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里的大同 文/刘亚荣

        黍地沟是刻在心头的地名，可是记忆里并没有这个村子。
        在大同到黍地沟的路上，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些房子，红砖瓦房，低矮，前脊长，后脊短促，有别于河北平原的泥顶平房，符合当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逻辑。更多的，是坐落在坡上的老房子，石头做房基，泥土坯占据上半部分。比红砖瓦房更为低矮，灰瓦上蒙着尘土，看不出本色。房子间量很小，窗户、门也按比例似的缩小。汽车穿行在稀疏的老房子中间，让我以为到了五十年代的乡下。墙上的几个红字，却穿过岁月的屏障，印在我心里——“黄糕炖肉”。堪堪的雁北特色。
黄土，丘陵，偶尔闪现的白杨树林和村落。水势湍急的小河并没有给该地带来更多的福泽。地上的玉米苗，黍子苗，蜷缩着，豆苗强撑着三五片叶子，这里的庄稼显然是靠天吃饭，没有家乡用以浇灌的畦背。
         爱人单位驻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被小山包包围着，四周连棵树都没有。荒凉，是黍地沟给我的最初印象。
        在火车上，我曾隔着车窗采集风景。从平原到山区，越往北走越荒凉。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一排一排的，树身低矮，树冠像被裁剪过，或葫芦状，或瓜型，或不规则的豆角型，与内地的树木相比，活脱脱都是“小矮人”。在苍茫的晨曦里，在铁道线两边的丘陵上，这些树冠，就像画家没点开的墨，以团块的形式晕染着，这是风的“杰作”。此时，已是六月初，过了大风肆虐的季节。
驻地是一排简易的红砖房，平顶，面北，对面是正在施工的是黍地沟牵引变电所。唯一可入目的，是一棵一人多粗的大柳树，它是雁北的“土地神”。比之京包线大同南沿线的树木有更多的冲击力。
        吃水靠拖拉机送，冬春季风大极了，不小心，能被风搬个跟斗。顺山坡有一排简易房子，比工棚略好一点。每间小房子门旁，都伸出来一节白铁皮烟囱，烟囱下对着一个灶口，有烟熏的痕迹。房子仅高出门两排砖，门本身就不高，近一米八的爱人要低着头出入，以免碰到脑袋。
屋子里仅有两张床，两张桌子，砖砌的煤火炉，灶口就垒在门外烟囱下面。墙还是扎眼的红砖，屋顶裸露着树枝和席子，隔壁有人打个喷嚏，我都能分辨出来自左邻还是右舍。

        全作业队只有一个大哥大，信号不好，每次打电话都要爬到山上去。到节假日，等着打电话的人排着队。狂风中，大雪中，这些想和家人说几句话的热血的汉子们。有位领导来过黍地沟，看到工地的艰苦，特意组织机关人员过来参观，看看工地的上人有多苦。爱人曾写过一封信《重返黍地沟》，刊登在单位的报纸上。工友们都依葫芦画瓢写信给家里人，家属们读了，眼泪汪汪的，我读一次，哭一次。
        去黍地沟是突然决定。当时，我刚从老家调到省会某医院一年半，没有自己的房子，租住在医院不远处，楼下是房东一家，楼上住着三家人，恰巧都是保定老乡。爱人总是放心不下我和孩子，差不多一周就通过房东家电话，问候几句。当得知我和孩子都病了，一个白天在医院输液，一个晚上在家输液，就和我商量，别上班了，去黍地沟养几天吧。随即，他赶回来，带着病后初愈的我，和刚刚痊愈的孩子，来到了黍地沟。
       六月的黍地沟，还在春季里。大柳树的叶子还没有茂盛起来，风比内地的性急，云顺着风的方向，往东南移。一片云彩过来，就下几滴雨，这雨，不解旱情，是让人打寒战的雨。我在白地绿花上衣外套上了爱人的藏蓝色毛衣，这是我手织的。
        更多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坐在树下，看蚂蚁，或者望着对面即将开通的牵引变电所。
        每天盼着吃饭，盼着太阳西沉。这也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去食堂帮灶，其实就是想打破与此地黄土一般的寂寞。逼仄的小屋子，没有电视，爱人的书籍，都有关围棋，《围棋天地》《三十六计与围棋》。也就翻翻而已，和我是两个世界。做饭的阿姨和我母亲年岁差不多，长得白净，高大，我暗地里觉得很像我的母亲，爱人也悄悄地对我说，真像孩子的姥姥。阿姨最拿手的是大同熬菜，我很喜欢。土豆、洋白菜，几片五花肉，最好吃的居然是土豆粉条，雪白雪白的土豆粉条熟透了，是棕色，透明，琥珀做成的一样，带着诱人的香。仿佛家的味道，也是母亲的味道。
        喜欢阿姨做得饭，也喜欢她。对于难以理解的大同话，也觉得好听了。阿姨每次说话总先一个“嗷……”，长长的，然后才接正题。
        那时候，只知道浑源县的悬空寺，和大同市的云冈石窟，却错过了黍地沟村北的方山遗址。或者说，北魏在我眼里只是一个短促的历史符号。模糊，抽象，十年间，我先后到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处于河北境内的响堂山石窟等，才将我模糊的历史概念，勾连成一个曲线。
        小小的黍地沟，居然与北魏有割舍不了的渊源。方山遗址，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之妻冯氏之墓地，俗称祁皇后墓。
        黍地沟，联系到墙上的“黄糕炖肉”，顾名可思义。土地贫瘠，天旱少雨，只能种一些耐旱的黍子。我想，如果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谁愿意待在这么荒凉的地方。
        工友们对大同的煤赞不绝口，说又好又便宜，一根火柴都能点着。做饭的阿姨，每天从煤灰里捡一些煤渣带回家用，当地老乡生活清苦，人很朴实。

           大柳树下拴着一条大狼狗，整天气势汹汹的。听工友们说，这是条怂狗，晚上有小偷来，都不敢叫唤。工地丢过柴油，那是供发电机用的。
        在庄稼地里，我还是能分辨出黍子的。叶子比谷子略显粗壮，带着一层白色的绒毛。黍子长大后，因为秸杆软，黍穗弯下来，乍看水稻一样，远没有谷秸秆硬朗。产量还不高。我老家也种一点黍子，一来为了过年蒸年糕，二来，黍穗可以做笤帚。黍穗的笤帚，过年时才开始用，是扫炕或者扫案板的好物件。虽然这样，但人们也不肯把黍子种在肥沃一点的田里，河边、坡地才是黍子安营扎寨的地盘。黍地沟，黍地沟，是黍子最适宜的地方。
        我与黍地沟的缘分仅一周。
        六月十号，这个牵引变电所开通完毕。就在这个节点，爱人最好的哥们，宏在京郑线一个配电所触电身亡，年仅30岁。接到这个消息，我和爱人都呆住了，不相信是真的。随后，不约而同地作出决定，立刻回石家庄，送他一程。当夜，赶大同返石家庄的火车，没票，赵队长特意给火车站协调，可先行上车，候卧铺，再给我们娘俩补票。趁列车未到大同站，在大准线指挥部短暂歇息了一会儿。大同早晚温差大，又为好友突然离世难过，我竟忍不住浑身发抖。时间太紧张，来不及去买御寒的衣服，还是指挥部的张师傅把一件厚厚的夹克衫送我，衣服我如今都记得，蓝色，劳动布面。列车的灯光很柔和，乘务员直接带我们去了通勤车，这半夜，我和爱人都没睡，闭上眼，就是宏的样子，还有关哭泣、无助的脸。关可怎么办？我止不住落泪。灯光是暖色调，包厢安静，温暖，心却冷疼冷疼的，像黍地沟一般苍凉。
俩个月后，我再回石家庄。女儿坐在关腿上，搂着她说，关阿姨瘦了。关，双手捧着珠儿的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关阿姨的瘦，是有代价的。”我的心跟着一沉。关是个乐天派，家住易县清西陵旁边。祖上满族人。人个子不高，胖妞妞的。宏去世后仅两个多月，她的满月脸变成瓜子脸，人像装在口袋里，风一吹，衣服鼓起来像个皮筏子。
此前，关整天嚷嚷着减肥。
        一列驶向人生终点的列车，幸福地行驶着，中途骤然颠覆，瞬间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在命运之手的操控下，提前抵达终点，一个在没有一丝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弃，孤独地停留在看不到光明的半路……很多年，黍地沟在我脑海都是黄乎乎的，就像谁在这片本就沉寂的土地扬了一大把沙土，每次回想，眼都像被沙子硌了。
    在大同前前后后待过两个多月，但黍地沟再也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意识里，好像也刻意躲避着什么。其实黍地沟除了贫瘠荒凉，有什么原罪？

        我写完黍地沟的时候，爱人发来一张照片。赵队长身着短袖衫，双手背在身后，站在一排灰砖房的门前。灰砖卧板，屋瓦是有些褪色的土红色，屋脊上安着一个锅形家用电视天线。院子一侧用铁丝圈起来，看不出种了什么，也许是养鸡用的。屋前零散的东西，有大塑料水桶，小塑料桶等杂物。鲜红的春联，蓝色的窗帘，打开的窗户，证明这里还住着人。
爱人说，党留庄。
   我说，不是吧？没有那棵大柳树。
   是现在的党留庄。
   二十年的光阴，在赵队长身上仿佛没留下多少痕迹。我恍惚觉得还是1997年。
        当年，我再次返回大同时，爱人作业队的驻地已转移至距离大同二十华里的党留庄农场，住宿环境好于黍地沟。赵队长住北屋，伙房在北屋最西头，大师傅是一对二十出头的小夫妻，我的老乡。我们住西屋，靠北头是当地人，或许男的是农场职工，个子不高，瘦瘦的，女人也不高，胖妞妞的。我到过她家，给孩子买火腿肠。其实她家不是小卖部，是因为电气化人住在这里，临时卖小孩爱吃的火腿肠和大人的香烟。贴着白瓷砖的灶台，被女主人擦得一尘不染，一个灶台大小两个灶，大灶做饭，小灶上是一口小缸，温水用的。迎门是一个两节红躺柜。
        往南，紧邻她家，也是里外两间，外间屋靠北墙是半通炕，西南两面有好几个烧煤的炕洞，也有大灶小灶排列在门左侧，通到里屋的大炕上。里屋是一通大炕，与河北一样，占半间屋子，屋里没其他摆设，北边靠西墙是两张拼在一起的单人床。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临时住所。
        大同处雁北，确有凉爽的优势，刚出机井的水，凉得手疼，伏天午睡也要盖被子。防暑降温发的漂亮毛巾被，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一家人相守，吃饭有食堂，每天就是陪着孩子们玩那点事儿，其他不用操心，我的体重在短时间内骤然增了十斤，原来飘逸的碎花连衣裙，倒显得合体了。
        屋前，是同事们种的大葱，葱地一角有棵杏树。隔壁是凤海一家三口。小曹禺那时候还不足三岁。他家屋前用砖垒着一个兔子窝，打草喂兔子，是孩子们开心的事儿。四只兔子有名字：王浩、赵程、朱珠、曹禺，每次喊兔子的名字，大人孩子都哈哈大笑。人们故意逗曹禺，要炖兔子肉吃，憨厚的曹禺信以为真，每次都摇晃着小手，喊：“不能吃兔子！不能吃兔子！”
        “小卖部”那家门前种了几行莴笋，当时是比较稀罕的东西，那男人不知道怎么打理，同样是外行的电气化人说，劈掉叶子长得好。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把叶子掰下来，或者蘸酱吃，或者喂兔子，可怜的莴笋长得又细又高，不像莴笋了。西红柿三五个挤在一起，很漂亮，黄色，表皮像涂了蜡，与河北平原的不同。我们散心一样，去村里赶集，需穿过由高大的夯土墙，低矮的土坯房构成的街巷，这些建筑，颇像另一个世纪的产物，极具沧桑感，塞北的荒凉气质。集上并没有想象的人多，不记得有没有卖衣服鞋帽布匹的了。我买了几个黄西红柿，一尝，不仅不沙，还酸得要命。这辈子，再也不想吃黄西红柿。赶集的当地人女人，看电影一样盯着我们，我们彼此都打量着对方，她们的穿着显然比男人们光鲜，让我惊奇的是，这些女性，不管大人孩子，人人手腕上均戴着银手镯，银耳环，大人无名指上有银戒指。看着比我们阔，可这家园看上去并不富裕。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大同养女人。
        因为暑假，家属来得多，食堂经常包包子。农场院子里，有茁壮的紫葱头、开着白花的土豆、吐红絮的棒子，还有成片的盛开的金针。有一种萝卜叶子样的，在地表结着椭圆形根的苤蓝，去皮，切丝，酱油醋香油一拌就是上好的咸菜，第一次吃就难忘。
        农场里长着茂盛的苦菜，当地人并不稀罕，我们采来，在食堂焯水，用蒜末香油醋凉拌，开胃清火。孩子们蹬着小眼睛，看着我们翻飞不停地筷子，理解不了为啥大人们喜欢吃苦苦的东西。
我最喜欢场长家的黄糕，地道大同的特产。刚出油锅的黄糕，带着一层冒泡的酥皮，沾着白糖，咬一口酥香，糯香，甜，回味是黍子的清苦。一辈子难忘的好味道。至于山西醋，我不敢恭维，酸的倒牙。
        孩子们正长身体，赵队长想办法买来土鸡。随作业队工作的民工们给杀了，晚上满院子都是鸡肉的香味，满院子也是孩子们的笑声。那些民工，得到了杀鸡余下的血、内脏、鸡胗和鸡肠子，鸡肠子在北方是没人吃的，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收拾，清洗，兴高采烈地样子。一阵阵热嘟嘟的腥气飘过来，我一阵阵犯呕，心里难过，觉得他们更不容易。
        可是，这个世界，谁容易呢？
   
        大同、阳原、化稍营，是我陌生又熟悉的地名。这些电气化人，在这个时段，负责着跨越山西和河北的大秦线二期工程。那时候条件艰苦，施工人员需要乘坐敞篷卡车出工。我在大同是夏季，阴天的时候，队员们戴着安全帽，还要披着棉大衣，腰里系着钳套，迎风站在车箱里，向着工地跋涉，车后卷起滚滚黄土，这个景像至今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家属来探亲，是整个工作队的节日。大人们出工回来，喝酒、打双升、抽烟，逗孩子，甚至摔跤玩。
        他们有时候一出去几天，大风刮得门咕嗒咕嗒直响，吓得睡不着觉。这是玉梅的记忆。我和玉梅经常带着孩子们走出农场，给兔子打草。其实农场院里的草更茂盛，我们爬那些小山包，完全为了看景和玩耍。小山包低矮，并以波浪的形式复制着，庄稼依附在或高或低的地上，远处山包上竖立着巨大的电线塔，是陌生的景观。小山包上，长着一丛丛柳树类的植物，只要下雨，在布满羊粪蛋和干枯草茎的地上，会冒出很多黑褐色的地皮菜。这是让平原人惊喜的东西，我们找不到采地皮菜的诀窍，往往是择洗比捡拾的功夫还长，地皮菜炒鸡蛋，黑黄相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孩子们吃得开心，也许生为电气化子弟，懂得劳动的快乐。
        有几年，石家庄街头到处是大同西瓜，个大沙甜。住在大同，又是应季，当然要吃大同西瓜了。这里面还有故事。王越是王立强的孩子，刚一岁多，小家伙还不太会说话，不管你说啥，他小嘴巴一张都是拒绝：“俺不！俺不！”那个午饭后，赵队长招呼我们一起吃西瓜。小王越一听，眼睛都亮了。小腿倒腾的挺快，跑到赵队长屋，赵队长笑眯眯地说：“王越，你把这个西瓜弄到门外，咱就开始吃，好不好？”王越小脑袋点的像鸡啄米一样。王越妈妈和我们几个家属站在大柳树下，看着。大同西瓜长得虎势，长圆形，足足有二十斤。王越有办法，小脑袋一低，撅着小屁股，推西瓜，屎壳郎滚粪蛋一样。一圈一圈，黑绿交织的西瓜花纹，慢慢地在我眼里模糊了，大家都笑出了眼泪。孩子干啥都可爱。我不知道，这个场景别人还记得吗？
大同的甜瓜，也当仁不让，那个甜，后来没遇到过。淡绿深绿花纹排列，一拃长，长圆，橙色瓤，可惜没吃几次就没有了。在农场没少吃煮棒子，大同叫玉茭，春季播种，个子较内地的大，口感好，成熟的时间也早，是好吃头。
        快三岁的曹禺，足足高出王越一头多。小家伙大眼睛，红脸蛋，平时爱穿咖色条绒背带裤。叔叔伯伯喝啤酒，也给他喝一点，然后故意逗他，他捧着盛着啤酒的带嘴水杯围着葱地转圈，摇摇晃晃的，说，“我没喝醉！我没喝醉！”
        短暂的相聚，然后是漫长的分离。
        一晃孩子们都大了，这些事儿他们大概都不记得了。
        他们的郝叔叔早离开了电气化，在外打拼。整天和郝叔叔斗嘴的阿板叔叔，也离职多年。听说，大病了一场。先是父母短时间双双去世，然后是离婚，他接受不了这一系列变故，精神失常了一阵子。那时，每月开支后，阿板肯定要回家看媳妇，只要回家他立刻像变了一个人，脸白净了，头发光滑，衣服也整洁。同事们起哄说，阿板怕媳妇，回家交钱去了。郝叔叔和阿板叔叔的“相声”，这辈子大概是听不到了。



        我曾先后三次踏进大同地界。
        第一次黍地沟，第二次党留庄，第三次是路过，刻意的停留。
        那年女儿高考结束，我和她先行去了呼和浩特。刚出学校门的女儿，像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小鸟，除了好奇，还有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在大昭寺，在进入佛门的一刹那，女儿就抓紧了我的胳膊，在幽深的佛殿，在袅袅的烟烛制造的烟雾里，在虔诚教徒的叩头和诵经声中。孩子突然说，妈妈，我想出去，我头痛。
我们迅速结束了这个藏传佛教圣地的游览。
        并在与爱人汇合后，开车到清水河县。驻地在清水河的一个村庄，往北隔着峡谷，是一脉山，当时的南总指着那个方向，淡淡地说，听说山上有明长城，我们太忙，没去看过。我对着即将沉入暮色的山头，沉思了一会儿。
        电气化人为了国家铁路建设走南闯北，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甚多，但他们的重心，在工作上。
        我们住的简易楼在公路东边，院子里的棒子已有半人高。清晨，这里满是凉意，我带着女儿，穿过长满北瓜、茄子之类的菜地，走上东边的小山坡。这山很奇怪，没有一棵高大的树，有一种灌木有规则的布列着，枝干丛生，下垂，叶像柳叶，无光泽且布满白毛，无花也无果，我猜可能是沙棘，四周的山头也很荒凉，我更相信这是防风固沙的沙棘。
我没有看到村子，觉得纳闷，南嫂说住处在村子里。沿着狭窄的公路，零散的有几所房子，马路对过，间隔不断的有高出来的烟囱状的东西，我奇怪，穿过公路，果然是烟囱，等我醒悟过来，居然已站在别人家的屋顶上。院子里，鸡们正在啄食。时隔多年，已记不清楚村子的名字，也不知道是不是山陕地区黄土地上特有的特殊建筑地坑院，只记住了路上的两个地名：上喇嘛盖、下喇嘛盖。也记住了来清水河宽广的空无一车的大马路，因为找不到人问路，耽误了不少时间。
        从清水河过和林格尔到大同，弯来拐去的公路，路边不时有散落的窑洞，有的晾晒着衣物，有的似有人烟，但看不到人，有的三五间土坯房子颓废的立在路与山的夹缝。路不宽，车很少，沟壑一个接一个。山沟里，有三三两两的茁壮的大柳树。能看到河的痕迹，但没有期望的潺潺流水。也许这也是这一路荒凉的原因。我思忖着佛家所说的，没有什么是长住的，所有的一切，终将毁灭。
        进入大同界，见杀虎口，倏然明白，刚才走的，是走西口的路。新修的关隘，崭新的“杀虎口”三个字，沿着山的长城垛口，散立的电线杆。这杀虎口，已非往日的出塞路。店铺里的音乐格外悦耳，却透着几份喜兴似的“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花流……”。电气化人的每一次出行，不是离家舍业的？这一年一年，有几天团聚的日子？
        这大概就是日子，也是电气化人和家属的命。
        在大同，一下子觉得回到了人间。
        午饭后，由苏工带我们去云冈石窟，这个我十年前就想去的地方，在党留庄我就一直念着。那个午后，日头照在石窟上，我对石窟的印象，唯有那尊大佛，以及排队等候照“阿弥“托”佛”像的游人们，关于缺失的佛头，不外乎历朝历代的战争或者盗窃，我当时还听导游讲日本人来石窟挖走佛像琉璃眼珠的故事。云冈石窟很沧桑，电话特意曾强老师，他说，石窟建在砂岩上，硬度差，加上风沙和污染，所以很多佛像才面目模糊……苏工一路跟随着，话不多，其实我们住楼上楼下，但并不熟悉，电气化人一年在家也呆不了几日。这也是我与苏工说话最多的一次。一路苏工都是笑眯眯的，特意给我女儿买了大同特产，接着，带我们游览了九龙壁。龙象征皇权、天子，北京是帝王之家，故而北海、故宫有两座九龙壁，大同的九龙壁为明初代王朱桂王府端礼门前的照壁，是国内最早的九龙壁。听苏工讲，原来的九龙壁前有个水池，风推波动，九龙的倒影在水中，似在碧波中嬉戏。可惜，因修路挪了位置，尽管复原的完美如初，但池中再无龙影翻动。我翻看相册，居然找不到云冈石窟和九龙壁的照片。苏工一家搬到北京，自此再没见过，而且今生是不可能见面了，苏工已去世几年了。好人。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住在了红旗大酒店。晚饭吃得很惬意，有我喜欢的炸糕，大同的小米粥真好喝，乱乎，米香味浓。住宿条件较内蒙好了多倍。饭间，张总安排第二天由李姐带我们去华严寺转转，午饭后，乘大巴去太原。我爱人自然还是去忙工作。
        没想到，华严寺正在修缮，用绿色网罩着。我站在门外，好惋惜。世上很多事难如意。那就跟着李姐逛逛商场，李姐执意给我女儿买衣服，那个带流苏的灰色披肩裙子，孩子穿了好几年。我也买了一件上衣，翻领，对襟，黑红抽象的图案，黑为主基调，不知道为啥会选择那种款式和颜色，样式和花色都有点过于老气，那时候的审美局限。衣服回来穿过一阵，就收起来，放到柜子里至今，也没舍得给了乡下的亲戚。这大概是对大同的一种亲近和纪念吧。
        华严寺以拥有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著称于世，始建于辽代。它的布局比较特殊，坐西朝东，我曾固执地认为是坐北朝南，当我得知草原民族崇拜东升的太阳，CIA恍然大悟。寺内的华严宝塔，当时还未修复。后来读王祥夫先生的随笔，得知先生与华严寺的老和尚是好友，雨天他住在老和尚的禅房，在滴答声里，探头看窗外屋檐下的雨，雨水落到青花缸里，并溢出缸外，鱼在缸里，喋喋呷呷。有风的日子，檐际的铃铎，在风里摇响，好像一粒一粒石子落入深潭。先生的语言总是活泼泼的。先生说华严寺外有一烧饼铺，所产烧饼酥香味美，具体描叙我已忘却，惟记得先生买了烧饼要站在烧饼炉边一口气吃下。他说，这才是好烧饼的吃法。
        梁思成先生曾考察过华严寺。关于大同，他专门有论著，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他说：“大同古雁门地，北魏时号平城，自道武帝宅都于此，迄孝文帝南迁洛阳，凡九十余载，为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之一……梵刹名蓝，遗留至今，有华严善化二寺，驰名遐迩。”善化寺，那是我还没有一点概念。想来更适合修禅，王祥夫先生说，他更喜欢善化寺。
         二十年前，还没有参观博物馆的念头，也许那时候博物馆还没有对外开放，及至十年前的大同行，居然不知道当时它就在华严寺里。现在想来，更觉遗憾。
        我记忆里的大同，是两个极端。上世纪末，它的沿街，是一溜卖土豆粉的。新鲜的土豆，粉白色，看上去软软的，却有韧性，盛在水桶里，与河北的红薯粉条不一样，口感更好一些。
        我们偶尔会坐着大卡车跟着厨师去采购，记忆里多是菜市场的情况。惟记得粉条一事儿，还有一个门市“玉梅鸡店”。现在和玉梅谈起大同，话题还有玉梅鸡店。玉梅每次都笑。
        这次午餐，是巴西风格的自助。我还是第一次去这么豪华的自助餐厅，服务人员都是高鼻子深眼窝的外国人。大螃蟹摞了满满一大盆，对虾、贝类，还有鲍鱼。生鲜的三文鱼和鲍鱼，我开始是拒绝的，架不住李姐和司机劝说，我几乎没太咀嚼，就混着芥末咽了下去。所以，直到如今，我仍说不清三文鱼和生鲍鱼的味道。巴西烧烤，不仅有羊肉、猪内脏等肉类，香蕉、苹果、梨也都串在铁钎子上。服务生戴着手套，握着足有二尺多长的铁签子在餐桌边转悠。谁想吃烤猪舌头和肝脏之类的，他们立马给削几片。我是第一次使唤洋人，倒没有把他们低看，却想起了八国联军进北京。餐厅中央，绿色帷幔隔了小一个舞台，有巴西人正在唱歌，艺术风范不亚于名家。紫色舞台，穿着曳地长裙的歌者，柔和的灯光，雪白的桌布，闪亮的刀叉，围着餐桌转悠的服务生，朦胧中的北魏王朝，明长城，商道，走西口，让我觉得恍惚。
        实在吃不下了。以为晚饭不用吃了，熟料，我这胃还是国产的，烧烤类不适合我。中午的饱胀感，在越过雁门关时，逐渐消失，到太原，候车的空档，我跑到肯德基买了两个汉堡，与女儿一人一个，并对视而笑。
        真想再看看大同。
 
 
 

责任编辑：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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