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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安琪、施施然、戴潍娜
石家庄呈明书店。2018年8月13日。主持：李浩。
潇 潇：
女人与诗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女人天生是诗歌的一部分。一个遭遇过苦难而又灵性的女人，她内心的神一定开口说话，只要她用本质的语言把自然的状态和心灵呈现出来，就是最优秀的诗人，这是神对女诗人的恩宠！
安 琪：
我曾在题为《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一文中指出，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大的值得骄傲的成绩，体现在：1、在历次诗歌大运动大格局的形成中，女性均处于被动参与地位，且介入人数极少。2、女性诗人的“短命”现象，此处指的是诗歌生命。3、女性主义诗歌理论的贫乏使得女性主义写作一直处于感性阶段而难以上升到智性写作的高度。以第一点为例，每年岁末，就是各种版本的诗歌年选此起彼伏的推送之际，它们构成了诗歌繁荣的标志。年选的出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出版社和选家合作作为出版社的常规出版项目，迄今已形成相对固定的版本；另一种是诗人自己筹资寻找出版社出版。熟悉中国诗歌现场的都知道，编选者基本为男性批评家或男性诗人，女诗人担任主编的年选目前只有晓音的《〈女子诗报〉年鉴》，用的香港书号，走的是流派编选方式。2013年娜仁琪琪格创办主编的《诗歌风赏》作为唯一一家女性诗歌杂志，意义值得另文专述。编书做事是一项辛苦活，除了付出时间和精力，还得承受落选者的埋怨，没有足够大的选本可以收进全部优秀诗人，这是选家的无奈，加上女诗人大都安于被选的命运，几十年来，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女诗人主编的年选竟然一直空白，直到2017年，海男和施施然两位女诗人觉醒过来，自问，为什么我们总等着住进别人建好的房子而不自己也建一座？这一觉醒，就天光大亮，这一觉醒，《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就诞生了，这是中国女性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前提是，它必须一年一年地出版下去，这座女性诗歌的房子才算真正建成。
仅从2017年卷来看，主编精心设计了编选方案，邀请了不同年龄段的女诗人担任编委（两位主编亦是编委），此举又打破常规年选主编一人选稿的惯例，而把权限放给了编委同仁。确实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部分，没有足够宽广的视域可以看见任何人。《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请编委们每人推荐10位女诗人既是对编委的信任，也是对编委的考验，究竟你推荐上来的诗人是不是最优秀？作为编委之一，我很谨慎地使用这10个人选，生恐自己推荐的最后落选，因为主编掌握有最终的定稿权。采用编委推荐制是避免选本圈子化、狭隘化的最好方式，众多年度选本基本是谁当主编、所选入的大体会是哪一类诗人的诗作，诗人们大体心中有数，而《中国女诗人诗选》因为采用编委推荐制，入选的诗人大都为秉持独立写作的诗人个体，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常规年选大都人数众多但每人只一首不同，《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入选诗人92人，每人5首左右，可以相对饱满地呈现一个诗人的写作样貌。我从拿到年选的那天即开始阅读，可以说惊喜不断。实在说，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系统阅读女诗人诗作了，许多女诗人名字熟悉但诗作接触不多，又或者名字熟悉旧作也熟悉，但新作就不熟悉了。这些缺憾都在这次的阅读中得到补偿，本选本的质量之高已渐渐获得共识，许多人自发撰写了读后感。最后我想说的是，一本书的出版只是迈出了左腿，之后的传播是右腿，左右腿一起走，这本书才能走得更远。在这点上本书主编施施然做得很好，我们都见证了她的责任心和认真劲，包括今天的这场首发。可以想象，随着2018年卷2019年卷的继续出版，这间女性诗歌的房子一定会更加醒目、稳固。
可能我们需要的除了埋头写自己的，还应该有切实推进女性诗歌的行动者。
祝福海男、施施然，祝福女性诗歌！
施施然：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文学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一间自己的房子与女性写作有什么关系？房子又隐喻着什么呢？伍尔夫在这篇论文里，详细论述了女性在创作道路中所面临的荆棘和坎坷，揭示出她们既要对抗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传统观念，又要承受因机会不平等而带来的物质困难与精神压力。“一间自己的房子”代表着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以及相对宽松独立的写作条件和舆论环境。女性只有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才能不受打扰的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可能有人会说：伍尔夫时代早成过去，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女性已经拥有了同等受教育和择业的机会。是的，时代在进步，中国女性早已超越了小脚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跨出国门，去留学，去旅行，去京都赏雪，去巴黎购物，去迪拜穿越沙漠，去爱琴海看辉煌落日。可是，你以为如此就进入男女平等的社会了吗？当然不是，只要你肯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都在由男性把持，那些风光旖旎处，偶见凤毛麟角的女性，也像是大片的仙人掌地里点缀般地开了几朵米兰。这奇诡而约定俗成的景象，毫无意外地，也投射在中国诗坛，投射在各类刊物、年度选本，以及文学活动上。
是女性写作者数量少于男性吗？当然不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职业各异，诗歌写作早已不再局限于一己情绪，而是自觉转向对社会现实与生命本质的思考。她们中有极少数一些人，凭借文本和运气，已经取得不俗的成就，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而更多的女性写作者，也有才华，也有好的文本，也在对诗艺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但较之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与话语权的男性，她们的写作遭遇的，是被忽视，被漠视。而她们与男性同样承担着这个社会的分工与责任。因为缺乏外界相应的鼓励，久之，她们中有一些人渐渐黯淡下去，创作时断时续，继而，消失于生活庞大而混沌的灰色洪流之中。
作为写作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正视这一有待改善的状况，不该任由它无限止的延续下去。尤其女性写作者，改变现状必须集体觉醒，清醒地觉察到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找到自己的主体，行动起来，成为并善待更好的自己。女人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性别，而是有灵魂的精神载体。法国存在主义学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变成的。是怎样变成的呢？是女性自己伙同这个男权社会，共同塑造成的。以往的历史把女人塑造成男人的依附品和点缀品，现在，这样的历史，应该也正在改写。女性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重新塑造自己，成为真正的自由独立的拥有自主权的人，成为自觉的劳动者和创造者，因为，女性是和男性平等的人类的一半。
回到女性写作与刊物选本。目前绝大多数的刊物与选本，主要还是由男性掌握，女性的很少，应该有女性自己主编的刊物和诗歌选本。令人欣喜的是，近年出现了晓音主编的《女子诗报》、娜仁琪琪格主编的《诗歌风赏》、戴潍娜主编的《光年》，但就女性写作者的数量与质量来说，还远远不够。同样，就像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女诗人也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年度诗选，只有如此，才能摆脱被表达、被挑选、被指点、被命名乃至被代表的命运，才能真实全面地展现当代女性的诗歌风貌，和女性生存及精神面目。
戴潍娜：
在诗歌圈待久了的人都会发现，诗歌简直就是文学当中的理工科，不论各种选本也好，诗会也好，都是男性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偶有一些女诗人如花如蝶般穿梭其中。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代女性诗人的集体发力。好在，现在终于有了这本《中国女诗人诗选》，让女诗人们集体突围。主编施施然美才兼备，她的品味保障了这本诗选的品格——一本能够代表当代女诗人集体面貌和最高水准的诗选。
当下的诗歌创作非常繁荣，有个数据可以佐证，目前中国诗歌日产十万首。可惜的是，数量增多了，种族并没有进化。一本书的编选，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批评。法国学者薄蒂代将批评分为三种：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像网络上的豆瓣书评、QQ说说、博客、微博等，都只能算自发的批评。学院里多数教授的文章，严谨踏实，但缺乏才气，是职业的批评。在薄蒂代看来，所谓大师的批评，批评者本身就是优秀的写作者，比如波德莱尔和布罗茨基。当一个诗歌批评者自己是一个诗人时，他对自己的精神家族才会有更深刻的相知，才有可能是伟大的批评。而编选一本诗歌选，是和一众诗歌的一场伟大的相遇，是伟大意识的相遇，是深刻的内在关联。我们由此可以将这本诗选的出色，归结为一种广义的成功的批评。
一群太可爱太浪漫的女诗人，在刻刻赴死的人生里，做弄出诸多花样，时而文理高妙，时而浅近热心。他们其中有八十年代开始蜚声诗坛的，看惯波涛起伏腥风血雨，用旧约里的话说“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夜灭人的毒病”，反正活着就是不配合。多年下来，诗瘾掐不灭，这真是可怕的、不计后果的爱。其中也有年轻的八零后九零后，他们和这个时代有着更加密切的连接，他们的困惑、痛苦、诗意都是最新鲜的。在一本薄薄的诗选里，读者尽可以饱览几代女诗人的芳华。（戴潍娜因临时有事未能到场，委托孟文祎代读发言）
《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海男、施施然，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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