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驹桥地区民间花会

大葛庄村的雷音大鼓会和少林武会

一、民间花会与马驹桥

    民间花会的历史与人类史一样久远，远古神道祭祀和巫觋文化，就是民间花会最早的雏形，这些形式流传到民间被人模仿，用以自娱自乐，便成了最原始的民间花会。《诗经》中的《风》号“十五国风”，主要都是记录西周时代的民间歌谣，歌唱必然伴随表演，由此可知民间花会这种形式由来已久。

    农耕文化时代，人们被土地束缚形成相对固定的人群聚落，这种聚落比较分散，区域性的联系又必须维护，由此形成很多地区，每个地区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生活，民间花会活动便因此产生并一路发展下来。据载，汉代已有民间“百戏”，宋元时称“社火”，文献记其活动有高跷、旱船、秧歌、舞狮等等，南宋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自注中谈到民间花会：“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见当时的民间花会形式已相当成熟。

    花会以“会”（表演）的形式为主，“花”（歌唱）的形式为辅，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说法不一，比如陕西汉中，直到今天还把这类活动称之“社火”。

    有人以为民间花会专属于中国，专属于汉族，这种说法有些武断，事实上世界很多民族和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花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另一个民族，正表现在民族传统文化（诸如民间花会）的差别上。具体内容和活动形式固然有所差异，但在活动本质上一无二致。比如非洲的舞蹈、中国少数民族的歌伴舞等，中国汉民族的民间花会只是其中之一，只是因为人口优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而已。

    中国民间花会发展到明清时，在作为当时帝都的北京地区尤其兴盛，经历了明永乐时大量移民，北京地区不仅人口密集，居民更来自于全国各地，可谓人才济济，加之首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区位优势，其民间花会的内容尤其丰富，规模也尤其盛大。史学界因此有民间花会明代起源于北京一说，这一观点固然不对，但此说法可证自明代起，北京地区民间花会已非常盛行。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进入清朝晚期，由于慈禧太后的爱好和推崇，北京民间花会组织更不断扩大，种类也逐年增多，表演者技艺高超，在社会上影响也越来越大，渐成为民间娱乐的主要形式进入全盛时期，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比如老北京天桥的杂耍，那正是基于广泛的民间基础。当时每逢传统节日、各种特别庆典和各个寺观庙会时，京城内外都会组织各种民间花会活动，比如广安门正月初二祭财神、东便门三月初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妙峰山四月十八碧霞元君诞辰庙会、宣武门外五月初十城隍出巡、崇文门外六月二十四关老爷磨刀、什刹海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等等。

    限于当时的经济和交通条件，民间花会的参与者，一般以附近村落的花会为主，举办地点不同，可能参加的花会组织也就不同，这样一来反而造成了一种竞争环境，各个花会都比赛般地创新求精，总憋着一股劲要比过别的地方，比过别的花会，练习更刻苦，表演也更卖力气，节目因此更加精彩。

    北京地区当时很多地方的民间花会都很有名气，比如前述几处走会场面都很盛大，内容也相当精彩。不过马驹桥地区的民间花会更非常著名，这与马驹桥在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明代北京正式成为帝都后，东南西北各有四座重要桥梁，京西卢沟桥、京东八里桥、京北朝宗桥和京南马驹桥，这四座桥并称拱卫京师四大名桥。马驹桥镇位于北京东南陆路交通枢纽，明代以来就是京南交通与商业重镇，当时南方人货要进入北京，只有三个途径，一是走京杭大运河水路由张家湾或通州城上岸，经八里桥陆路进京（后者也可由通惠河水路转运进京）；二是走陆路自涿州经今房山区长沟镇过宛平卢沟桥；这第三条陆路就必须要经过马驹桥了。

    今北京城南大兴区一马平川，按说从南方陆路进北京走这里更为快捷，何以当时非要舍近求远，选择其东、其西，非要绕过正南这个地方呢？原因是这一地区从前地势非常低洼且多涌泉，明代以前尚称“南海子”，属荒涝之地无法通行。明初状况虽有好转，英宗时又被皇家占为猎苑，围墙设阻，不许一般人通行，这样卢沟桥和马驹桥就成了南方陆路进京的咽喉要道。

    卢沟桥一路依势燕山，马驹桥一路则是东南海拔较高的一带南北向高岗，其西是皇家猎苑，其东是古延芳淀地势更为低洼。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州区东南部地区比如漷县和原牛堡屯镇，每遇洪灾汛情，避险目标地仍然是马驹桥镇史村以西地区。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1990年版），马驹桥这一地区海拔25米~27米，比漷县和原牛堡屯地区（海拔约15米~17米）要高出10米左右，这在当时可是差别巨大，由此可知马驹桥成为南方进京交通枢纽，更是自然选择，皇家猎苑挤占只是一种强化。

    马驹桥的人文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但作为京南交通和商业重镇则定型于明初。北京作为王朝都城始于辽代，辽朝未能统一全国，北京地区更处于宋辽南北分界，自然不需要发达的南北交通。金占辽地继以北京为都城，北京是其北方与黄淮地区联络的结点，但东南方向水路通畅，发展陆路交通仍不紧迫，这种状况甚至直到有元一朝。事实上京南地区此时也还大部没于水中，要想开发陆路交通非常困难。直到明初京南水淀大部干涸，发展南北陆路交通才成为可能，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这种可能更成为现实需要。

    可能的基础上需要自然成为现实，在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八年（1465）在凉水河此处建成石桥“弘仁桥”之前，这里早已有了木桥，只不过常架常毁而已。明初这里大量移民，又渐成交通枢纽，交通枢纽进而交通重镇，交通重镇又发展成商业重镇，这一切为马驹桥地区民间花会的出现、发展和繁盛，最终奠定了基础。

    马驹桥地区民间花会到清末时发展到顶峰，尤其每年碧霞元君祠庙会时，各村民间花会都会联合组织“走会”，数十上百档花会同时献艺表演，成为整个北京地区一大盛事。《帝京景物略》：京城仕女、倾城趋马驹桥，幡乐最盛，碧霞元君诞也……”当日盛况，由此可以想象。

    据2002年在马驹桥碧霞元君祠遗址发现的《会首碑》所记，参加马驹桥民间花会活动的花会不限于马驹桥，但限于当时生活和交通等条件，参会者还是以马驹桥及其附近各村的花会居多。在马驹桥镇目前仍然健在的老人们记忆里，马驹桥“走会”的主力是马驹桥地区各个村里的民间花会组织。石俊清、张金生两位老人描述，其中来自大葛庄村的雷音大鼓会和少林武会，在马驹桥“走会”活动中更是举足轻重，尤其其中一个的参与，让马驹桥走会还沾了“皇家”光。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花会这种文化形式正在迅速消失，目前还在保留延续的地方少之又少（2013年春节期间，笔者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协税镇，有幸亲自观看到一场完整的“社火”表演，当地人称之“社火”的，正是民间花会走会表演），有些地方甚至一点遗迹都找不到了……马驹桥的走会正是这样，它已经成为人们远去的记忆，很多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

    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传统的文化形式自然会淡出我们的生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们中的一些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或者可以成为博物馆里的珍藏，我们理应给历史以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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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葛庄村雷音大鼓会

    马驹桥地区“走会”又叫“走皇会”，一个普通民间花会活动，怎么敢打着“皇”家旗号呢？这是因为参加“走会”的第一档——大葛庄村的雷音大鼓，货真价实地来自皇宫。据说清朝光绪年间，大葛庄村有两个人在贝勒府做事，一个叫张德福是贝勒府的厨师；另一个叫张福贵，在贝勒府里负责喂狗。按说无论喂人还是喂狗，当时都属底层下人，但正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两人供事的这位贝勒爷（据张金生老人描述，其最有可能是光绪年间因为痴迷戏剧，颇得慈禧太后恩宠的涛贝勒）有钱有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皇宫里平蹚”的主儿，两人因此近水楼台，通过这位贝勒爷，居然能从皇宫里借出大鼓来！

    这可就不得了了，皇上那可是真龙天子，皇宫里的什物到了民间，也如朕亲临地成为了圣物，谁敢不恭恭敬敬？所以大葛庄村的雷音大鼓，走会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成了首档，整个马驹桥地区的“走会”也因此沾光成了“走皇会”。

    皇宫里的鼓也确实不同凡响，十面枣红色的大鼓，每面鼓直径一米厚约半米，两边的鼓环都有六寸；鼓壁用“树王”椿木特制而成，上下万字不到头，中绘花王缠枝牡丹图，均漆金画彩精制而成；这还不是特别之处，特别之处在于龙头档子和黄色鼓带、鼓袢，这些是皇家专用造型和颜色，民间私用那可是杀头的罪过……是以大葛庄村的大鼓富丽堂皇，一亮相就气派非凡。

    当然不只是花架子，大葛庄大鼓的技艺也一样传自皇宫，据说有24套鼓曲，1927年出生的张金生老人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七、八套，如今哼唱起来都非常美妙震撼。这些传自皇宫的鼓艺，究竟是皇宫里来人教的，还是村里人进去学的已不可考，张金生老人只记得学鼓的规矩：要想学鼓可不是件容易事，一是要看形象，人长得磕碜不行，要大高个五官端正身强力壮；二是还要考察有没有劣迹，有劣迹的人不能学鼓，学会了犯错也要开除……

    当时村民们都争着做鼓手，尤其是那些年轻后生，因为只要一说是鼓手，健康、人品自然就没得挑，说媳妇都容易。鼓手从半大小子就开始培训，但真的敲上鼓可不容易，鼓是从皇宫里借来的，走会后过不了几天就得还回去，再说会里有规矩：不走会，不动鼓。初学者更是摸不着真鼓，必须先在自己的大腿上练习，张金生老人亲眼所见，村庙里学鼓的小伙子把自己的大腿都拍肿了。

    大鼓敲起来本来就动静大，雷音大鼓的“雷音”就这么来的，用它来起“会”召集人众最为合适，再加上大葛庄的大鼓鼓曲美妙动听，走会时被排在第一并不奇怪，但每次都排第一就是特别待遇了。要知道当时马驹桥地区雷音大鼓可不止大葛庄一家，同时还有三、四家大鼓也不白给，可它们一次排在最前的机会都没有！说到根上，还是大葛庄的大鼓来自皇家身份地位高贵。

    据说每次走会，大葛庄的雷音大鼓不仅排名第一，而且他们大鼓不上袢，紧随其后的壮丁屯狮子会的狮子就不许“亮头”，这之前狮子头必须用筐装着用布盖着。大葛庄的雷音大鼓敲响了，后面的各档花会才能挨次开场。

    一切准备就绪后，会首一声令下，十面大鼓上袢，鼓手握紧鼓锤，每面大鼓配鼓手一个鼓锤一根，此外还有配班的四档架子：8个小孩每人手握铜钹（俗称花钹、铙钹等），两人一组号称四档架子，围在大鼓阵外围，鼓响后跟着鼓点切钹助阵。石俊清、张金生二人都参加过架子表演，问到有什么感觉，两人异口同声地说：“累！”

    响鼓之前，会首还要先唱一段临时编的开鼓词：狮子摇头万兽惊……开鼓词唱得声音高亢节奏感很强，唱词结束时大鼓顺着鼓词的节奏就一起敲响了，这第一首鼓曲敲什么，想是走会前就已经商量好了，一开场当然要敲得惊天动地。这雷音大鼓一敲，十里八村都能听见动静，人们一听到鼓响就知道：走会开始了。大葛庄的雷音大鼓是放在地上敲的，需要移动时必须停止敲打，鼓手们把鼓袢挎到肩上，行进到下一个表演地点再放下敲打，首场之后每次敲什么鼓曲都不一定，一般是前面的鼓手一敲，后面的鼓手就知道点了，所以这鼓点从来就没乱过。

    每移动到一个表演场地，都需要敲打几支鼓曲，每次敲打的鼓曲还不能重样，马驹桥走会要走上一天一夜，这一趟会走下来，需要敲击很多鼓曲，大葛庄的雷音大鼓只有24套鼓曲，够用吗？这个不用担心，要知道这24套不是24支，每套里面都有若干支，敲上几天几夜都没问题。

    走会的过程自然更是热闹，但再热闹的活动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走会走到最后需要有个收场，大葛庄的雷音大鼓还有一段收鼓歌。

    与开鼓词一样也是临时编词，还要应时应景，走会的托辞一般是拜庙祭祀，所以起会和收会都得赶在寺庙，起会时是“朝香”，收会时就是“进香”了。一众人走进山门，唱段歌词烧香祭祀一下神灵，这走会就算完美收场了。马驹桥走会，一般是起自东店报恩寺，走到碧霞元君庙结束，但有时候也走不完，那就走到哪里算哪里，只要有庙进了香就行，这就要求收鼓词要见什么庙，唱什么词，搞错了会闹笑话。

    张金生老人示范了两段收鼓词，一段是遇到菩萨庙收场进香，会首一看是菩萨庙，便会开口唱：“一进山门抬头观，接引菩萨在上边（面），四大天王两边坐，一路催香保平安……”如果面前是关帝庙呢？那歌词就会改成“一进山门抬头观，关公老爷在上边（面），关平周仓两边坐，一路催香保平安……”总之是见什么庙唱什么神，为的是有针对性地跟神灵讨个平安。

    大葛庄村的雷音大鼓固然风光，但毕竟是从皇宫里借出来的，走完会在村庙里放不了几天就得给人家还回去，说起来这也是个挺辛苦又挺麻烦的事。借鼓还鼓都要靠人力，十面大鼓一人挑两面，这就得5个人，另外四档架子还得1人，这样无论借还每次都得搭上6个棒劳力，确实不轻松但又没办法。这样借还了几年后，有一年正月十五走完会后，6个人又去还鼓，一路上辛辛苦苦走到小红门南边的三台山道观，大家累了坐下来休息。

    这里说是道观其实早已倾颓，一片废墟瓦砾野树枯草之间，据说时有“大仙”出没，所谓大仙就是指的狐狸，北方民间很多人都迷信这东西。几个送鼓人赶在这里歇脚，心里本来就有点毛，这时候那鼓居然自己响了一声，有人就说闹狐仙了，过了一会儿，那鼓又是自己响了一声，这时候就有人害怕了。大家都收拾东西要离开的时候，一个胆子大的人就提议了：既然狐仙有神灵，咱们干吗不求求狐仙显灵，让宫里送咱们一套鼓呢？那样咱以后可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大家响应，于是几个人真就拜起了狐仙。当天把鼓送进皇宫时，其中一位想着拜狐仙的事，奓着胆子还真就跟宫里管事的说了一句：这鼓每次借还太辛苦，您看您能不能送我们一套？没想到对方一听还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狐仙显灵的事后来在村里村外传开了，直到现在很多人都笃信无疑。

    对此笔者有一个推测：送鼓人中有个爱玩笑的，道观休息时，悄悄扔了块小砖头砸在鼓上，众人惶恐间，这人又趁人不注意故伎重演。他原本是想开个玩笑吓唬吓唬人，没想到众人都信以为真了，这人干脆就不说破了，还让大家求狐仙显灵……没错！那个提议拜狐仙的和那个开口求人的人都有嫌疑。不过这可不用查案，这个结果是大家都希望的，究竟狐仙保佑还是自己争取来的，自然也不重要了。

    不管怎样那以后这皇宫里的雷音大鼓真就落在了大葛庄村，一个小村居然能拥有皇宫里的东西，这件事让村里人人都觉得风光荣耀。他们对这些鼓当然很当回事，这十面大鼓被保存在村庙里，还派了人专门看护。“不走会，不动鼓”这些鼓一直被保护得很好，在马驹桥走会时更出尽了风头。1955年以后不再走会，这些鼓也失去了神圣色彩，先是被撕去一边鼓面装粮食用，最后终于朽烂完全没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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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葛庄村少林武会

    马驹桥镇上“走皇会”，大葛庄村有两档花会参加，除了因之才冠以“皇”字的雷音大鼓会，村里还有一档少林武会也很有名，这少林武会的发起人就是“大师兄”。大师兄名叫张福祥（张金生老人的爷爷），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中国积贫积弱，惨遭西方列强蹂躏，由此民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斗中义和团付出了惨重代价。张福祥当时就参加了义和团，并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自天津开始的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

    “大师兄”这个称谓，具有显然的义和团色彩，张金生老人回忆：爷爷“大师兄”对他说起过加入义和团的过程，也没有什么严密组织，志同道合的一些人，朝西北八卦乾天方位一磕头就算加入了义和团，“大师兄”就是个带头人。爷爷还对张金生说起过他们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过程：义和团自天津开始和洋人厮杀，一开始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洋人的洋枪洋炮还真的打不到他们，他们依靠着阵地且战且退，有效地阻击了八国联军的推进。不过到了一个叫“落坊”的地方就不行了，据说是犯了地名，洋枪洋炮发挥了威力，义和团人众伤亡惨重，剩下的人不得已从前线退下来，“大师兄”就这样又跑回了大葛庄。

    张金生老人说：“这事爷爷从不对外人说，开头不说是怕走漏风声，后来不说是觉得没面子，总是打了败仗……”

    关于义和团运动，历史自有结论，从张金生老人的回忆里，笔者自忖八国联军在绞杀义和团运动时，可能客观地有个过程，“落坊”惨败也许并不是犯了什么地名，更可能是列强这个时候已杀红了眼。“大师兄”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洋枪洋炮，失败了也丝毫没有什么丢人的，当然这已是现代的眼光。

    大师兄参加抗击八国联军战斗失败，回到家深居简出，总算躲过了清政府为讨好列强对义和团民众的镇压。这以后“大师兄”也就又成了一个普通村民。不过张金生老人讲：“爷爷一直没断了练功夫。”这样风声过去后，张福祥的名气又慢慢传开了，毕竟他身上有一身真功夫。

    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张金生的名气就更大了：有一天，从十八里店来了一个姓余的小贩，到大葛庄村来“喝鸡子”。所谓喝鸡子就是换鸡蛋，那时候乡下人穷，没有人家成规模地养鸡，一般都是院子里散养个一两只，下了蛋还舍不得吃，经常是用鸡蛋换点日常用物什么的，“喝鸡子”就是用小包糖、茶叶和针头线脑换鸡蛋，一次两、三个鸡蛋，也是赚不了几个钱的小买卖。

    不过这个姓余的是个“练家子”（会点武术），也不知从哪打听到大葛庄有个叫张福祥的会功夫，进村后就跟人打听找到他，非要跟他比划两下。张福祥被这个姓余的将住了，不想动手也由不得他，据说那个姓余的说着话就用了一招“金丝缠腕”一把抓过来。这一招可是够狠，一般人根本躲不开，可他不知道这张福祥可是“大师兄”，一见来招本能地一闪身并向他裆里踢出一脚，对方为自救只能撤招。两个人就此切磋起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张福祥就说我也有一招叫“揪袍掳带”，你也试试看能不能破解，一比划对方还真破不了，据说张福祥这招就占了个“快”字。

    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一次走漏了风声，这事以后“大师兄”的名头就传开了，之前张福祥参加义和团是在外面，村里人知道他是“大师兄”的很少，回村后又不敢张扬，经过这次事以后才不再避讳。年轻人知道了本村有个“大师兄”，有的人就缠着他要学功夫，张福祥推辞不过真就收起了徒弟。他们一开始在村中大槐树底下比划，后来又扩展到场院，再后来还攒钱购置了几样“家伙事”（武术器械），村里看他们慢慢成了点气候，又把场院边几间闲置的西厢房给他们腾出来……

    不过张福祥是有过教训的，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事，于是就想到了要在村里成立个少林武会，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为村里争光，还能得到村里更多支持，官面上也没问题了，练武更可以正大光明，不用再担心惹祸上身。张福祥的功夫是不是来自少林不得而知，反正天下功夫出少林，花会里表演功夫的都叫少林武会，大葛庄村的少林武会就这样成立了。

    少林武会成立之初，张福祥自家出了点钱，再加上徒弟们攒的，武会购置了大刀、三节棍、花枪等，张福祥最初教的十来个徒弟，功夫也练的不错了，这样大葛庄村的少林武会就开始参加走会，第一次参会就获得了广泛赞誉，为村里争了光。这之后村里也更加支持武会发展，为他们购置了更多、更好的“家伙事”，大葛庄的少林武会，渐渐地在马驹桥地区都很有名了，直到走会的时候要排在所有少林武会前面。

    全盛时期的大葛庄村少林武会，可以表演上百档精彩的武术套路，张金生老人至今还能回想起来的计有：大洪拳、小洪拳（各四套）；二郎拳；黑虎拳；老架（对打，号108打）；嘴巴套；冲锋；接打（破招）；梅花拳（对打）；三人拳；花枪；行者棍；单刀；关老爷青龙偃月刀；双刀；虎头双钩；三节棍（3套）；大刀对花枪；单刀对枪；双刀对双枪（3人，2人单刀对1人双枪）；大骚子（鞭）；小骚子对打；小骚子4、8、9个人对打；双手带（斩马刀）对双枪……从这些套路花样里，可知当时大葛庄村少林武会之威武。张金生老人说：当年大葛庄村少林武会威风八面，一出场就打出三杆三角少林旗，号称“少林老会”，意思是资格最老。

    这些武术套路和花样，据说都是“大师兄”钻研出来的，1951年大师兄去世，据说已先后教出了五、六拨弟子。张金生说自己是第四拨，练的是大刀。他还记得爷爷教出的一些徒弟的名字：第一拨有石振坤、刘德鑫，侯万仓、侯万库、侯万升等；第二拨有张振海、张金瑞、侯万良、任德荣、闫永泰等；第三拨有王玉钏、刘德厚、孙广元等；第四拨有李景瑞、李文山、李永成等；第五拨有李文成、孙继兴、李瑞庆、李文和等；第六拨有陈友发、侯永富等……

    这些人学了本事还不单是参加走会，英雄走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传说当年宋哲元将军的29军驻扎北平时，大葛庄少林武会还有人在军队里当武术教练，并训练出一个“棍儿团”参加了长城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抗击外辱壮志未酬的“大师兄”，见到弟子们有此作为，大概也算是欣慰了。

    事件起因是当年大葛庄村有人在29军做事，一个人叫于福祥（绰号于大兵），在29军中做写帖子的书记官；另一个人叫王保贵，在军中干内勤。因为这两个人，一次少林武会的刘德鑫去找他们，便认识了军队里的长官。那位长官听说刘德鑫是个“练家子”，就邀请他在军中教士兵们练武术，后来也属于少林武会的李景瑞又去找刘德鑫，两个人就都留在了队伍里，结果教出了一个“棍儿团”。一般人都知道29军大刀队厉害，不知里面还有一个“棍儿团”也不白给。

    据说刘德鑫、李景瑞两人因为教练有功，还各得了宋哲元将军亲赠的一个小牌牌，宋哲元嘱咐他们有急事时可以亮出来。究竟什么牌牌不得而知，但据说有一次在公车上二人与几个当兵的发生了矛盾，对方上来就抓他们脖领，结果脖子上挂着的小牌牌露了出来，当兵的一见就赶紧向他们道歉，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大葛庄村少林武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表演精彩远近闻名，当时村里也很看重，据说每次走会出发前，还要在村庙里祭武器，回来也要举行仪式才能刀枪入库。但随着民间花会活动停办，少林武会也渐渐落幕，武术器械散失，组织也不复存在。好在有些武术套路至今还有传人，少林武术的精神也还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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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驹桥镇“走皇会”

    马驹桥地区走会，起点是东店村南口的报恩寺，之所以选在这里起会，可能是看重了寺名“报恩”二字，那时老百姓就祈盼个丰收年景，报恩是为了有个来回，答谢老天上一年的恩赐，祈求新一年老天更多眷顾。当时这报恩寺香火也盛，寺里还有僧人住持，走会的时候可以赞助顿饭，这是走会起点选在这里的更重要原因。如果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可能是会长住在东店村了，按北京地区一般走会惯例，起会地点经常选在会长居住村的村庙，这一点没有考证。

    起会管饭能管什么吃呢？张金生老人说一般就是馒头、熬白菜，就这单凭一个小庙也往往负担不起，很多时候还要拉赞助，或东店及附近村民凑些，或做买卖的商家捐点，再或者就大家一起攒，总之起会前得吃点东西。一者一天里早上这顿饭最重要，二者这走会可是个力气活……

    说到这里，张金生老人还讲了个故事。走会前在报恩寺里吃馒头有个规矩，馒头要盖着放在一个大笸箩里，吃馒头就从笸箩里自己去摸，吃多吃少都行，但就是不能说是不是没了或不够了一类的话。据说这寺庙里是有神灵的，没人说这笸箩里的馒头就永远拿不完，如果说破可能就不够吃了。还真有那么一次，不知道谁问了一句还够不够，结果笸箩里的馒头真就吃光了还不够。没办法，附近的村民只好又从家里给会众拿吃的，拿了很多次才勉强让大家都填饱了肚子。

    这故事我听得明明白白，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庙里有神灵。那时候的人肚子里都没什么油水，这馒头要是叫着劲吃起来肯定不够，所以才编这么一个神话、立这么一个规矩，怕的就是太实在的人给说破了。一说不够就会引起哄抢，都甩开了腮帮子，那还能有够吗？说白了这就是个心理效应，那次意外就是碰到了一个愣头青！

    起会那天会众们吃过早饭，各档花会就在报恩寺前排好顺序各就各位了，只要大葛庄村的雷音大鼓一响，走会的第一场表演就算开始了。第一场用不着走，各档花会一听到鼓响就可以挨次开场，需要移动场地的时候，这排好的顺序才能发挥作用。第一场表演开始，看会的人越聚越多，差不多了队伍就会移动起来。

    大葛庄的雷音大鼓后面，依次是壮丁屯的狮子（有青头、黄头）、海户屯的钢叉（又叫开路会）、新屯的少林（武会）、后街的高跷，大葛庄的少林武会、西店的龙灯、张各庄的风秧歌（人扛的架子上有小孩表演）、麦庄的大秧歌、马驹桥的小车会、马驹桥的杠箱会（表演者穿官服，抬着带大钱箱，箱子上有铃铛，扭起来哗铃铃响，像是模仿大官出行）、郑庄的小车会、张各庄的大鼓会……一般走会都不少于十几档，出场次序绝不会乱，谁先谁后由会长“派会”，会长有一定权力，但也得按照会规公平合理安排。张金生老人记得，当时负责走会的会长叫宋景瑞，此人也是马驹桥商会会长。

    走会开始后各档花会就可以各显神通了，有从一个地点直接行进到下一个地点的，也有一边走还一边不停地表演的，但各档花会都会严格遵守走会顺序，重头戏一般也都会留到固定的场地表演。如此这走会就不是一直走，而是各档花会是一个点一个点地同步移动，每次停下来的地方就是表演场地。

    按照这个规矩，排在最前的大葛庄村雷音大鼓会具有绝对的选点权力，走会的队伍不许乱了，他们只要一停下来，后面的各档花会就得挨次停止，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一是一些重点表演场地要按照惯例，或者走会前大家就商量好了；二是真走起会来还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大葛庄村的雷音大鼓也常常被决定停在哪里。当时走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遇到摆“鼎桌”的，就必须停下来为人家表演。

    什么叫摆鼎桌呢？就是路过的商铺在路边刻意摆出的免费茶点桌子（也叫摆香桌，但不能叫摆“茶桌”，摆茶桌一般是办白事时的说法），这既是慰劳参加走会的表演者，也是借机给自己的铺面做做广告。走会的只要见有人摆了鼎桌，有资格享用茶点的同时，也必须为人家表演几段拿手的节目。关键这种摆鼎桌还不一定就摆在走会最前面，人家喜欢哪档花会就可以截住哪档花会，这样后面的花会肯定走不了了，前面的花会也不得不停下来等，因为走会的队伍不能断开。

    走会时摆鼎桌的当然不止一家，某一家还可以摆上不止一次，这样一来走会就走得拖拖拉拉，有时候一里地就能走上好几个钟点。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那时的农村乡镇文化生活匮乏，人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好让走会这种娱乐活动持续的时间久一些，各档花会也乐于表现自身，被人摆的鼎桌越多，说明自家的节目越精彩、技术越精湛，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状况。

    为了得到更多的称誉和赞美，各档花会私底下都会下不少苦功夫，他们要不断提高表演技艺，还要不断创新节目内容和种类。想一想就知道，要是被人摆鼎桌拦下，却没有了能表演的节目，不表演走不掉，重复表演又会被人笑话，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离场，这是挺没面子的事，但有时却没办法。各档花会中途离场是允许的，后面的跟上来就可以，但这样做就等于栽了跟头，是以一般花会都不会轻易提前离场，尤其是第一天，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这瓷器活儿。

    可是这么一来走会就变成了一件很辛苦的事。一般走会早上开始，走到中午也还刚算是开了个头，这中午吃饭怎么解决呢？解决不了，表演者只能“扣香”（暂停表演），自己回家去吃午饭，吃饭回来继续表演。那年代大伙生活都不宽裕，这走会也是“穷欢乐”，但人们还是很需要文化生活。

    吃完午饭下午走会继续，可一般走到天黑还走不完，走会要经过许多村街，最后要走到比如镇上碧霞元君祠需要走五、六里，有时候走到马驹桥南门还没进正街天就黑了，吃完晚饭还要继续走。这活动当然不能隔夜，一隔夜就没了气氛，可当时又没有路灯，这照明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没钱有没钱的办法，玉米骨头插根棍儿再蘸上煤油点着了就是火把，这般夜色里的狂欢，更渲染了走会的气氛……

    马驹桥走会往往要走到第二天东方天亮，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折腾，无论表演者还是观众都已成强弩之末，就是还有拿手的节目也没力气表演了，天一亮各档花会都相继收场。

    这收场也自是有讲究的，如同大葛庄的雷音大鼓，每档花会收场时都要拜庙进香，只不过各家有各家的收场说词。收场说词大同小异，无非是祈求神灵护佑，拜庙进香之后，各档花会自行散去，一次走会活动至此就算完美收官了。

    那时候马驹桥每年都要“走皇会”，一般一年走三、四次，多选在春、秋农闲时，以正月十五元宵节和碧霞元君祠庙会的走会最为盛大、精彩；每次走会规模（参加走会的花会档量）也不一定，最少的十几档，一般的三、四十档，赶上重大庆典，参与的花会最多时达上百档。

    马驹桥走会，参加的花会主要来自马驹桥地区，马驹桥地区辖七、八十个村庄，大部分村庄都有花会组织，有的村还不止一档，就比如大葛庄。

    1945年秋日本投降，1948年底马驹桥镇解放，马驹桥都组织了大规模走会庆祝，这两次特别走会规模空前、盛况空前！尤其是庆祝马驹桥镇解放，石俊清和张金生两人都清楚地记得，走会那天是1948年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三），由于参演的花会太多，走会队伍排得太长，秩序都有点乱了，但那一次也是他们记忆里走会最热闹的一次。

    解放后农村乡镇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比如大葛庄村解放后就组织过评剧团等，相对于新式文化娱乐活动，走会不占优势，还多少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因而渐渐衰落直到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有关它的记忆，也正被时间慢慢尘封……

（口述：张金生，大葛庄村村民；石俊清，马驹桥退休教师。整理：刘福田，北京市通州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