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出生于福建泉州（今福建晋江），却临终遗嘱死葬于北京通州，北京包括通州对李卓吾究竟有哪些特殊意义，以至使李卓吾做出如此选择？这个问题需要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一个基本结论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李卓吾，他的学术思想最初奠基于北京；其人生命运也在北京发生重大转变，从此他才现实地开始成为一个思想家。此外李卓吾一生“以友为命”，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可托生死之人，直到他垂暮之年，在北京通州结交了马经纶，才最终得以实现其“托命于友”的夙愿。
李卓吾第一次来北京的时间，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末秋初，以季节推算他可能是经由京杭运河水路而来，当时他守父丧期满，按制来北京到礼部报到候职，当时的李卓吾三十五或三十六岁。在此之前没有李卓吾来过北京的记载，明制举试不出本省。中举前后其自述有“北学而食”经历，但这时的“北”不可能太远，不会“北”到北京，他当时为养家糊口出外做教书先生，若来北京还挣不够往返路费。
初来北京之前的李卓吾，一直没能摆脱生存困境，其家族在泉州当地有一定背景，但传到他时已完全败落，家境贫寒，日常衣食都难以保障。李卓吾幼年丧母（6或7岁），从小过的就是穷苦日子，还好他聪明伶俐一试中举，但踏上仕途之初官小禄微，一直没能摆脱贫困。父丧守制前，李卓吾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本来就俸禄微薄难以养家，守制时又俸禄减半或没有俸禄。偏在守制期间，泉州又遇倭患，以至内忧外患穷困潦倒……李卓吾第一次来京是否走运河水路都不敢肯定，难说他那时有没有钱雇船，或者他和妻子儿女就是旱路跋涉而来。
家事忧烦、焦头烂额，仕途也很不顺意……李卓吾第一次来到北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北京到礼部报到候职时，李卓吾已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候职期间他只能重操旧业再去做教书先生，才能勉强养活一家数口，生活之艰辛可以想见。李卓吾当了十个月教书先生，终于补上官缺有了俸禄，还是国子监博士，只不过由南京变到了北京。明代官俸微薄，小官俸禄更少，所领俸禄仍不足养家，以至任上其次子又因病饿而死（其长子同样因病饿死于中举候职期间），李卓吾真是穷厄连连。
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其次子夭折的同一天，他又接到祖父逝世的讣闻，李卓吾作为家里的长房承重孙，按制又一次要回乡丁忧守制。本来就养不活一家人，这样一来就更没有活路了。思来想去，李卓吾只能暂时将家小安置到他曾经为官的河南辉县，那里还有他当教谕时置下的一点田产，寄希望妻女四人可以凭此活命，但当他守制期满再到辉县时，他又两个女儿被当地的旱灾夺去了性命。
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李卓吾携妻女二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就任礼部司务职，人生困顿失意已达极点。礼部司务一职是从九品，较之原来的国子监博士不升反降，混迹官场十多年，李卓吾的官职又做回了最初最小的原点。但人生际遇往往就是这样，走到最低便可能触底反弹，已经倒霉透顶的李卓吾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好运也就要来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李卓吾，也从这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应该说李卓吾自幼聪明伶俐，一路而来也都在读书用功长见识，不然也没可能靠背诵500篇八股范文中举。但其之前所学所想得到的认知，事实上还相当肤浅，至多也就算是个比较勤奋的“读书人”，有点“愤青”，与“思想家”还靠不上边儿。第一次来北京，李卓吾困于衣食饥馑家事烦忧，根本没可能去求学问道，养家糊口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去钻研学问道理？那时的他只是疲于奔命。
这第二次来到北京，状况与上一次却慢慢不同，李卓吾的官虽然做得更小，俸禄也比之前更少，但他身上的负担也少了很多，比较起来倒是现在生活减轻了压力。父亲、祖父相继亡故，泉州老家那边没有了太多牵挂；次子二女接连夭折，身边只剩下妻子长女，俸禄少了人口也少了，反够了日常用度。李卓吾竟因此有了求学问道的可能！一关注身边环境他才发现，原来皇都北京人才荟萃，学术氛围竟是如此浓厚。
李卓吾融入北京文人学者圈子，引路人是徐用检。徐用检，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李卓吾同一衙门的同僚、上司。他是王阳明心学的信徒，对佛学也有较深入研究，在当时已是著名学者。徐用检经常讲学，善于以佛释儒，这一方法后来也为李卓吾终身沿用。李卓吾上任礼部司务，不久就结识了徐用检，并对他的观点颇多认同，尝听其讲学，为其玄妙折服。一日李卓吾在讲堂上被人喝问：“公怖死乎？”李卓吾应：“死安得不怖！”那人遂言：“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袁中道《李温陵传》）李卓吾大为惊喜：生死之道岂不是大学问？自此他对求学问道兴趣日增。
一次徐用检走到李卓吾身边，用手指在桌上写下“金刚经”三字，并悄悄对他说：“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黄宗羲《徐用检传》）因为徐用检的缘故，李卓吾首先接触到佛学，佛学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自由平等、反权威内涵，这无疑很契合李卓吾的个性，“者（这）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这种气概让李卓吾在精神上找到了知音。但李卓吾此时对佛学的了解并不深入，毕竟徐用检以佛释儒只是借用佛学，他更看重的还是王阳明心学本身。
当时阳明心学大兴，天下学者几乎都受到了“王学”影响，在朝为官者，也多是“王学”弟子或受其影响者。时讲学之风盛行，北京场面尤其盛大，乃至“听者数千人”（《明史》卷二八三），学者聚会更“几不乏虚日”（许建平《李卓吾传》）。所讲之学主要是“王学”，李卓吾在这些场合又结识了很多“王学”信徒，对他影响第二大的便是李逢阳，二人相互交往非常密切。
徐用检、李逢阳结交李卓吾后，赞称其“卓识”，李卓吾遂以“卓吾”自号：“颜子尚苦孔之卓。道之卓尔，俱在吾人，何苦之有？”（沈鈇《李卓吾传》）自此李贽（李载贽之名隆庆元年（1567）因避新皇朱载垕讳已改李贽）又有李卓吾之称。二人之外，李卓吾还结识了王阳明再传弟子李见罗，从此他与王阳明心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李卓吾死后坟前“一代宗师”的碑指，说的就是他是王学泰山学派左派的一宗之师。“宗”“祖”差别，读者看看历代君王死后谥号自然明白。
北京礼部司务任上五年，李卓吾家事简约，除了衙门公务外，他就是一门心思地钻研“王学”，这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王学”基础，并在北京学界也开始小有名气。李卓吾从此成为“王学”信徒，开始站到时代思想前沿，这时的李卓吾还只能算是“学者”，但一个思想家的脚步已从北京开始。
学术上李卓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仕途处世经营上他还很不成熟，虽然有些问题他已有所认识，但要现实修正还很不容易。上任之初就曾有朋友直言相劝：“子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苟闻道，当自宏阔。”（《焚书》卷三·杂述）李卓吾深以为然，自此还以“宏父”自勉，但一到官场仍不免时与人“触”。
与人“触”就是与人争执，这在李卓吾身上已成习惯，初为辉县教谕时“即与县令、提学触。”北京国子监任上也“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焚书•感慨生平》）可能身边的人都被他得罪遍了，幸好第一次来北京时间只有一年。或者朋友提醒还是起到了作用，这一次情况要好一些，礼部司务任上五年，李卓吾只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焚书•感慨生平》）相对于五年时间，这里点到的名字不算多，且有些同僚、上司与之不仅没“触”，还成了朋友，比如礼部郎中徐用检；还有人被他特别敬重与称颂，比如时任礼部侍郎、尚书张居正。
李卓吾常与人“触”，原因是多方面的，家中多事灾厄连连，官场黑暗仕途坎坷等等都会影响心情，但更关键的还是他从小养成的倔强性格。与一人“触”可能是人家不对，与多人乃至众人都“触”，难道每一次都是对方错？这样去指责李卓吾他肯定不服，事实上他也真可能每次与人“触”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每次都有理多了就没理，这是哲学道理。李卓吾其时，对此还难以理解。
不理解也得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树敌太多日子不好过，李卓吾也已经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的仕途不抱什么希望，甚至还担心有生命危险。一次他对好友孔若谷说：“子知我久，我死请以志嘱。”（《焚书》卷三·杂述）吓了人家一跳。李卓吾此时安排“后事”，不是看透了生死，而是真的担心性命。李卓吾第二次来北京生活五年，性格上没有根本改变，但学问上大为精进，这就为其思想发展奠定了牢固根基。
封建官场真是波诡云谲，李卓吾还在为性命担忧，他的仕途却莫名其妙地转运了，隆庆五年（1571）李卓吾礼部司务任满，竟被越级擢升为南京刑部主事（一说为南京刑部员外郎兼刑部主事），官阶从“从九品”一下升到了“正六品”（或从五品），这对李卓吾而言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李卓吾仕途转运的原因，读者请参见拙作《李卓吾与张居正》，外力之外也与他在礼部司务任上刻苦求学问道，已经在学界取得了一定名气有关。与人“触”的问题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被这喜气一冲，也暂时遮掩了，自此李卓吾在官场圆滑了许多，直到辞官致仕再没与同僚、上司有过激烈争吵、冲突。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还是埋下了祸根，致仕后受到环境刺激，李卓吾旧病复发，与耿定向激烈论战十年……这已是后话。
隆庆五年（1571）春，李卓吾去南京赴任离开北京，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卓吾又一次来北京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一代宗师”！南京讲学论道、姚安理政参佛，李卓吾一个思想家的羽翼已经丰满；致仕后留居黄麻游学武昌，又与耿定向论战十年战而胜之……尽管有些思想在论战中不断偏激、极端，李卓吾还是声名大振，终于成长为一个思想大家（参阅拙作《一代宗师李卓吾》）。
李卓吾第三次来北京，只是游学山西借道而来，其本意是想在北京聚首焦竑，但两人之间并没约定，李卓吾多少有点一厢情愿。李卓吾与焦竑初识于北京（北京礼部司务任上，二人一见如故“乃为冥契”），此时焦竑也在北京，正仕途顺意。焦竑时任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乡试副主考官等职，皇家近臣，官场应接不暇，根本没时间接待李卓吾。
故李卓吾一行自大同过居庸关来到北京，首先到潞县故城庄（又名古城村，现属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州古称路县，后改潞县，古城村即古潞县县城遗址，在通州城东八里）暂住，以待其在京好友为他安排居处。其间，李卓吾结识了马经纶。
马经纶（1562—1605），北京通州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初任山东肥城知县六年，在任轻徭薄赋兴教育民，以政绩突出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任监察御史。是年冬即发生皇帝因“兵部事”驱逐言官案。马经纶初任御史仅被罚俸，却敢为同僚仗义执言，上书直斥皇帝，列其不敬天、不敬祖等五大罪状，并声言君臣一体，敢和皇帝争平等，以至神宗皇帝大怒，先贬三秩后又削职为民。
关于马经纶此次任职，今学界有“监察御史”和“侍御史”两种说法，监察御史说见于正史，侍御史说则属讹误。据《明史•官职志》：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罢御史台，十五年改置都察院。也就是说，“侍御史”职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就没有了（清袭明制，也没有设侍御史）。马经纶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其有生之年根本没有“侍御史”这个官职。
马经纶被误为“侍御史”，肇因于其一些友人书信中称之“马侍御”，李卓吾《续藏书》中也多次这样提及，但如此称之，或因马经纶监察御史一职职责类同前朝“侍御史”，再或者更可能就是一种尊称，“侍”的对象指皇帝（马是在京御史），这样称呼有皇帝近臣、股肱重臣之意，其他一样官职之人，也有被这样称呼者。
马家在当时通州可算名门，马经纶之父马时叙贡士出身，曾任山东寿张知县，据《寿张县志》，嘉靖十五年（1536），知县马时叙在寿张“首行一条鞭法”……同时记有其游莲花台诗等。马家父子两任知县，马经纶更官至监察御史，其府邸在通州城回民聚集区（今南大街熊家胡同东）占地近三十亩，且内有家庙，可见其家当时豪富。
此时马经纶虽已削职赋闲在家，但声望正如日中天。知任肥城颇有政绩，御史任上又先是上书五策言辽东事，后又仗义执言，敢为同僚出头谏言皇帝……詹轸光（李卓吾友）曾这样赞之：“侍御立朝，直声动天下，天下望而震焉！”（詹轸光《李卓吾碑记》）以此可知马经纶当时状况。马经纶素闻李卓吾大名，闻其来到通州城外，遂诚恳邀见。李卓吾也早知马经纶父子、尤其是马经纶豪侠仗义之名，他一向钦佩这样的人，且马经纶无论学问、能力、人品，都足以令人敬重。故接到马经纶盛情邀请，李卓吾亦欣然接受前往马府相见，这可能是李卓吾第一次踏入通州州城。
之前李卓吾进出北京已多次路过通州，但是否来过州城没有明确记载，可能来过，也可能没有来过。李卓吾两次任职北京，都肯定住在北京城里，但通州离京师很近（去紫禁城不过20公里），李卓吾之前留居北京又累计有七、八年，早进过通州城也说不定。不管李卓吾之前是否来过，到马府的路都走不差，李卓吾“一代宗师”自有从人领路，马经纶热情相邀也必派人引导，但更可能是马经纶亲自迎接，这样也才更合情理。
李卓吾与马经纶第一次见面，史料记述不够详实，二人聚首多少日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没有明确。许建平《李卓吾传》也只一语带过：“一向杜门谢客的马经纶……破天荒地陪李贽游山玩水，二人一见如故，遂成至交。”游山玩水可能去哪里？盘山、运河可能性最大，但盘山是李卓吾再来通州还要去的地方，去过再去？不是没有可能，但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而言，这种可能性不大。此外一见如故可能，遂成“至交”可能过了，因为李卓吾离开通州去西山极乐寺后，马经纶没有相随或去探望，这不是马经纶的性格，或者第一次见面双方感觉不错，但毕竟接触时间不长，关系还不是特别亲密。
不久，李卓吾一行从通州移住西山极乐寺（今北京海淀，极乐寺建于元末或明初，现正殿和正殿耳房尚存）。佛家清净地，李卓吾悟道参禅读书著述，除好友或高人来访，他一概拒绝接见。袁宏道早来候驾，潘士藻导引陪住，汪本钶千里来寻……这些人都是李卓吾的追随者、相知好友或弟子。大年初一，李卓吾又相遇相契董其昌，董是大画家、大学者，也是朝廷重臣。李卓吾留住西山，安宁清净却不寂寞。
在北京西山极乐寺，李卓吾过了一段短暂安宁的日子，这期间他的心态相对平和，这可能是他反思自身的结果。在出行山西路上，李卓吾得知耿定向死，心态相当复杂，十年论战忽然没有了对手，先是失落后必反思，激烈争论中自己是否说了过头的话？这一反思心态上逐渐客观。一路反思来到西山，这里的环境、氛围更让他心态和缓，这种状况参悟佛理最为合适。留住西山极乐寺数月，李卓吾完成《净土诀》三卷。
前述李卓吾这类心理状态，由《净土诀》中或可窥见端倪，此书中李卓吾这样描述佛教中的净土：“阿弥陀佛净土，即自心净土”“念佛参禅，即所以自净其心”。显然李卓吾的意思是“吾心即佛”。这是一种心的内敛，从哲学上说是回到了“心学”。李卓吾第二次来北京时打下的“心学”基础，成为他一生学问根本，此后他虽不断地悟道参佛，对佛、道甚至都有过一度痴迷，但其“心学”根本始终没有改变。
游学山西大同时，李卓吾即致函焦竑托付校印《藏书》事，在极乐寺中得其回应，李卓吾满心欢喜，焦竑虽因公务繁忙不得来此相聚，有此一诺也足可欣慰了。如不出意外，李卓吾或可能在北京多待上一段时日，但偏在此时焦竑出事了，乡试副主考任上遭人弹劾。其辩白疏稿传到西山极乐寺，李卓吾急在疏稿后附文一段，为之辩冤，但无济于事，焦竑还是被贬福州同知，官场上遭遇到重大挫折。这个意外也不是全无好处，焦竑因此清闲下来，终于可以和李卓吾在西山一聚了！转眼春暖花开，李卓吾决定与焦竑连舟南下，去焦竑老家南京与之常相厮守。
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李卓吾自西山极乐寺携手焦竑来到北京通州张家湾，这里是京杭大运河北端客运码头，经运河进出北京的行客都要在此上下船。李卓吾已经不止一次来过此处，但都没有详细记述，这次也是一样：只知道同时离京的有不少被贬官员，至于其行前究竟有哪些人相送？尤其是在通州不久前新结识的朋友马经纶前来送别没有？这些都无从考证。只知道李卓吾在此与焦竑一起登船南下，第三次离开了北京。
这第三次离开北京，也是李卓吾最后一次离开北京，虽然大约三年后李卓吾又一次来到北京，但那一来他就再也没有回去。不过这次离开北京后，有些重要事件还要交代，因为有关李卓吾与马经纶，后者是李卓吾生命中最后几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马经纶，李卓吾才得以最终留在了北京，留在了通州。马经纶不是他最终留下的全部原因，但是现实原因，否则既使李卓吾想要死葬北京，死葬通州，现实也不可能。
当然，此时离开北京的李卓吾并没有这样想，他甚至也不可能这样想，因为早在此次出游山西之前，李卓吾已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他要葬身湖北麻城龙湖“芝佛院”，在那里的埋骨塔已在修建之中。李卓吾为什么想要葬身麻城？分析有很多可能因素：不想落叶归根死葬泉州，因为那里留给李卓吾太多悲惨记忆；李卓吾致仕后在麻城生活最久，这里又是他与耿定向论战的主要战场；还有“芝佛院”属于好友周柳塘、周友山私产，这个现实因素更具某种决定性作用……
死葬之事李卓吾早有安排，在他第三次离开北京时，可能根本没想到他还会回来，因为这一次离开，他已经七十二或七十三岁。李卓吾对焦竑情谊最重，二人此次连舟南下，李卓吾甚至再也不想与之分离，他在南京与焦竑等人讨论学问，并且重拾讲学，闲适自得乐不思蜀，好像连“芝佛院”都不愿回去了。无奈因为现实种种原因，李卓吾不可能一直留在焦竑那里，终于还是接受时任漕运总督刘东星邀请，去了山东济宁。
正是寓居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府期间，李卓吾与马经纶第二次相聚，这一次他们真正结下了生死之谊。马经纶此来济宁，专为再聚李卓吾，事先却连个招呼也没打。李卓吾感其豪侠直率，陪他游览济宁许多名胜古迹：太白楼上开怀畅饮，南池水面说古泛舟……聚首时日虽然不长，两人却发现彼此情投意合。事实上这两个人在性格和学问取向上有很多相偶，李卓吾性格倔强，马经纶仗义豪侠；李卓吾求学本真，马经纶问道自然……两个人还都对《周易》情有独钟，一经朝夕相处，他们都有恨相知太晚之慨。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夏，马经纶因事要回通州，李卓吾竟至不舍，非要以老迈之身千里相送！两个人同船北上，又有近两个月朝夕相处，情谊更笃。船到直沽（天津），李卓吾知再送两个人就分不开了，或者他被挽留到通州，或者马经纶还要再送他回去，既然老病之身已决定死葬麻城，到了这里就必须回去了。李卓吾遂依依不舍告别马经纶，自直沽买船南下，他要回“芝佛院”完终老之愿。
如果不出意外，李卓吾可能再不会离开麻城，马经纶还可能前去造访，但那样李卓吾与北京、与通州的缘分就算尽了。偏是历史没有如果，李卓吾回到麻城不久就出了意外！地方官冯应京与李卓吾有隙，李卓吾回到麻城后，地方敌对势力又趁机造谣中伤煽风点火，李卓吾准备生养死葬的“芝佛院”，竟一夜间被官府一把火烧了！李卓吾侥幸逃过牢狱之灾，但用心已久的死葬安排却彻底泡了汤，只能另做打算。
关于“芝佛院”被毁，笔者在《一代宗师李卓吾》中已有交代，有必然也有偶然，当事者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涉嫌公报私仇，李卓吾却无力对抗。他避居商城黄蘖山，处境凶险又极其尴尬，投亲靠友怕连累别人：谁能抗拒官府，谁又能对付得了冯应京？闻此消息，远在通州的马经纶却是拍案而起，朋友有难岂可袖手旁观？于是不顾天寒路远，即刻“冒雪三千里，南下楚地”（许建平《李卓吾传》），到黄蘖山去救援李卓吾。
李卓吾一见马经纶到来，先是惊喜万分继而感慨不已，没想到自己一生以友为命，危难之时敢来为自己出头之人，竟是相识相知不久的马经纶！果然“燕赵古来多慷慨”。马经纶真是一身胆气义薄云天，他一到黄蘖山，即为李卓吾鸣冤，连写两篇慷慨激昂的檄文，《与湖广冯佥宪》和《与当道书》，义愤填膺地怒斥当事者冯应京和当地官府荒谬无道，居然吓得冯应京不敢出声。
马经纶一个已被削职为民的人，如何对官府和地方官员有如此威慑？奥秘正在于他曾经任职监察御史。明代监察御史一职品级不高，但权力极大，他们监察地方官吏，直接对皇帝负责（马经纶因此被朋友呼为“马侍御”），这有点像今天的中纪委，地方大员也对他们忌惮几分。又且明代监察御史权力大，问责也严，是以升贬撤复都是平常事，马经纶博学多才政声极好，这个人虽然被贬，却说不定哪一天就又复职、升迁，猜不准明天，冯应京辈岂敢轻易得罪？檄文中“宦游不可常，谁无床下？少壮不可得，谁无暮景？”等语，在冯应京看来无异于严正警告。
冯应京奈何不了马经纶，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一是马经纶性格豪侠，这样的人一般人招惹不起；二是冯应京看到马经纶的檄文，确实自觉孟浪起码证据不足。马经纶在两篇檄文中理直气壮，将其“所据不过谣传”，以及他狭私报复的老底都揭开了，冯应京哪里还敢出声？马经纶却不依不饶，他直告当道：他和李卓吾现就在黄蘖山中，等天气暖和，他们还要入省城武昌，准备在那里做一对流寓呢！这无疑是跟冯应京叫板，冯应京不敢出头，李卓吾的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马经纶陪李卓吾在黄蘖山延真观中从容留住四十余日，两人每日研讨学问，马经纶事后回忆：“我千里问《易》于李老，辨惑解缚，闻所未闻，四十余日，受益无量。”（《明史·马经纶传》）二人友谊进一步加深，李卓吾更认定马经纶可托生死。转眼天气和暖，李卓吾却示意马经纶要去北京通州，此想李卓吾经过深思熟虑：经此变故其思想又有变化，延真观中被老子思想震撼，李卓吾更深刻反思自身，老子尚“无为”，自己又何必总那么犀利？何况此身老矣，后事还要重新安排。
李卓吾究竟怎样盘算不得而知，但去北京通州，确是安排后事的最佳选择。泉州不想回去，麻城也泡了汤，哪里才是最好的新选择呢？只有北京，也只有通州。在李卓吾一生经历过的主要地方，就其对自身思想影响而言，除了黄麻就是北京，黄麻与耿定向论战，成就了他在学界的巨大名气，北京则是他最初“悟道”之处。既然麻城“芝佛院”已毁，北京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让最初“悟道”之处成为最终“得道”之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李卓吾算是一种“圆满”。当然，因为马经纶，这种选择才成为可能，因为马经纶，也才具体到了北京通州。
万历二十九年（1601）早春二月，七十五或七十六岁的李卓吾随马经纶北上通州，其时京杭运河尚未解冻通航，他们便一路旱路跋涉。还好中途常有朋友迎送，一路研讨学问也不寂寞……四月间一行来到通州，这是他第四次来到北京。李卓吾被马经纶安排在马家别业莲花寺中，此处寺院是两年前刚刚建成，位于通州城内东南隅，寺院附近还有马经纶私人创立的“闻道书院”，乃其讲学之所，寺前有一池莲花，不远处是文昌阁，这里环境幽美，正好读书论学。
李卓吾在通州安顿下来，继续研讨学问读书著述，在这里得马经纶照顾回护，李卓吾很是安心。马家是通州豪富，且很可能也是回民，这一点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盖因当时还没有个人民族属性一说。不过马府豪富，却选址当时回民聚集区，这一点很说明问题，或者李卓吾与马经纶关系契恰，也与相同生活信仰，日常习惯趋同有关。通州回民少却很团结，在当时反成一种保护，这一切都使李卓吾在通州生活得更舒适、也更安心。
马经纶对李卓吾在通州的生活安排周到、照顾细致，其身边论道的朋友除了自己还有不少学道中人，曾来通州探望过李卓吾的名士计有袁中道、汪可受、刘用相等等，李卓吾在这里甚至还小规模讲过学。这期间他主要是完成《续焚书》和研究《易》，其最后一部著作《九正易因》也终于在此完成。据《通州志》载，李卓吾在莲华寺中，还曾留有手书碑刻，可见他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很是安逸。
学问闲暇之时，马经纶还陪同李卓吾游览过一些京郊风景，东到盘山、西到房山，都曾留下过李卓吾足迹。诸如房山石经山（在北京云居寺东一公里处，俗称小西天，洞藏大量隋唐时刊刻石经，因名）、北崇国寺（北京八大名寺之一，今西城区护国寺，始建于元，明永乐时朱棣“靖难”功臣姚广孝曾在此住持，现“护国寺小吃”非常有名）等，其间李卓吾还曾重游西山极乐寺，据说还在那里又住了一段时日，总之李卓吾在北京、在通州生活得还算自在。
李卓吾最后一次来到北京，心态上已有很大调整，他对自身的反思，自第三次来北京之前得知耿定向死讯时即已开始，表现在观念上努力克服极端，处事上也不再那么激烈，“芝佛院”被毁后，李卓吾更深刻感悟老子，来到通州后心态愈加平和……例两件平常小事，或者可以发现这种改变。
一次李卓吾与袁中道一起用午餐，袁见其大块吃肉劝其戒荤。李卓吾狡辩：孟子说七十无肉不饱，我老，又信儒教，复留须，是宜吃。袁中道再劝：先生如今有大名声，若能不再食荤，或可带动更多有志者向道，忍一时之口，可以度一世之人士，先生又何惮不为？李卓吾闻此言遂喜，发誓道：若说能使他人都真实向道，我愿断一指，誓不吃荤！（事见《续焚书·书小修手卷后》）一个和善老者形象跃然纸上。
又一次汪可受自 “霸上”来访，却见李卓吾头戴儒巾，迎揖如礼，惊问何恭。李卓吾道：“吾读孔子书，实未心降。今观于《易》，而始知不及也。敢不如其礼？”（此非泛泛随意语，其时李卓吾著《九正易因》，对孔子已多谦恭赞誉）汪可受再问：“如先生往事，犹在是非窠臼中。”这是说耿李论战事，问他是否后悔。李卓吾急道：“此非我事，乃人道中事耳。有手在，安得人打不打？有口在，安得人骂不骂？”（事见汪可受《李温陵外传》）这个回答看似辩白自己，实涵自我修省之意。
由此可见李卓吾正在反思修正自身，果然，已是“得道”之状，然而他却不知，那些已被他“得罪”之人，并不会因此放过他。一者被其得罪在前，且不知其变；二者世俗对他多有误会，遇事不能换位体谅；三者李卓吾已习惯了我行我素，处事但求畅遂本心，有意无意间做出的一些事，可能就会得罪人。
万历三十年（1602）初，李卓吾抱病完成了《九正易因》，他却似乎预见到什么，急着要立遗嘱，明确自己要死葬通州。李卓吾对马经纶言：“我所以未甘即死，皆在《九正易因》也，今得此书成，死快矣！”（许建平《李卓吾传》）其遗嘱详细交代了身后事，包括具体葬地、具体葬仪等，其葬制多回族色彩，又不全是。李卓吾还特意交代：不要墓志，不刻墓志铭，碑文也不刻地望、官职……
马经纶闻知其意“且喜且惧”：“喜者喜先生之死于斯，葬于斯；惧者惧先生万一不得死于斯，葬于斯也。”（马经纶《书卓吾先生遗言后》）李卓吾“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居然肯死后葬于北京、葬于通州，这是他马经纶之幸，也是北京、通州之幸，“吾知异日昔潞河道场应又一曹溪也。”历史而今证明了马经纶的远见卓识。
在《书卓吾先生遗言后》中，马经纶还有一句话“先生四海为家，万世为土”，这“万世为土”比较费解，或士误为土？那就是士名永存万代敬仰之意，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此不过一句套话，且马经纶后面又说，此“非但无人能言，抑或无人能知之也。”联系前后或可这样理解：土即本土或土著意，是说李卓吾死葬通州，万世之后就属于通州了。李卓吾一生不以家为家，哪里又终于其家呢？或者也只有死后长眠之处才得永驻。这个意思不好明说，一般人也真的理解不了。
李卓吾遗嘱死葬通州，马经纶随即为他安排一切；李卓吾欲葬身“城外高埠”，马经纶即为之“得迎福旧基而券贸之”……李卓吾没有看错人，马经纶果然可托生死。一切安排有序，李卓吾卧榻养病，生死虽不由自主，没了后顾之忧也自安心。然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敌对李卓吾的人，会让他安享天年吗？
李卓吾本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誉之也有人谤之，但不管怎样，李卓吾当时已名满天下，这样的大人物来到北京，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此时李卓吾留住通州已近一年，尽管其言行并未张扬，还是惹得世俗之人异常关注，“大江南北及燕蓟人士无不倾动”（乾隆《泉州府志·李贽传》），终于又有人看他不顺眼了。时任翰林院庶吉士蔡毅中，耿定向弟子，耿李论战时他站在李卓吾对立面，曾写《焚书辨》攻讦李卓吾，与之结仇，此次闻听李卓吾来到通州讲《易》，不知什么居心，居然也来听讲，不料却被拒之门外！真是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这口气让他如何咽得下去！
前者麻城“芝佛院”被毁，也是为同样因由，只是李卓吾拒见冯应京是在南京，这一次拒见蔡毅中则换到了通州。李卓吾为什么要拒见他们？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种种：一是李卓吾自诩太高看不上他们，二是早有嫌隙不屑一见，三是读书著述不得空闲，四是身心不适不便会客，五是李卓吾指令门人一概拒访……还有可能就是弟子门人自作主张了。以上种种，除最后李卓吾根本不知情外，说起来都有他的责任，偏这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小，李卓吾处事确有欠妥之处。
冯应京、蔡毅中都不是一般人，来访时李卓吾大半知情，这等人如何能轻易拒访？若以为敌对或小人就更不应该。君子坦荡或者还没有什么，尤其小人切不可得罪过甚！与小人结仇非常危险，小人戚戚睚眦必报，是以很多“无妄之灾”并非“无妄”，李卓吾再次犯下了同样错误，也再次面临了同样灾厄。
蔡毅中怀恨李卓吾，于是借朝廷议辩异端之机，怂恿其座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卓吾。传说参与此事的还有当时内阁首辅沈一贯，他与李卓吾也有旧仇，此时更闻“李贽著书丑诋沈一贯”（乾隆《泉州府志·李贽传》），于是也来授意张问达。张问达遂根据道听途说添油加醋，上书皇帝狠狠告了李卓吾一状！说他“狂诞悖戾”、“肆行不检”等等，更把前在麻城那些人诋毁、诬陷李卓吾的诸多谣传，再一次折腾出来，并“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
按理皇帝接到奏疏，先要责令有关部衙查证，针对结果才能拟旨处置，不料此次皇帝却一见奏疏便即批语，“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皇帝此举也真是奇怪，好像他比弹劾者还憎恨李卓吾，不但不经查证，而且不经地方衙门，更没有如疏所请“解发原籍”从轻发落，竟是派“厂卫”直接就去抓人！此中蹊跷，参阅拙作《李卓吾与张居正》自然明白，万历皇帝这是“恨乌及乌”。
抓捕李卓吾行动之快，快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外，所有人都没能反应过来，厂卫派出的兵丁，当天就到了通州李卓吾住处。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二十二日晚，李卓吾正在莲花寺居处卧榻上抱病看书，就听外面乱哄哄，又见马经纶匆匆而入，道：“厂卫拥至。”李卓吾当即明白，这是官兵前来抓他，遂让人抬来门板，卧于其上自愿就行。他一个垂死之人不惧一死，可是他担心连累马经纶。
马经纶却是执意要随之前往，李卓吾劝：“逐臣不入城，制也。况且君有老父在，岂可弃而不顾？”马经纶则说“死则俱死耳”，凛然大义毫无惧色。李卓吾劝不住他，手下人劝他更是没用。行至通州城外，马家仆人又奉其父命追来拦阻，马经纶面对跪劝、泣留，竟是昂首前行义无反顾，终于陪李卓吾一路直到锦衣卫大牢。李卓吾既已收监入狱，倒也没人为难马经纶，但这一次，他还救得了李卓吾吗？
次日大金吾即升堂审讯李卓吾，李卓吾病重不能行，侍卫便架着他；李卓吾站不住，也要卧在地上听审。但李卓吾究竟有什么罪过呢？那些诬告之词不过捕风捉影，再怎么审也审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也就是坐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之罪，连辞都不需要，李卓吾这个案子，干脆就是看皇帝脸色，皇帝发话前，也只能先在牢里羁押。马经纶又一次当仁不让挺身而出，为李卓吾上下奔走鸣冤叫屈，可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当朝皇帝，怎么呼吁都没有效果。
为了营救李卓吾，马经纶可谓竭尽全力，他写了很多信为李卓吾辩冤，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求告了数十人！马经纶的辩辞依然有理有据情真意切，着实打动了很多人，可皇帝下旨查办的案子，谁又敢替他出头？马经纶甘愿冒死，别人却没这个胆子，何况就是冒死也必于事无补。这一点马经纶也明白了，于是他又为李卓吾争取“在外候旨”或“保外调理”，一样没能成功。
不过李卓吾入狱后，皇帝竟也迟迟没下旨意，看来是没想杀他。此案拖延日久必以《大明律》论，明律七十岁以上的人既使有罪，也当减免刑罚，李卓吾时年七十六七岁了，起码判不了死刑。见此马经纶心下稍安，想想也只能听天由命。
李卓吾在狱中的日子却不好过，倒不是有狱吏为难，马经纶虽救不出李卓吾，罩着他不受欺凌还绰绰有余。李卓吾狱中有弟子照顾，女婿庄纯朴早知岳父病重，恰逢其入狱时也已从泉州赶到，李卓吾身边一直有人侍候。蒙冤、被屈、下狱，这些还在其次，李卓吾不好过更因病情越来越重，“便溺不通”“呕吐狼狈”，这让李卓吾生不如死，甚至“惟愿一棒了断为快”（许建平《李卓吾传》），已然有了求死之心。
李卓吾生命力却是异常顽强，在狱中病情竟又渐渐好转，甚至又可读书作诗了，这让马经纶及李卓吾家人、弟子大感宽慰。然李卓吾既抱死志，自不肯再受屈辱，与其在屈辱中苟延残喘，倒不如残命一博，死一个轰轰烈烈。“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李卓吾《系中八绝·不是好汉》）李卓吾老年“得道”，已在修正自身极端，这一选择看似更加极端，却是极端状态极端理性。
老病之身本就时日无多，面对屈辱又何必惜此残命？正所谓“老要张狂”，以死相博是李卓吾对当道最好的抗议和控诉。做出这种选择，对李卓吾而言绝非“短见”，这不但契合其一贯性格，也契合其一贯思想，更可以让他的生命，在最后一刻爆发出璀璨光芒！比较在病榻上默默死去，李卓吾更愿意选择这样的死法；比较屈指可数的未来生命时间，如此选择甚至划算到可以计量，李卓吾此选极端明智。
决心已下，李卓吾开始用心布局：他先是安排弟子汪本钶回家省亲，又力劝马经纶回通州去看望老父，身边只剩下女婿庄纯朴，其预案可能实现的机会因此大大增加。李卓吾这点心机，身边人都没能看出来，他自己却蓄谋已久。早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一次汪本钶问其身后事，李卓吾就曾预言：“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继而鼓掌大笑：“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汪本钶《哭李卓吾先师告文》）可见李卓吾对这一天早有预见。
在李卓吾看来，或者“以身殉道”，更能“名满天下”，也更能留万古之名，以身殉道虽然拼了性命，对他而言却是一种最大的自我实现。两件事让李卓吾进一步下定了决心：一个是与他齐名，当时并称“两大教主”的达观和尚，其时也被捕下狱并被杖死；一个是朝廷议辩“异端”，结果是独尊孔氏、贬抑佛、道。这两件事李卓吾都被牵连进去，两事相关奏疏中也都有李卓吾之名，并明确把他当成了标靶。
如此形势，李卓吾凶多吉少，三月十四日更传来消息，说是要将他“解押回籍”。这对他来说已是从轻发落，但李卓吾自己却觉得比判其死刑还要耻辱，遂愤愤言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钱谦益《卓吾先生李贽》）死志计划随即启动。次日李卓吾唤侍者为其剃发，趁其不备夺过剃刀自刭，两日后，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十六日夜子时气绝身亡！李卓吾终于用生命完成了他对当道政治迫害的最后抗诉。
女婿庄纯朴亲见其状，痛不欲生，马经纶得到消息赶来，也是痛悔不已……厂卫、狱吏也很惊恐，只能上奏皇帝说李卓吾“不食而死”。
人死为大，李卓吾一案就此了结，其遗骸遂被允许由马经纶运回通州。马经纶按照其生前遗嘱，为其大治墓冢，葬之于通州北门外马厂村（又名马氏村、马寺村，今名北马庄）迎福寺侧，这葬身之处李卓吾死前就已知道，说不定还来勘察过。其墓据载“冢高一丈，周围百棵白杨环绕。”（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马经纶高义，李卓吾生死相托，最终得以死得所愿，其死亦瞑目矣。
有人说若无通州马经纶，李卓吾也许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说法过了，事实是李卓吾主动选择了通州，选择了马经纶。否则以当时情形，李卓吾若无遗嘱，其遗骸当由其女婿庄纯朴运回泉州叶落归根。这一点很容易办到，其泉州亲属也希望如此，毕竟李卓吾无论生死都已是一位名人，且大名鼎鼎足可以光宗耀祖。此外，李卓吾最后留住通州时，漕运总督刘东星还多次邀请过他，都被李卓吾婉拒，这说明李卓吾自己选择了北京、选择了通州。因李卓吾早有遗嘱，亲友也无法违忤，从此他便永远地留在了通州。
李卓吾死葬通州，马经纶严格遵其遗嘱行事，其自“芝佛院”带来的数位僧友，自愿为其守墓者，马经纶给予妥善安置。马经纶为李卓吾墓建有浮屠，还为守墓人建造了庐舍。数百年后，李卓吾果然在通州“万世为土”了，他的血肉与精神融入通州这片土地，滋养了通州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一般通州人，对李卓吾事迹、思想也许知之不详，但人人都知道有个李卓吾，知道他埋在通州，也都认同李卓吾属于通州。李卓吾一生四海为家，至此也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能够把一代宗师李卓吾永远地留在通州，豪侠义士通州人马经纶功不可没。李卓吾之死却让马经纶懊悔不已，三年后，万历三十三年（1605），马经纶正容端坐而逝，死前曾对友人张祥道：“学道有年，到此时才是学道。”时年44岁。马经纶死后，门人私谥其“闻道先生”，天启（1605—1627）初年，朝廷恢复其官职，追赠他为太仆少卿，通州人爱其博学大义，亦奉祀其于文庙乡贤祠内。
李卓吾死了，他与北京、与通州的关系却远没有结束，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他选择了长眠北京、长眠通州，他与北京与通州的关系，从此以另一种形式联系得更加紧密，变成了永远乃至永恒。
马经纶死后，李卓吾墓地由其子孙继续维护。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卓吾弟子汪可受及梅掌科、苏侍御等人，捐资为其树“卓吾老子墓碑”，汪可受并作墓碑记；万历四十年（1612），马经纶之子马健顺又协助李卓吾好友詹轸光，又立《李卓吾先生墓》碑，其碑为青石材质，方首、方座，通高2.51米，碑阳以焦竑手书“李卓吾先生墓”几个大字，其字遒劲悲壮，碑阴刻詹轸光撰《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此碑即现存李卓吾墓前已修复好墓碑）。詹轸光碑文记李卓吾生平及葬事，其中并记马经纶事，如“侍御立朝，直声动天下”云云；诗中有“燕赵古来多慷慨”“侠骨不防燕市死”等句，对李卓吾和马经纶一并表达了悼念和崇敬之意。
詹轸光，万历七年（1579）举人，早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即与李卓吾交笃，曾访之于麻城龙湖“芝佛院”，对李卓吾其人其学非常尊重；马健顺，马经纶子，好读书，崇祯初入北京国子监，成为贡生，学满却不愿为官。生有五子，二子为通州庠生（秀才）、一子为通州武生（武秀才）、二子为武进士，马经纶子孙可谓文武全才，其子孙繁荣兴盛，对李卓吾墓起到了长期保护作用。
李卓吾无论生死都是有争议的人物，自明而清，其著作一直被列为禁书，其墓地赖有马氏后人及北京、通州有识之士护佑，却得以留存数百年。其间，时有人前来墓冢致祭，包括李卓吾家族后人，以及许多文人墨客，光是题李卓吾墓的诗，就留下上百首之多……至民国元年（1912），李卓吾墓地还基本完整地保存。马经纶所建浮屠早已倾颓，汪可受等所立“卓吾老子墓碑”也已无存，但墓地、墓冢一直保存完好，且墓前仍有一通墓碑矗立，即明万历四十年（1612）詹轸光和马健顺所立之“李卓吾先生墓”碑。
不过也正是民国元年（1912），这一年恰好改朝换代社会动荡，据说村中两家地主为霸占墓地田产，趁机造谣，说什么“要想马厂好，必得石碑倒”，因此怂恿人推到墓碑，致使碑身断为三截。
还好时已中华民国，李卓吾著作不再被列为禁书，其思想也逐渐被人接受或理解，其一代宗师的地位渐渐被人认可，作为一位文化名人的李卓吾，开始得到历史的尊重。据传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李卓吾研究学者铃木来此祭拜李卓吾，见其墓碑折倒于草莽，便有意将之运回日本。时任通县（通州时置通县）县长张效良闻讯阻止，并亲至墓地考察，见墓地荒芜墓碑折毁，遂下令修复重立，并建硬山卷棚顶碑楼，嵌住墓碑碑身予以保护，还在碑阴下端加刻简记，用以记述其事。
公元1953年，通县专区规划农村土地，因迁李卓吾墓至通惠河北岸大悲林（又称牛作坊）村南，以缸坛殓其骸骨，并新建砖冢，且移其墓碑复建碑楼，并刻“迁建碑记”碑，记述其事。碑文由当时还不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手书。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卓吾墓碑楼遭到破坏，后因李卓吾被划归“法家”人物，其墓得以免遭更严重毁坏，1974年碑楼又重新修复。1983年中央卫生部在通州划拨土地，筹建国家结核病研究所（今结研所、北京胸科医院所在），李卓吾墓在建设用地范围内，无法留存。在通州及其北京一些专家学者呼吁之下，李卓吾墓再迁至通州城区西海子公园内。
现李卓吾墓位于西海子公园葫芦湖东北隅，坐北朝南，长30米，宽12米，占地面积约360平方米，墓冢上新建青砖宝顶，高1.55米，直径2.25米，冢内安葬李卓吾骨坛。（此坛即1953年第一次迁墓时盛殓其骨骸的缸坛，再迁时没有打开）宝顶前三级台阶下移立原墓残碑，并再建碑楼修复固定之。碑楼庑殿式顶，山墙磨砖对缝，下设须弥座。冢、碑东西北三面围砌十字花墙，墙外植有松柏。
碑楼前有九级台阶下至平地，其正面及东西两侧各有石碑一通，东为1953年李卓吾墓初迁时所立“迁建碑记”碑，青砂岩制，因此碑体小，故嵌于水泥基座之上，碑周也用水泥围砌；西为1983年李卓吾墓再迁时所立“重迁碑记”碑，（时通县人民政府立），艾叶青石制。前面居中一通石碑，为汉白玉制，其正面居中竖刻“李卓吾先生之墓”，左上刻“一代宗师”，右侧刻“周扬敬题、一九八三年夏”字样，为一通现代“颂碑”。
周扬何许人？为什么他会为李卓吾献此“颂碑”？这说起来有点意外，简而述之，周扬曾任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1983年夏题刻此碑时，正任中顾委委员。时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形势复杂，在说不说“真话”的问题上，周扬正在犹豫彷徨，题碑李卓吾墓，或者与此有关，李卓吾可是敢说真话的典范。
墓地外围与环湖路交接入口处左侧，还有一小通文物标志碑，碑文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李卓吾墓。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落款：“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一九八四年九月立。”
李卓吾墓在通州数百年间，尽管也几曾遭遇被毁之险，最终还是得到了较好保存，这得益于各个时代北京、通州有识之士的保护，其墓在通州三处两迁，至此也总算是落在了比较适当的位置。西海子公园是通州区城区一处比较核心的文化园林，风景如画游人熙攘，李卓吾长眠于此，既方便了人们凭悼，又成为园中一景，正可谓两全其美。
不过现李卓吾墓碑历经风雨，除碑阳“李卓吾先生墓”几个大字还能看清外，碑阴碑文已模糊不清。迁建、重建等碑文又过于简略，来此凭悼之人若只凭碑文了解，大概也只能知道这里埋了个李卓吾，与平常坟冢不同之处，只有“一代宗师”几个字。至于李卓吾究竟是谁，他在世时都干过什么、说过什么，他又具体是哪一宗的“一代宗师”，仅以碑文是弄不清楚了……
这对李卓吾而言是个缺憾，对通州而言也是个缺憾。如果能在其周围或附近，增建一些文化设施，用以介绍其生平和思想，效果会好很多，起码不至让人站在墓前彷徨困惑。一位著名思想家在此长眠，对通州而言是何等深厚的文化资源？不得充分利用是巨大缺憾。若能建设一些永久设施，诸如博物馆之类固然更好，没有那么大财力物力，设计一些临时性文化墙或展板之类也是好的。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认知与尊重，相信李卓吾墓在北京在通州还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不管怎样，李卓吾死葬通州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通州。一位著名思想家之所以选择长眠北京、长眠通州，除了现实可能的原因外，更因为这一地区在他思想历程中的作用。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李卓吾，属于泉州、属于南京、属于姚安也属于黄麻……但他更属于北京，更属于通州。
李卓吾不是出生在北京，在北京包括通州，生活时间累积也不过十年，但北京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起点，也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归宿。关于李卓吾思想的深度剖析，笔者另有专门文章介绍，一个基本结论是：李卓吾不仅是王阳明心学泰山学派左派的一代宗师，他还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理论先驱！做个形象点的比喻，李卓吾是戳穿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新衣”的那个孩童……
李卓吾长眠北京、长眠通州，北京包括通州人，当然也就更应该了解他、研究他，这样也才不辜负这一文化资源，不辜负这一历史选择……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离不开李卓吾，早在李卓吾当时，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就有人开始研究李卓吾，现代西方也有很多人正在研究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卓吾又不仅属于通州、也不仅属于北京，他更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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