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水线房”

 
    父亲是位铁路工人，从十几岁就干上了铁路这一行。到1967的春天，因身体不好，单位调父亲到湖北省新洲县龙口镇长江边的一个“水线房”去工作。说起那水线房，其实是一个保护铁路部门过江电缆的工作站。这里由两位老工人看管，当年因为电力不足时常停电，每天傍晚都要点亮江堤外高架子上的十盏红灯，中间高架子上有“禁止抛锚”四个字，两边的高架子是两个三角形，有了这些标志，行使在长江上的轮船就不能在此段江面上抛锚了，过江电缆受到了保护。

    1967年夏天，我和母亲来到这里。那一年轮船靠停在江南，我和母亲乘一条小木船来到了江北的水线房。那一天江水格外的平静，小船在江面上划行，江水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上了岸就看见一栋青砖瓦房立在江堤一侧。房子由两间平房和一间楼房组成。来到房内才知二楼是工作室，房内正中是一个工作台，上面有许多带有插头的电线，那插头可以随时插入工作台上的那一排排插孔中。下面的两间平房是工作人员的休息室。水线房与四周的三个村庄均相隔半里，处在一片空旷的田地之中，显得有些突兀和孤独。

    这里的工作是清闲的，与喧嚣的城市相比好象世外桃园。清晨太阳懒洋洋地从东方冉冉升起，空气中蕴含着庄稼和野草那湿漉漉的气息，农民挑着箩筐向集市走去。江堤上的牧童牵着水牛戏耍，牛儿自由自在地吃着堤上的青草。中午烈日当头，几位农民棋友纳凉时与父亲对弈。傍晚时分夕阳西坠，太阳的余辉映满了整个天空也染红了浩瀚的江面，江上的船儿缓缓地使向远方。

    工作清闲，生活就显得单调。为了过得充实一些，父亲种起了麦子、棉花和花生，还喂了好多鸡，一年下来也有一点收获。每当取得一些这样的收获，父亲总是把这些收获带回汉口的家中与我们分享。有时鸡蛋下多了，父亲还在蛋壳上写下下蛋的日期。那里的农民都有大鱼网，父亲也自备了大鱼网，在长江或村旁的湖叉搬了不少的鱼。搬鱼时，有时候碰到一条大鱼，还没有看到鱼的影子，只听得“扑通”一声，那大鱼就穿破鱼网跑掉了，鱼网被闯出一个大洞，那可是叫人又惊又气。那些年我也学会了搬鱼。

    父亲热爱龙口的一草一木，热爱那里朴质无华的农民朋友，就连那些上堤放牧的“牛娃”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夏天夜半时分，农民棋友胆子小不敢回家，父亲还亲自把棋友送到家中。秋收时节，父亲把一壶壶茶水送到田头，父亲成了农民兄弟的好朋友，有几家人成了父亲非常要好的挚友了，他们经常送一些蔬菜瓜果，以表他们的一份情意。

    在这里，喝水是件困难的事情。水，要到长江里去挑。秋冬季节江水很深，江坡又陡，江面与江题有百米，挑一担水确实不易。在挑水这件事情上，父亲与我和母亲还闹过一次，想不到父亲发了很大的火。
那一天，父亲叫我去挑水，我身体不舒服没有去。到了中午，我和母亲从村子里往回走，当我们刚走到水线房不远的一个岔口，父亲大声的喊住母亲，问母亲为什么不叫我去挑水。母亲向他解释，但父亲不听，并且叫喊着向我们打来，母亲呵护着我，父亲推攘着母亲，结果把母亲推倒在路旁的土沟里，母亲的衣袖都让父亲撕破了。后来还是农民朋友解了围。这件事情让我的母亲很难堪。可能那天父亲的身体也不好，加上他的脾气不好，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

    父亲的身体一天天不好，但他并没有在意。1968年的冬天，父亲单位的同事传来消息说，父亲在龙口病得很厉害。于是我和母亲把父亲接回了汉口。父亲的临床表现是吃饭喝水都比较困难，后经医院诊断是“胃底食道癌”。父亲从1968年发现患癌症到1969年7月仅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了我们。癌症，这一被称之“不治之症”的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父亲逝世时年仅49岁。父亲走了，留下了母亲、哥哥和我。哥哥那一年正在湖北省随县大洪山区“上山下乡”，我被留下转到了街办事处，全家人没有了生活来源。父亲匆匆地走了，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睁着的，好象在向苍天发问：我走了，他们往后该怎么生活下去啊？

    父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一生。

    父亲生于1921年，当他7岁的时候就在河北省怀安县一家米店当学徒，17岁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那年日本侵略了中国，父亲上班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挑水。那年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活命，父亲和其他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到行驶的火车上去偷煤。有一次，灾难落在我父亲的身上，那天晚上偷煤的时候，父亲从火车上摔了下来，他的腰和脚都受了重伤，父亲的左脚摔了一个大洞，工友们把父亲抬了回来。后来在我母亲的护理下才可以下地走路了，这是父亲年轻时经受的一次最大的灾难。

    父亲是一个性情豪爽、为人热情的人。在40年代初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讲过一个故事：当解放军解放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的前夕，有几位解放军秘密的来到父亲家中，打听火车站和镇里的情况。父亲给解放军画了一张反映当时火车站情况的地图。没有多久，家乡就解放了，家乡的解放也有父亲的一份功劳。

    家乡解放了，父亲当上了火车站工区的工长。50年代初，单位派父亲到天津铁路干部学校学习。为了加紧铁路新干线的建设，父亲把自己青春的汗水洒在北京至包头的丰沙线铁路建设中。我们也跟着父亲过着“流动的生活”，仅2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居住了落坡岭、大同、沙城、张家口等地。京包线，这条由北京通往内蒙古的铁路干线，在父亲和他的工友们艰苦的建设中显得更加年轻和充满着活力。

    那些年父亲最爱唱的一首歌是《歌唱二郎山》；“二呀么二郎山，那怕你高万丈------”，在父亲回家的路上，我们老远老远的就可以听到父亲那豪迈的歌声，这歌声映证着父亲当年铺路架桥、一往直前的英雄气慨。这是一代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劳动者忘我工作、建设祖国，从心中抒发出来的蓬勃向上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是，每当我从广播或电视中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最爱唱这支歌，那就是我的父亲。

    1960年，父亲把我们带到了我国的南方城市武汉市。父亲在武汉铁路分局江岸电务段当上了领工员（相当于主任的级别）。我们刚到这里就遇上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1962年的冬天，父亲带着我来到郊外的一个农田寻找农民挖剩下的红薯。那天很冷，一天早上我们顺着铁路线往郊外走，到了田地里我们使劲地挖，整整一天过去了也没有挖到多少红薯，人也累的精疲力竭。一辆火车毫无生息地驶向远方，我只有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去的火车发呆，那年我只有12岁，还不甚了解困苦生活的原因。

    刚刚熬过三年的自然灾害，一场人为的更大的灾难席卷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史无前例的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路部门的工人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派性斗争贯穿于文化革命的始终。那年月父亲总是忧忧郁郁的。有段时间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硬是把一些莫须有的帽子戴在父亲的头上。那年月，铁路宿舍里也是一片紧张的气氛，人人自危不敢说话，说不好，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随时就落在你的头上。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体越来越差，后来，单位的一个领导照顾我的父亲，让父亲到新洲县龙口镇看守“水线房”去了。

    水线房是个好地方，这里没有造反派和保守派，没有城市里的喧闹声，也没有争权夺利的尔虑我诈。这里远离“文革”的主战场，这里保存在着一点点纯净自然、美丽和睦的生活场景。

    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理应好好调养身体，恢复自己的健康，可是父亲一生勤劳哪里闲的住。他不是种地就是养鸡，不是搬鱼就是下棋，不注意休息和饮食，日久天长终于患病在身。
  
    那天，父亲从医院检查回来，家中的气氛很沉闷。我从父母的脸上看得出，一定有什么不详的预兆，原来父亲患了癌症。父母坐在床上不知如何是好，全家人心里沉甸甸的。

    1969年的春天，父亲在武汉市协和医院做了手术。这一天，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走到住院部的阳台上。那天，武汉有10万人在解放大道上游行，那是庆祝党中央第九界党代会的召开，游行队伍的呐喊声、礼炮声响彻云霄。父亲问这是在干什么？我说是庆祝九大的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林彪被选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且把这样的决定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1969年夏，父亲转到了汉口铁路医院外科的一个小病房，不久病情就恶化了。父亲在昏迷中还恋恋不忘他工作过的龙口的水线房，说如果能出院的话还要回到那里工作。

     7月8日晚，天气异常的炎热，我困乏地躺在医院走廊的床上，忽然有人推醒我说父亲不行了。我赶紧跑到父亲的床前，母亲和哥哥都站在父亲的床边，母亲喊着父亲的名字，我们含着泪水望着已经停止呼吸的父亲。父亲的双眼还在望着什么。这时候，天空响起了一阵阵雷声，一道道闪电划破茫茫夜空，窗外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父亲离开了我们，苍天为我父亲落泪，大地为我父亲哭泣，父亲在1969年的7月8日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父亲曾说，如果病医治不好，就把他安葬在龙口镇的一座小山上，那里是他一生中工作的最后一站。我们按父亲的遗愿办了，把父亲安葬在龙口镇的一座“珠山”上。父亲的坟朝着他工作过的水线房。这样，父亲就可以仰望东方的日出，眺望江中的轮船，更可以看到他心中想要点燃的那十盏“禁止抛锚”的红灯了。

    35年之后，我们把父亲的遗骨转到了湖北省黄陂县的归元陵园，与我的母亲安葬在了一地，两位亲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贡献的一生。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但是我要说，我们的国家就是依靠着这些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我应该永远记住父辈们的光辉业绩，我的父亲是应该永远值得我怀念的！我父亲那充满豪迈的《歌唱二朗山》的歌声好象总在我的耳边回荡。如今，我也步入了中国老年人的大军，我好象继承了我父亲爱唱歌的爱好和秉性，带领着一群人引航高歌，歌唱自己的晚年生活，夕阳无限，晚霞映天。
 
 

责任编辑：admin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