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弘化寺，始建于约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系专为弘化公主祭享所建，后演变为吐谷浑王室祭享场所，是吐谷浑陵区最主要的地表建筑之一。其建筑为唐式风格。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

《武威县行政区域图》（1975年绘制）标作“红花寺”。《五凉全志校注》（1999年6月版）：“弘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武威县志》：“宏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陕西通志》：“宏化寺，在武威县，城南四十五里。”《唐会要·和蕃公主》卷六曰：“宏化，宗室女”，“降吐谷浑慕容诺葛钵。”〈宋〉《册府元龟·外臣部》卷九百九十九曰：“吐谷浑主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宏化郡主以妻之。”显然，“宏化公主”“宏化郡主”就是弘化公主其人。解放前不见“红花寺”之名，明显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改名风中扫除封建迷信的结果。后世所谓“红花寺”“宏化寺”实系唐建弘化寺，犹如“慕容诺葛钵”“慕容诺贺钵”与诺曷钵为同一个人是一个道理。

无论是名叫弘化寺还是名叫“宏化寺”，都兼有礼尊弘化公主和“弘扬化育”“广化众生”的双重寓意，是弘化公主在吐谷浑民族心目中神圣地位和吐谷浑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统一，也与武则天抬尊女权的思想相一致。由于时旷千年，朝代更迭，兵燹频仍，人口迁徙，特别是在异族占领下隐藏真容的需要，以致后世不知“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了。

揭开后世对弘化公主、“宏化公主”的混称和特定历史时期隐真图存等神秘面纱，其中的包藏远不止这么简单。相比于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寺名的含义好像表面上一致，实则大不一样。进一步说，弘化为“弘扬化育”之义，宏化为“广化众生”之义，这个表面相同的背后，其实是与吐谷浑人最早传播佛教、最早推动佛教本土化本族化的历史渊源相一致的。吐谷浑人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是将本民族祖先置于与佛祖同等尊崇的位置祭奉的。

这一点，可以从拉萨布达拉宫对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祭奉等等方面得到印证，毕竟吐蕃王国与吐谷浑王国同在青藏高原、同奉佛教，且时代相续，习俗相承。也就是说，“宏化寺”的同名背后，其实是不同的渊源、不同的祀主、不同的祭拜目的。这个不同的根本点就是，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供奉的是佛，凉州弘化寺真实的祀主是弘化公主，即主要祭奉对象为弘化公主其人。该寺，无论是名叫弘化寺还是名叫“宏化寺”，一字之异中的音同、义同背后隐藏的是同一个人名、同一个人物，即“宏化”就是弘化公主其人。须知，与汉族不同的是，游牧民族是祠、庙、寺不分的，统统都叫寺，也就是将祠、庙、寺的功能统一于寺，把祖先与诸佛同寺祭奉。

说白了，游牧民族只有寺，没有祠、庙，有些寺院等同于汉族的祠、庙功能，其真实的祀主是祖先，只不过伴杂了诸佛因素而已。同寺祭奉的诸佛，不管是主祀还是陪祀，都是祀主生前认定的佛，只是代表祖先受纳香火而已。至于教祖与佛祖同寺祭奉的，就更为普遍了。

这一普遍性，崇信佛教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的现存寺院都是最好的例证。作为最早传播佛教的游牧民族，吐谷浑民族更不可能例外。一句话，不论表面上怎么变幻，终归掩藏不去“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的本来面目。

该寺的设立，系当时情势所迫。据“凉州之南山”出土的吐谷浑王室墓志记载，弘化公主正式出嫁于吐谷浑可汗诺曷钵的时间是贞观十七年（643年）。“垂拱四年（688年）诺曷钵卒，子忠（慕容忠）嗣。” “圣历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弘化公主与慕容忠同日去世。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吐谷浑的55年，弘化公主始终是吐谷浑民族团结统一的旗帜性人物，更是亡国后的吐谷浑民众渴望复国的信念所系和民族向心力象征，其存殁所系乃吐谷浑民族的团结稳定甚至事关各部落的去留前途。她的猝然去世，特别是与吐谷浑可汗慕容忠的同时去世，并生的是民族号召力的冰崖式脆断，流离故土的吐谷浑民族面临着人心离散、四分五裂的严峻局面。人心归一的问题，就成为弘化公主身后一系列矛盾的关键中的关键，也成了当时非解决不可的当务之急。一如既往地抓住弘化公主这个关键性人物，继续发挥弘化公主的旗帜性作用，是拴束吐谷浑族心民心的现实选择中的最佳策略。该寺既是对吐谷浑上下共同心愿的政治回应，也是弘化公主的礼制身份级别与葬制配享标准相对应的基本地表配置，体现了武则天时代对吐谷浑民族始终如一的尊重和关键时刻的坚定支持，展现了大唐王朝怀柔四方和礼治天下的文明大国风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大造佛寺的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在武则天、韦后的操弄下，寺观之泛滥、夸奢之极致超出今天所有人的想象。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皇）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造寺不止”。“诸武（氏）、诸韦（氏），造寺度人，不可胜纪”。“（唐）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追荐父母祈寿祈福是营造寺观的基本目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庚午，太子（李治）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荷泽寺，宜人坊。太极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为武太后追福所立。”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为母亲建造了“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的长安罔极寺。为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各为之造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用钱百余万缗”。高力士“于西京作宝寿寺，寺钟成，力士作斋以庆之，举朝毕集。击钟一杵，施钱百缗。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减十杵”。上行下效，为追荐超度父母专门建造寺院的风气遍及全国各地。凉州作为佛教东渐过程中最早的“千佛之国”，又是汉唐时期“西出长安第一大都会”，自然不会屏绝时髦而甘于人后。同样，作为深度佛教化的吐谷浑民族，又怎能外身于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寄名佛是早期佛教本土化本族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形式，在游牧民族宗教信仰中一直保持至今，汉族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也不例外。为了“以释教开革命之阶”，武氏、韦氏把佛教与政治服务相结合，在佛教武氏化政治化全国化方面不遗余力，寄名佛成为一时风尚。“九月，癸巳，废玉华宫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宫为万年宫”。“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天宫寺，观善坊。高祖龙潜旧宅，贞观六年立为寺”。“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安国寺，宣教坊，本节愍太子宅。神龙二年，立为崇恩寺，后改为卫国寺。景云元年十二月六日，改为安国寺”。这类由祠由庙由享殿由庐墓甚至由故居由藩邸由宫观由遗迹演变为寺院的比比皆是，只是局外人不知底里罢了。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国比吐谷浑王国晚300年，虽然其佛教化肇端于文成公主的下嫁，但脱胎于吐谷浑王国的吐蕃王国，总其文明化过程自然无可回避地承续了吐谷浑王国的习俗。《西藏王统记》记载，松赞干布有一次外出，看到一棵金光闪闪的檀香树，用斧子砍开，出现了一尊观音像，将此带回了布达拉宫。这个传说讲述的其实就是这尊观音像是用檀香木制作的，是松赞干布让工匠制作的，且是松赞干布生前认定的佛。

因为是吐蕃王国国父松赞干布遗留的圣物，于是这尊观音像就被神化为松赞干布的化身，与松赞干布同尊供奉，受到信徒们世世代代的膜拜。对这尊观音像祭奉的背后，其实就是对松赞干布其人的祭奉。吐蕃王国早期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如此，比其更早佛教化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吐谷浑民族其早期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也大体如此。建立寺院，是任何一个民族佛教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汉族、吐蕃经历了这个必然的过程，相信更早传播佛教的吐谷浑民族也不可能只信佛教没有寺院。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寺院就是族心民心的根本所系。试想，面对弘化公主逝世并生的矛盾和危机，还有什么能够拴束住时刻会分崩而去的吐谷浑民族？作为一个信仰高于生命的游牧民族，除了借助弘化公主这面旗帜，还有谁能对当时的吐谷浑民族具此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此危机之秋，不要说为弘化公主，就是为吐谷浑民族专门建造一所寺院，有什么不可？即使简单的逻辑，吐谷浑是一个最早传播佛教的民族却没有一所寺院，怎么可能？

葬制是礼制的具体化，也是宗教信仰的具体化。各民族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与葬俗结合得尤为紧密，类如汉族的葬俗，无不是与礼制与皇权与地位的紧密结合体。按照唐朝初期的葬制，有品级的人物傍墓建立享殿、庙，三品以上及功勋封赐的还有资格建祠祀奉，每个家族、门庭都有资格设立宗祠、堂屋，甚至还有为活人设立生祠的习俗，名望家族往往还别建寺观以为日常的超度追荐，其功能界分是很系统的。游牧民族则不然，是把祠、庙、祠堂等等等等的功能集中于一体，统统都体现为寺的形式。由于历史的渊源，吐谷浑民族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民族，而且其佛教化、礼制化的程度之深之广之早远高于同期的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特别是后期。按照礼制级别，弘化公主的配享标准当为一品。

弘化公主墓的建筑规格，以及吐谷浑王室墓葬配享器物的高度礼制化佛教化，也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弘化公主之葬，如果缺了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地表建筑，即便是按照大唐礼制，即便是按游牧民族对佛教的尊崇，也说不过去。视宣言佛教为武周革命根本的则天女皇，为“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的弘化公主建一座寺院不正是情理之必然吗？何况要长期面对吐谷浑王室的春秋四祭和分散四方的吐谷浑民众的远来膜拜，如果没有庄严肃穆的专业场所，路径的标识、随时的朝祭、日常的超度、浩大的仪式将何所措置？地理的关联性、实物的时间性、历史的契合性是最具说服力的硬证据，这也是任何假设都绕不过去的几个强制性，这恰恰正是凉州“宏化寺”与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的最大不同处。统筹考虑帝王陵葬的隐秘性、对王室子孙各墓葬的覆盖性、祭祀的便捷性和集中性，集中统一的地表建筑是必不可少的起码配置，这是任何一个陵区建设都必具的系统性规划。迄今为止，“凉州之南山”已先后出土吐谷浑王室墓葬10处。弘化公主墓以山为穴，密处深山之中，寻找十分困难，道理崎岖难行。

其前又以两条大河为阻，河水浩大，寻常不可过。吐谷浑王室成员各据高山为葬，分散面极广。凉州这所“宏化寺”正好位于弘化公主墓东西正向水平线略南不远处的平川地带，恰在总山脉之纲、当水脉之汇的要枢位置，且缘山是一道清晰分明的斜切线，如果按此线向两端延展出去，有西抱青藏高原，东拥上陇、阴山以至辽东而引带万里山河之势，还能是什么意思？就拿这一条，还能说凉州这所“宏化寺”与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在内涵上一样吗？假定凉州这所“宏化寺”设立于唐朝后的猜想还能支持得住吗？如果联系弘化公主王后身份所在的吐谷浑民族，联系弘化公主去世时的时代背景，联系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风格，联系“凉州之南山”对吐谷浑民族来说是什么地方，联系凉州在千年历史上的风雨变换，“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难道还不够清楚明白吗？

凉州的寺院尽管在晚唐以后的近千年经历了无数次民族战争的残酷洗礼和宗教战争的长期覆盖，但战争消灭不了信仰的顽固性，更不可能把一切历史印记消灭殆尽。寺名是宗教信仰流派的标识，无故不更名，更名必有原。寺名的顽固性是以宗教信仰的顽固性以及包藏其后的历史渊源为支撑的，是古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设法保存下来的重要历史线索。能够在易名复名的反复中顽固坚持下来的寺名，包藏其后的历史渊源更是非同一般。理论上，弘化寺又被名为“宏化寺”，以讳名和后建的可能性为最大。表面上看，这些可能性哪个朝代都有。但经过仔细排查，假定为宋、元、明、清的所有可能性都不成立。

自周公定礼制以来，礼制是贯穿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一根绳子，尤其在葬制上官场上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一贯。避讳是礼制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封建王朝最为广泛的一条官定规则。据《旧唐书·列传第十七》卷六十七：“李?，曹州离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本姓徐氏，名世?，永徽中，以犯太宗讳，单名?焉”。唐朝名将李?（594-669年），原名叫徐世?，字懋功，被民间呼作徐茂公正是其人。投奔唐高祖李渊后被赐姓为李，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他又将名字李世?讳名为李?了。人名如此，寺观的名称也同样如此。“庚寅，敕（诏令）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唐中宗、唐玄宗时代对武氏、韦氏的政治清算以这两道敕令最具代表性。“兴唐寺，太宁坊。神龙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不仅人名必须避讳，连同武氏、韦氏相关的一切都是敏感词，都属于万万要设法讳避的政治言事序列。

改为同音字是避讳的一种方式。欧阳修（1007-1072年）主编的《新唐书》，司马光（1019-1086年）主编的《资治通鉴》，以及成书于后晋940-945年期间的《旧唐书》，均写作弘化公主。《唐会要》《册府元龟》，均写作“宏化公主”。显然，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类别上属于同音避讳。这几部著作的成书时间都在北宋宋仁宗之前。换言之，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的时间不会晚于宋仁宗时代。据查，历史上的皇帝名字、年号等等必讳类别中，“弘化”称谓涉讳的不多，宋仁宗（1076-1100年）之前只有唐高宗最末的一个年号叫<弘道>（683年12月启用，实际使用期仅一个月），还有一个是唐高宗的太子李弘。按辈分算，弘化公主（623-698年）与唐高宗（628-683年）李治是姐弟平辈关系，太子李弘（653-675年）属于弘化公主的侄子辈。皇帝除外，按照讳长辈不讳晚辈的规矩，弘化公主避讳晚辈不合规矩。所以，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是避讳太子李弘的可能性，是不成立的。《弘化公主墓志》曰：“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可以为证。就是说，在武则天改封其为“西平大长公主”前，即至少在唐高宗去世之年683年前叫“大长弘化公主”。“赐姓曰武”更说明了，其“大长弘化公主”称呼的持续至少要到武则天正式登基当女皇的690年，即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不曾存在过讳名为所谓“宏化公主”的可能。基于这个排除，以弘化公主逝世的时间698年，加上有关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的著作撰述年代、版本初刊年代、编著者生卒年月等推，弘化公主又写作“宏化公主”，显然是出于避讳唐高宗年号<弘道>的原因。因为版本的时间线很明晰。写作“宏化公主”的《唐会要》《册府元龟》《旧唐书》成书时间均在《新唐书》《资治通鉴》之前。特别是《唐会要》《旧唐书》的成书年代在五代之前，均早于宋朝。《唐会要》之所以写作“宏化公主”，是因为《唐会要》的前半部高祖（李渊618-626在位）至德宗（李适779-805年在位）九朝史事40卷，其作者苏冕（734-805年）是唐朝人，本朝人述本朝事必须避讳。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期间成书的《旧唐书》之所以写作弘化公主，是因为下令编修《旧唐书》的是五代的后晋皇帝石敬瑭，石敬瑭异朝异姓，他不必为先朝李唐避讳。《册府元龟》只是个个例，因为《册府元龟》虽然是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开始编修的，但所据资料采自南唐（937-975年）保存下来的唐朝内府文档和唐朝人的著作，即主要是依据唐朝人苏冕编修的《唐会要》40卷和唐朝内府文档来参录唐高祖以下九朝史事的，特别是本于“粤自正统”“礼乐沿革”，即谨守礼制规矩编修，所以保持了唐朝人避讳的记述，以示所据更原始，更为了保证在本朝不犯可能涉嫌不尊君的政治性错误。也就是说，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的时间范围不可能在唐朝之后，因为后来的朝代没有必要为先朝避讳。“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很清楚，至少在武则天改封其为“西平大长公主”之前，其“弘化”的封号称谓没有改变。在中国古代，犯讳的后果很严重。《旧唐书·列传》曰：“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李贺（790-816年）的父亲名字叫李晋肃，与“进士”同音，由此连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的报名资格也被取消了。据查，讳同音是唐朝后期因为避讳泛滥才出现的，至少在唐玄宗之前没有讳同音的说法。可见，弘化称谓避讳为同音的“宏化”，其时间范围不会晚于不讳同音的唐玄宗（712-756年）之前。只讳本朝是避讳最基本的规矩，讳父皇是任何一个皇帝继位后的第一件事。《旧唐书·本纪》卷四曰：“辛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六月，刚刚继位的唐高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涉讳父皇李世民的官名“民部尚书”改名为“户部尚书”了。《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壬寅，以姚远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复名崇”。姚元之原名叫姚崇，为了避讳唐玄宗<开元>年号，在任命他兼任紫微令的时候，他又改为原名叫姚崇了。显而易见，不仅当朝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当朝皇帝的年号也在避讳之列。当朝凡涉讳的人名、官衙、官名等等等等都得遵从这个规矩，没有例外。唐中宗李显是唐高宗李治（628-683年）的第七子，唐中宗（705-710年在位）时代避讳父皇唐高宗当然是第一等的大事，也是对臣民政治忠诚度的测试，谁都不敢犯糊涂。唐中宗于705年“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故，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的具体时间是705年，精准无误。

唐朝建立后，为了摆置“天子七庙”，李唐王室追宗述祖，以二千多年前的道教之祖老子李耳为祖源，尊道教为国教。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自是（皇）上每视事，则后（武则天）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因为“（唐）太宗崩，武氏（武则天）随众感业寺为尼”的历史机缘，即将登基的武则天援引《大云经》所谓“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来宣言其女皇的合法性，“癸卯，制（诏令）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以对《大云经》、大云寺推广的积极不积极作为对效忠武氏集团政治忠诚度的测试，“狄仁杰以吴、楚多淫祠，奏（请示）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用推动佛寺建设全国化遍地化为手段，以佛教取代道教的主导地位，借以行剪除李唐宗室之实，“立崇先庙以祭祀武氏祖先”。对这种剪除，骆宾王起草的《代李敬业讨武?檄》的描述句句不虚，字字到位：“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践元后于?翟，陷吾君于聚?”，“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帝后，识夏庭之遽衰”。受尽武则天剪除之害的唐中宗以及李唐宗室，对武则天自然是“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出于对武则天的政治大清算，唐中宗继位之初，针对寺观的整顿无远弗及，达到了?武必惧，凡武必讳的程度。作为武则天手笔的弘化寺，当然在唐中宗初年的肃清之列。由于事关与吐谷浑的民族关系，具体办法上采取了同音避讳的技术处理，弘化寺就讳名为“宏化寺”了。这也与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保持了一致，保持了弘化公主在吐谷浑民族中的形象和威望的连续性，体现了大唐王朝对吐谷浑民族和弘化公主一如既往的尊重。所以，除了避讳唐高宗的年号<弘道>外，弘化寺讳名为“宏化寺”，更多地是根由于唐中宗初年对武氏集团政治影响的全面大清理。故，弘化寺讳名为“宏化寺”的具体时间是唐中宗初年，丝毫不差。

至于以弘化公主封号作为寺名的问题，据《资治通鉴·唐纪》，鱼朝恩以“所赐庄（院）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穷壮极丽，尽都市之财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鱼朝恩所建的这所<章敬寺> ，就是以“章敬太后”的封号命名的。“昭成寺，道光坊。本沙苑监之地，景龙元年，韦庶人立为安乐寺。韦氏诛，改为景云寺。寻又为昭成皇后追福，改为昭成寺”。这所<昭成寺> ，就是以“昭成皇后”的封号命名的。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时俗，又同样是一族王后，弘化寺以弘化公主的封号命名，难道不是同一个道理吗？试问，还能再找得出将弘化公主威望融合于佛教“弘扬化育”“广化众生”这样的更高明的办法吗？又，《唐会要》卷四十八：“宝应寺，道政坊。（唐代宗李豫）大历（766-779年）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王缙，舍宅奏为寺。以年号为名”。意思就是，神都洛阳的宝应寺，是王缙通过向朝廷申请由自家的府第改造为寺院的，<宝应寺>这个名称就是以上一代皇帝唐肃宗的年号<宝应>（762-765年）为名的。“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唐中宗（705-710年）初年特别下旨，将武则天时代标榜“武周中兴”的天下所有名叫<中兴>的寺院和道观一律改为<龙兴>，以暗合他的新年号<神龙>。可见，以年号、封号为寺名借以祈福祈寿，这是唐朝的一种风尚。用弘化公主的封号称谓作寺名，正是这种风尚的必然，不仅为散处四方的吐谷浑人的寻根问祖树立了明确的地理标识，对吐谷浑人的民族归宿感自豪感也是大大的满足和提升

按照大唐王朝民族关系事务惯例、藩属民族管理程序、弘化公主宗籍管理规矩、吐谷浑王室与大唐王室武周王族的倚重关系等等，作为与吐谷浑民族的重要联系纽带，弘化寺之建必出自武则天敕赐，弘化寺讳名为“宏化寺”也不排除唐中宗敕赐的可能性。敕赐的证据，就是“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这句话。

《弘化公主墓志》曰：“以圣历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寝疾，薨于灵州东衙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从早几年开始，围绕武则天的继承人是应该姓李还是姓武的斗争就已经白热化了。姓李还是姓武的问题，关系到皇位是永远姓武下去还是要回归到李唐王朝旗号下的根本性原则性历史性的大问题。在这个意味着划时代的关键节骨眼上，李武双方都寸步不让，屡屡面折廷争，株连起好多血案。武则天是要决意以武周王朝取代大唐王朝的，是一心要传位给武家侄子的。为了太子之位，武家门里是弹冠相庆，内引外联。神功元年（697年）正月“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侯（恭候于）（张）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谀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其中还夹杂了是传女还是传男的问题，武承嗣、武三思与太平公主又勾结又斗争，不亦乐乎。恰在弘化公主去世的698年，立太子的较量达到了炽热沸腾的高潮阶段。圣历元年春二月“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也就是这一年，在狄仁杰等枢臣的巧妙运作下，太子姓李还是姓武的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李显）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韦氏）、诸子诣行在疗疾。戊子，庐陵王至神都（洛阳）”。虽然事已至此，但武则天还是委决不下，在吉顼等枢臣的关说下，直到这年八月才算尘埃落定。“甲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九月，戊辰，皇嗣（李旦）固请逊位于庐陵王，太后许之。壬申，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复名显（恢复原名李显），赦天下”。传位于儿子还是侄子、男嗣还是女嗣的问题总算终于明确了，但传位于武氏的决心是铁了心肠的。圣历二年（699年）“正月，壬戌，以皇嗣（李旦）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辛亥，赐太子（李显）姓武氏，赦天下”。为了安抚武家人，武则天大量提拔武氏子孙，对太平公主大加封赏，抬“武”压“李”的戏码接二连三，直到“冬十月，丁亥，太子、相王（之）诸子（嫡子）复出阁”。没抢到太子热位的武家死不甘心，李武两家仍在明里暗里大较劲。“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为了保证两家子孙在她身后的人身安全，“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围绕这场旷日持久的传位太子争夺，叠加移除李唐宗庙的事，立明堂“以祭祀武氏祖先”的事，等等，连年来可谓血海沸沸。周兴、来俊臣就是专门干这个事的。“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这是李唐宗室的血拼至暗时期。

基于李武双方为江山社稷鱼死网破斗争的历史背景，给弘化公主“赐姓曰武”这事，字面上看似乎很简单，事实上根本不简单。从史料看，弘化公主出嫁后回娘家省亲至少三次，这在唐前历朝下嫁公主中或许是仅此一例。在字数有限的国史中，有关弘化公主的记述所占的频次和字数是下嫁公主中最多最详的，仅次于太平公主等几个当红的非下嫁公主。从身为局外人的史官笔下就可以看出弘化公主在李唐宗室心目中的好感和人缘。到了武则天当上女皇的武周时期，弘化公主已然是李唐宗室的老字辈了。在李唐宗室与武氏集团的较量中，作为老字辈的弘化公主其政治分量是不言而喻的。“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意思就是武则天不仅改赐了人家一个封号，还连带把人家的姓也改了。其要害性在于，“赐姓曰武”等于门户改叛，对于李唐宗室具有政治性大瓦解、致命性大杀伤的标志性作用。身为李唐宗室嫁出去的公主，在李武较量中，弘化公主当然会毫无选择地站在李唐宗室一方。如果是在生前，要改封其为“西平大长公主”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但如果要“赐姓曰武”，这是肯定要惹出事情的。俗话说，站在娘家门上的老姑奶奶大过爷，惹天惹地惹不得姑奶奶。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纠缠，对于这位娘家门里三朝元老级的老姑奶奶，登基之初的武则天是万万不敢惹骚的，这对武氏集团确实是个棘手的难题。所以在弘化公主生前武则天是绝不敢提“赐姓曰武”这码事情的。利用弘化公主逝世的时机，一道“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的圣旨，轻轻松松将弘化公主揽入武姓宗谱里，不再关乎她本人同意不同意，火中取栗，一举成功。一个“赐姓曰武”，淬火加钢，指鹿为马，让李唐宗室彻底绝望，亦为“赐太子姓武氏”上颜色、试态度、作铺垫，倒逼出那些反对分子。“赐姓曰武”的重要性还在于，虽然有“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为天命依据，但在中国历史上登基称女皇的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她武则天一人而已。尽管通过任用大量女官作为陪衬，但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小幺儿的陪衬性怎能与弘化公主这位老姑奶奶的品牌影响力相比？隐藏其后的重要性更在于，“除死无大事”。中国自古以来的宗庙、陵葬从来就没有女性为主的先例，不管身份多么显贵，女性莫不是以丈夫的陪祀身份、从葬身份出现的。按照礼制，作为大周王朝的开国皇帝理当主祀宗庙、首开祖陵，可就是缺少这样一个标榜以圆其理。弘化公主的身份和影响力，当然是天下无二的人选。弘化公主（623-698年）“春秋七十有六”，在李唐宗室这是相当的高寿了。作为同龄人，圣躬渐倦的武则天（624-705年）对这些不能不犯急。

退一步讲，在中国古代，即便是皇帝对臣民的封赐也必是大动作，何况这是谱入皇室宗籍的礼仪大事。武则天这一“赐姓曰武”，可不仅仅是个人改换门庭的事儿，对于有身份的人来说，这可是关系整个家族改姓易祖的事情，在礼制时代这绝对是了不得的大事。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这绝不可能是一纸虚文能够糊弄得了的事，当然缺少不了一连串实惠性举措。何况要以之重磅打击李唐宗室，借抬尊弘化公主为女皇的合法性张势张目，为李唐江山永远易帜为武周江山招降纳叛，为主祀宗庙、首开祖陵打造出好样板，自然是唯恐张扬得不够，唯恐纳女之礼不重，“赐姓曰武”的必要礼仪当然得做足了排场。对于一个逝者奉送什么都与她本人无关了，再厚重的资送能重于祭奉于千秋吗？以时以意，依礼依俗，专门赐建一座寺院当作新纳的“武家西平大长公主”的纳女之礼，难道还嫌过分了吗？拿同龄的高寿前辈类比自己，难道不正是武则天这个年龄档期最大的关心吗？如果联系弘化公主逝世之年698年前后围绕武则天继承人的白热化斗争，联系李唐王室一连串的所谓谋逆大案，联系“赐姓曰武”到“赐太子姓武氏”的圣意，以当时李武双方江山社稷斗争的激烈性和尖锐性为参照系，就足以反证出设立弘化寺的针对性和必然性。

空口无凭，我们还是拿实据说话。《新唐书·志第三十六·百官一》：“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妹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视一品。皇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我们知道，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权时代，公主的地位是很高的，这是唐朝的礼制所规定了的。唐制，公主的待遇是准亲王级，公主的府第也是准亲王级的，设立邑司是公主的标配。“公主出降，乘金根车”。对下嫁公主下嫁和省亲的礼仪是很隆重的，下嫁后公主府会一直保留。“萧国公主，始封宁国。乾元元年，降回纥英武威远可汗，乃置府。二年，还朝。贞元中，让府属，更置邑司”。“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鹘崇德可汗。会昌三年来归，诏百官迎谒再拜。又诏神策军四百具卤簿，群臣班迓。主乘辂谒宪、穆二室，欷?流涕。明日，主谒太皇太后。进封长公主，遂废太和府”。唐朝对公主的丧葬极具人情味，配享规格是分毫不减的。“襄城公主，下嫁萧锐。永徽二年薨，高宗举哀于命妇朝堂，遣工部侍郎丘行淹驰驿吊祭，陪葬昭陵。丧次故城，帝登楼望哭以送柩”。“卫国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及葬，帝与妃坐延兴门，哭以过柩。仗卫弥数十里，冶金为俑，怪宝千计实墓中，与乳保同葬。追封及谥”。在唐朝，为后宫立寺是规矩，为公主立寺更是时尚。“资圣寺，崇仁坊。本太尉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为文德皇后追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复为僧寺”。“永寿寺，永安坊。景龙三年，为永寿公主所立”。“崇敬寺，静安坊。本隋废寺。高祖为长安公主立为尼寺”。傍陵墓置寺更是由来已久的惯例。“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侧置一寺”。“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不仅敕赐寺院，就是为寺院赐名也是凡凡而是。“招福寺，崇义坊。本干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本隋正觉废寺。南北门额，并睿宗亲题之”。“长庆元年三月，刘总请以幽州私第为佛寺。诏以<报恩>名，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额赐之”。“贞元十三年四月敕，曲江南弥勒阁，宜赐名<贞元普济寺>”。“太和二年十月，河中观察使薛苹奏，中条山兰若营建之初，有两泉涌出。请赐额为<太和寺>，从之”。“荐福寺，开化坊。半以东，隋炀帝在藩旧宅。公主卒后，官市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改为荐福寺也”。公主有明确的品级，其待遇和配享是对应礼制品级确定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仪规是绝对少不了的。“高安公主，义阳母弟也。神龙初，进册长公主，实封千户，开府置官属。睿宗立，增户千。薨开元时，玄宗哭于晖政门，遣大鸿胪持节赴吊，京兆尹摄鸿胪护丧事”。对长公主的礼遇已然如此，对大长公主的礼遇又非长公主可比。“同安公主，高祖同母?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贞观时，以属尊进大长公主。尝有疾，太宗躬省视，赐缣五百，姆侍皆有赉予。永徽初，赐实户三百。薨年八十六。裕，隋司徒柬之子，终开府仪同三司”。总之，如果以一道口惠而实不至的空文获取“赐姓曰武”，不要说皇家体面上过不去，就是民间也行不通。以大舍大取为行事风格的武则天，“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绝不可能是虚文一句，而是有许多实质性的礼仪规程的。一句话，作为老字辈的大长公主，其礼仪之隆重、资送之厚重断断不是一般公主所能相比的，这是肯定的。最起码的，不管是对生者还是对逝者，公主的标配不可少的，纳女之礼不可少。即便是简单化为一所公主府与一所寺院的必选中，对于逝者，非敕赐寺院而何？

按照“先定规格再筹备而后下葬”和“葬后百天动土”的丧葬风俗传统，以弘化公主逝世时间“五月三日”和入葬时间“三月十八日”为基准时间点，弘化寺的敕赐时间应为圣历元年（698年）弘化公主葬前准备阶段，弘化寺的正式开建时间应为圣历二年（699年）弘化公主下葬后。“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的时间当早于或同时于弘化寺的敕赐时间，即圣历元年（698年）。其最大时间差均不会超出3个月。

为弘化公主“赐姓曰武”，与“赐太子姓武氏”的圣意是一脉相承的。按时间先后论，“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当为弘化公主刚去世不久的事，因为这属于丧事筹备阶段的程序性常规事务。具体时间应该是698年“五月三日”后“赐姓”与“改封”同时，时间上要比699年“赐太子姓武氏”早半年。“西平大长公主”是以封号当谥号了，如果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改封，就得另赐谥号，墓志铭上也就不会从“大长弘化公主”一步到位于“西平大长公主”了，这是惯例。又，《慕容神威墓志》曰：“祖，驸马都尉、青海国王乌地可汗，讳诺褐拔（诺曷钵）”，“祖婆，唐姑光化公主，陇西李氏”。参照吐谷浑王室汗位传续谱系推，确定这个“唐姑光化公主”就是弘化公主。《新唐书·志第三十六·百官一》：“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由此可知，弘化公主身后又被改封为“光化公主”，改封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唐中宗复位改元的神龙元年（705年），兼有新皇登基对武氏集团遗毒肃清与为弘化公主“复姓李”的政治含义。这样，弘化公主封号的时间线就很清楚了。贞观十四年（640年）“乃以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妻之”，即从640年到649年的唐太宗时期封号为“弘化公主”。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到弘化公主去世之年圣历元年（698年）封号为“大长弘化公主”。从圣历元年（698年）下半年到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封号为“西平大长公主”，“赐姓曰武”。唐高宗神龙元年（705年）改赐谥号为“光化公主”，复姓李。史书上写作“弘化公主”，又讳名为“宏化公主”，生前后世人们惯以“弘化公主”之名为其称呼。

另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记载，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三月，以吐谷浑青海王（慕容）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交代得很清楚，慕容忠与弘化公主于“圣历元年（698年）五月三日” 同日去世后，接掌吐谷浑可汗大位的继承人明确是（慕容）宣超。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三月只是武则天皇帝正式下诏赐封其为吐谷浑可汗的时间，算是补办朝廷封赐的程序，正式接掌的时间实际上是约从圣历元年（698年）五月四日起算。这也算是为弘化公主逝世并生的危机做了一个注脚吧。

正是这些重大渊源，支撑了弘化寺香火盛久不衰的顽固性。也幸赖“宏化寺”之名的巧饰隐身，使弘化寺挺住了此后千年的风云变幻。仅拿采用同音避讳为“宏化寺”这一条看，不单足以否定唐玄宗之后唐朝各代的可能性，而且足以否定唐朝之后其他任何一个讳同音的时代。相关的著作撰述年代、版本初刊年代、编著者生卒年月等等也不支持其时间范围在唐朝之后的可能性。何况能够支持本结论的证据不限于此。

需要注意的是，凉州这所“宏化寺”每年五月三日都要举办盛大的法会仪式，不正是“以圣历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寝疾，薨于灵州东衙之私第”的弘化公主的忌日周年祭祀仪式吗？寺内的塔是汉族塔式，非唐后式样，但五月三日法会的赶会主体却是来自远方的牧民，汉族塔式与人山人海的牧民为什么有点相互矛盾？弘化寺所在的喇嘛沟与弘化公主墓所在的喇嘛湾为什么地名如此巧合？如此等等的许多事实在哪里摆着，凉州这所“宏化寺”是不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各位自己去结论吧。

数线延展，弘化寺的始建年代均交叉于武则天时代，弘化公主讳名为“宏化公主”、弘化寺讳名为“宏化寺”的时间点均交叉于唐中宗初年，准确无误。

如果联系今天西部地区面临的国际形势，“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这个真相，难道我们还要任其继续谜题下去吗？

该寺位于今武威市凉州区韩佐镇宏化村一组。寺院所在的这个村落，其地名历史上一直就叫宏化村。

寺内有古塔一座，为当地最高塔。该塔系多棱体塔，塔身为直线到顶，非圆瓶型，是典型的汉族样式。塔体为砖砌构建，从底到顶均用烧制大板砖。塔身颜色为板砖自然色，非涂刷色。整体形象粗壮博大，没有帽檐束腰等附加，也没有砖面雕饰等附加，原砖原色，简洁利落，粗朴大气，迥异于唐后塔式。大塔远近有小型塔林，聚作三两丛，每丛数量不等，塔型亦如大塔作多棱体塔，高约一二人不等，均为板砖自然色。大塔与塔林相比，砖的新旧、色感、风化程度及形制、大小、厚薄差别明显。大塔风化较重，剥蚀较多，其砖已呈泥灰色，略泛白，砖渣入手易碎。塔林砖色呈灰暗，略显黑，砖渣入手较硬，其古旧程度、剥蚀程度较新、较轻。塔林之间、小塔之间也有新旧、大小的差别，邻近大塔的更为古旧一些。据本地耆宿回忆，大塔旁另有一殿，俗呼“塔殿”，内供许多摆件式小塔，大小不等，小的可拿在手上把玩，均为黄胶泥烧制的陶器，年代有新有旧，有的剥蚀严重，有的易碎。寺院规模宏大，格局独特。寺内殿阁众多，皆古旧建筑。主殿之内的陪祀物中有一巨型黄幡，长宽数丈，锦缎绣制，盘龙画凤，质地厚实，甚为古旧，为香客礼拜、法事活动的主要祭享观瞻物品。该寺香客众多，香火常年不衰，法会仪式尤其隆重，每年农历五月初三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远道赶会的四方牧民人山人海。该寺的元宵灯会传统上是从正月十三开始，由来已久，别具一格，盛名远播，四处的汉民乃至镇番（民勤）的社火都赶来朝龙口，汉族风格与游牧民族风格交相辉映，人人喜气洋洋，一派民族团结的祥和气象，这种奇特是其他寺院很难看到的。寺内多古松柏，粗大须几人合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期间陆续被伐，唯剩小树。

今遗址所存唯古柏2棵、古桑1棵、烧毙古核桃树6棵、古槐数棵而已，树围均一二人合搂。该寺原有祭田120石（音dan），敕封时间久远，传续情况不可考。该寺西去约一里许，有古地名曰三角城，传说原有白塔一座，其地又俗呼曰喇嘛沟。

据《弘化公主墓志》《新唐书》等记载，弘化公主（623—698年），“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也，即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也”，实系唐宗室女，吐谷浑王国第22代首领慕容诺曷钵之妻。非淮阳王李道明之女。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遣李靖大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后被杀。唐诏封伏允子慕容顺继位吐谷浑可汗，又被杀。唐又诏封慕容顺子诺曷钵为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身入谢，遂请婚，献马牛羊万。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妻之（640年许婚）”，“以贞观十七年（643年），出降（出嫁）于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诺贺钵”，“诏（李）道明及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持节送公主”，“资送甚厚”。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长公主自吐谷浑来朝”，为其子请婚，从此开创了吐谷浑王室代代迎娶大唐公主的惯例。据不完全统计，含郡主、县主等在内，隋唐两朝下嫁吐谷浑王室的公主至少10位，下嫁公主总数超过了对同时期的任何一个民族，也创造了秦汉以来向另一民族下嫁公主数量的历史新记录。

【隋】光化公主先嫁世伏（兄），后改嫁伏允（弟）→（子）慕容顺+【隋】东化公主→（子）诺曷钵+【唐】弘化公主→（子）慕容忠+【唐】金城县主→（子）慕容宣超+【唐】姑臧县主→（子）慕容曦光+【唐】太原郡夫人武氏→→→→

正是基于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自弘化公主下嫁后，大唐王朝与吐谷浑王国之间由对抗关系转变为藩封联盟关系，情好日密，其亲密程度远高于其他民族，为民族关系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635年）慕容顺（【唐封】西平郡王、陔故吕乌甘豆可汗）→（635年）诺曷钵（【唐封】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青海国王）→（688年）慕容忠（【唐封】袭封青海国王、乌地也跋勤豆可汗）→（698年）慕容宣超（【唐封】青海王、乌地也拔勤忠可汗）→（约713年）慕容曦光（【唐封】观乐王、燕王、五原郡开国公）→→→→→

源于其鲜卑祖先“世受汉封”的传统，吐谷浑王国（约285-663年）自建立以来，历来以奉汉族中原王朝正朔为荣，保持着良好的宗藩授封关系。由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动荡反复的历史原因，自夸吕以来肆意扩张，与中原王朝关系恶化。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将吐谷浑王国第一次灭国，吐蕃王国乘势崛起，吐谷浑王国丧失领土太半。从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诏封慕容顺（约598-635年）开始，吐谷浑王国内附，成为大唐王朝辖域内的一个藩国。与同期其他的游牧民族政权明显的不同是，吐谷浑可汗代代都需经过大唐王朝的诏封认可，始终受到大唐王朝的保护。这是魏晋隋唐时期青藏高原属于中国领土的历史铁证，是青藏高原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理的再一次开端。这是永远绕不过去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手法也掩盖不去的。深入研究和发掘吐谷浑王国的历史，回归西北地区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图谋歪曲西部历史、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有力武器，我们决不能任其继续湮默下去。

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王国被吐蕃王国灭国，诺曷钵“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到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又徙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弘化公主及吐谷浑王室在“凉州之南山”共留居了近10年。凉州成为世世代代吐谷浑人的记忆中难以抹去的“第二故乡”。

弘化公主 “以圣历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寝疾，薨于灵州东衙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又千里迢迢，“以圣历二年（699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与吐谷浑王室成员一起归葬在“凉州之南山”。弘化公主与其子慕容忠，同日去世，同日入葬，为“凉州之南山”又平添了一份神秘。

弘化公主在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生前身后共拥有四个封号，唐太宗、唐高宗分别封其为“弘化公主”“大长弘化公主”，武则天赐谥号“西平大长公主”，武则天身后的李唐王朝又改赐谥号“光化公主”，是历史上获得封号最多的下嫁公主，也是身后又被再次追封的下嫁公主。后世还混称其为“宏化公主”，足见其地位的尊贵和在各民族中的久远影响力。

弘化公主墓位于弘化寺西北，在今武威市凉州区南营乡青嘴喇嘛湾，两地相距约10公里。弘化寺乃弘化公主墓的配套建筑，是弘化公主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吐谷浑民族心目中的圣地，清朝以前其地香火之盛远及西域以至北方各地。

作者简介：郝厚璋，生于凉州，学于兰州，居于福州。文学作品发表于《中华时报》《读者》及新华网、广播电台等刊物媒体。经济社会研究成果发表于《新华文摘》《人民文摘》《国内动态清样》《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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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柱，武威人，1955年生，甘肃省武威市志办原副主任。主编、副主编出版著作有《武威年鉴》《武威通志》《武威地区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威》，参编、编审出版有《武威史话》《武威新韵》《武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中共武威地区组织史资料》等地情文化研究资料和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多部。参与了电视连续剧《欢快的石羊河》的编创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