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登报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2年的照片，我妈抱着刚满一岁的我，我奶奶拿着一本《圣经》端坐，而我却拿着一本不知什么书捂着脸。（奶奶旁边站着我姐姐，后来她嫌自己照得不好看，剪掉了）。既然是全家福，那爸爸呢，1942年他还在前线打日本鬼子呢。
在逃难的路上庆祝我的周岁生日，照片是拍给我爸爸看的，因为生我的时候爸爸不在，也就是说他那时还没有见到过我这个宝贝儿子。主角不露脸照相师应该重照啊，但是就是没有重照。我这几十年来一直在纳闷，这张无厘头的照片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是逃难路上等不及重拍？还是照相馆老板推脱责任不肯重拍？
现在我明白了，也许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抓周”①吧，我没抓钱、没抓玩具、没抓糖果，而是抓了本书捂在脸上，预示我这一辈子都与书刊文字有关。
你别说还真有这么点意思呢，5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位编辑记者。那是在1946年，父亲看不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劫收时的贪污腐败，愤而从部队退役了，把家安在蚌埠一个叫仁寿里的地方。家里人有个特点就是爱看书。奶奶常常拿着一本《新约全书》和妈妈一起读，我也跟在后面凑热闹。其实我那时在幼稚园只学会30几个字块“猫、狗、牛、羊、兔、马、花、草、树、木、鸡、鸭、鹅、船、桥、车、城、山、屋、门、窗、书、信、笔、墨、饭、鱼、肉、菜、豆、瓜、桃、梨、橘……” 呜拉呜拉地念只是自娱自乐而已。
我家前边不远处有个《皖北日报》馆，报馆前有个球场我常常在那儿玩，遇见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喜欢逗我玩，我也喜欢跟他玩，不管拿什么书都叫他讲上面的故事。然后我还会奶腔奶调地补充上面的故事，说些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话。他名叫邓最白我喊他邓叔叔，他是《皖北日报》的记者编辑。
有一天，他拉着我说：“你登上报纸了，我带你去看看。”报社门口有个报栏，我个子矮看不到，他就抱着我看，念给我听“《五岁神童，对答如流》......”“太阳每天从东边滚到西边，滚呀滚呀就滚圆了。”“星星是天上的筛子，下雨就是把天上的水筛下来了”......
这些都是我平常跟他说的话呀，他怎么都写在报纸上了？但今天他一念，念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挣扎着让他把我放下。他说我带你到报社玩玩，我跟着他参观了印刷机房、切纸机房，分发报纸的地方，还有他的办公室，他向他的同事介绍我，他的同事有的过来跟我拉拉手，有的摸摸我的头，问这问那的，最后带我到了排字房。那时报纸还是铅印，一排排的架子上排满了铅字，工人拿着原稿把铅字一个个拣出来，拼成一版。他请排字的师傅把我的名字“王德安”三个字拣出来，用小绳子捆着送给了我。
我像快乐的小鸟飞到家，高声叫着：“妈妈、妈妈，我登报啦，你看你看这是我的名字！”我妈被我搞得莫名其妙，不知我说的什么意思。当时她正在和面做饼子，被我硬拉着去看报，她满手面粉围裙也没解，跟着我去看报。妈妈看完报若有所思地说：“我也觉得你说话跟别的小孩不同，你喜欢跟大人玩，成天‘脑筋盘头’！” “脑筋盘头”大概是家乡方言“少年老成”会思考的意思吧。
第二年我们全家迁到上海，邓最白还给我写过两次信，我也给他回过信，再后来我家又迁往南京，《皖北日报》也看不到。断了与邓叔叔的联系，但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报纸到是记忆犹新。
为舅舅看皮匠摊子
在蚌埠期间，我的二舅从老家来，父亲看他无业就花钱去让他学手艺，学什么呢？他愿去学皮匠。他学了半年父亲又为他制了一副皮匠担子 ，买了三张牛皮，他就上街开业了。生意还算凑合，起码可以养得起自己和舅母了。
舅舅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会讲故事说笑话，还会教我猜谜语，比如他让我猜两个字：“少一笔能领雄兵百万，多一笔能教弟子三千”我那时肚里没几滴墨水，使劲猜也猜不出来。他告诉我前一句谜底是老师的“师”，少一笔就成了“帅”，帅就是打仗的元帅，能领雄兵百万；后一句谜底就是“帅”，你看帅字添上一笔就成了“师”，老师就能教三千弟子呀。接着他就讲三国打仗的故事，讲孔子教徒的故事。
我非常喜欢二舅舅，常常粘着他，他有时也会带我上街摆摊，他挑着皮匠担子，前边筐坐着我后边筐装着铁墩、木锤等工具。摊子就摆在警察局大门旁边。他好像跟里边的人很熟，见人都是点头哈腰敬烟点火，警察修鞋打掌子不收钱。我在旁边就希望没有客人来，好让他给我讲故事。
他上厕所去小便，有时在警察局里边的厕所，有时在外边，他不在我就守着摊子，有人来修鞋我就说舅舅去尿尿了，然后奶腔奶调地跟顾客聊天。有一阵子舅舅的尿特别多，有一天舅舅又不在摊点上，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察冲着我恶狠狠地问：“那个皮匠呢？”“他去尿尿了”我怯怯地答道“他一会就来，您要修鞋么？”“修你妈的球！”他飞起一脚把鞋担子踢得老远“这里不准摆摊子，滚！”我赶紧抱住鞋担子蜷曲在墙角，吓得我不敢吱声，我怕他再来一脚。
正在这时舅舅回来了，忙上前为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递烟点火陪不是。我就纳闷了，我们又没做坏事，他干嘛要踢我们摊子？舅舅干嘛要向他道歉？
1949年1月蚌埠解放，舅舅就当上了蚌埠水上公安局局长，消息传来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以皮匠担子作掩护的“地下党”，摊子摆在警察局门口，经常尿尿，又爱和警察套近乎，全是为了收集情报、传递情报。
《茶馆小调》的“茶老板”
到上海后我家住在闸北区的公兴路，我在一所名为“立才”的小学读三年级。这是一所南通人办的学校，所以立才小学又名“南通旅沪小学”。校长姓阮，他的女儿教算术，他的女婿叫梁唯万教语文。梁老师是陕西人，身材高挑，面容清瘦戴着个金丝边眼镜，说的是陕西尾音的上海京腔，不疾不徐柔中寓刚，是个典型的文化人。
我们这个学校与众不同，学校没有“童子军”，不搞体罚（解放前学校老师可以对学生体罚）。晨会不升国旗，不唱国歌，小操场上的旗杆常年光秃秃的。
快过年了学校要排演节目开庆祝会，梁老师决定排一个小演唱《茶馆小调》。剧情大意是国民党当局在覆灭前夕，严格控制言论封锁消息。茶馆里有特务监控，不准谈论时政，墙壁上贴满标语“莫谈国是”“言多必失”等等。
不知什么原因梁老师看中了我，让我演胆小怕事的茶馆老板。这在《茶馆小调》中是个很重要的“反面”角色，梁老师帮我分析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从农夫工人创造财富讲到政府腐败；从通货膨胀讲到“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从害怕老百姓知道内情，言论不自由，讲到有一股光明的力量在“山那边”；又帮我分析了茶馆老板的胆小怕事的性格。联想到物价飞涨，钞票贬值，以前能买一头牛的钱现在只能 买一只大饼（烧饼），茶馆老板赚不到钱了，就怕茶馆因为茶客谈论国是而被查封。
那年头小孩子开窍早，通过梁老师的介绍分析我就很快入戏，几次彩排梁老师很满意，说我长大能当演员。
我奶奶的干女儿徐三娘，为我演老板赶做了一顶瓜皮帽，妈妈又为我改制了一件香云纱长衫，还特地找了把折扇当道具。开演那天热闹非凡，邻近学校都派来了师生代表。我姐姐他们高年级的同学都是茶客，大幕拉开，茶客们唱道
晚风吹来天气燥呵，
东街的茶馆真热闹，
楼上楼下客满座呵，
“茶房!开水!”叫声高，
杯子碟儿叮叮当当
第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呀!
瓜子壳儿辟厉拍啦
辟厉拍啦满地抛呵
有的谈天，有的吵，
有的苦恼，有的笑!
有的谈国事呵，
有的就发牢骚。
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
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
细声细语说得妙:
我这个茶馆老板上场了，我打开扇子又一折，小心翼翼地唱道：
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
国家的大事千万莫发表，
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呵，
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
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
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
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呵，
还要请你坐监牢。
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喝完了茶来回家去，
睡一个闷头觉，
睡一个闷头觉呵
我唱完向茶客拱手作揖，退场。茶客们接着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满座大笑，
老板说话太蹊跷，
闷头觉睡够了，
越睡越糊涂呀，
越睡越苦恼呀，
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谈清楚，
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
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
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
演出大获成功，同学们把巴掌都拍痛了，邻校的代表也同声叫好。还没卸妆，梁老师就挤到后台，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了一句：“谢谢侬，‘茶老板’，你演得较关好！”从此，“茶老板”也就成了我的绰号。
可是，没过几天梁老师就被警察局拘捕了，罪名是“编演亲共节目，煽动叛乱情绪”。一时全校大哗，同学们都捶胸顿足，哭叫着：“啊拉（我们）要梁先生（老师）！”高年级的同学还起草了“请愿书”，我记得“请愿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全校同学都参加了演出，你们把我们都抓起来吧！”全校同学都签了名，要求释放梁老师。
那一年的寒假特别冷，天阴沉沉的。同学们想念梁老师，常常溜到学校打听他回来没有。开学后的一天，课堂后面板壁响起了熟悉的敲击声，同学们急切地回过头去看那个孔洞。啊！梁老师的眼睛！梁老师奇迹般地出现，我们好开心呵！
梁老师更瘦了，面色苍白眼窝深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这就是当局的民主和自由！”梁老师是取保释放的。记得那天全班情绪高涨，与梁老师说了好多好多话，最后大家合唱了《茶馆小调》茶客的唱段。我这个“茶老板”也跟大家一起扯着嗓子叫，甚至敲击着课桌以发泄心中的块垒。
上海解放后，我们家迁到南京，梁老师给我来过几封信，后来立才小学与公立学校合并与梁老师失去联系。
“文革”中偶遇上海的一个邻居，他听说梁老师曾被隔离审查，关在公兴路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当时吃了一惊，顿时领悟梁老师他们是当年的“地下党”。在“四害”横行时中共地下党员几乎都被批斗过，关过“地下室”。
三娘教子唱红歌
我奶奶的干女儿徐三娘是个传奇人物。她自幼丧父，母亲是以玛内利教会的虔诚信徒。她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乌黑的眼睛，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位大家闺秀，她通英文、会弹琴、爱唱歌、善舞蹈。她的丈夫是国民党抗日退役军官，人们都说他俩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徐三娘的丈夫在弟兄中排行老三，所以我们就喊她三娘。
三娘在上海的一所职业学校当教师，那一阵子她很忙，经常外出甚至彻夜不归，她丈夫也不知听信谁的谗言，说“你老婆有外心了，我在霞飞路上看见她和一位男子逛马路”，说得有鼻子有眼，她丈夫本就心胸狭窄，这还得了！任凭三娘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本来每晚她家传来的都是琴声、歌声，现在听到的是打砸声、哭泣声。
三娘60岁时留影
我奶奶和我妈妈都信奉基督教，在教堂里认识了徐三娘，我奶奶与她很投缘，就认了这个干女儿。徐三娘无儿无女，据说是因为几次流产不能再孕，但她特别喜欢小孩，把我和我姐姐当成亲子女。
我的童年有过日机轰炸带来的恐慌，有过逃难路上的苦难，有过生离死别的哀怨，也有过快乐的日子，那就是在三娘的钢琴旁，在三娘的书房里……
上海解放前夕，她常常把我们带到她家玩，她家住在多伦路的一座小楼上，她弹琴教我们唱歌，唱什么歌呢？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唱“山那边的天是明朗的天，山那边的百姓好喜欢”，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夜，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年青的中华好儿郎，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辉煌”。但她叮嘱我们，现在不能唱，过些时才能唱。说罢她在我额头轻轻一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徐三娘和丈夫终于离婚了，《申报》上一则“离婚启事”，徐三娘净身出户。我们舍不得她，她也不舍得我们，全家人哭成一团，只有她的丈夫扳着脸，扳成一个灰色的春天。
上海解放了，三娘教的那些歌恢复原来的字句可以放声唱了，可是教歌的人却音讯杳然……我们家没多久就迁居南京，听说她的前夫又结了婚。
几十年来我们多方打听她的下落，按老地址寄去的信都原封退回，我出差上海都要去多伦路打听徐三娘，人们都摇头。她出国了吗？她谢世了吗？感情是割不断的，她的影子总是晃动在我的回忆里、睡梦中……
“文革”时，她的前夫因国民党身份问题遭到批斗，一天造反派要他交待与徐三娘地下党的活动，是不是有叛变情节，他的前夫张口结舌茫然不知。但他终于悟出她没有死，而且她在解放前为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
她是个谜：那天亮前的激奋，那霞飞路上的男子，那禁唱的歌曲，那诡秘的行踪……全家人对她的认识从遗憾、同情到敬佩。但我对她的爱像浓浓的夏天，没有淡过，没有冷过。
八十年代末，我们终于打听到三娘的确切地址。她曾一度离开上海到浙江去工作，一直没有再婚。退休了才叶落归根，我终于可以把40年的思念倾泻在小小的信封里……
九十年代初，她来信告诉我们，她结识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老教授，他们俩都有坎坷经历都能从容面对，三娘决定与他相伴晚年。我想这个老教授肯定是个和善的老人，我真为三娘的晚年幸福高兴。那年的7月正好有个出差上海的机会，我买了鲜花和美酒前去祝贺。谁知走到华东师院三娘家的小区口，见到一张讣告：我院xx系张xx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xx日去世，享年84岁……
后来我们把她接到南京来玩，以淡化她对亲人的思念，谈起我童年的那些事，她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在一起唱呀笑呀，又仿佛回到那年那月。有趣的是三娘名字“慧珠”，我妻子名“慧芝”，上海人“珠”、“芝”同音，三娘搂着她在她耳边亲切地说：“你就是我的影子啊！”
她在上海一直跟她侄儿过，侄儿侍奉她如亲生母亲，侄儿媳妇是个医务工作者，她可是个心地善良，手脚麻利的能干人，为三娘擦身洗澡、打针喂药不厌其烦，几十年如一日，被街道上推荐为好媳妇。好人有好报，我们为三娘的晚年庆幸。
三娘九十多岁还能给我们写信，关心我的生活起居，关心孙辈、重孙辈的成长，资助他们的学业。我们也把家里开心的事告诉她老人家。我每出版一本书也都寄给她，她也把她的感想和意见写信告诉我。三娘活到96岁驾鹤西去，按她的遗愿将骨灰洒在长江入海口。
三娘，您是一叶爱的小舟，载着我渡过不一样的童年，我们永远爱您。“三娘教子”的故事永远鲜活在岁月里……
注:①抓周，是民间一种习俗。当小孩周岁时，在小孩面前摆放笔、墨、纸、砚、算盘、钱币、书籍等，任其抓取，看小孩抓什么来预卜婴儿前途。
王德安，生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城，长于抗日战争的离乱和騒动，长期生活在南京。笔名王耽、宋风、青花居等。青年时钟情于文学诗歌；中年以后迷恋于陶瓷青花。60年代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为他打开又一扇艺术的大门。近年他醉心于古代青花瓷画的研究和解读。退休后，徜徉在两个艺术门类之间。“诗”和“瓷”是他两块不离不弃“通灵宝玉”。作品被收入60多部图书，已有多部诗文专集出版。诗集有《迟熟的高粱》《心底珊瑚》《青花 雨花》等，散文集有《昔日吻痕》《青花写意》《青花物语》《“瓷博士”开课》等，笔记文集有《迷你世界》《藏界百态》《玩瓷聊斋》（合作）等。作品在全国和省市多次获奖。原为江苏《莫愁》杂志主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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