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内容摘要：在中国新诗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独具特色，但又饱受争议的诗人。邵洵美的诗歌属于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文人写作，青春期的躁动，再加上浓厚的唯美主义色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一出现， 立即引起了褒贬不同的反响。1949年以后，邵洵美的名字在诗坛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批被埋没的作家重新被发掘出来，邵洵美也在其中。邵洵美是有诗的才华的，尽管由于时代、 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局限，他的诗作在哲理的深度与对人性的深层体认上尚有欠缺，他的爱情诗还未能展示出灵与肉、情与欲的复杂纠缠，某些“颓加荡”风格的作品，更是损伤了他在部分读者中的印象，但这并不影响在中国新诗史中给他一个恰当的位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 键 词：邵洵美；新诗；爱情诗；唯美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23） 05-0129-09
在中国新诗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独具特色，但又饱受争议的诗人。他1906年出生于一个达官后人之家，年纪轻轻便开始写诗。21岁出版诗集《天堂与五月》，22岁出版诗集《花一般的罪恶》，30岁随着他的带有总结性的第三本诗集《诗二十五首》的出版，他的新诗创作也就大致结束了。
一
邵洵美一生做过许多事，作为作家，他写过诗歌，写过随笔，写过小说，写过文论，写过回忆录……他主编过刊物，还是位翻译家和出版家，但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诗人身份，他在诗里写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邵洵美的诗歌属于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文人写作，青春期的躁动，再加上浓厚的唯美主义色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一出现，立即引起了褒贬不同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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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邵洵美的诗作，均无涉及。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批被埋没的作家重新被发掘出来，邵洵美也在其中。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内部刊物）、《湖州师专学报》、《新文学史料》等刊物陆续推出邵洵美研究资料专集或专辑，有关邵洵美的论文先后出现了数十篇。进入新世纪以后，邵洵美的名字终于在新诗史当中出现了。
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第四章“《新月》（后期）诗人群”，为邵洵美单列小标题，用了12页的篇幅介绍了邵洵美的诗。最后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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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邵洵美的诗歌被重版，被译介，受到国内外关注：
《花一般的罪恶》被遴选为传承新文学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是2018年星汉文库出版的“新文学经典”50本之一。
美国Swindall教授与山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孙继成合作翻译的The Verse of Shao Xunmei（《洵美诗选》）于2016年在美国出版，含《天堂与五月》和《诗二十五首》。
2017年孙继成教授受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SusanDaruvala 邀请，到三一学院做讲座《洵美诗选的译路回望》。
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城山拓也教授参与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杰作选》，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中有12首入选。
这一切均表明，被历史的浮尘掩埋的邵洵美终于出土了，对邵洵美的研究已回归到正常的学术轨道。最近，《邵洵美全集·诗歌集》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推出。这部诗集不仅包含了邵洵美生前自己编定的《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还包括佚诗，其中有邵洵美夫人盛佩玉所收集的邵洵美从未发表过的诗歌，从而为读者，也为学界研究邵洵美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完善的版本。
二
邵洵美应该说是继“湖畔诗人”后，在上世纪20年代致力于爱情诗创作最勤的诗人了。这与邵洵美写诗的高峰阶段正处于青春期有关。实际上，他诗集里的多首悠美缠绵的情诗是为自己的妻子写的。
邵洵美本名邵云龙，在外祖父盛宣怀的丧仪上，与表姐盛佩玉相遇，一见钟情。他知《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为表姐名字之本，遂从同一首诗“洵美且都”句中取“洵美”二字为名，以示爱慕。为爱而改名，且此名用了一生，这可视为邵洵美用行为写了一首动人的爱情诗。接着他写了《Z的笑》，是抒发他定情后幸福、满足的心情。去英国留学前夕，盛佩玉为他织了一件白色的毛背心，他满怀深情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白绒线马甲呵！/她的浓情的代表品，/一丝丝条纹/多染着她底香汗；/含着她底爱意；/吸着她底精神……/白绒线马甲呵！/我将你穿在身上，/我身负重任了！/我欠了无上的债了！/心窝里添了无数的助燃品了！”睹物思情，直抒胸臆，真切动人。1926年，他由欧洲返回中国，在海上航行时，面对大海，触景生情，写了一首《爱》：“海面千万条光鱼/和浪儿拼在一起；/这便是爱，/这便是爱的真谛。//一条山睡在雾里，/雾将山拢在怀里；/这便是爱，这便是爱的原理。//雨珠儿尽吻着海，/海将雨吞在心里；/这便是爱，/这便是爱的神秘。//海水叫月月不语，/浪儿化作点点泪；/这便是爱，/这便是爱的滋味。”诗中用“光鱼与浪儿”、“雾与山”、“雨珠儿与海”、“海水与浪儿”这四组意象，形象地揭示了他对爱情的向往与理解。
在此前后，他还写了《春天》、《我忍不住了》、《来吧》、《爱的叮嘱》、《我是只小羊》、《恋歌》、《女人》、《一首小诗》、《声音》、《天和地》、《季候》等。这些诗歌大都收在《天堂与五月》和《花一般的罪恶》两本诗集中。这两本诗集是邵洵美赠给他爱妻盛佩玉的。《天堂与五月》扉页上印着“给佩玉”三个字；《花一般的罪恶》的封面，邵洵美更亲自刻印了一朵大大的茶花，这是因为盛佩玉在茶花盛开时出生，盛宣怀为她取小名“茶”。
邵洵美的爱情诗既有浪漫派诗人的热烈大胆的倾诉，又有象征派诗人的隐喻与暗示。像这首《季候》：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诗人用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变化，来暗示一对恋人初识、热恋、冷淡到分手的过程。气候的变化与感情的起伏交织在一起，给人留下的是对曾经爱情的深深怀念与失去爱情的无限怅惘，言有尽而意无穷。
早晚伴着你这牧场。
用小羊对牧场的依恋，来暗示对情侣的忠贞不渝，意象新颖，情感动人。这首诗收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中，于1928年出版。西部歌王王洛宾出生于1913年，当他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出“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的时候，不知他是否读过邵洵美的这首《我是只小羊》？
三
邵洵美早期诗歌创作有两个阶段，其分水岭是在1928年5月《花一般的罪恶》的结集付梓。同年10月，邵洵美在《狮吼复活号》的第4期发表了评乔治·摩尔的《纯粹诗》，他说：“摩尔认为，诗是立于音乐与图画之间的。他觉得有许多字里有不可解释的音乐的诱惑力。……纯粹的诗便是美的描写。”1929年4月，他在《金屋月刊》第4期发表了《永久的建筑》一文，认为“用自然界的一切作诗的材料，诗就是永久的建筑。”于是，我们看到他在《狮吼复活号》里的6篇诗歌、《金屋月刊》里的16篇诗歌的风格与他早期的那两本诗集是有明显不同的。
综合前后两个阶段，可以发现邵洵美诗歌创作尽管以爱情诗为主，但也并未完全局限于爱情，而是涉及到自我、自然、历史、神话、人物等，构成了一个绚烂多姿的诗的世界。
作为一位抒情诗人，邵洵美能够坦诚地敞开自我。他在1926年留学回国的海船上，想到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已是21岁了，慨叹时光已逝，而事业无成，心有所感，便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生命之树底稀少的叶子，/被时光摘去二十一片了。/躲藏在枝间巢中的小鸟，/还没试用他天赐的羽翼；/……啊这柔嫩而稀少的叶子，/片片数来有几个二十一？”21岁正当青春年华，他却有时不我待之感，流露的生命意识，令人感慨。
邵洵美自许是个“天生的诗人”，他以梦的形态，描绘自己走进了一个诗的天国：“走进一个园门，那里的花都能/把他们的色彩芬芳编成歌曲，/做成诗，去唱软那春天的早晨”。那里的树枝、花阴、泉水、山谷都认识他，盼着他归来，要他吟咏，要他“为我们装饰，为我们说诳”。诗的结尾，诗人写道，“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运命：/神仙的宫殿决不是我的住处。/啊，我不要做梦，我要醒，我要醒”（《洵美的梦》）。这个梦描述了邵洵美早年的诗歌理想及其蜕变过程，正如他自己说：“这种‘少壮的炫耀’，写了《洵美的梦》便尽竭了”（《诗二十五首·自序》）。他不断地流露出“做不成诗人”的失落之感：“黄了青叶都将飞去，/天空是灰色湖是瘴气；/啊，诗人做不成了，/秋风吹尽了春意。”（《诗人做不成了》）。他还把这种心态凝聚为“死了的琵琶”这一意象：“这是一只死了的琵琶，/他再不能歌唱再不能说话；/他已没有要讲的故事，/他已不想把才子去配娇娃”。在1933年发表的《自己》一诗中，他对自己前半生做了一个小结：“我认识这是我自己，默数着/夜莺嘴里三百六十五个日子：/这些不适用的铅印的记号。//已不是一次，我疑心上帝拨错了/算盘珠，结果是不准确的答数……”。这是经过几年的生活的挫折与磨洗后，诗人对人生“行路难”的领悟，离早年青春期的躁动则渐行渐远。
在欧洲留学期间，邵洵美以圣经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为依据写出了长诗《天堂》；以中国古代花木兰故事为题材写了长诗《花姊姊》；在巴黎面对莎茀画像写出了《莎茀》，在这些诗中显示了他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底蕴，以及把文化转化为诗的能力。在留学返国途中经过地中海所写的《漂浮在海上的第三天》，目睹海浪滔滔，唤起归家游子对恋人的深深思念。归国以后，随着生活阅历的扩展，诗的境界逐渐廓大，写出了《Sphinx献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你背上是几千万顷的沙石；/你身后是几千万重的山峡；/你目前是几千万里的河流；/你耳旁是几千万声的呼吁……”这壮观的意象，磅礴的气势，显示出邵洵美的另一种情怀，另一种笔墨。此外，他的怀亲之作《呈祖母之灵》、《母亲》，以朴素的语言与亲人对话，真挚感人。《天上掉下一颗星》是悼念诗人徐志摩的：“你缺少忍耐像中秋的潮水等不及风，/向着海洋扑去，在海洋里不见了/他自己；你也等不及自己的羽翼/丰满，就借着人家的翅膀去飞。/风追不上你，云不敢把你黏住……”这是对徐志摩遭遇空难的诗化处理，充满奇想，充满深情。结尾的两行：“啊，志摩，谁相信当秋深的夜半，/一群幽绿的磷火里会有你！”把怀念之情转化为意象图景：悲伤的气氛融入幽暗的秋夜，半明半暗的磷火里闪现着诗人的亡灵，堪称悼亡之作的神来之笔。
四
邵洵美诗歌中，最引起争议的是那些带有“颓加荡”色彩的诗。邵绡红在《诗歌集编后小言（一）》中说：“颓废，原来出自法文的decadant，不知什么人音译为颓加荡，让人觉得又颓丧又荒荡”。这类作品包括《花一般的罪恶》、《春》、《五月》、《颓加荡的爱》、《恐怖》、《堕落的花瓣》、《甜蜜梦》、《Ex dono Dei》、《情诗》、《牡丹》、《新嫁娘》、《风吹来的声音》、《蛇》等。
留学，国内的新诗反而接触得较晚，连胡适的《尝试集》也是过后才看到的。相反，正如邵洵美所说：“外国诗的踪迹在我的字句里是随处可以寻得的……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茀发见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莱尔，凡尔仑”（《诗二十五首·自序》）。
，邵洵美归结的史文朋和波特莱尔的诗歌理念，其实也正是他早年在诗歌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
邵洵美之所以赞赏乔治·摩尔的主张，与邵洵美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邵洵美是清末高官后代，家财丰厚，从小养尊处优，“少年不识愁滋味”，不谙底层的苦难，不懂生活的艰辛，所以接受乔治·摩尔的影响，取一种享受人生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不过他与养尊处优安于享乐的富家子弟还是有所不同，甫一回国，他就结识不少文坛画坛前辈，沉湎书斋，读书写作编辑出版，高朋满座谈天说地是他的乐事。
》记载：“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这类诗作笔涉情事，绮语联翩，色彩浓丽，多用来描写女性和表现男女艳情。在邵洵美“颓加荡”类的诗歌中，明显能看到这类艳诗的影子。
还应注意到，邵洵美这类诗歌所描绘的美女，不是维纳斯式的高洁的女神，而是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的妖媚有毒的女人。他在诗中一方面是欣赏美女、赞美美女、与美女同欢：“朋友，你一生有几次春光，/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荡漾？/怕我只有一百天的麻醉，/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花一般的罪恶》）；另一方面，又渲染美女有罪，美女邪恶，美女可怕。诗人写了一位“仙妖”,自称“我已犯了花一般的罪恶，/去将颜色骗人们的爱护/……我看着一个个卷进漩涡，/看着一个个懊悔而咒咀，/说我是蛇蝎心肠的狐狸”（《花一般的罪恶》）。像这类把美女与罪恶联系起来的诗句，在邵洵美的诗作中多处可见：“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五月》）。“你是西施，你是浣纱的处女；/你是毒蟒，你是杀人的妖异：/生命消受你，你便来消受生命”（《Madonna Mia》）。“美人是魔鬼，/爱了你，/她总是沾污你，/一定的”（《堕落的花瓣》）。
把美女与罪恶、狐狸、毒蛇、魔鬼、死亡联系在一起，这想法并不新鲜，实际与中国传统中“红颜祸水”的女性观是一脉相承的。邵洵美说他“常读旧式方言小说”（《诗二十五首·自序》）。《红楼梦》中所写的“风月宝鉴”，正面看是美女，背面看是骷髅，脂砚斋对此有过批注：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在《颓加荡的爱》一诗中，诗人借“白云”的意象写放荡的爱：“和这一朵交合了，/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结果则是可怕的：“在这韵的色彩里，/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这种写法，彰显了诗人“戒邪淫”的批判动机。陆耀东教授在他的新诗史中称邵洵美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也许正是从这点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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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的《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这两本最早的诗集，有一首共同的《序曲》：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诗人把这首诗放在两部诗集的最前边，是有深意的。他把“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与沉溺、毁灭联系在一起，自己则愿意当“柴炭”燃烧，去温暖那冰冷的人生。这表明他把声色的诱惑看得很透，也有自己的向往。此诗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诗人的初心，却并未得到普遍的理解与认同。
五
这段话表明了邵洵美由受唯美派诗人影响，到受现代诗人影响的转变。这恰可与邵绡红的一段回忆相印证：“1998年我拜访父亲的老友施蛰存伯伯。他告诉我：‘洵美早期是个诗人，他留英时正是19世纪王尔德、史文朋等唯美主义流派在英国流行，所以洵美早期是唯美派，后来就不是唯美派了，就是现代的了。他跟徐志摩在一起，受徐志摩的影响；后来跟林语堂在一起，他就受林语堂的影响。’”（《诗歌集·编后小言（一）》）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邵洵美诗歌观念的改变，被当时上海的进步文人注意到。以致到了1957年，臧克家带了新创刊的《诗刊》给邵洵美，《诗刊》上登载了毛泽东的诗和他《关于诗的一封信》。上海《文艺月报》急速特邀邵洵美写了篇《读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发表在该刊1957年7月诗歌专号上，这可能是因为《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1938至1939年间在《中美日报》上读过他所发表的《金曜诗话》。
六
邵洵美开始写诗，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此时距新诗诞生不过十年。朱自清先生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是新诗诞生后第一个十年的选集，选了邵洵美的三首诗：《昨日的园子》、《来吧》、《我是只小羊》。朱自清的“导言”没有谈邵洵美的诗，但在“诗话”栏中有邵洵美的简介，引用了沈从文的话：“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请注意这段引文，比起文章开头我所引用的沈从文的那段话，朱自清删去了最后的“另一面看到破灭”这几个字，这一引一删之间，似间接地流露了朱自清对邵洵美诗歌的看法。
此外，邵洵美所欣赏的凡尔仑，也是一位强调诗歌音乐性的诗人，他将诗的音乐性与内心的情绪流揉合在一起，表达出诗人的痛苦与无奈。在邵洵美的诗作中，明显地看出斯温伯恩与魏尔伦的影响。他的短诗、小诗，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像《恋歌》：
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
针对这首诗，邵洵美做了如下的说明：“形式上是两段整齐的四行诗，字数前后一样，韵节却有变化。这首诗写又惊又喜的性情，并说一个人同时可以有两种感觉。前段因为是写敬重与惊畏，所以抑多于扬；后段因为是写疑心与快乐，所以扬多于抑；在词藻上，在韵节上，在意象上，我要求能得到互相贯通的效果”（《诗二十五首·自序》）。邵洵美具体谈自己诗歌创作的例子并不多，由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在构思上所下的功夫，称得上是苦心孤诣。
至于他的长诗《天堂》、《花姊姊》、《声音》，更是突破了“节的匀称”、“句的均齐”的限制，把声音的疾驰、舒缓与停顿，转换为自由的建行，随着诗人感情的波动，诗行发生长短、参差的变化，或一泄千里，或短促如鼓，或错综回环，诗歌的情、景、音完美的融合为一体。
呈现于邵洵美诗歌中的意象是异态纷呈，十分丰富的，大体可分为描述性意象、比喻意象和象征意象这三类，而这三类意象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即是象征意象，这亦是他突破前期新月派诗人格律的樊笼，强调完美的形式要与诗歌内在“品性”相谐和的表征。他诗歌中所呈现的富有象征内涵的意象，既避免了感情的直接宣泄，又避免了对世界的说明与议论。《花》、《月和云》、《水仙吓》、《牡丹》、《小烛》、《死了的琵琶》、《二百年的老树》等便是这类写作的范例。
在新月派诗人对新诗格律的呼唤与重建的浪潮中，邵洵美这段话很有针对性，他用发展的眼光观察诗歌，强调诗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而不仅仅是格律的追寻。
邵洵美自称是“天生的诗人”，他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月亮，也写出了一些“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的诗学修养相当深厚，他的《金曜诗话》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诗歌观念，他的《新诗历程》则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新诗史。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邵洵美随着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的诗歌遗产却留了下来，厚重而又芜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为新时代的诗学建设提供借鉴。
[1]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陈梦家编：《新月诗选》，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27页。
[2] 柴树铎：《屠苏》，《北新》1926年第10期。
[3] 沈从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现代学生》创刊号, 1930年10月。
[4] 苏雪林：《论邵洵美的诗》，《文艺》1935年第2卷第2期。
[5] 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学习》1955年第2、3期。
[6] 《新诗发展概况》前四部分，分别刊登于《诗刊》1959年的第6、7、10、12期。
[7] 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8] 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253页。
[9]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导言》第4页。
[10] 邵洵美：《史文朋》，邵洵美著、陈子善编：《洵美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1] 邵洵美：《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邵洵美著、陈子善编：《洵美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12] 据邵绡红与笔者的通信，许芥昱所编的《20世纪中国诗选》是邵绡红1995年访美时，NewYorker专栏作家项美丽送给她的。许芥昱这段评论是邵绡红所译，见邵绡红：《邵洵美的诗探索》，《诗探索》2010年第1辑理论卷，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7页。。
[13] 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人言周刊》1934年第1卷（26）第541页。
[14] 邵洵美：《抗战中的诗与诗人》，刊于《中美日报》1938年11月25日。
[15]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导言》第5页。
[16] 汪飞白：《斯温伯恩》，赵澧、徐京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17] 艾略特：《观点》，《诗探索》1981年第2期。
[18] 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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