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与张居正，明朝晚期两大著名历史人物，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进步思想家，一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改革家，两人年龄相差不过一两岁，属于同一时代的重要人物。史载李卓吾生于嘉靖五年（1526）《清源林李宗谱》或嘉靖六年（1527）《焚书·卓吾论略》，张居正则生于嘉靖四年（1525），比李卓吾大一岁或两岁。两人出身有某种类似，他们都有一定家族背景，但传到自身又已然没落，李卓吾的情况读者可参阅拙作《一代宗师李卓吾》，张居正则因曾祖庶出，无法承袭官职而一样家境贫寒。
两人还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自幼聪明，但相比之下，张居正要更胜一筹。李卓吾12岁即有才名，张居正则12岁已考中“秀才”；李卓吾二十五六岁上考中举人，张居正则二十三岁时已进士及第；李卓吾以举业候职求官，又等三年直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才当上从九品河南辉县教谕，张居正则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即始为官，此时已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官至“从五品”了。
李卓吾初入官场时，张居正正告假在家省察时势，这是以退为进蓄势待发。张居正乃人中龙凤，此举“或跃于渊”（《易·乾·九四爻辞》），正是“飞龙在天”（《易•乾•九五爻辞》）前的必要准备。这期间他完善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设计好了自己的仕途方向，两年后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虽仍回翰林院供职，却已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干练和老谋深算，只要等到机会，便可大展宏图了。
事实证明，行大事前的必要思想准备极其重要，再入官场的张居正已驾轻就熟，之前的急躁情绪被完全克服，此时他内省外修，严格践行乃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张居正给徐阶信中语）的仕途理念，用心经营起自己的官场人际关系，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的就是时机了。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其师徐阶继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大展宏图的机会也就到来了。这一年，李卓吾的仕途却一路荆棘。其时他正守父丧期满，按制来北京礼部报到等待补缺，生存状况也穷困潦倒。候职期间，李卓吾靠做教书先生勉强养活家人。二人此时并没有交集，仕途差距也越拉越大，李卓吾困顿失意，张居正却如日新升。
两人仕途前景本来就差异巨大，李卓吾举人出身，张居正进士及第，初任官阶就有很大差别，李卓吾进入仕途又比张居正晚了八年，这二人比较，李卓吾不仅起点上就输了，且起跑时间还晚，这就不只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是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的跑道上了。再加上李卓吾性格直率、倔强，根本不适合官场，比之张居正深谋远虑，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两人之间差距越拉越大，南辕北辙继续发展，二人已根本没有现实可比性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李卓吾第一次来北京候职，十数月后总算补上了从八品北京国子监博士，但命运多舛黄鼠狼还专咬病鸭子，任职不过一年，次子又病饿而死（其长子中举候职时已同样原因夭折），同一天又传来他祖父逝世的讣闻，李卓吾作为长房承重孙，又一次要回家丁忧守制……
此时张居正在做什么呢？同样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李卓吾回家守制，张居正却进官右春坊右渝德。“渝德”一职只是虚衔，但自此他成为裕王朱载垕侍讲侍读，这朱载垕可不是一般人，他将来很可能继承皇位，那这个侍裕邸讲读，也就非等闲之职了。张居正能够得任此职，因为他的老师内阁首辅徐阶举荐，这师生俩都是晚明政治大家，对裕王的未来明明白白。是以张居正在裕邸任职期间，非常尽职尽责，加之用心以谋略与手段，以至“王甚贤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
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李卓吾第二次守制期满回到北京，这一次吏部通知他出任礼部司务，不用候职，但官品从原来国子监博士任上的从八品降为从九品，官越做越小，俸禄也越来越低……且丁忧守制期间，他又两个女儿相继饿死，这时身边只剩下妻子长女，李卓吾的人生磨难仕途坎坷已达极点。
这一年嘉靖皇帝驾崩，裕王朱载垕即位，李卓吾要避新皇帝讳由李载贽改名李贽，作为裕邸旧臣的张居正，却迎来了巨大发展契机。次年隆庆元年（1567）正月，刚刚即位的新皇帝朱载垕，擢升张居正为礼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二月再迁其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并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迁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土，张居正真是一路高歌猛进，转眼间就成了朝廷重臣，也成了李卓吾的顶头上司。
李卓吾与张居正，两位晚明重要历史人物，一个落魄已极，一个政坛新星，竟这样阴错阳差地有了交集。不过说是交集，地位却天上地下相差悬殊，一个是从九品礼部司务，一个是正二品礼部尚书。如果没有意外，两人至多擦肩而过，李卓吾一定知道有个张居正，张居正却不一定知道有个李卓吾。
意外却真就发生了，一向“时时见他人过”（《焚书•卓吾论略》），并惯与人“触”的李卓吾，偏偏就看上了张居正。这李卓吾与张居正不但不“触”（可能也没有这种机会），还常常对他不吝赞誉。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一是李卓吾与张居正虽年龄相当，但两人出仕背景毫无瓜葛，不在一个层面，反而不可能嫉妒，若是好友或同窗，也许就要另当别论了；二是两人同在礼部却地位悬殊，可能了解又没有太多接触，可能产生好恶却不会发生摩擦；三是二人本质上有某些相偶之处，他们后来一个是进步思想家，一个是政治改革家，相偶的关键就在于“进步”与“改革”。
李卓吾对张居正的赞誉，可以肯定是发自真心，不会有任何政治目的。一者李卓吾半生饥寒，在心理上确实认同张居正的改革主张，一如他此时认同“王学”把人心之道归结为“百姓日用”一样；二者张居正此时身处高位，更在一路高升，李卓吾却在仕途底层挣扎，两人级别差得太多，一般根本答不上话，阿谀他没有现实意义。那些“现管”上司，李卓吾都常与“触”不巴结，犯得上去巴结高高在上的张居正？这根本也不是李卓吾的性格。要说“用心长远”，李卓吾没有那种政治谋略，否则也不会混得这样惨了。
当你领先别人一小步时，别人会嫉妒你；当你领先别人一大步时，别人会羡慕你；当你超越别人一大截时，别人会追随你……这话不知谁先说的，却说得极有哲理，李卓吾与张居正的关系正属于最后一种。他们现实差距实在太大了，大到李卓吾对张居正的赞誉，可以肯定由衷而发，绝没有半点虚假。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李卓吾不但直率，且有自身见地，虽然他当时还算不上思想家，但无疑已有这种潜质，是以他对张居正的赞誉有理有据，并不是简单的歌功颂德，这更容易引起张居正注意。
这种效果自不是李卓吾有意为之，但惟其如此，更可能引发张居正关注，持续关注一段时日后，张居正更觉得这个人值得关注了。礼部司务任上，李卓吾已走到了命运谷底，他对仕途已然失望，不得不干是为了从九品那每月五石的俸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李卓吾恐怕早就辞官不做了。但正所谓“无欲则刚”，李卓吾混到这步田地，还时与人“触”，“时时见他人过”的李卓吾，偏偏发自内心、没有任何企图地赞誉他张居正，这是一种怎样的舆论效果？深谙仕途之道，且正在上升时的张居正内心自有权衡。
让张居正关注李卓吾的理由还有第二个：李卓吾品阶虽低，又无意仕途发展，却不是碌碌无为不求上进之辈。礼部司务任上，李卓吾正潜心“王学”，且在学术上不断进展。虽然李卓吾此时最多还只是个学者，但在北京士人文化圈子里渐渐知名，这样的一个人真心赞誉自己，舆论效果更不可小觑。张居正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李卓吾人前人后对自己的赞誉，他不可能不了解，也不可能不关注，尽管李卓吾只是自己部衙底层下属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张居正此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太阳，但还没有如日中天到达位极人臣的位置；李卓吾此时现实地位固然渺小，也没有小到默默无闻平常到一粒沙尘毫无作用。事实上李卓吾的未来历史定位是一位思想家，这两人当时都在前进路上，只不过并不是同一条路而已，因此他们之间没有冲突，反而可能相互助益。
任何一位伟大人物都不是因为自身有多么强大，伟人之所以伟大，只在于他可以集合众人的力量于自身，以某种代表的形式展现出一种集团的力量。张居正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位极人臣的强权首辅，这点道理自然心知肚明。所谓不纳江河无以成大海，在张居正眼里，李卓吾地位再低也是他的拥护者，何况这个人在学界已开始暂露头角了呢？不过张居正与李卓吾始终没有任何现实交往，这或者也是张居正高明之处。
要说现实成为朋友，这两个人可不是没有机会，同处礼部时因为地位悬殊，李卓吾当时也没有很大名气，张居正未与之交还可解释。但在这之后呢？李卓吾仕途有为声名鹊起，张居正却仍然无动于衷。不属同僚分处异地算不上理由，张居正与耿定向兄弟和泰州学派罗汝芳、周友山等都相交甚厚，这些人不久也都成为了李卓吾的朋友，朋友交往可以书信，并非都要在一个地方，但张居正和李卓吾却始终没有现实往来。
李卓吾是什么人啊？经过了考察，张居正现实地可能比李卓吾自己都明白。一个愤世嫉俗看谁、看什么都爱挑毛病的中年“愤青”；一个倔强直率口无遮拦不管不顾敢说真话不计后果的性情汉子。这样的人就像“刺猬”，可以利用却不好离得太近，因为谁离得近了他就可能扎谁，而且走得近了反会失去某种舆论效果……既然这个人对自己真心赞誉，又现实地可以利用，那张居正当然要用，但怎么用却要讲点谋略。不与之发生现实交往，却又暗中助力使其更有地位，那他对自己称誉的舆论效果也将更有分量。
老谋深算的张居正或者就是这样看待李卓吾的，因此尽管李卓吾一直赞誉他，他却现实地与李卓吾没有丝毫瓜葛。他宁肯暗中助推李卓吾升迁，宁愿不图恩报做幕后推手。张居正如此完全是为自身着想，但这却客观上改变了李卓吾的命运，或者张居正也不曾料到，这个并不起眼的李卓吾，因此也和他一样成了著名历史人物，且在他死后遭到清算时，还敢冒杀头之险为其辩护……不过张居正现实地（活着的时候）从李卓吾那里得到的，远不如他所赐予的，但这属于“假公济私”，对个人而言不过举手之劳，结果却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人际关系的最佳状态。
在张居正那里，李卓吾始终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从对待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更可以看出来。正因为政治手段高明，张居正才能一路过关斩将，直到站上位极人臣的权力顶峰。
能够一路走到顶峰的人，最终要拼个人实力，仰仗别人只能是借力使力，否则永远走不到最高。李卓吾也果然没有赞错，张居正确实有着强大个人政治实力，隆庆二年（1568）七月，张居正老师徐阶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被迫下野离开首辅位置，其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控制了朝政大权。张居正的仕途受此影响，也只是短暂停顿，其后又继续一路上升，那凭的就是自身实力了。
张居正能够继续仕途上升势头，一者是其时他羽翼已丰，又是当朝皇帝旧臣；二者他本人与高拱没有怨隙，又熟稔官场经营，与高拱关系也相处不差；三是其确有政治才能，职任上政绩突出，比如安抚鞑靼稳定边疆等，没有瑕疵没有把柄，高拱想扳倒他也不容易。是以老师徐阶离任后，张居正仕途上升势头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看看张居正此后几年仕途继续飙升的轨迹：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迁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授柱国，并荫一子为中书舍人；隆庆五年（1571）三月出任廷试读卷官；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再荫一子为锦衣卫正千户并世袭；隆庆六年（1572）正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又荫一子为锦衣卫正千户并世袭……一升再升，真可谓连连高升皇恩浩荡！
有关于李卓吾，隆庆五年（1571）张居正的位置特别重要，因为这一年李卓吾在礼部司务任上任期届满，仕途走向对他而言至关重要。降是降不了了，从九品已不入流，再降就要被赶回家种地去了；保持或升迁都有可能，问题是能不能升，升到哪一品阶？李卓吾礼部司务任上用功“王学”，此时在学界已有相当名气，但官场职任上又干得怎么样呢？李卓吾自述，还是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焚书·感慨平生》），这种状况较以前要好一些了，但仕途前景仍不乐观，若能正常升迁已属不易，但能保持也可接受，总之李卓吾心理期望值一定不高。
李卓吾当然不会想到张居正，两个人也现实地没有交往。张居正高高在上，自己却只是垫底小吏，两个人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李卓吾人前人后赞誉张居正，完全是出于真心对其人其事的认同，但两个人现实地位悬殊，关系更像现在的明星与“粉丝”，剃头挑子一头热，对方可能根本不在意。事实上张居正对李卓吾的赞誉，也从来没有过现实回应，李卓吾恐怕想破脑子，也想不到张居正会在仕途上帮助他。
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张居正迁吏部尚书，这正是李卓吾礼部司务任满之前，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长，正管官吏考察升降事。张居正是否和如何暗箱操作都不得而知，但他总是可能神不知鬼不觉便决定了李卓吾的命运。李卓吾一个底层小吏，升与降都不会引起太大关注，张居正与他又没有任何交往，更不会惹什么非议，但这次官职变动对李卓吾而言，却是命运攸关。
李卓吾的历史定位是一位思想家，仕途官位似乎不那么重要，但现实地这种状况对其影响又非常重要。假如李卓吾始终是一个底层芝麻小官，他是否还能最终成为一代宗师就真的很难说了，如果一直在仕途和贫困底层挣扎，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思想都很难说，现实又人多势利，人微言轻，哪怕你研究出的学问再有道理，没人关注也很难脱颖而出，终于不能成为实现状态，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被埋没。历史上肯定有无数这样的人事，“大师在民间”的感叹，或许正是这种状况的悲鸣。
李卓吾对张居正的赞誉，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得到张居正暗中助力，本来在官场毫无前途可言的李卓吾，居然莫名其妙地转运了。隆庆五年（1571）李卓吾礼部司务任职期满，竟被越级擢升正六品南京刑部主事（一说为从五品刑部员外郎兼刑部主事），这可是李卓吾做梦都没想到的事！他身边的同僚或者也一样没有想到。李卓吾因此莫名其妙，感觉官场波诡云谲不由自主可以理解，但认为他对此淡定到不屑一顾绝不可能，李卓吾此时甚至还没有摆脱贫困，道行上也远没有达到宠辱不惊的境界。
意外的升迁让李卓吾欣喜万分，兴奋之余也一定想过背后的谜底，终于想没想明白不得而知，但这之后他对张居正的评价确实更高了，有些事上甚至有偏袒之嫌。比如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出台削减地方教育政策；万历七年（1579）正月，又下令禁毁民间讲学书院……李卓吾对这些政策显然不会认同，他却避而不论，这不是李卓吾的性格。更有甚者就是后来在“何心隐案”上的立场，天下人都知道张居正是杀何心隐的背后主谋，李卓吾却公然为之辩护！李卓吾也是人，且是极其聪慧之人，他一样有普通人的情义观念，或者有些事他已经明白，只是不好明白说明罢了。
自北京礼部司务任满转运升迁，李卓吾仕途从此也一帆风顺起来。万历四年（1576）李卓吾由南京刑部员外郎升任刑部郎中，官阶从“从五品”变成“正五品”；又过一年，即万历五年（1577），李卓吾再被擢升为拥有地方实权的正四品云南姚安知府。李卓吾举人出身本来仕途希望渺茫，他又不善官场经营，却可以仕途转运并一路顺畅如此，仅以官场变幻莫测来解释显然不够，其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个强力推手，这个人舍张居正而谁？完全不可能有第二个人选。
再看看这一时期张居正处于怎样状况，隆庆六年（1572），穆宗皇帝驾崩，神宗皇帝年仅十岁继位，顾命大臣、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督东厂、司礼掌印太监冯保及后妃，以“专政擅权”罪名逐高拱下野，张居正遂成内阁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这里且不论张居正权力争锋，他专掌权柄十年，对李卓吾而言已经足够，万历八年（1580）李卓吾辞官致仕退出官场，张居正则直到万历十年（1582）病死内阁首辅任上，他对李卓吾在官场的背后支撑，覆盖李卓吾官场转运后的全部时期。
李卓吾在仕途发展上的成功，当然也不全部倚赖于张居正，但这种权力背景支持，尤其在李卓吾仕途转运初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初始，李卓吾也许一生都难以出人头地，他的思想成就本身，及其现实化程度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胎死腹中。仕途转运对李卓吾本身及其环境都产生了影响，李卓吾心境好了，官场中便不再常与人“触”，身边人不知他有什么背景，自然也不敢轻视，这一切都有利于其仕途发展，而仕途成功又反过来可以助力其思想研究和成果现实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居正在李卓吾成为一个著名思想家的过程中，客观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李卓吾与张居正的关系，史料有确切记载的是李卓吾对张居正的议论和评价。李卓吾在北京礼部司务任上，对张居正可以肯定多有赞誉之辞：“李贽与张居正同处礼部，对他的卓才勇力尤为钦敬。”（许建平《李卓吾传》）；张居正成为首辅后，推行“澄清吏治，打击豪强，‘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等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李卓吾也“由衷赞赏”（许建平《李卓吾传》）。不过李卓吾当时还没有大量著书立说，怎么具体议论和评价张居正的史料留存不多，也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分析结论了。
明朝中叶以后，土地兼并严重，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急剧恶化，这是一切封建王朝走向衰亡的共同特征。至明晚李卓吾与张居正时代，这种状况已威胁到政治存亡，李卓吾与张居正都是贫寒家境出身，类似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在治世观念上天然趋同：李卓吾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张居正也引《尚书·五子之歌》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在《陈六事疏》中称“惟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可见二人在“民本思想”上基本契合。
张居正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这改革本身必要扬弃传统，其中也包括一些儒家观念，如他提出“法制无常”“法无古今”等，与李卓吾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何其相似！这种相似必然产生某种共鸣。此外二人在人品、性格上也有颇多类似：尽管二人官位悬殊，他们都算得清正廉洁；李卓吾的“进步”，张居正的“改革”，同属于某种“叛逆”——不满现状，希望打破常规。二人言行也都冒着生命危险，李卓吾终于因言获罪逮死狱中，张居正在死后不到半年，也被抄家夺爵……
两个人相同、相似之处实在太多，甚至在学术思想上，二人也有某些相似。张居正不能算是“王学”信徒，但他对王学也有过接触，其少年时的一位老师李元阳，也是一位“以佛释儒”的王学泰州学派传人，这与李卓吾非常相似。张居正也曾深入王学，虽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扬弃”，但一些王学观点他也认同，这就在思想根本上与李卓吾有所契合，是以李卓吾对张居正多所认同实属必然。
李卓吾与张居正，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政治家，他们虽然选择了不同道路，但在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上颇多类似。不敢说李卓吾在思想上体现了张居正，却可以说张居正的政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李卓吾的政治理想，起码寄托了他的理想情怀和精神追求。以上种种，都可证李卓吾对张居正的赞誉出之本心，没有丝毫阿谀成分，尤其在李卓吾仕途转运之前。李卓吾没有张居正那样深不可测的城府。
铁证李卓吾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的一桩公案是何心隐被杀，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江西省乡试第一名解元，后加入“王学”泰山学派，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山农，从此放弃科举功名，致力社会改革。何心隐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观点，明确反对封建专制，他不但四处讲学以宣扬其学说，还在宗族内进行理想社会实验，组织“萃和堂”，参加者在许多事上“一切通其有无”，集体教养少年、奉养老人（事见许建平《李卓吾传》），这些主张显然已具有某些空想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这就对社会构成了现实性威胁。
李卓吾《焚书•答邓明府》中提到何心隐与张居正结怨过程。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心隐经耿家兄弟介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张居正。张居正刚才“反思”回来，虽时不过翰林院任职，却已具备了老辣犀利的政治眼光。他一见何心隐狂狷，便判他“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何心隐也洞察微妙，出言：此人日后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两人皆语出成谶。后张居正秉国，何心隐对其政行多所攻讦，张居正每欲杀之。万历四年（1576），何心隐被朝廷通缉。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以雷霆手段禁毁私学，下令对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何心隐在南安被捕被解武昌。
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狱审何心隐，何亢声争辩坚不认罪，王之垣即命痛笞之。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一文中这样描述：“何心隐见抚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张居正）也。’择健卒痛笞之百余，干笑而已。抵狱，门人涕泣而进酒食，亦一笑而已……遂死。”何心隐之死，虽非张居正亲手，死于其政无疑，故学界当时后世，多将此归咎张居正。
何心隐死，在当时学界就引起极大震动，时李卓吾远在姚安任上，或因地处偏远不知消息，或觉棘手不便参与，并没有介评其事。直到万历十六年（1588）李卓吾与耿定向论战正酣时，麻城知县邓石阳写了一篇《论何心隐》，指责张居正是杀害何心隐的元凶（其时张居正已死六年），李卓吾读之遂作《答邓明府》，公开就此案为张居正辩白。
评议此案对李卓吾而言殊为难事，案中两位主角何心隐与张居正，与李卓吾关系都非同寻常。何心隐乃“王学”泰山学派巨擘，算得上李卓吾前辈，一直为李卓吾尊崇；张居正与李卓吾也自不用说，这二人成了“死对头”，李卓吾该如何评断？其辩才果然了得，如此难断公案，在李卓吾这里居然成了“误会”，生死对立双方，在他这里也都获很高赞誉，尤其对于张居正。
在《答邓明府》一文中，李卓吾开篇便道：“何公（何心隐）死，不关江陵（张居正）事。”先为张居正辩白。李卓吾肯定何心隐死是个冤案，民众知其死，都为之喊冤，这就是民心所向，但其死与张居正无关，一定是地方官早知二人有隙，为邀功而杀何心隐，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授意：“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意思是张居正是个坦荡君子，断不可能这样做。李卓吾最后结语：“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心，则二老者皆吾师也。”
一句“二老者皆吾师”，化解了二人生死仇怨，把他们一同奉上了尊位。“宰相之杰”对张居正的评价尤其尊崇，这是明末而今历史对张居正的最高评价，李卓吾也成了第一个高度评价张居正的著名人物。不过李卓吾写作此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此攻击耿定向，于此案中暗指耿定向同与二人有交，生死关头却见死不救，可谓一箭双雕。殊不知正是因此，李卓吾也露出了破绽：假如耿定向为何心隐求张居正可免其死，那这何心隐之死，究竟与张居正有没有关系？这是个逻辑悖反。
事实上何心隐死，张居正断然脱不了干系，但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去理解，张居正此举也属正常，个人而言何心隐属于“异己”，政权而言他也属于“异端”，张居正杀之可谓理所必然！这里千万记住，评价政治家绝不可以世俗道德标准。不过李卓吾为张居正辩护，也属情理之中，由此更知李卓吾也是性情中人。要知道李卓吾此论张居正时，张居正不但已死六年，其时还正被秋后算账，蒙抄家夺爵之辱呢！“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李卓吾却是例外！有人敢冒死为之一白，张居正泉下有知，也会感慨不已，他与李卓吾一生秘密，共死后或可一吐为快。
张居正也终于是个悲剧，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于内阁首辅任上，其死后，神宗皇帝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可不久，小皇帝就翻脸了！尽管张居正的改革使明朝经济获得了转机，但他在任时专权跋扈，只这一点，小皇帝早恨透了他，是以他很快就遭到清算，以至抄家夺爵，张居正一生政绩，也就此付之东流。虽然天启二年（1622）张居正终得平反，明朝却再难挽回衰亡国运。
张居正死后，李卓吾为之辩护的文字不止于《答邓明府》，出于政治原因，他不能为张居正作传，却在其《续藏书·李贤传》中，借李贤父死“夺情”事发表议论，实则为张居正父死“夺情”事辩护。明代辞俸守制，张居正首为，李卓吾如此说：“苟在朝不受俸，不与庆贺，不穿吉服。日间入公门理政事，早晚焚香哭临，何曾失了孝道！”这显然说的就是张居正。
李卓吾与张居正谜一样的关系，当世或者并不是谁都不知道，只不过没有实据，也没人说破而已，后世却因此更加模糊。不过透过某些史实节点，有些地方还可以发现端倪。对于这二人关系，神宗皇帝或许看得最清楚，李卓吾出任姚安知府时，还是皇帝特别下的圣旨，那个时候神宗没有实权，却已经15岁了。至于张居正死后李卓吾一直公开或隐含地称颂并为之辩护，神宗皇帝更可能知情。因此后来一见有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卓吾，神宗皇帝竟然连查都不查，直接下令抓人并把他下了锦衣卫大牢，好像这皇帝恨李卓吾，恨得比弹劾他的人还厉害！
神宗皇帝最恨张居正，在他的心目中，大概李卓吾与张居正早就是一党，否则他又凭什么这么恨李卓吾？这反证着二人关联。李卓吾曾经得到过张居正荫庇，也终于受到了张居正牵连，或者这也是一种圆满。好在李卓吾其时老病之身早有死志，荣死诏狱正其所愿，若说是张居正死后还在帮他也无不可。总之综合李卓吾与张居正一生关系，可以说相互助益又相互昭彰，二人只是没有直接交往而已。
对于李卓吾与张居正的关系，后世研究者也早有关注，但基本都局限于李卓吾对张居正的评价层面，暂时还没有发现对二人现实关系及影响方面比较深入的研究结论。或者有人以为没有明确证据坐实的事，不能作历史结论，这事实上是个误区。世事不过道理人情，历史也是曾经发生过的人事，离开道理人情，历史就成了一片材料堆积场，不堪为用，研究它又有什么意义？对于历史，需要结果更需要结论，结论本义是“结果推论”，必要结论才有现实和未来指导意义，这也正是笔者本篇写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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