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刘祥先生）
通州运河文学一代宗师——刘祥
作者：刘福田
通州运河文学一代宗师——刘祥
离开北京的前两天，我去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刘祥老师，刘老师自2019年年初被查出染病后，一段时间被折腾得够戗，手术前大家聚过一回，刘老师还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手术之后再去探望，他一下子消瘦了有30斤，身体很虚弱，但精神尚好。我再一次见到，刘老师头发更全部花白，他依然消瘦，体力却恢复了不少，精气神也比上一次要好得多。我嘱咐他要多出去散步，刘老师打趣说：出去散步，有人都问我有八十几了。被人添寿，因为头发都白了，我觉得刘老师身体还是在恢复，只担心后面的手术又会伤害他身体，就嘱咐他一定要等身体恢复好一些，再考虑继续手术的事。
刘老师平常不用手机，有事我就打他家里的电话，我知道他平时很忙，家里电话会铃声不断，没有重要的事就不打扰他，更多地用邮箱和他联系，这样他只有打开邮箱时，才会看到我留言。刘老师经常使用邮箱，以前有自动回复，看到我说话还会单独再回，时间也一般不超过一两天，有时甚至线上就当即回复我，这样我们就会把邮箱当聊天工具，有时候一聊就是许多回合。刘老师染病后我们还是这样，我发现他仍然常在线上，就劝他要注意多保重身体了，不能总在电脑上。果然，那以后他取消了自动回复，再后来也不再很快回复，我知道刘老师在将养身体。
初来北海旅游，一开始用电脑不方便，问候只能打电话，后来发生了新冠疫情，电脑才开始用了，我又用邮箱问候刘老师，这一次一个星期没有回复。我有点担心，但想着疫情期间刘老师不会继续手术，身体肯定在恢复，也就没打电话，只给郑建山老师又发邮件，询问刘老师目前身体恢复情况。正在这之后两三天，文友张建兄突然打来电话，告知我刘老师病危了，我当时脑袋一懵：怎么会忽然这么严重？我赶紧又给郑建山老师打电话，想要多了解些具体情况，第二天更把电话打到刘老师家里，结果确定刘老师状况非常不好，应该已无力回天了。
心情可想而知。
别说我此时远在北海，疫情期间就是在京，想去探望也会很难，只能等结果，盼望着还会有奇迹。
没有等来奇迹。
2020年3月24日上午10时50分，终于等来的是郑建山老师打来的电话：刘老师刚刚走了。
欲哭无泪！
过了好一会儿打开手机，忽然看到通州文友群里都在转发着刘老师病逝的讣告，那一刻我忽然间潸然泪下：多好的老师啊，怎么就这么说走就走了呢？好像从这时起，我才相信刘老师真的走了！
这之后的几天，满脑子都是刘老师从前的影子，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心绪却总也宁静不下来，这才一直拖到现在。
“我是刘老师最亲的学生！”刘老师在的时候，我就经常当大家面这么说，但我这话在通州文人圈里常常引发争议，不过我心里就是这样感觉的，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么认为。我也知道，在通州，有像我一样感觉的文人，不知还有多少，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刘老师在通州文学事业上耕耘多年，为培养后学耗尽了心血，说他“桃李满天下”或有夸张，但说他“桃李遍通州”，那是毫无异议的。在通州，除了刘老师同时代文人，谁见了他都会喊一声老师，这“老师”在刘老师这里，大多不是一般文人见面时的相互客套，这里绝大多数都实实在在，是真的把“老师”二字当真的。通州有几个文学晚辈，没有亲自接受过刘老师的写作指导？就我所知，应该没有。别说一般晚辈，就是刘老师年龄左右的，只要入门文学晚一些，也都接受过刘老师的指导，“老师”二字绝不掺假。
刘老师有机会指导这么多人走上文学之路，主要是因为他任职通州《运河》杂志和《运河文库》执行主编，这两个平台是通州运河文学的主要载体，它们事实上都主要由刘老师亲自主持，刘老师又是通州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数位一体那是妥妥的职责所系。当然只说职责，可以应付差事，不过刘老师手上这些事实实在在，那是想应付也应付不了的，只能踏踏实实地做，要做好还要不断地培养新人。要我说刘老师教出这么多弟子，有一半原因是被工作逼的，但另一半原因，也是刘老师“咎由自取”。
只就工作而言，尽职尽责足矣，《运河》季刊一年4本，特殊情况还要加刊，《运河文库》一年10部著作，此外还有其它临时工作，比如各种征文评审、基层文学指导等，光是这杂志和《运河文库》的组稿、编稿，工作量就非常巨大，完成任务已属不易，何况刘老师还担任多年通州博物馆馆长，哪一份工作对不起自己的工资？
可以让刘老师轻松些的条件也有。通州有比较深厚的文化、文学基础，别说运河文化的历史积淀，只是起自刘绍棠、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就培养了通州与刘老师同辈的大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有这些“老哥们”支撑门面，刘老师想偷点懒也是可能的。可刘老师偏不，与刘老师状况类似的还有他那些“老哥们”，他们都着力培养通州的文学新人。这些“老哥们”不是不给力，他们继续笔耕不辍，但目标不在发表，他们还“怂恿”刘老师去多发现文学新人，现在看这对刘老师就有点“狠”了。
着力培养文学新人在通州文学圈似乎是个传统，从当年的“文艺绿化工程”，到刘老师呕心沥血地栽培新人。当然不止是刘老师，培养新人“老哥们”都会伸手，所以很多后来者要称老师的，往往不止刘老师一人，比如还有郑建山老师等等。但因为刘老师位置特殊，发现新人的主要是他，类似医院的“首诊负责制”，发现后这培养的责任他也首当其冲，如此他身上的担子比谁都重，但刘老师好像特别能干。
刘老师病逝后，很多人都在通州文人微信群里纪念，在那些海量的纪念留言里，我看到了太多情真意切的怀念与不舍，刘老师培养和提携过的很多文学新人，都在留言中提到了接受刘老师帮助和悉心指教的许多细节，真的很令人感动！比如一位我不很熟悉的人，提到他当初只是看到了《运河》，按照地址就投了篇稿过去，素昧平生的刘老师就约见了他，鼓励同时还亲自帮他修改稿件，一部长篇刘老师帮他修改了两个多月！最终出版。这之后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至今已发表作品30余万字，他本是一位普通工人。还有人是刘老师主动上门去挖掘的，比如通州有一位残疾人女作者，刘老师听说了她写东西的事，就找上门去指导她写作和帮她修改文稿，反复多次，这位女作者如今也小有名气了。我最新知道的是一位与刘老师年龄相差不多的老作者，别看年龄大，在通州写作圈里却算是一位新人，他写了一部小说经人介绍交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就约见他并花了几个月时间帮他修改，作品最终经通州《运河文库》出版，刘老师还专门为他出版了续集。这位老作者也因此激发了创作热情，又写了一部长篇发过来，据说刘老师还准备找人要给他开“座谈会”呢！可这时候刘老师已经病重，“座谈会”终于没有开成……
诸如此类的人事说不胜说，就是不看微信群里纪念留言，我也具体知道不下数十个，泛泛听说起码上百吧，这几乎就是通州新生代文人的全部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是：刘老师认识他们之前，彼此几乎没有关系，成为师生的惟一要素就是文学写作，在文学上刘老师可是认字不认人的，只要他机缘巧合地看到，又看你是个写东西的料子，那这师生关系基本也就锁定了，他甚至会找上门去，跑都跑不了。
我最初认识刘老师，也是这样的机缘巧合。不过后来我知道，那只是早晚的事，而且肯定晚不过当天。
大概因为喝运河水长大，我也比较喜欢写东西，那是从小学就萌芽的，到了初中已经成了爱好，只是随心所欲不得章法。初中时我有一篇作文上过《中学生作文选》，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文变成铅字，当时的心情特兴奋。不过那以后也没有更大发展了，只是让我对写东西一直有好感。学生读书是为了考试，面临中考、高考，哪里还有工夫去爱好？直到毕业工作以后，写东西的爱好才又被拾起。不过除了曾经的作文，我就只有些古诗词基础，写作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始终都没有超出作文的水平。
就是这样，十几年时间我也积累了有几十万字，除了孤芳自赏，也就是妻子看看，她还很欣赏，总是建议我投稿，一次她在《北京电视报》上看到一则北京电台征文启示，便鼓励我投稿试试，我就选了两篇寄去，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回信说电台选中了其中一篇，不久真就在电台播出了！这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是写出来该去哪里寻求发表呢？总不能到处找征稿启示。妻就建议我认识一下通州区文化界的人，可是我觉得太唐突，这件事也就放下了。过了几天，妻却跑回来告诉我，我们初中时的马老师认识文化局孟宪良老师，她已经托马老师给孟老师说了，要我把写过的东西给孟老师送过去看看，这样我就去找文化局的孟老师。
那时候我连文化局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文化局之外还有文化馆，结果就误打误撞跑去了文化馆，我以为孟老师就在那里。在那里我问孟宪良老师在哪儿，有人指说应该是去了二楼，后来我才知道，孟老师经常来这里找刘老师，人家还以为我是追着来的。结果就是在见到孟老师之前，我先就认识了刘老师。
我敲门进去，刘老师正在桌前看东西，抬起头见到我就问我找谁。
我说：“您是孟老师吗？”
“哪个孟老师，是不是孟宪良？”
“是啊，您就是孟老师吧？”我还就认定是他了。可刘老师却说：“我不是，孟老师不在这里上班，他是文化局的。”
我懵了，有点丈二和尚：“这里不是文化局？”
刘老师一脸慈祥，告诉我这里是文化馆，又告诉我文化局在什么地方，我道了声谢就要离开，刘老师却叫住了我：“你找他有什么事？”
他看到了我手中那一摞书稿。
他能叫出孟宪良老师的名字，自然是孟老师的熟人，我就老老实实交代了情况。
“你先把稿子放我这里吧，我先看看。”刘老师说。
“您怎么称呼啊？”我多少还有点犹豫。
“你见了孟宪良就跟他说，你把稿子交给刘祥了。”
我递过文稿，刘老师先翻了翻，他把其中的几页诗词还给了我，让我拿给孟宪良老师去看，其它稿件就留在了他那里。我又去文化局找到了孟宪良老师，还把找错地方的事也跟他说了，告诉他别的稿子留在了文化馆。
孟老师问：“文化馆那人是不是叫刘祥？”我当时慌忙没记清，就介绍了一下刘老师的长像。
“肯定就是刘祥了，你这才是歪打正着，直接就找对了人，要不然，我也要打发你去找他的。”
熟悉了孟老师和刘老师之后，我才知道孟老师主要是写诗词的，而刘老师才是范围广泛的文学编辑。就这样我一下就认识了通州文化界两位名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通州文化界当时的中坚。
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接触最多的还是刘老师，因为我其实诗词写得不多，而且那时的诗词也根本算不上诗词。
刘老师给我的印象，一开始就是“特别”的和蔼，这里的特别还不是一般的特别，所以要加上引号。他一点老师的架子都没有，让人感觉非常亲切，亲切得就像自己的父辈。说起来刘老师只比我大一轮（12岁），但刘老师和我几乎没开过玩笑，我也不和他玩笑，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亲切。刘老师说话慢吞吞的，见了我总是一脸慈祥，他在我面前从没以长者自居过，但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一位长者甚至长辈。
对刘老师的了解是个逐渐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就是刘老师对我的指导。我一开始抱过去的那些文字，自己都知道很“业余”，但刘老师都认真看了，他好几次约我过去，针对具体问题手把手教我怎么写作。这中间还在其中挑了几篇，经他亲自修改后发表在《运河》杂志上。刘老师改过的稿子，总是删改得密密麻麻，改好的稿子我自己再看，几乎都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这让我深深地被感动：我和刘老师非亲非故，人家凭什么这么帮自己？就因为喊一声“老师”？老师这称谓分量之重，我从刘老师这里第一次感受到。
读过书怎么会不知道老师呢？我一路读书升学，几乎对每一位老师都心存感激，说起来我属于特别幸运的学生，一路遇到的老师也都对我非常好，但刘老师还是更特别。他不是学校里正式的老师，学校里的老师是工作，“刘老师”一开始就是个礼貌称呼，叫一声老师就值得耗费这么多心血？我又没行过什么“拜师礼”，要知道人家没这个义务啊！从内心深处认为刘老师是自己的“亲老师”，那是从我认识他不久就开始了的，非要说一个时点，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修改后的稿子吧。
说实话，别看爱好，我的文学天赋真的不高，但因为被刘老师感动了，这之后我也开始努力。我学着写散文、诗歌，一度还试写过小说，进步却一直不大。刘老师是个好老师，我却不算是个好学生。主要是笨，一是基础不行，最基本的行文规矩几年都没学会；二是书写语言上总不过关，怎么写文学感都差。好在我那时只是把文学当爱好，有人教总比自娱自乐进步要快，这在我就挺知足了。刘老师对我却一直没放弃，过段时间就给我发点东西，当然每次都要大修大改，而且圈里有活动也总是带我出席。这还不算，当《运河文库》出版到第三辑时，刘老师还告诉我要给我出一本散文，这是我想都没敢想的！我不能辜负老师栽培我的苦心啊，再说当时能出一本自己的书，那怎么说都是很荣光的事。我对写作真正上路，应该说从要出版这本散文集才开始。
我手忙脚乱地赶稿，好不容易凑够了字数，交给刘老师又是很长时间大修大改，这一次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刘老师的付出和苦心。他叫我过去那天，我第一眼就看到，在我打印的初稿上，刘老师做了大量删改，修改的地方能有三分之一以上！那一刻，我是更“深深”地被感动了！“深深”两字，我又加上了引号，因为深的程度让我身体有一种震颤，好像也是一种酥麻感，感觉有一股暖流在身上蔓延，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分钟，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这种感觉在我身上，非要特别感动时才会有。刘老师凭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那一次我聆听刘老师的指教最认真，也被刘老师指出的问题震撼到了。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我居然连句子都不会断，段也分不好，甚至“一逗到底”，标点符号都整不明白！原来一直以来，这些错误都是刘老师在替我修正。
2003年我第一本散文集《网络迷魂》出版，这又一次鼓舞了我的写作热情，也让我下决心要改变基础差的问题。我依然很笨，但这一次我特别努力。只说标点符号，我一度又矫枉过正，标点点得太多，句子短到不成句子，刘老师也又一次给我指正，不过他已经看到了我在努力，对我的指点就更多起来。也是那一段时间，我客观地与刘老师有了更多接触机会，我当时从所在的工厂请假出来做生意，有两三年时间租用博物馆的房子，近水楼台，近乎天天都有机会和刘老师见面。
时间充裕得到的指教自然也多，从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神不散固然重要，但形散才有散文之所以叫散文，到小说的逻辑架构，不同文体的逻辑差异，语言的文学色彩，诗歌的节拍和跳跃感等等，至此刘老师才算真正把我拉入了文学殿堂。
有机会与刘老师密切接触的那些日子，我发现了刘老师更多的辛劳和心血付出，原来他如此对待的晚学后辈不止是我，很多人的文稿交到他手里，都需要他做大量的修改。刘老师在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每个角落都堆满文稿，摞得很高，有修改过的，有正在改的，还有没来得及看的，什么样的稿子放在什么地方，不同用途也分门别类，这些刘老师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案几上除了茶壶、茶碗，几乎时刻都是摞得高高低低的文稿，有时候茶壶都没地方放，要放到案几下面去。我怎么会知道刘老师给很多人都修改过稿子？不经意时我亲自翻看过啊，刘老师有时见我来，也会和我聊上几句天，说的也大多是他又发现了哪棵苗子，谁谁又写了什么，谁谁的稿子改好了，谁谁的稿子还在改。我当时特别惊讶，刘老师怎么会这么能干？接触多了才终于明白，刘老师干这些工作，几乎是用上了自己全部时间和精力，大多时候刘老师下班很晚，经常下班还要带着稿子回家，太忙时就好几天不回去，现在想这么辛劳谁能受得了啊？但当时我只是觉得刘老师太能干了。
刘老师对每个作者都这么好，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不过我坚持刘老师对我最好，那也是有凭有据的。别说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我一样没少得到，这方面我也不会和任何人比较，只说我在刘老师那里收获多少，我又给过刘老师什么？这根本就不对称啊，我只需要在自己身上对比。是，刘老师对谁都很好，但对我还是有些特殊，因为我还真不是个能让刘老师省心的学生，好不容易文学入了门，我又迷上了哲学。
我对哲学感兴趣也是早已开始，做生意的几年对社会的感触刻骨铭心，这一深刻琢磨的道理就多了，这些道理自然会通过文字融入作品，这样一来我的“文学感”更差了。我的普通散文很快转向哲理散文，再往下干脆还写起哲学论文来。我在文学的路上才刚上道，一不小心又奔哲学的方向来了。对我要研究哲学，刘老师倒是没拦，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我刚会走就要跑到底行不行，还有就是怕我研究的方向出问题，直到他看到我的文稿。
2005年，我在又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的同时，还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混沌哲学本体论》，这本哲学书再次通过《运河文库》出版，这一次刘老师要修正的地方少了些，但是在文学书辑里要出哲学书，那在《运河文库》也是例外了，还是因为刘老师坚持，这本书终于获得出版。此书出版的意义，除了我自己明白，大概也只有刘老师知道，我对刘老师的支持真是感激不尽。
尽管我调整了写作方向，刘老师帮我奠定的写作基础还是不可或缺，什么思想不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述呢，何况我一直也没和文学走远，而且走的过程中，我仍然不断地在锤炼写作基本功。或者是看我真的有了进步，或者是刘老师实在忙不过来，这以后一段时间，刘老师收到的有些文稿，也让我帮着他看。我记得第一次帮刘老师看的稿子，是一篇有27万字的玄幻小说，修改、校对之后，还写了编辑意见，刘老师说：“人家要是请我吃饭的话，我带着你一起去。”结果这本书并没选择《文库》，人家另行出版，吃饭也就没了下文。过了几年之后，我偶然因为名字对上了作者，获赠了一本已经出版的《水晶物语》。那之后间或便有机会帮刘老师看几篇稿子，我以为我在“帮”刘老师，我处理文字的能力却不断提高。在这个基础上我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报社专业校对，错字连篇的毛病终于改掉了。
这在我前后出版的书籍中，一对比就很容易看出差异。2011年，我的国学著作《<周易>原义》出版时，我的写作基本功总算过关，这本书至今还没人找出一个错字。
不过我好像依然很笨，写作的基本功扎实了，文体上还没过关。因为《<周易>原义》的出版，让我得到了时任通州文联主席杜德玖老师的关注，于是他通过刘老师推荐我出任政协通州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对文史资料的写作，我一点经验都没有，第一次投稿写了一篇《拍窑烧砖》，用的竟是一般散文格式，结果招至行家们笑话。很多人一看就说这算什么文史资料？干脆直接枪毙，改都没法改！刘老师是这次文史资料的编委，看着我写的东西也皱眉，却连说：“能改、能改。”
可是没人愿意帮我改，刘老师就只能自己揽过来。又是经过刘老师大删大改的这篇文史资料，第一次被编进《通州民俗》，这事后刘老师找我，又指点我文史资料的写法。好在我这时已有了相当的文字基础，文体是一点就通的事，这之后很快便写得得心应手，几年间已完成近百万字的文史资料撰写，很多篇入选通州地方各种文史书籍，有两篇还发表在《北京文史》上，那可是省级专业学术期刊。
此外，我还出版了两本自己的文史著作。
有没有看出刘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护犊子”？这在我可是多有体会。从安排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到因为出那本哲学书他为我全力争取，再到他亲自为我删改那篇文史资料，我发现每到一个有新意的节点，刘老师都会拉我一把。我知道刘老师对每个学生都会这样，但在我的身上是比较多了。
刘老师在养病期间，还一直在忙工作，审校《孝和于家务》一书文稿后，刘老师与政协文史专委会主任程行利老师交流意见，最后还特意说：“这些交上来的文稿里，还就福田写的文章几乎不用改动……”刘老师常常把自己的学生挂在嘴边，尽管他不以老师自诩，那也是有偏情的：“咱们通州有人才，有写悬疑的、有写科幻的……还有研究哲学的。”这研究哲学的就是说我，我经常被放在最后一个，“哲学”两字还重音加表情。刘老师对通州文学圈晚学如数家珍，说这些话时也是满脸的自豪和成就感。
对于因为写作与刘老师结缘的很多作者，刘老师除了在写作上各种指导外，还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照顾，刘老师常说大家的一句话是：写作别扔下，生活也得照顾好喽。这上面让刘老师操心最多的还是我。我迷上哲学后，一门心思想研究哲学，生意慢慢就被放下来了，不久原来单位也倒闭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下岗无业人员。我自己倒不在乎，刘老师却担心得不行，许多年一见面就为我发愁，还时不时的给我张罗工作。我总告诉他我做过几年生意不差钱，刘老师却怎么说都不信。本来和刘老师这么熟悉了，赶在一起请他吃个饭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刘老师却总是不去。实在没办法就只找最便宜的小店儿，许多时候他还抢着付账。想想认识刘老师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好好地请刘老师吃过一顿饭，这“亲学生”当的真挺惭愧，却也是真的没有办法。
一切存在都因为平衡，这是我研究“存在”得出的三大原理之一，但在与刘老师的关系上，这平衡似乎出了问题。不过很快我就想通了，这里的平衡应是复合平衡，当物质上无以为报，努力便是自然的效果。
得到刘老师这种“待遇”的当然也不止我，通过刘老师我认识了通州很多文友，文友们也经常一起聚会，有时候也请刘老师一起，其中有个比我稍小一点的“待遇”更低，他也是当时没工作。有一次刘老师看他自行车前筐里有个空矿泉水瓶，便认定人家生活拮据，从此再没让他请过一次客。
刘老师对我的担忧有好多年，直到看我购置一些产业，才相信我真的不那么困难，还好没有让刘老师带着对我的担忧离去。最后一次与刘老师通话，我告诉他我来北海买了一套三居室，还邀请他好一点过来北海养病，刘老师很高兴地连连说“好”，谁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了。人常说师徒如父子，这我在刘老师身上是真切地体会到了，本来师徒如父子是说师傅传授徒弟本领，如同父亲传儿子家业，单纯的师徒关系已经足够，如刘老师这样既传授本领还要关心照顾弟子生活的，简直就是亲如父子了。
刘老师的工作“为人作嫁”，大量挤占了自己创作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自己的作品不是很多，虽然这样就我所知他也留下了几百万字。几年前刘老师的《刘祥文集》出版，这是他一生主要作品合集，我拿到书就去找刘老师签字，还要求他一定要写上赠学生福田惠存字样。刘老师很为难，我知道他赠书一般不给人签字，而且刘老师弟子众多，但从不以“老师”自居。看到刘老师执意不肯，我也执拗起来，说：“这个字您必须得签，不写学生您写‘吾儿’都行。”刘老师拗不过我，但终于还是只签了“福田惠存”几个字，这也让我比较欣慰了，毕竟这样写总有点师徒的味道。如今刘老师走了，这个签字我觉得弥足珍贵，这也是刘老师留给我的惟一签过字的书。
我开始担心刘老师的身体健康，大约是在几年前，有几次文友聚会看刘老师喝酒，感觉他有点力不从心。本来刘老师是很能喝酒的，从头到尾都不用人劝，可是后来喝到中间就有点艰难，但再喝下去也没什么事。这种状况我就有点警觉，刘老师每天工作都这么累，天长日久是很伤神的，这方面我知道我劝不了，但是这酒可不能再多喝了，那以后喝酒只要我在就开始拦他。刘老师知道我是关心，后来喝酒就只喝一杯，有人再劝就倒给我，慢慢地好像就成了习惯。
我还记得2018年春夏一次聚会，酒席散时我无意中瞄了一眼刘老师的脸色，突然看到他一脸疲惫，出来时我特意和梓夫老师说：“我怎么觉得刘老师身体有点不好，感觉他明年要过个坎儿，您有机会一定要劝刘老师少喝酒。”梓夫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和刘老师是“铁哥们”，我想他的话刘老师会听。不知道梓夫老师当时在意没有，我的话却不幸言中，过了年的年初，刘老师真的查出病来。
做过手术以后的刘老师，身体一下差了很多，但他依然没有放下自己的工作，每次问候说得更多的还是工作。我说您这么多的学生，通州文学发展得已经不错了，刘老师却说年轻人还是太少，他感慨现在一切都向钱看了，年轻人压力太大，选择写作的人越来越少，担心有“断代”的危险。刘老师还跟我说到他在潞河中学搞的“小作家班”，说那些孩子都是挺好的苗子，可是他们写不多久就要参加高考，这一高考，写作就只能放下，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再捡起来就难说了。我觉得他担心得也是，但现实谁都没办法，只能劝他不要多想，车到山前必有路。
通州运河文学从刘绍棠、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开始，应该说已奠基了相当雄厚的人才基础，与刘老师同辈的文人大家多出，在刘绍棠、浩然之后，王梓夫、张宝玺老师成为通州运河文学的领军人和建设者，而刘老师和郑建山老师等，则成为这一辈的中坚和培养文学新人的承上启下者，这其中以刘老师最为主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祥老师堪称通州运河文学的一代宗师！
刘祥老师培养了通州新生代文人的几乎全部，他的文学理念烙印在通州所有后学的心里，从此以后，不管通州文学事业怎样发展，刘祥老师在通州文学界的影响都必然地永远存在下去，刘祥老师虽然走了，他承上启下的这个节点却已经被写入历史。
可称为一代宗师，只需要承上启下，刘祥老师却走得更远，通州运河文学事业，在刘祥老师和他同辈文人手中，显然已更加地发扬光大。只说由他们培养出的新一代文人，《运河文库》10年100多部作品，新一辈通州作家正在茁壮……此外仅以刘祥老师为例，一代宗师的“三不朽”哪样都不差，立言、立行、立德，刘祥老师都做到了，立言：他身后留下了数百万字；立行，他一生培养文学新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通州文学晚辈提起刘祥老师，个个感恩感德众口成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为一句话发生过激烈争论，那就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否正确，最终争论的结果趋向于这是“合理利己主义”。刘祥老师病逝，我在南海边追忆他时，忽然想到：刘祥老师这一生，好像一直都在“主观为别人”，那这样做的结果呢？顺沿下来是否“客观为自我”？这也是必然结果。
是的，刘祥老师走了，但那么多人都在怀念他，刘祥老师泉下有知可以欣慰，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只是刘祥老师为此付出太多。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刘祥老师并没有离开通州，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将因此永恒。在刘祥老师这里，我愿意相信迷信。或者，正因为刘祥老师太能干了，天堂里有更重要的差派，但愿天堂的刘祥老师别再那么辛苦……通州运河文学的一代宗师——刘祥，永垂不朽！
（作者：刘福田，刘祥老师弟子；政协北京市通州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离开北京的前两天，我去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刘祥老师，刘老师自2019年年初被查出染病后，一段时间被折腾得够戗，手术前大家聚过一回，刘老师还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手术之后再去探望，他一下子消瘦了有30斤，身体很虚弱，但精神尚好。我再一次见到，刘老师头发更全部花白，他依然消瘦，体力却恢复了不少，精气神也比上一次要好得多。我嘱咐他要多出去散步，刘老师打趣说：出去散步，有人都问我有八十几了。被人添寿，因为头发都白了，我觉得刘老师身体还是在恢复，只担心后面的手术又会伤害他身体，就嘱咐他一定要等身体恢复好一些，再考虑继续手术的事。
刘老师平常不用手机，有事我就打他家里的电话，我知道他平时很忙，家里电话会铃声不断，没有重要的事就不打扰他，更多地用邮箱和他联系，这样他只有打开邮箱时，才会看到我留言。刘老师经常使用邮箱，以前有自动回复，看到我说话还会单独再回，时间也一般不超过一两天，有时甚至线上就当即回复我，这样我们就会把邮箱当聊天工具，有时候一聊就是许多回合。刘老师染病后我们还是这样，我发现他仍然常在线上，就劝他要注意多保重身体了，不能总在电脑上。果然，那以后他取消了自动回复，再后来也不再很快回复，我知道刘老师在将养身体。
初来北海旅游，一开始用电脑不方便，问候只能打电话，后来发生了新冠疫情，电脑才开始用了，我又用邮箱问候刘老师，这一次一个星期没有回复。我有点担心，但想着疫情期间刘老师不会继续手术，身体肯定在恢复，也就没打电话，只给郑建山老师又发邮件，询问刘老师目前身体恢复情况。正在这之后两三天，文友张建兄突然打来电话，告知我刘老师病危了，我当时脑袋一懵：怎么会忽然这么严重？我赶紧又给郑建山老师打电话，想要多了解些具体情况，第二天更把电话打到刘老师家里，结果确定刘老师状况非常不好，应该已无力回天了。
心情可想而知。
别说我此时远在北海，疫情期间就是在京，想去探望也会很难，只能等结果，盼望着还会有奇迹。
没有等来奇迹。
2020年3月24日上午10时50分，终于等来的是郑建山老师打来的电话：刘老师刚刚走了。
欲哭无泪！
过了好一会儿打开手机，忽然看到通州文友群里都在转发着刘老师病逝的讣告，那一刻我忽然间潸然泪下：多好的老师啊，怎么就这么说走就走了呢？好像从这时起，我才相信刘老师真的走了！
这之后的几天，满脑子都是刘老师从前的影子，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心绪却总也宁静不下来，这才一直拖到现在。
“我是刘老师最亲的学生！”刘老师在的时候，我就经常当大家面这么说，但我这话在通州文人圈里常常引发争议，不过我心里就是这样感觉的，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么认为。我也知道，在通州，有像我一样感觉的文人，不知还有多少，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刘老师在通州文学事业上耕耘多年，为培养后学耗尽了心血，说他“桃李满天下”或有夸张，但说他“桃李遍通州”，那是毫无异议的。在通州，除了刘老师同时代文人，谁见了他都会喊一声老师，这“老师”在刘老师这里，大多不是一般文人见面时的相互客套，这里绝大多数都实实在在，是真的把“老师”二字当真的。通州有几个文学晚辈，没有亲自接受过刘老师的写作指导？就我所知，应该没有。别说一般晚辈，就是刘老师年龄左右的，只要入门文学晚一些，也都接受过刘老师的指导，“老师”二字绝不掺假。
刘老师有机会指导这么多人走上文学之路，主要是因为他任职通州《运河》杂志和《运河文库》执行主编，这两个平台是通州运河文学的主要载体，它们事实上都主要由刘老师亲自主持，刘老师又是通州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数位一体那是妥妥的职责所系。当然只说职责，可以应付差事，不过刘老师手上这些事实实在在，那是想应付也应付不了的，只能踏踏实实地做，要做好还要不断地培养新人。要我说刘老师教出这么多弟子，有一半原因是被工作逼的，但另一半原因，也是刘老师“咎由自取”。
只就工作而言，尽职尽责足矣，《运河》季刊一年4本，特殊情况还要加刊，《运河文库》一年10部著作，此外还有其它临时工作，比如各种征文评审、基层文学指导等，光是这杂志和《运河文库》的组稿、编稿，工作量就非常巨大，完成任务已属不易，何况刘老师还担任多年通州博物馆馆长，哪一份工作对不起自己的工资？
可以让刘老师轻松些的条件也有。通州有比较深厚的文化、文学基础，别说运河文化的历史积淀，只是起自刘绍棠、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就培养了通州与刘老师同辈的大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有这些“老哥们”支撑门面，刘老师想偷点懒也是可能的。可刘老师偏不，与刘老师状况类似的还有他那些“老哥们”，他们都着力培养通州的文学新人。这些“老哥们”不是不给力，他们继续笔耕不辍，但目标不在发表，他们还“怂恿”刘老师去多发现文学新人，现在看这对刘老师就有点“狠”了。
着力培养文学新人在通州文学圈似乎是个传统，从当年的“文艺绿化工程”，到刘老师呕心沥血地栽培新人。当然不止是刘老师，培养新人“老哥们”都会伸手，所以很多后来者要称老师的，往往不止刘老师一人，比如还有郑建山老师等等。但因为刘老师位置特殊，发现新人的主要是他，类似医院的“首诊负责制”，发现后这培养的责任他也首当其冲，如此他身上的担子比谁都重，但刘老师好像特别能干。
刘老师病逝后，很多人都在通州文人微信群里纪念，在那些海量的纪念留言里，我看到了太多情真意切的怀念与不舍，刘老师培养和提携过的很多文学新人，都在留言中提到了接受刘老师帮助和悉心指教的许多细节，真的很令人感动！比如一位我不很熟悉的人，提到他当初只是看到了《运河》，按照地址就投了篇稿过去，素昧平生的刘老师就约见了他，鼓励同时还亲自帮他修改稿件，一部长篇刘老师帮他修改了两个多月！最终出版。这之后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至今已发表作品30余万字，他本是一位普通工人。还有人是刘老师主动上门去挖掘的，比如通州有一位残疾人女作者，刘老师听说了她写东西的事，就找上门去指导她写作和帮她修改文稿，反复多次，这位女作者如今也小有名气了。我最新知道的是一位与刘老师年龄相差不多的老作者，别看年龄大，在通州写作圈里却算是一位新人，他写了一部小说经人介绍交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就约见他并花了几个月时间帮他修改，作品最终经通州《运河文库》出版，刘老师还专门为他出版了续集。这位老作者也因此激发了创作热情，又写了一部长篇发过来，据说刘老师还准备找人要给他开“座谈会”呢！可这时候刘老师已经病重，“座谈会”终于没有开成……
诸如此类的人事说不胜说，就是不看微信群里纪念留言，我也具体知道不下数十个，泛泛听说起码上百吧，这几乎就是通州新生代文人的全部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是：刘老师认识他们之前，彼此几乎没有关系，成为师生的惟一要素就是文学写作，在文学上刘老师可是认字不认人的，只要他机缘巧合地看到，又看你是个写东西的料子，那这师生关系基本也就锁定了，他甚至会找上门去，跑都跑不了。
我最初认识刘老师，也是这样的机缘巧合。不过后来我知道，那只是早晚的事，而且肯定晚不过当天。
大概因为喝运河水长大，我也比较喜欢写东西，那是从小学就萌芽的，到了初中已经成了爱好，只是随心所欲不得章法。初中时我有一篇作文上过《中学生作文选》，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文变成铅字，当时的心情特兴奋。不过那以后也没有更大发展了，只是让我对写东西一直有好感。学生读书是为了考试，面临中考、高考，哪里还有工夫去爱好？直到毕业工作以后，写东西的爱好才又被拾起。不过除了曾经的作文，我就只有些古诗词基础，写作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始终都没有超出作文的水平。
就是这样，十几年时间我也积累了有几十万字，除了孤芳自赏，也就是妻子看看，她还很欣赏，总是建议我投稿，一次她在《北京电视报》上看到一则北京电台征文启示，便鼓励我投稿试试，我就选了两篇寄去，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回信说电台选中了其中一篇，不久真就在电台播出了！这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是写出来该去哪里寻求发表呢？总不能到处找征稿启示。妻就建议我认识一下通州区文化界的人，可是我觉得太唐突，这件事也就放下了。过了几天，妻却跑回来告诉我，我们初中时的马老师认识文化局孟宪良老师，她已经托马老师给孟老师说了，要我把写过的东西给孟老师送过去看看，这样我就去找文化局的孟老师。
那时候我连文化局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文化局之外还有文化馆，结果就误打误撞跑去了文化馆，我以为孟老师就在那里。在那里我问孟宪良老师在哪儿，有人指说应该是去了二楼，后来我才知道，孟老师经常来这里找刘老师，人家还以为我是追着来的。结果就是在见到孟老师之前，我先就认识了刘老师。
我敲门进去，刘老师正在桌前看东西，抬起头见到我就问我找谁。
我说：“您是孟老师吗？”
“哪个孟老师，是不是孟宪良？”
“是啊，您就是孟老师吧？”我还就认定是他了。可刘老师却说：“我不是，孟老师不在这里上班，他是文化局的。”
我懵了，有点丈二和尚：“这里不是文化局？”
刘老师一脸慈祥，告诉我这里是文化馆，又告诉我文化局在什么地方，我道了声谢就要离开，刘老师却叫住了我：“你找他有什么事？”
他看到了我手中那一摞书稿。
他能叫出孟宪良老师的名字，自然是孟老师的熟人，我就老老实实交代了情况。
“你先把稿子放我这里吧，我先看看。”刘老师说。
“您怎么称呼啊？”我多少还有点犹豫。
“你见了孟宪良就跟他说，你把稿子交给刘祥了。”
我递过文稿，刘老师先翻了翻，他把其中的几页诗词还给了我，让我拿给孟宪良老师去看，其它稿件就留在了他那里。我又去文化局找到了孟宪良老师，还把找错地方的事也跟他说了，告诉他别的稿子留在了文化馆。
孟老师问：“文化馆那人是不是叫刘祥？”我当时慌忙没记清，就介绍了一下刘老师的长像。
“肯定就是刘祥了，你这才是歪打正着，直接就找对了人，要不然，我也要打发你去找他的。”
熟悉了孟老师和刘老师之后，我才知道孟老师主要是写诗词的，而刘老师才是范围广泛的文学编辑。就这样我一下就认识了通州文化界两位名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通州文化界当时的中坚。
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接触最多的还是刘老师，因为我其实诗词写得不多，而且那时的诗词也根本算不上诗词。
刘老师给我的印象，一开始就是“特别”的和蔼，这里的特别还不是一般的特别，所以要加上引号。他一点老师的架子都没有，让人感觉非常亲切，亲切得就像自己的父辈。说起来刘老师只比我大一轮（12岁），但刘老师和我几乎没开过玩笑，我也不和他玩笑，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亲切。刘老师说话慢吞吞的，见了我总是一脸慈祥，他在我面前从没以长者自居过，但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一位长者甚至长辈。
对刘老师的了解是个逐渐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就是刘老师对我的指导。我一开始抱过去的那些文字，自己都知道很“业余”，但刘老师都认真看了，他好几次约我过去，针对具体问题手把手教我怎么写作。这中间还在其中挑了几篇，经他亲自修改后发表在《运河》杂志上。刘老师改过的稿子，总是删改得密密麻麻，改好的稿子我自己再看，几乎都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这让我深深地被感动：我和刘老师非亲非故，人家凭什么这么帮自己？就因为喊一声“老师”？老师这称谓分量之重，我从刘老师这里第一次感受到。
读过书怎么会不知道老师呢？我一路读书升学，几乎对每一位老师都心存感激，说起来我属于特别幸运的学生，一路遇到的老师也都对我非常好，但刘老师还是更特别。他不是学校里正式的老师，学校里的老师是工作，“刘老师”一开始就是个礼貌称呼，叫一声老师就值得耗费这么多心血？我又没行过什么“拜师礼”，要知道人家没这个义务啊！从内心深处认为刘老师是自己的“亲老师”，那是从我认识他不久就开始了的，非要说一个时点，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修改后的稿子吧。
说实话，别看爱好，我的文学天赋真的不高，但因为被刘老师感动了，这之后我也开始努力。我学着写散文、诗歌，一度还试写过小说，进步却一直不大。刘老师是个好老师，我却不算是个好学生。主要是笨，一是基础不行，最基本的行文规矩几年都没学会；二是书写语言上总不过关，怎么写文学感都差。好在我那时只是把文学当爱好，有人教总比自娱自乐进步要快，这在我就挺知足了。刘老师对我却一直没放弃，过段时间就给我发点东西，当然每次都要大修大改，而且圈里有活动也总是带我出席。这还不算，当《运河文库》出版到第三辑时，刘老师还告诉我要给我出一本散文，这是我想都没敢想的！我不能辜负老师栽培我的苦心啊，再说当时能出一本自己的书，那怎么说都是很荣光的事。我对写作真正上路，应该说从要出版这本散文集才开始。
我手忙脚乱地赶稿，好不容易凑够了字数，交给刘老师又是很长时间大修大改，这一次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刘老师的付出和苦心。他叫我过去那天，我第一眼就看到，在我打印的初稿上，刘老师做了大量删改，修改的地方能有三分之一以上！那一刻，我是更“深深”地被感动了！“深深”两字，我又加上了引号，因为深的程度让我身体有一种震颤，好像也是一种酥麻感，感觉有一股暖流在身上蔓延，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分钟，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这种感觉在我身上，非要特别感动时才会有。刘老师凭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那一次我聆听刘老师的指教最认真，也被刘老师指出的问题震撼到了。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我居然连句子都不会断，段也分不好，甚至“一逗到底”，标点符号都整不明白！原来一直以来，这些错误都是刘老师在替我修正。
2003年我第一本散文集《网络迷魂》出版，这又一次鼓舞了我的写作热情，也让我下决心要改变基础差的问题。我依然很笨，但这一次我特别努力。只说标点符号，我一度又矫枉过正，标点点得太多，句子短到不成句子，刘老师也又一次给我指正，不过他已经看到了我在努力，对我的指点就更多起来。也是那一段时间，我客观地与刘老师有了更多接触机会，我当时从所在的工厂请假出来做生意，有两三年时间租用博物馆的房子，近水楼台，近乎天天都有机会和刘老师见面。
时间充裕得到的指教自然也多，从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神不散固然重要，但形散才有散文之所以叫散文，到小说的逻辑架构，不同文体的逻辑差异，语言的文学色彩，诗歌的节拍和跳跃感等等，至此刘老师才算真正把我拉入了文学殿堂。
有机会与刘老师密切接触的那些日子，我发现了刘老师更多的辛劳和心血付出，原来他如此对待的晚学后辈不止是我，很多人的文稿交到他手里，都需要他做大量的修改。刘老师在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每个角落都堆满文稿，摞得很高，有修改过的，有正在改的，还有没来得及看的，什么样的稿子放在什么地方，不同用途也分门别类，这些刘老师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案几上除了茶壶、茶碗，几乎时刻都是摞得高高低低的文稿，有时候茶壶都没地方放，要放到案几下面去。我怎么会知道刘老师给很多人都修改过稿子？不经意时我亲自翻看过啊，刘老师有时见我来，也会和我聊上几句天，说的也大多是他又发现了哪棵苗子，谁谁又写了什么，谁谁的稿子改好了，谁谁的稿子还在改。我当时特别惊讶，刘老师怎么会这么能干？接触多了才终于明白，刘老师干这些工作，几乎是用上了自己全部时间和精力，大多时候刘老师下班很晚，经常下班还要带着稿子回家，太忙时就好几天不回去，现在想这么辛劳谁能受得了啊？但当时我只是觉得刘老师太能干了。
刘老师对每个作者都这么好，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不过我坚持刘老师对我最好，那也是有凭有据的。别说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我一样没少得到，这方面我也不会和任何人比较，只说我在刘老师那里收获多少，我又给过刘老师什么？这根本就不对称啊，我只需要在自己身上对比。是，刘老师对谁都很好，但对我还是有些特殊，因为我还真不是个能让刘老师省心的学生，好不容易文学入了门，我又迷上了哲学。
我对哲学感兴趣也是早已开始，做生意的几年对社会的感触刻骨铭心，这一深刻琢磨的道理就多了，这些道理自然会通过文字融入作品，这样一来我的“文学感”更差了。我的普通散文很快转向哲理散文，再往下干脆还写起哲学论文来。我在文学的路上才刚上道，一不小心又奔哲学的方向来了。对我要研究哲学，刘老师倒是没拦，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我刚会走就要跑到底行不行，还有就是怕我研究的方向出问题，直到他看到我的文稿。
2005年，我在又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的同时，还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混沌哲学本体论》，这本哲学书再次通过《运河文库》出版，这一次刘老师要修正的地方少了些，但是在文学书辑里要出哲学书，那在《运河文库》也是例外了，还是因为刘老师坚持，这本书终于获得出版。此书出版的意义，除了我自己明白，大概也只有刘老师知道，我对刘老师的支持真是感激不尽。
尽管我调整了写作方向，刘老师帮我奠定的写作基础还是不可或缺，什么思想不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述呢，何况我一直也没和文学走远，而且走的过程中，我仍然不断地在锤炼写作基本功。或者是看我真的有了进步，或者是刘老师实在忙不过来，这以后一段时间，刘老师收到的有些文稿，也让我帮着他看。我记得第一次帮刘老师看的稿子，是一篇有27万字的玄幻小说，修改、校对之后，还写了编辑意见，刘老师说：“人家要是请我吃饭的话，我带着你一起去。”结果这本书并没选择《文库》，人家另行出版，吃饭也就没了下文。过了几年之后，我偶然因为名字对上了作者，获赠了一本已经出版的《水晶物语》。那之后间或便有机会帮刘老师看几篇稿子，我以为我在“帮”刘老师，我处理文字的能力却不断提高。在这个基础上我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报社专业校对，错字连篇的毛病终于改掉了。
这在我前后出版的书籍中，一对比就很容易看出差异。2011年，我的国学著作《<周易>原义》出版时，我的写作基本功总算过关，这本书至今还没人找出一个错字。
不过我好像依然很笨，写作的基本功扎实了，文体上还没过关。因为《<周易>原义》的出版，让我得到了时任通州文联主席杜德玖老师的关注，于是他通过刘老师推荐我出任政协通州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对文史资料的写作，我一点经验都没有，第一次投稿写了一篇《拍窑烧砖》，用的竟是一般散文格式，结果招至行家们笑话。很多人一看就说这算什么文史资料？干脆直接枪毙，改都没法改！刘老师是这次文史资料的编委，看着我写的东西也皱眉，却连说：“能改、能改。”
可是没人愿意帮我改，刘老师就只能自己揽过来。又是经过刘老师大删大改的这篇文史资料，第一次被编进《通州民俗》，这事后刘老师找我，又指点我文史资料的写法。好在我这时已有了相当的文字基础，文体是一点就通的事，这之后很快便写得得心应手，几年间已完成近百万字的文史资料撰写，很多篇入选通州地方各种文史书籍，有两篇还发表在《北京文史》上，那可是省级专业学术期刊。
此外，我还出版了两本自己的文史著作。
有没有看出刘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护犊子”？这在我可是多有体会。从安排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到因为出那本哲学书他为我全力争取，再到他亲自为我删改那篇文史资料，我发现每到一个有新意的节点，刘老师都会拉我一把。我知道刘老师对每个学生都会这样，但在我的身上是比较多了。
刘老师在养病期间，还一直在忙工作，审校《孝和于家务》一书文稿后，刘老师与政协文史专委会主任程行利老师交流意见，最后还特意说：“这些交上来的文稿里，还就福田写的文章几乎不用改动……”刘老师常常把自己的学生挂在嘴边，尽管他不以老师自诩，那也是有偏情的：“咱们通州有人才，有写悬疑的、有写科幻的……还有研究哲学的。”这研究哲学的就是说我，我经常被放在最后一个，“哲学”两字还重音加表情。刘老师对通州文学圈晚学如数家珍，说这些话时也是满脸的自豪和成就感。
对于因为写作与刘老师结缘的很多作者，刘老师除了在写作上各种指导外，还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照顾，刘老师常说大家的一句话是：写作别扔下，生活也得照顾好喽。这上面让刘老师操心最多的还是我。我迷上哲学后，一门心思想研究哲学，生意慢慢就被放下来了，不久原来单位也倒闭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下岗无业人员。我自己倒不在乎，刘老师却担心得不行，许多年一见面就为我发愁，还时不时的给我张罗工作。我总告诉他我做过几年生意不差钱，刘老师却怎么说都不信。本来和刘老师这么熟悉了，赶在一起请他吃个饭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刘老师却总是不去。实在没办法就只找最便宜的小店儿，许多时候他还抢着付账。想想认识刘老师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好好地请刘老师吃过一顿饭，这“亲学生”当的真挺惭愧，却也是真的没有办法。
一切存在都因为平衡，这是我研究“存在”得出的三大原理之一，但在与刘老师的关系上，这平衡似乎出了问题。不过很快我就想通了，这里的平衡应是复合平衡，当物质上无以为报，努力便是自然的效果。
得到刘老师这种“待遇”的当然也不止我，通过刘老师我认识了通州很多文友，文友们也经常一起聚会，有时候也请刘老师一起，其中有个比我稍小一点的“待遇”更低，他也是当时没工作。有一次刘老师看他自行车前筐里有个空矿泉水瓶，便认定人家生活拮据，从此再没让他请过一次客。
刘老师对我的担忧有好多年，直到看我购置一些产业，才相信我真的不那么困难，还好没有让刘老师带着对我的担忧离去。最后一次与刘老师通话，我告诉他我来北海买了一套三居室，还邀请他好一点过来北海养病，刘老师很高兴地连连说“好”，谁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了。人常说师徒如父子，这我在刘老师身上是真切地体会到了，本来师徒如父子是说师傅传授徒弟本领，如同父亲传儿子家业，单纯的师徒关系已经足够，如刘老师这样既传授本领还要关心照顾弟子生活的，简直就是亲如父子了。
刘老师的工作“为人作嫁”，大量挤占了自己创作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自己的作品不是很多，虽然这样就我所知他也留下了几百万字。几年前刘老师的《刘祥文集》出版，这是他一生主要作品合集，我拿到书就去找刘老师签字，还要求他一定要写上赠学生福田惠存字样。刘老师很为难，我知道他赠书一般不给人签字，而且刘老师弟子众多，但从不以“老师”自居。看到刘老师执意不肯，我也执拗起来，说：“这个字您必须得签，不写学生您写‘吾儿’都行。”刘老师拗不过我，但终于还是只签了“福田惠存”几个字，这也让我比较欣慰了，毕竟这样写总有点师徒的味道。如今刘老师走了，这个签字我觉得弥足珍贵，这也是刘老师留给我的惟一签过字的书。
我开始担心刘老师的身体健康，大约是在几年前，有几次文友聚会看刘老师喝酒，感觉他有点力不从心。本来刘老师是很能喝酒的，从头到尾都不用人劝，可是后来喝到中间就有点艰难，但再喝下去也没什么事。这种状况我就有点警觉，刘老师每天工作都这么累，天长日久是很伤神的，这方面我知道我劝不了，但是这酒可不能再多喝了，那以后喝酒只要我在就开始拦他。刘老师知道我是关心，后来喝酒就只喝一杯，有人再劝就倒给我，慢慢地好像就成了习惯。
我还记得2018年春夏一次聚会，酒席散时我无意中瞄了一眼刘老师的脸色，突然看到他一脸疲惫，出来时我特意和梓夫老师说：“我怎么觉得刘老师身体有点不好，感觉他明年要过个坎儿，您有机会一定要劝刘老师少喝酒。”梓夫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和刘老师是“铁哥们”，我想他的话刘老师会听。不知道梓夫老师当时在意没有，我的话却不幸言中，过了年的年初，刘老师真的查出病来。
做过手术以后的刘老师，身体一下差了很多，但他依然没有放下自己的工作，每次问候说得更多的还是工作。我说您这么多的学生，通州文学发展得已经不错了，刘老师却说年轻人还是太少，他感慨现在一切都向钱看了，年轻人压力太大，选择写作的人越来越少，担心有“断代”的危险。刘老师还跟我说到他在潞河中学搞的“小作家班”，说那些孩子都是挺好的苗子，可是他们写不多久就要参加高考，这一高考，写作就只能放下，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再捡起来就难说了。我觉得他担心得也是，但现实谁都没办法，只能劝他不要多想，车到山前必有路。
通州运河文学从刘绍棠、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开始，应该说已奠基了相当雄厚的人才基础，与刘老师同辈的文人大家多出，在刘绍棠、浩然之后，王梓夫、张宝玺老师成为通州运河文学的领军人和建设者，而刘老师和郑建山老师等，则成为这一辈的中坚和培养文学新人的承上启下者，这其中以刘老师最为主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祥老师堪称通州运河文学的一代宗师！
刘祥老师培养了通州新生代文人的几乎全部，他的文学理念烙印在通州所有后学的心里，从此以后，不管通州文学事业怎样发展，刘祥老师在通州文学界的影响都必然地永远存在下去，刘祥老师虽然走了，他承上启下的这个节点却已经被写入历史。
可称为一代宗师，只需要承上启下，刘祥老师却走得更远，通州运河文学事业，在刘祥老师和他同辈文人手中，显然已更加地发扬光大。只说由他们培养出的新一代文人，《运河文库》10年100多部作品，新一辈通州作家正在茁壮……此外仅以刘祥老师为例，一代宗师的“三不朽”哪样都不差，立言、立行、立德，刘祥老师都做到了，立言：他身后留下了数百万字；立行，他一生培养文学新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通州文学晚辈提起刘祥老师，个个感恩感德众口成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为一句话发生过激烈争论，那就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否正确，最终争论的结果趋向于这是“合理利己主义”。刘祥老师病逝，我在南海边追忆他时，忽然想到：刘祥老师这一生，好像一直都在“主观为别人”，那这样做的结果呢？顺沿下来是否“客观为自我”？这也是必然结果。
是的，刘祥老师走了，但那么多人都在怀念他，刘祥老师泉下有知可以欣慰，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只是刘祥老师为此付出太多。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刘祥老师并没有离开通州，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将因此永恒。在刘祥老师这里，我愿意相信迷信。或者，正因为刘祥老师太能干了，天堂里有更重要的差派，但愿天堂的刘祥老师别再那么辛苦……通州运河文学的一代宗师——刘祥，永垂不朽！
（作者：刘福田，刘祥老师弟子；政协北京市通州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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