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里”的棉花
作者：薛明
窗外雨声绵绵，风声阵阵，今年的第六号台风“烟花”，正路过无锡。台风除了带来风，带来雨，还带来阴凉天。
总感觉小时候台风比现在多，可能是因为那时驱赶酷暑，除了下河，就只有手里的芭蕉扇，所以对台风渴望和眷念，深深埋在了潜意识里。台风来了，暑气散尽，人们终于可以睡个囫囵觉，满身的痱子被凉席一激，瘪了下去，不再痒得伤心了。
“不要黄金不要钞，只要凉风睡一觉”，这是晚上乘凉，最易被人传的一句。“凉风”是可遇不可求的，夏天的热，就和冬天的冷一样，是季节的特性。真的不热，农村人就更慌了，因为“当热不热，五谷不结”。
每年从半个月的小暑，再到半个月的大暑，还有立秋后的“十八天地火”，这四十多天农村人过得不容易，吃不下，睡不好，农活还得做，难怪叫熬苦夏。
“尽管小暑天气热，棉花整枝不能歇”。
全国产棉状元县。
已经百十里外了，但这样的叫法一直延续至今。
海里”的地不好种，我奶奶说过，田里稀里光当的，尽是盐蒿子。不少人家还延续着祖辈“煮海为盐”的老行当。直到民国初年，有个人来这里考察，此后老家才开始长棉花的。
这个人叫开垦滩涂，种植棉花，兴办棉纺公司，因为这里土质适合长棉花，慢慢地棉花成了这里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在我老家开始种植至今，整整一百年。
我父亲是“海里”的，我妈妈是“西乡”的，我小时候生活在“海里”和“西乡”交界的地方，就在范公堤东边，住的地方离范公堤就几块田远。也许是土壤改良得早，这里能长棉花也能种水稻。“棉超百，粮超千”，一次开社员大会，队长描绘“蓝图”，棉花亩产要超过一百斤，粮食（指水稻）超过一千斤。河东的黄奶奶耳朵背，侧着身子支着耳朵嚷着，“啊，要‘面朝北，亮朝天’啊！”
众人哄笑，笑黄奶奶瞎扯蛮，也笑队长瞎吹牛。要知道那时候的棉花亩量，也就五十斤上下。其实真的没有多少年，包产到户后，很快就超过了二百斤，那是后话。
我上小学那会儿，除了暑假寒假外，还有忙假，忙假还分夏忙假和秋忙假。夏忙假是割麦插秧的时候，秋忙假是割稻，稻子收了，麦子倒是不急着种，但正是拾棉花的时候。此时的棉花叶子已经褪去，酱紫色的枝叉上挂满白色的棉花，星星点点，弥漫在整个棉花里。
“这个像狗熊，那个也像。”
“不，那个像马。”
“我看更像狗，像我家的大黄。”
“我看像棉花。”
“对，像棉花。”
孩子的兴奋劲，感染着蓝天上的白云，白云不时变换着形态，似乎比照着棉花田里的棉花。间或钻出只野兔子来，又是引来一阵喧闹声。
多年后，我看到梅花或者樱花，以及那些先开花再长叶子的，我都会想到秋天里的棉花，想到老家的棉花地，想到儿时的秋天。
其实让我们学生来拾棉花，只能说是聊胜于无，我们拾得慢不说，一天下来，手指被花壳戳得生疼。来上工的就不一样了，由于活不重，基本是女的，她们两个手不停，把采下的棉花塞进围在腰上的花包里，不一会花包就鼓起来了，等到再也塞不下了，像个快生产的孕妇腆着“肚子”，挤过棉花窠，到田边上去过过秤，记好账，把花倒掉了再下田。她们都五六趟了，我们一花包还拾不满。
辣春（当地方言，指讲荤段子）了。不讲讲，时辰过得慢的。东头墩子上的陈家大嫂子，对着不远的周五妈叨咕着，说着两人又笑开了。
那些陆陆续续听来的故事，多年以后才会意，会意过来，我也长大了。原来我性启蒙的第一课，还是在家乡的棉花地里。
收工的时候，天暗了。小孩子眼尖，回去路上，我看到陈家大嫂子把夹着胳肢窝的空花包抖开，居然抓出一捧雪白的棉花，边走边整理上面的枯草杂物。
“婆婆等着捻线用呢。”
“收起来，”一边的周五妈伸出胳膊捣了下她，同时也露出自己鼓鼓花包，“我指望过年给几个细的（当地方言，指孩子）做棉袄呢。”
第二天下工前，我留意了下，发现过秤后倒花的时候，大家都是大把抓住两个角，这样花包里就能断下不少棉花。明白过来后，我也内心不安地“抓住”了两个角。
棉铃虫什么都吃，连棉花的叶子也吃。
刚开始，队里派两个女的带队。让我们先折上两根树枝，像双筷子持在手里，然后就凭双眼和经验，在棉花上下仔细查找。棉铃虫有寸把长，发现后，用“筷子”搛出来，再打张棉花叶子，把它包起来，收好。等收工后，记工员清点“包”的数量，来记工分。那两个女的，说她们一个早工，能有百十“包”。
，加之棉铃虫有保护色，想轻易找出来，还真不容易。我找了个把小时，也就找了两三条，急得直叫，捉不到捉不到！可能是听到我焦躁的声音，带队的那边飘来声音，到记工员那里不要话多。
一起来捉虫的杨三，他住串场河边上，比我大岁吧，抓鱼是把好手。平时都叫他瘦田里的山芋，因为他人瘦，因为他精明。他从旁边的棉花窠里插过来，悄悄地拉住我，露出了诡异的笑脸。原来“带队”的不是每个“包”里都有虫，发现了这个秘密，我们都轻松了。
“吃桃子，甜呢，” 杨三说的桃子，就是眼前的棉花桃子。
“有农药的，”我有些胆怯。
“不是有虫子吗，药性早过了，没事。”
说罢杨三就揪下一个大的，用大拇指顶开后，把心子送到嘴里。我也学着，吃到嘴里感觉绵绵的，是有一丝甜味，也有一丝不安，毕竟是公家的。蔡三顺手又摘了几个，好像吃上了瘾，最后他用脚在地上踢个坑，把吃下的棉桃壳都严实地埋了起来。
多年后看到孩子吃棉花糖，我心想，我还真的吃过“棉花糖”。
第一次看到金日成花时，我就想到了棉花的花，无论形态还是色彩，都有相似之处，但是被关注的程度，却是天壤之别。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喜欢原生态，跑到农村去，去看油菜花、去看芦苇花、去看菖蒲花，却没有听说去看棉花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花不知趣，开在一年最热的天里，二是这个花不醒目，开在枝叉里叶子下。
棉花，还成当选过上海市花。当选过上海市花的花，是棉花，不是棉花的花。上海当年成为远东大都市，棉花是厥功至伟，有过巨大的贡献的，所以市民把票投给了棉花，这都是些陈年旧事了。
作为花来说，棉花的花很有特色。和很多花一样，也是开在逐渐变成了浅黄色，到下午又转为粉红色或红色，到第二天会变得更红，甚至红得带紫，到最后花谢的时候，已成了灰褐色。一株棉花上能有几十个棉桃，也就是说会有几十朵花，这样次第开放，棉花地里也是争奇斗艳的了，但是棉农是没有赏花这个心事的。
在农村里，男孩子表达自己长大了，或者显示自己有力气，有两种表达的方式，一是摇拖拉机，就是把拖拉机头上的柴油发动机，用摇把发动起来，二是拔棉花杆子。如果说“摇拖拉机”需要爆发力，那“拔棉花杆子”需要力气，更需要耐力。
拔棉花是有工具的，叫棉花钩子，有尺把来长，上面有个手抓，下面是个弯钩。把棉花杆子的根部套在弯钩里，用力拔就是了，不像对棉花。
等到一遍又一遍把棉花拾干净，已经是深秋里了。印象里拔棉花杆子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如果再不拔，上冻就更难拔了。把棉花杆子放在地里不急着拔，估计是因为反正地不好套用，留着风风干。
棉花杆子就像是一棵棵小树，熬火好烧。尽管经烧，老家人舍不得，除了留些过年蒸糕炖肉外，都交到大毛庄的人窑上去换砖头了。穰草（老家方言，指稻草）要一斤半才能换块九五砖，棉花杆子熬火，八九两就能换一块了。造房子永远是每户农家人的头等大事，我小时候，老家还基本都是土墙茅草屋，能砌个“砖墙瓦盖”，是他们为之甘心苦累而坚守的梦想。
常听人这样说，现在东西没有以前好吃了，鸡也没有以前香了，其实鸡还是那个鸡，只是贫穷把人们的嗅觉锤炼得更为敏感，味蕾就更不用说了，饥饿好下饭，说的就是这个理。那时候，只要爸妈不在家，做吃的，是哥哥和我永衡的课题。
我哥哥很能干，他能找到家里的面粉、白糖，甚至是芝麻。他还能看菜吃饭，找到什么就搭配做什么吃。他做的芝麻油饼，至今还是我吃的人间至味，所以我甘愿给他洗锅烧火，当下手。
一天爸妈出门了，可是哥哥也不在家，我又不会弄，总不能白白错失机会吧。思量再三，就简单些，喝点油吧。于是我搬张凳子，把灶头上面的油瓶拿下来，可是第一口没喝上，那时候吃的油都是棉籽油，棉花的籽榨的。这个油易冻，像个糊糊不好倒，我捧着瓶子用力抖，结果没有抖到嘴里，倒是抖到衣服上了。这下好了，大人那里怎么交待，想瞒也瞒不住了。
吃棉籽油，说是男人会无精不育。尽管话是这么说，但还都是吃的棉籽油，为啥，便宜啊。我们都是吃棉籽油长大的，那么多同学朋友中，没听到那个不能生的，我估计说法也许不错，只是一瓶油一家人要吃上几个月，菜里汤里几乎望不到油花子，这样的“复用”量怕是太小了，达不到“杀精”剂量，不然我也不会偷油喝了。相比之下，老家的肝病发病率，那阵子在全国算高发的了，这和农药有关。都说六六六和乐果这样的农药。现在这两种农药都被禁用，或者限用了。那时候我们用的吃的都是河水，奉献的总是老区人民。
。一亩棉花田，要长八九千株棉花，要侍候好这些棉花，可想而知人们得要在闷热的棉花窠里花上多少精力和心血。
骂的话也很难听，那时候队长就是最基层的最高领导，计划经济时候，干部有权威，是因为有“计划”，有了“计划”，权就大了，威就来了。
这样李大妈总要比人家晚很久，才下工，大家慢慢地也习惯了。等自己捧上粥碗，或者洗好澡准备去乘凉了，才看到她回家，也感觉很自然。这时的李大妈像是河里捞出来的，衣服湿得往下滴水，整个人疲塌塌的，一步三摇。入夜，后面传来声响，是李大妈唱的家乡小调，这声音和东头邹大伯用牛时的号子一样，哀怨绵长又充满着忧伤。一弯残月挂在远处的树梢上，淡淡月光下的草屋子沉重得像卧在地上反刍的水牛，东复河水无声地流淌。
1981年我上初三，那年年底前的一天，天空昏沉沉的，不时飘过一两片雪花。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篮球场边上那排落了叶子的白杨树后面的田里有一群人，他们手里拿着铁锹石灰桶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走走停停。那时候学校简陋，真是“开门办学”，没有围墙，白杨树后面就是村里的农田。
“在分田”，同桌的捣了我一下，神秘地说。
不知道为何，当时我心紧了一下。我们是“生长红旗下，长在甜水里”的一代人，灌输的教育也是僵化的，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
第二年我初中毕业，去了很远的地方，上中专。寒假回来，遇到东头的邹大伯。也许是长年用牛的缘故，他个性真就像牛，憨厚得有些木讷，吃得下苦，偶尔也发发犟脾气。那天邹大伯劈口对我来一句，“你上书房的那快，长棉花吗。”弄得我无从回答。
母亲后来和我说，他家二小伙，终于说了个人，上个月已经到街上去扯布拍照了，总算把个亲定了下来，了了邹大伯俩口子的一桩大心事。
我知道，邹大伯孩子多，尽管他用牛，很辛苦，遇到农忙更是没日没夜的，即便这样，一家人还是穿得补丁摞补丁，一年难得见次肉星子。老大的婚事，让他们背了一身债，转眼老二又大了，老债没有还，还能到那里去借，老二的婚事就这样拖下来了。那年头，打光棍不是新鲜事，这和现在男人单身不婚完全是两个概念，打光棍是被逼的无奈的心酸的。
我母亲还说，多亏包产到户，他们家把分到的几亩棉花田收拾得水滑，一年就把日子过得翻过来了。听说他们收了上千斤，乖乖，你算算得买多少钱，换得以前一年忙到头，那家日子不是过得紧巴巴的。
我明白了，那句让我莫名其妙的话，其实是邹大伯他得意的致富经，棉花就是他的摇钱树。田是累字头，邹大伯腰都弓下来了，我算算，也就四十来岁。
1983年老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盐城成立市，二是老家那里通电，但是我却记住了第三件事，让我刻骨铭心地。那年夏天，我放暑假在家。蔡二嫂子是我家前面的邻居，她刚生了对双胞胎，两个女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当时就几个月大，还在吃奶。由于田里活多，蔡二嫂子就把自家妹妹喊来带孩子，自己好脱出身来到田里去摸摸。蔡二哥在大毛庄的人窑上，烧窑的时候不回来，平时家里家外就是蔡二嫂子。
一天中午，听到前面蔡二嫂子的妹妹在哭。我奶奶知道情况，原来蔡二嫂子趁着中午天气热，去棉花田里打药水，回来后头昏，饭也没有吃，刚才到街上去了，做妹妹的哭，怕是舍不得姐姐吧。我奶奶说的街上，是指卫生院，也就是去看了，去医了。
治虫打农药，越是热的时候，越是效果好，都是顶着大太阳，中午去的。打完药水回来头有些昏，那年头见怪不怪，或多或少都有点。现在想来，一是可能轻微中暑，毕竟是大热天，站在太阳心里，二是可能轻微中毒，那时候人们不太注重防护，连口罩几乎也不戴，用的又是剧毒农药。一般都是在家里息息就罢了，即便有些重的，就到卫生院去挂挂水，也就是这样。
当时听到蔡二嫂子妹妹的哭声，我还有些埋怨，心想，你姐姐是自己走得去的，会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好哭的。可是爱笑的蔡二嫂子真的就这样走了，留下了两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前几年，我遇到了蔡二哥，六十岁的人，看上去显老。他以后一直没有再娶，两个双子都是他一手拖大的。
种棉花是个忙人的活，要等到把棉花杆一根一根全拔出来，才算把一年的忙完。
其实拔棉花杆子前，还有件事情，要把没有开出来的棉花桃子全摘下来，堆到队房（生产队的房子，老家人习惯叫法）里去，因为这些长僵了的桃子，把壳子剥开来，里面还是有棉花的，只是像桔子瓣僵在壳子里。
这些“桔子瓣”轧花厂也收的，就是等级很低。蚊子再小也是肉，等到天寒地冻的农闲时候，队长就安排人剥棉花桃子了，这种能在屋子里坐着的活，当然都是让女将们（老家对女人的统称）去了。这些女将好像不是来上工，而是来听相声的，队房里传出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差点没把房顶掀了。
“这帮婆娘又在辣春了。”队长回头望了眼，自言自语说了声，袖着手缩了缩脖子走了。
剥完棉花桃子，离年就不远了，一年就这样交待了。
来年早春又开始整地施肥、选种育苗了，种子不是直接种到田里，而是小心育在棉花苗嫩黄嫩黄的，就像刚刚炕出来的小鸡，让守在一边的老农，眼睛看得发亮。
新的一年忙碌又开始了，忙碌的人们又孕育出了新的希望，不停地叉……
间或聊天的时候，也还说起——
到底小时候没弄过，这么些年了，李大妈还是会把个杈枝抹错了；
多亏那片棉花田，不然小邹二那块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婆娘；
当年她二嫂子，哎，年纪轻轻的，要是带个口罩子，怕就没事了；
……
现在老家基本不长棉花了，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也早拆迁了。老家的棉花，留给我的记忆是闷热的棉花田、棉花田上的白云、会变色的棉花花、有些甜味的棉花桃，还有棉花地里的故事，以及那没有顾忌的笑声。
其实，我就是“海里”的一株棉花！
2021年7月26日
薛明，男，汉族，江苏盐城人，1966年9月生。初中毕业后，考到江西九江读中专，毕业后分配来无锡，在一家企业工作六年，做过管理，干过销售，后应聘到了无锡电视台，先是做新闻记者，跑过政法、工交等多个条线，后多年从事电视栏目剧的编剧工作。
责任编辑：人人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