“梁双、魏一虎都是亲眼见的。魏一虎认识张铭。他对这事情最清楚。”
……
和老马谈完话后,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找梁双、魏一虎进一步了解。他们把这个意见汇报了白风书记。白风书记听了后,眯着眼想了想,说:“我看这样吧!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张铭谈,找潘尚谈,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不就清楚了嘛!单刀直入……”
领导的话就是指示,专案组放弃了找梁双、魏一虎进一步了解的意见,按照白风书记的意见,单刀直入,通知张铭所在单位的纪监组告诉张铭第二天到省委纪监委来谈话。
初冬的夜来得很早,六点天就已经黑了。吃罢晚饭,张铭骑着车子向本单位纪监组奔去。他是下午快下班时队长告诉他,说纪监组长叫他晚上去纪监组一趟。
纪监组是查人问题的,叫你,准没好事。他心里先打了个冷颤,不知道什么事犯了,也想不来到底是犯了什么法规。他和队长关系是不错的。队长在通知他时显得有些吃惊,关切地问:“出了啥事了?”
他摇着头,说不知道。
队长说:“那你晚上七点准时去,我在办公室等你,完了你赶快给我打个电话,我心里好有个底。”
他点了点头。
到底是什么事呢?他猜不出来。自己不就是上班之余好收藏个文物、字画嘛,业余爱好,有啥问题?在经济紧张的时候也卖过几件,那都是单线联系,要说犯了事,该是公安部门查呀,与纪监有何相干?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纪监组。
纪监组长是个吃得像弥勒佛一样的胖子。据他说他的吸收功能好,喝凉水都发胖。他坐在那里肚子上的肉盖过了肚脐,两个脸蛋肉腾腾地鼓了起来,高高的眼泡肉多得总是像肿着一样,一对不大的细长眼掩埋在这些肥腾腾的肉中,整天都是笑眯眯的。
弥勒佛上班就是喝茶看报,年初发个要求干部廉政的文件,年底在总结工作的职工会上捎带地说上几句本单位廉政建设搞得不错,要发扬光大,来年继续搞好之类的话。当了四年纪监组长,没查过一个案子,没找过本单位一个人谈过话。他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大家都说单位领导选这么个人当纪监组长选对了,领导真高明,有问题也不会去查,查也是白查。现在的单位领导都喜欢选这些人当纪监组长。谁愿意给自己选个挑自己毛病的刺头。
今天,省委纪监委打来电话,弥勒佛也是一愣,冷衙门的鼓有人敲了,新鲜。上级的电话,他不敢怠慢,马上给张铭的队长打电话通知张铭按时去省委纪监委。别看这弥勒佛整天眯着眼,笑呵呵,还挺精明,关键的时候不糊涂。他多了个心眼,要张铭今晚到他办公室来一下,他要先了解一下,到底张铭犯了什么事,好有个思想准备。
刚给张铭的队长打了电话,他们的局长就推门来了。真怪,这冷衙门今天怎么了,突然热起来了。局长可是很少来呀!
局长一进门就闭了房门。
弥勒佛忙着给递烟、倒茶。局长客气地说不要忙乎,先是关心地问了问纪监工作的情况,还褒扬了他搞得好,慢慢地就问到了张铭的事。他很奇怪怎么局长知道得这么快?他只是接到省委纪监委的电话后给分管的副局长汇报过,是不是副局长给局长汇报的——他这样想着。
局长开了腔:“为什么省委纪监委叫张铭,你们知道嘛!”
弥勒佛如实地说:“不知道。”
局长说:“这事牵扯到人事局潘局长。潘局长对我们局工作支持很大,以后还要他支持,告诉张铭不要胡说……”
弥勒佛不明白局长怎么比他还清楚牵扯到了省人事局长,但完全明白了局长的意思,还是那样眯着眼,笑呵呵,可脑子比谁都亮堂,说:“局长,你放心,今晚我就和张铭谈话,他小子不敢胡说。”
局长点着头,满意地走了。
张铭来到办公大楼,上了二楼,进了纪监组长的办公室,弥勒佛满脸堆笑,站起来给倒了杯水,说:“小张,坐坐。”
 “组长,啥事叫我今晚来。”张铭坐下接过纪监组长递给的水问。
弥勒佛仍然是满脸堆笑地说:“省委纪监委通知,让你明天去纪监委。叫你来就是要和你谈谈,你干了什么事了,省委纪监委要你明天去?我们单位多年都没有出过什么事,你得先给我们谈一下,到底什么事,我们也好有个思想准备。”
省委纪监委在给他们通知时没有说什么事,当时弥勒佛很纳闷,向分管的副局长汇报后,建议:“把张铭叫来问一下,看看问题大小,我们好有个思想准备。”副局长同意他的意见,这就是他今天晚上叫张铭来的本意。但是,自从局长来了后他就明白了是什么事。这时说这样的话是明知故问,装糊涂。
此时的张铭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压根不知道马志杰把他给潘尚送字画的事反映到纪监委,纪监委要找他了解这件事,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啥事。”
“好好想想,做了啥违法违纪的事,啊?”弥勒佛依然是满脸的笑。
张铭摸着头,皱着眉,说:“没做啥事。这把他的叫我干啥?”
弥勒佛起身又给张铭的杯子加了点水,才缓缓地说:“小张呀,我得到了一点信息,给你透露一点吧,你好有个思想准备。听说纪监委要了解你给人事局潘局长送字画的事。”
“啊!是这事?”张铭瞪大了眼。
“年轻人!” 弥勒佛依然是脸上带笑,缓缓地说,“行贿和受贿是同罪。潘局长收字画有罪,你行贿也有罪,要同坐。”
张铭默然,没有说话。
“不管怎么说,你送的字画已还给你了。都是省里的领导,人事局咱得罪不起。纪监委找你谈话,你要注意,啊,哈哈,不能乱说。”
张铭下意识地点了下头,明白他说话的意思。
“听说你那字画很值钱嘛!真的假的?现在假货很多,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弥勒佛继续说着:“要是赝品,那性质就变了。”
听着弥勒佛的话,张铭明白了,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
第二天,张铭来到了省委纪监委。专案组的三个同志和他谈了话。他们的表情始终是严肃的,个个都沉着脸,先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少不了说“抗拒从严,坦白从宽”,要他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充满了杀气。整整地拷问了大半天,他始终就是那么几句话:“我是找潘局长给别人办调动的,送过两幅字画,一幅梅兰芳的画,一幅翁同龢的字,但都是赝品,真品谁买得起,后来他又还我了。”
“什么时候还你的?隔了多长时间?半年还是一年?”他们穷追不舍。
“隔了多长时间给我,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给我了。”
“是他主动还你的还是你要的?”
“东西已经还了,你们问这些有啥意思。”他反驳着说。
“怎么没意思?性质不一样。”
他不言语了。任他们怎么问他就是不回答。相持了半天,专案组的三个人看问不出个什么名堂,商量了一下,只好让他回去了。
他们把和张铭谈话的情况向白风书记做了汇报。白书记微微地笑了,说:“你们再去问问潘局长,看到底是咋回事。”
他们又来到了人事局。
潘尚满脸堆笑的迎着他们,又是给泡茶又是给拿软中华烟,亲自给每人递一根,打着火一一给他们点着,显得特别谦恭。三个专案组成员和气地询问了张铭送字画的事。潘尚答得很干脆:“是拿来了一幅字一幅画,我看了看,当时就还给他了,那东西咋敢收?”说得比唱得都好。
他们相互看了看,眼神交换了意见,没有再向下问。
回到纪监委,他们向白风副书记作了汇报,白书记指示:“此事到此为止。”接着,白风依据专案组汇报的潘尚的话向纪监委李书记作了汇报。
李书记听了后考虑了一会说:“虚惊一场,赶快给林书记写个专题报告,说明事出有因,但潘尚同志没有接受,当时就还给了本人。”
林书记看了这个报告,作了明确指示,省报很快就公示了省人大副主任候选人名单,潘尚的名字赫然在其中。
 
十五
看到了省报上依然公示着潘尚是省人大副主任候选人的名单,老马吃了一惊,心想:收了人家那么贵重的字画,又叫人家要回去了,够典型的了,这事我已给纪监委反映了,纪监委在查,怎么还提拔?他莫名其妙,连连说:“这是咋回事,咋回事?”
他坐不住了,忙走到电话机前给梁双拨了电话。在电话里梁双告诉他,报纸他也看到了。梁双还告诉他,他得到消息,纪监委查了张铭给潘尚送字画的事,不了了之。
他更加吃惊了,再次问梁双:“你说的张铭给潘尚送字画的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这还有假?我在魏一虎办公室亲自听张铭说的。”梁双说。
“那是咋回事?”老马说,“就是后来还了,那也是拿了一年多,事没有给人家办人家来要的呀!已经完成了犯罪过程,性质恶劣。这样的人怎么还能提省人大副主任?”
“谁说不是?我也很纳闷。”梁双说,“怪?也不怪。成克杰贪污了多少,不也当了全国人大副主任嘛!话又说回来最终成克杰还是没有逃脱法网。再看看咱们省那个市委书记唐某人,群众反映那么大,有一个处级干部一直告他,弄的媳妇都离了婚还在告,一直告到中央,据说问题不少,纪监上查了多次,这一次还不是被提拔成省政协副主席了嘛!”
“这他妈的都咋了,越告还越上得快?”马志杰无耐地说,接着似乎还是有信心地说,“不行,我得把事情弄清。我要亲自问一下魏一虎,原原本本地把事弄清,再向上反映。”
“你来吧,我和你一起去找他。”梁双说。
老马又骑上他那个破自行车,来到了省政府,先是到梁双办公室叫了梁双,然后一起去了魏一虎办公室。
在省政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厅局级干部一人一间办公室,处以下的都是几个人一间办公室。魏一虎是个副局级干部,办公室不大,但却是一个人。他们急匆匆地来到魏一虎办公室,门都没敲就径直推门而入。
魏一虎中等个子,上方下圆的脸上有一对睿智坚毅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使他显得还有点英气。他看到他们推门而入,站起招呼:“噢!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一边拿起桌上的烟给他们递烟。
老马和梁双接过烟,坐到沙发上。老马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是想问张铭给潘尚送字画的事,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说,不要包庇。”
魏一虎笑了,心想真是个马大炮,一开口就向他轰了一炮。他两眼射着睿智而坚毅的目光看着他们,说:“我为什么要包庇?好歹我还是个副局级干部,共产党员,几十年的党龄,受党教育多年……”
老马和梁双都知道魏一虎是个少有的官场硬汉,洁身自好,从不走门子、拉关系,而且人很耿直,不由得点了点头。
可是,魏一虎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反问:“你们把这事问清有什么用?报纸我也看了,他还是公示的省人大副主任?”稍停,接着说,“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梁双给我说老马把张铭给潘尚送字画的事向省委纪监委反映了,当天张铭就告诉我潘尚给他打电话口气很友好,一再说咱们是朋友,有什么事能办一定给办。我就知道走了风,露了气。我告诉老梁,老梁说不可能,省委纪监委只有几个领导知道,不会走风漏气。怎么样?纪监干部也是人,纪监委的领导也是有血有肉、在社会上有多种联系的人!”
“没有想到潘尚能量这么大。”老马说。
“我国现在是腐败的高发期、多发期。从理论上讲,社会进化到市场经济的金权阶段,出现腐败是历史的必然。美国有人研究腐败指数,说腐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中国现在和美国过去走过的阶段一样,人均生产总值到这个阶段必然出现腐败。”魏一虎顿了下,又说,“腐败分子窃据了相当一部分权力。潘尚在省上多年,早就织成了一张官场的大网,要冲破谈何容易?”
老马坚定地说:“不管他网多大,我老马都要冲一冲。这样的人怎么还能提拔呢?现在不是刚公示征求意见,还没有正式定吗,只要你敢把实情告诉我们,我就向省委林书记反映。”
“能起作用吗?”魏一虎摇着头怀疑地轻声吟了王阳明的几句词:“宦海茫茫京尘渺,绿绿何事了!覆辙翻舟,是非颠倒……”说,“你们读过这首词没有?”两人都瞪着眼直摇头,说:“没有。”“古今中外的官场贪污腐败无不如此。有人骂他们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赚钱还要付出青春和身体,他们是空手道,什么成本都没有,只有人民给的手中的权力。正因为是空手道,手段就比较高明。”魏一虎叹着气说,“官官相护,自古依然,现在的官场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他们能当那么大的官必有保护伞。读史使人明智,看看历朝历代的官场历史,不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吗?不要想得太天真了!”
“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不是历史上的王朝,我想能起作用,”老马坚定地说,“我相信林书记。”
魏一虎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共产党领导不假,可你看看这几年的官场成了什么样子了!书记?报纸上不是已公布了几个被揪出来的封疆大吏,不都是当过省委书记嘛!你们坚定地反腐败精神可嘉,是对的。中央也提反腐败,看看现在的现状,在单位谁真的在反腐败谁就被看成异类,领导还怕本单位查出腐败影响单位形象、影响他的升迁。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太天真。”他虽然摇着头这样说,但还是从抽屉拿出自己的日记,交给老马,说:“你们要问的都在这日记上记着。”他是个勤奋而好学的人,天天都在写日记。
老马和梁双拿过日记,匆忙地一页一页地翻着,看着。那日记里清楚地记录着:
 
2002年4月17日
……我匆匆地从走廊走过,老远地就看见潘尚办公室门外站着几个人。这已是家常便饭,只要他在办公室几乎是天天如此,在门外等候接见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见惯不怪,我漠然地往前走着。
“魏局长。”有人叫我。我抬起了头:噢!是张铭。“你在这干什么?”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我吃惊地问。
“找潘局长。他让我在门外等着。”
我热情地招呼:“到我办公室等吧!喝点水。”
我的办公室和老潘的办公室只隔了两间房。他招呼着另两个人随我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忙着给他们倒水。紧接着梁双和赵京进来了。小小的办公室一下子来了五个人,也成了门庭若市了。我一边倒水一边招呼着梁双和赵京让他们坐,一边问张铭:“你找潘局长什么事?”
“嗨,别提了。我托他给我的这伙计(他指着和他随来的一个人)办个调动,他满口答应。我给他送了一幅翁同龢的字,少说也值二、三十万,一年多了还没办。不办,给人家把字画退了……”他高喉咙大嗓门地说,旁若无人。
我们都惊呆了……
在我的办公室等了不到一个小时,张铭他们又去了潘尚办公室,只几分钟他们又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礼貌地辞行,说潘尚让他明天再来……
 
2002年4月18日
……
这天早上上班还不到一个小时张铭就推门而入,说是要在我这里等一等,等潘尚办公室没人了他再进去。快下班了他才离开我的办公室。有两位朋友来访,我只好推迟下班。一会儿,张铭又来了,手里拿了幅画。他说,这是潘尚还给他的,是一幅梅兰芳的画,也是他送给他的。他打开画让我们看。我虽然不懂画,但也觉得那幅画画得很一般,想来梅兰芳是唱戏的魁首,画画却是业余,只是画随人贵而已。张铭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翁同龢的字可能找不到了,潘局长让我明天再来。我不来了,用电话催,他总得给个说法。”这天中午,我请来的两个朋友吃饭,邀张铭一起参加。
……
 
2002年4月22日
……
这几天,潘尚老是阴着脸,一脸的愁容,往日那志得意满的神气一扫而光。我想:大概是找不见翁同龢的字愁的。愁,愁,愁,愁白头。今天,是星期一。一早,上班进大楼时我看见潘尚手里拿着幅字画,用报纸卷着,脸上的愁容没有了。我估摸可能是星期天找到了翁同龢的字了。他主动地向我打招呼。我笑了。这笑含着对他的友善,也有一点讥讽之意。按照潘尚的规定,每周星期一早上局领导要开碰头会,就像生产队长派活一样要把本周的工作做个安排。开完碰头会,我刚回到办公室,潘尚就来了,一进门就问张铭的电话号码。他知道我也认识张铭。我多了个心眼,不愿意搅进这是非之中,谎说“不知道。”
快下班了,张铭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潘尚让人把翁同龢的字给他送去了,让我等着,他来接我去看翁同龢的字。我们在外面一起吃了饭,他拉着我去他家,打开翁同龢的字挂在墙上细细地让我观看。我压根不懂字,只觉得那大大的一个字写得苍劲有力,是名人写的自然是名大字大,好字了。
 
2002年4月24日
一早,张铭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说潘尚叫他,昨天潘尚还给他打了个电话,口气很是友好,说有什么事能办他一定给办。我差一点儿惊得叫出声来。昨天,梁双对我说,老马把张铭给潘尚送字画的事反映到了省委纪监委,怎么潘尚马上就给张铭打电话表示友好,并叫他来。干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么快呀!我不由得摇着头,内心里感慨万千。
张铭走了,我下意识地拿起电话,告诉梁双了这个情况。梁双信誓旦旦地说:“不会。这事只有省委纪监委的几个领导知道,不会走风。”他把那些领导看得太“神圣”了。在我党的
历史上比这些领导大得多的领导,像林彪、康生、四人帮,干的那龌龊事还少?
这中间一定有猫腻。
 
老马和梁双看了魏一虎日记上记的情况,老马拍案而起说:“这不清清楚楚嘛!”
“你能不能写个证明?”老梁问魏一虎。
“别说写个证明,就是叫我出来和他们当面对证有何不可?” 魏一虎一脸刚毅,坚定地说,但是又摇着头告诫,“社会是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我怀疑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弄不出个啥名堂。”
“你写吧!不达目的我们绝不罢休。”老马和老梁异口同声地说。
魏一虎拿起了笔,把自己的这几篇日记抄了一遍……
 
十六
马志杰和梁双拿着老魏抄的日记,连夜找省高院的法律权威商量,得到的意见是:“从法律上说,就是把收的字画还给了本人,这个收受贿赂的过程就是犯罪。”他们商议:不能再给省委纪监委反映了,直接给省委写报告,再次反映潘尚的问题。为了引起林书记的高度重视,他们找了德高望重、离休多年的省委老书记。
老书记看了他们的报告,点着头说:“我也听到了对潘尚的一些反映。”他答应亲自去找林书记。
按年龄说林书记应是老书记的儿子辈,老书记让秘书打电话给林书记说他要找他。林书记赶忙说他去老书记家,千万别叫老书记来。
他恭而敬之地来到老书记家, 问寒问暖之后,认真地听取了老书记的意见,看了老马他们写的报告,答应回去再了解一下。
林书记回到办公室,翻出省委纪监委盖着鲜红的大印对潘尚是否收受字画做出的结论和对潘尚写的无不廉政问题的意见,看着中组部正式同意潘尚为省人大副主任的批文,陷于深深地沉思……
在“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阳春三月,省人大会议召开了,潘尚依然以人大副主任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一排副主任之中。同时,省报登了他的标准相,配着生平简历。坐在台上的潘尚比谁的腰都挺得直,一付神气活现的样子,走路肚子也挺了起来。与会的一些代表和看了电视的一些人,都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小人得志不可一世。
马志杰这几天很是烦躁,他怎么也想不通他把真实情况向省委林书记反映后潘尚还是当上了省人大副主任?他和梁双碰了几次头,梁双也是叹着气,摇着头。两人就像斗败的公鸡,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议论来议论去,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多干部为什么一定要叫潘尚这品行恶劣、道德败坏、有重大贪污疑点的人当?
转眼就过了年,同潘尚一起被提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前某市委书记唐某人案发,报纸上、网上充斥着有关唐某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十一个情妇联名上告等报道,一时间,成了本
省老百姓谈论的爆炸性新闻。梁双看着这些文章,尤其是看了唐某人给曾和自己在晶体管厂搭班子的原厂长的老婆下迷魂药睡了人家以及和部下的老婆通奸的文章,拍桌子大骂:“禽兽!禽兽不如!!”亢奋之下,他给马志杰打电话,在电话里大声地骂:“老马,你看看姓唐的这狗日的,坏到什么程度了,就这样的人还提拔,还重用,难怪潘尚也被提拔了,这他妈的是个啥道理?”
马志杰说:“报上登的,我看到了。盛传十一个情妇联名上告,其实是该市纪监委一个副处级干部把他告倒的。这人太霸道了!太恶劣了!是个大贪官。”
梁双在电话里用地道的陕西话喊:“霸道!恶劣!贪污!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天在上地在下你娃别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不就被收拾了。”
“可逍遥法外的腐败分子大有人在。”马志杰说。
梁双知道他指的是谁。这一天,梁双从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心里一震:原来还有这情况?于是,他便把这文章打印了下来,拿到马志杰家,给马志杰看。那文章写道:
 
去年以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等几十家新闻媒体,先后报道了x省政协原副主席唐某人失职渎职、贪污受贿、与有夫之妇通奸等的腐败案件。这些报道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揭露了唐某人从任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到省政协副主席期间的贪腐事实。唐某人从小贪到大贪,从小官到大官,一路腐败,一路升官,贪腐被揭露的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官却越当越大。我国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郭道晖先生曾撰文将这种情况称为“唐某人现象”。新闻媒体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贪腐累累的家伙被多次举报后,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查处,却反而一路攀升,官越升越高,权越来越重,而贪财猎色干坏事的“业绩”也随之越来越显赫。难道就没有人管吗?从这些报道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唐某人现象”呢?是什么人在充当他的保护伞?似乎没有答案。可是只要细心的读者,把这些报道认真阅看、研读、分析、思考一番,就可以从报道中找到明确而清楚的答案。
一. 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否定省委纪监委对唐某人的初审结论和立案决定?又有什么样的人才有欺骗党中央的能耐,把一个地市级的大贪官提拔为省政协副主席?据省委纪监委权威人士透露,2002年,中央政治局一位常委对一封举报唐某人的信件做出批示,省委纪监委根据批示于当年6月派出调查组进驻该市,对唐某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唐某人问题十分严重。2002年10月,省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对唐某人立案审查。可是这个决定被省委一个掌大权的大人物坚决否定了,而且这个大人物还要求对唐某人的贪腐问题严格保密,不准泄露。而且他还在当年10月底左右,强令省纪委为唐某人作了一个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清正廉洁”的所谓“鉴定”,用来欺骗省委常委,欺骗党中央,把唐某人定为省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2003年春,省九届政协开幕的前一天,省政协一位领导同志来到省纪委原主要领导家问,唐某人已被立案审查了,怎么还要当省政协副主席?省纪委原主要领导认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第二天一上班,这位领导先在当天的报纸上看省政协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有无唐某人的名字,他认为如果唐真要当省政协副主席,是会进主席团的。可报纸刊登的主席团名单中没有唐某人。但在几天后,唐某人却在新当选的省政协副主席名单中出现了。后来是因为决定此事的大人物考虑到,大家都知道唐某人有贪腐问题,会引起大会内外的质问和反对,故安排在大会临选举之前连让委员们讨论酝酿的时间都不给,在选举的当天搞突然袭击,顷刻间把政协副主席的候选人名单拿出来,进行突击选举。可见这位掌大权的大人物为了提拔唐某人,真是煞费苦心啊!
二. 什么样的人能够把中纪委专案组的主要成员拉拢过去,由查案变为包庇?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胆量和能耐? 众多的报道都表明,2002年,唐某人在省委这位大人物的庇护下有惊无险,逃脱了党纪国法的制裁,反而官升副省级。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到丧了卿卿性命。唐某人及其保护伞,没想到官升一级却进了中纪委的射程,他变成了中纪委监督管理的干部。由于不畏权势的人民锲而不舍地连续向党中央举报,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唐某人大难临头。2006年5月,中纪委派出某室副主任为负责人的专案组直接查处唐某人案。那位在省上掌握大权的人物十分惊慌,他亲自出马,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先指使其在省纪委的一个心腹,从过去审查唐某人的档案中,抽出了x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向唐行贿的笔录和唐同意非法组建证券公司的批文等材料;接着,这位掌大权的大人物不惜屈尊,亲自出面宴请拉拢中纪委专案组的负责人和专案组成员某副处长。至于宴请前后和宴席中他们说了什么,做了那些交易不得而知。但能看出来的是,随后专案组对案件的审查即由紧变松了,审案形势也急转直下,一下子把已查明的庞受贿300多万元缩水为40多万元。据专案组的成员举报,出现这种缩水,完全是被大人物拉拢过去的专案组负责人一手造成的。比如,唐某人的妻子潘玉枝被双规期间,曾在办案点逐笔承认代唐某人受贿68万元,且已将这些赃款交给了专案组。2006年12月受过大人物宴请的专案组某副处长在专案组负责人的指派下,专程从北京来到办案点,竟明目张胆地置办案纪律与不顾,在自己住的房间单独与潘玉枝谈话,他还引诱给唐某人行过贿的已被双规的某官员说:“你交代的给唐某人送钱的数额太大,你考虑考虑,有那么多钱吗?”该副处长走后,潘玉枝立即翻供,推翻了受贿68万元的交代,只承认受贿12万元,专案组的正派同志早已察觉办案人员内部有问题,建议调整审查唐某人的人员,但被大人物宴请过的专案组负责人对此建议置之不理。如此地“审查”,不仅已查出的大问题越审越小,而且在耗资3.1亿元的豆腐渣工程上,人们都知道唐因购进了劣质管道等建材,收了巨额贿赂,可是专案组却未查出唐在该工程上丝毫的经济问题!什么人有此能耐,能够拉拢腐蚀专案组负责人和某副处长,胆大妄为包庇唐某人?谁在保护唐某人,答案不言自明。
三. 许多报道中,还指出了一个似乎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小事”即籍贯问题,什么人非常在乎唐某人的籍贯?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改变唐某人的籍贯? 大量的报道材料说明,2007年初,在x省委开除唐某人党籍的通报中,唐某人突然由山东肥城人改成吉林省九台人,这是怎么会事?这是谁授意改的?人们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异”却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原来在x省,许多人对省里“一把手”在用人上以齐鲁老乡唯亲的做法,反响强烈。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不论在唐的干部档案上,在自我宣称上,在充当全国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的介绍上,还是媒体的宣传上,都称他是山东籍。而这回一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法办。他的“山东”籍却突然变成“吉林”籍了。除了那个“一把手”外,有谁能在乎这件事,又有谁能改变唐的籍贯呢?这不是很明显吗?许多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对唐某人籍贯的“小改动”,却隐藏着“大目的”:显然“一把手”企图摆脱包庇之嫌。
四. 什么样的人能使唐某人案在2007年初移交司法机关后,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今天还不能判决? 许多报道指出:唐某人搞的豆腐渣工程——冯家山引水项目原计划投资1.9亿元,最后竟花了3.1亿元。1994年做计划时物价很高,从1996年开工到1999年竣工,正值我国市场疲软,物价降到了谷低,按实际情况该工程应该比原计划大幅度的少花钱,但实际支出却超出原计划造价1.2亿元。在开除唐某人党籍之前,该工程管道已爆破6次(现已爆破达9次),仅爆破后抢修开支的费用就达数百万元。给x市区的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失则更大。这还不包括因多次反复施工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致使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超资了1.2亿元,而有关方面认定的损失却只有1008万元。很明显,该认定远远低于实际损失额。原因何在?原来,前述的那个大人物的秘书,2007年由x省升任外省委常委、某部部长。 接着,唐某人专案组那个被大人物宴请过的负责人因“包二奶”事,从中纪委调出,恰恰安排到大人物的秘书任部长的外省某部当副部长。他们相互勾结,滥用职权,设置障碍,竟然要为唐某人翻案。一个省里谁有如此大的胆量和权力,在干扰x省和中央两级纪监机关对唐某人的党内审查之后,又公然操纵干扰对一个已被中纪委立案查处的大腐败分子的司法审理?以至于在唐某人移交司法机关近两年长的时间仍然未能判决,早已超过法定时限,显然谁能有权利这样做,谁能有能耐这样做,谁是保护伞,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马志杰看罢,仿佛一下子全明白了,长长地叹着气说:“难怪这些腐败分子还升官!难怪潘尚还当了人大副主任!潘尚也是齐鲁人呀!上面有保护伞呀!”
“是呀!类似于陈良宇这样的大官要保护几个坏干部不是什么难事。可话又说回来了,陈良宇不也被揪出来了。”梁双说,“我最近还听说了一件事,人事局有个下海做生意的干部,生意做的不错,想回人事局,找到潘尚,潘尚出口和人家要伍拾万元,说他把这些钱花出去,给这个干部弄个处长当。”
“啊!有这事?这狗日的还在索贿受贿,胆大包天。”马志杰说。
“狗改不了吃屎!”梁双说。
马志杰忧虑地说:“这些年信仰失缺,道德下滑,人心浮躁,权和钱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权越大腐败越严重。他们上下勾连,不择手段的贪污掠夺。这样下去得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成什么样子了?不敢想呀!”
“这么大个党,一定有一批坚定地为人民服务信念的人,一定有救党救国的明白人。”梁双仰头看着天,怀着希望地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到了,全都报销。”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决心抓腐败,深得人心,一个又一个省部级大员、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又来到了本省,马志杰又骑着他那个旧自行车去找中央巡视组了。
一个个的贪官被揪出来了。潘尚,比过去更关注时势和报纸,天天都在看,只要看到报纸上有被揪出的贪官的报道,就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常常夜里做着噩梦,半夜惊醒。一天,半夜,熟睡中的潘尚突然梦见中纪委来人找他谈话,吓得呀地一声惊叫着坐起,头上沁出了冷汗。被吵醒的睡在一旁的老婆看他呆呆地神经兮兮的样子,狠声狠气地骂道:“神经病!”翻身又睡去。如此折腾了几次,老婆受不了,卷了铺盖卷到另一个房子睡了.。
就这样,潘尚像被鬼缠身一样提心吊胆地生活着。
一切腐败分子都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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