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米花
由远而近的“爆—米—花—嘞，爆—米—花—嘞……”的叫声，马上吸引正在玩耍的小伙伴们的注意，伴随而来的是雀跃的欢呼，飞跑着回家或向爆米花匠围过去。爆米花匠在一处较宽敞的地方放下担子，轻手滑肩，小心地放好工具，系上围裙，慢条斯理地摆好架子，给炉子生好火。右手拉着风箱，左手则悠哉悠哉地转动着机器的摇柄，身子不紧不慢的一仰一摆。他那拉风箱的手不时地管理一下炉子，拨弄下火苗，呼塔呼塔的风箱很快将炉中的炭火吹得一明一暗，不一会儿火苗就旺起来了。
随后，孩子们提着装有米的水桶或洗脸盆蜂拥而来，爆米花匠熟练地将大米装进那圆圆的机器肚子里；眼睛时不时地看看仪表，专注的情形里总是带有几分神秘，摇晃着的爆米花机让黝黑的“炮筒”在铁架上荡着秋千。不一会儿，爆米花匠迅速起身，敏捷地提起爆米花机，塞进一个镶嵌着铁皮的布袋里，“砰”的一声巨响，雪白的米花被强大的气流喷射到布袋里，现场顿时被一阵白雾笼罩，爆米花的香气也四处飘散，让空气中弥漫着爆米花的清香。白花花的爆米花倒进洗脸盘里，捧着热乎乎的爆米花，伸出舌头叼几粒晗在嘴里，脆脆的、甜丝丝的。
在那个尚未完全摆脱温饱的年代，香喷喷、酥酥的爆米花无疑是一场味觉的盛宴，成了我儿时美好而幸福的记忆。
弹 匠
秋收过后，弹匠老周就会领着他的几个徒弟，挑着三三两两的工具箱，摇摇晃晃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从一座城市走向另一座城市，越过一道道山山水水，从遥远的浙江来到我们下柴市。一弯弹弓、一个磨盘、一个弹槌和一条牵线杆，这就是老周们的全部家当。老周个子高大，但背有点驼，可能是长期俯身抡弹槌留下的病根。
几条高凳，上面两块门板一合，再铺上一张床单，就组成了老周们的工作台。天刚朦朦亮，老周便领着弟子们起床，来到主人家的堂屋开始工作。老周拿起放在墙边的弹弓，弟子递上弹槌，随后，老周微微弯曲的身影便在屋子里不停地漂移。老周扬起手，将紧握在手中的弹槌向斜背在肩上的那根“弦”敲去，“锵东——锵”，顿时，老周奏响的欢快激昂的音乐韵律便弥漫了整个小村。
槌声就是命令，槌声就是集结号，呼唤着我们这群小孩子向老周靠拢，“人来疯”的老周此时也许会即兴哼唱几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老周边唱，边用“手榴弹”不停地敲击着五音弦，指挥着棉花絮们翩翩起舞，将原本紧贴在一起的棉花舞动得蓬松起来。
棉花之舞一结束，老周便放下弓槌，用牵线杆开始牵线，牵好了线，被絮慢慢成形。
大人们有时也会过来凑热闹，他们就象看戏一样，听老周弹奏棉花的声音，看槌起槌落，边看边评论，有时会问老周一些问题，比如家是哪里的，家里有几个孩子等等。老周一边忙着活，一边和村里人做着交流，有时他还把自己在各地见到的、听到的奇闻逸事像讲故事一样说给大家听，发表着对生活的感概。
裁 缝
小时候，我们村子里最有名的裁缝莫数彭桂兰了，她总是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手握着画笔，一手拿着皮尺，轻言细语地重复着她那职业性的言语。她做的衣服针脚细密，做工精致，穿在身上舒服合体；一块并不起眼的布料只要到了她的手中，三剪两裁，便会把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装扮成一只美丽的小天鹅，所以，附近的小媳妇大姑娘都争着让她做衣服。
大概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因为五哥结婚需要制作一些新衣，母亲便把彭桂兰请到家里来替五哥量体裁衣。平时愁眉眉苦脸的母亲，那几天总是笑意盈盈地和彭桂兰商量着衣服的大小和式样，彭桂兰则计算着布料的多少，谋划着怎样用布最为节省。
那天，彭桂兰把我叫过去，亲切地说：“九满，来量量尺寸，这次你要穿的确良了。”我顿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一颗心激动得咚咚直跳。她拿着皮尺在我的肩膀、手臂、腰部不停地比划。接着，她左手拿着尺，右手拿着粉笔，在铺展的布料上潇洒地勾勒，再用剪刀沿着粉迹唰唰地剪，布料就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在缝纫机上踩上几轮。一件漂亮的衬衣终于在我的千呼万唤中大功告成，彭桂兰让我穿上试试，说实话，我一穿上就不想再脱下来了，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件高档衬衣，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就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贫寒而单调的日子，穿新衣是我那时最开心的期盼。
随着现代文明地冲击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已日益减少了人们的手工劳动，迫使那些像裁缝彭桂兰这种具有鲜明乡村色彩的手艺人，诸如染匠、织布匠……正从我们身边悄悄逝去，日渐被人们遗忘，消失在喧嚣浮躁的现代生活中，随之而消逝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技艺，留存在人们心中的只有那一幅幅朦胧远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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