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伟杰，闽南人，旅居澳洲诗人作家、评论家，文学博士，复旦博士后，《中文学刊》社长总编，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诗歌文学创作，以及当代诗歌、华文文学和文化艺术研究。
融媒体时代诗歌的美学空间和文化生态
以《2022中国微信诗歌年鉴》为例
一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随时都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我们获取信息、知识的途径和速度，人类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处于媒介融合大潮中，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人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包括文字、图片和视频影像，在无形之中为每个人提供了参与文学、文艺生产的自主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在媒介融合的社会情境中，相较于图书、报刊等传统媒介，依靠互联网技术出现的如网站、QQ空间、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逐渐成为活跃的新媒介。当下，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的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的交流和传播方式，已成为一道不可忽视的文化景观，且始终处于动态流动中。
面对如此情境，面对融媒体时代文学流程中出现的新形态，即便网络为文学的阅读和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使得印刷时代的文学形式面临着挑战的同时，也充满着机遇。比如，关于网络版与纸质版发表的问题，笔者曾与一位学者朋友共同探讨过。源于这位学者在微信朋友圈蝉联发布与海外华人对谈的一系列文化话题，笔者趁机约请他花点时间整合成文。如是，可以在纸媒上一次性呈现。然而，他认为在刊物上发表要引经据典，相当麻烦，而且出版时间要有一个过程，只想将这些个人思想火花发布于朋友圈内作为一种交流。
实话实说，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使然，笔者对纸质文本依然恋恋不舍。诚然，手机是每天必须打开的，甚至已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必备工具。别的信息资源不说，单从加入的各种微信群和订阅号消息中，关于诗人、诗歌及相关活动的信息，着实难以用数字来加以计算，宛若汹涌的浪涛接二连三扑面而来，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海量般铺天盖地的诗歌作品，常常叫人在浏览之余禁不住发出“诗歌大国”的感叹。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网络版与纸质版发表的问题呢？依愚浅见，两者各有千秋。通过网络固然易传播，无门坎，但呈碎片化，多为即时性，浏览之后如过眼云烟，大多淹没在网络“看不见”的汪洋中。如果是白纸黑字定格的纸质书刊，文章一旦发表后便可长期留存，尤其是那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文字扑鼻而来，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油然顿生，其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相对而言，纸质的可靠，网络的不那么可靠。当然，如能将两者完美结合，或许才是最理想的途径和方式。
二
在这个特别的冬日，携带一份诗意的美好期待，信手打开《2022中国微信诗歌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编排好的电子版，浏览之后，发觉无论是装帧设计还是内容编排，都颇为讲究，尤其是那深蓝色的封面，令笔者的思绪像一叶扁舟，又像一朵云彩一样，或航行或悠游在海上在天空，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环顾泱泱诗国，放眼海内海外，带着双重意味隆重推出如此涵盖面广泛的年度微信诗歌年鉴，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内，似乎尚未遇见，而且至今已蝉联出版八年（8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尽管当下诗坛上各种各样的诗歌选本令人目不遐给，但真正有创意、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选本（如谭五昌教授主编的年度“新诗排行榜”等）实属凤毛麟角。所谓“双重意味”，一是指该《年鉴》既突显选自各种微信公众号的诗歌作品，又可让人透过诗歌领略到微信传播的巨大效力；二是主编者本身带有边缘立场，且具有民间姿态和诗意情怀。本年度《年鉴》精选235位遍及世界各地的汉语诗人共406首新诗佳作，堪称阵容庞大又蔚为大观。在疫情依旧为人类带来身心创伤的特定生存境遇中，在一个社会秩序、文化秩序、心理秩序仍然处于无序而混乱的年代，要静下心来编选如此厚重的一部微信诗歌年鉴，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而且必须具备十足的心理定力。关键的是，通过这部年鉴，让我们隐约窥见融媒体语境下网络诗歌的新形态新变化，特别是其中呈现的跨界性、多元性、先锋性、艺术性、民间性等诸多元素，可谓自成一道诗林风景线，并构成为一个相当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诗歌事件”——研究微信诗歌的珍贵资料，了解当代诗歌的重要读本。身为诗人兼评论家的主编月色江河（张晓林），最初可能无意于为网络交互时代的诗歌景观作出历史性的“定格”，只想以微信公众号为选稿基地，以集结的形式甄选“海量”登场的微信诗歌精品以飨读者，但在客观上和无形之中已成就了这部年鉴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毕竟这是迄今为止汉语诗坛唯一的一本微信诗歌年鉴。
在物质丰盛而精神依旧贫乏的年代，诗意和温情似乎已成为一种奢侈品，况且现实中阅读媒介及阅读方式已发生新变——从传统纸本到随时随地的视听或读屏。主编者以先见之明率先打造这本年鉴的创意自觉和努力，不仅昭示着一种诗意的存在，而且见证了汉语诗人的活力和希望。进一步说，为我们观察、审视和研究当代汉语新诗留下一份坚实的文本，并将成为一份美丽的记忆存录于百年新诗再出发之后的发展流程中。
不同时代的人有各自不同的命运际遇和生命流程，同样的，不同的时代也诞生不同的诗歌形式，而不同的诗歌形式则反映不同的时代色彩。尽管时代在变化，诗歌的阅读与传播方式也跟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样式，诗歌还是诗歌，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注入特定时代的元素、特质和风貌。因此，要对收录该《年鉴》的来自不同地域的诗人及其诗作进行解读，或者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显然是费力而不讨好的，倘若顾及失彼定然乏善可陈，而面面俱到又非一篇文章所能涵括；加上论者眼界及美学偏好的受限，难免心余力绌，更无法尽如人意。于是笔者常常慨叹：评诗论人是一场充满冒险的精神之旅。究其原因，在于一些阅读感受往往难以概括，甚至是现行的理论所无法解释和加以描述的。况且，面对这么多代际不同、诗观不同、性别有异、地理有别的大大小小诗人，面对如此多风格迥异、视角不一的诗作，要找到其内在的关联和逻辑谈何容易。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文化地理空间，不同诗人笔下的文字，彼此的交错连结，大多呈现为一种表象关系。何况诗歌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是特别注重诗性智慧又讲究个体生命体验的灵魂叙事，包蕴着感官的知觉和汉语诗性，既是诗人的自我敞开和自我发现，又是源自于生活现场的审美呈现。一句话，诗歌是指向心灵世界的自由律动，是关乎灵魂的智慧书写。以此进行观照，如果说《年鉴》给人的整体阅读印象是远近高低，各臻其趣的话，那么其最具价值的可能就在它充分展示了我们身处的时代，汉语诗歌书写的经验所带来的丰富与多样，宽广与繁复。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台港澳暨海外的华语诗人，他们的介入与书写，本身就带有“双重凝视”的跨域经验，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视角的别样景观。
诚然，当写作成为一种精神远游，无论是深入脚下的土地还是神往心中的家园，诗歌总是奔走在大地与心灵之间；无论是向上仰望天空还是向下俯视大地，超越现实与关怀现实同样值得充分肯定。尤其是身处当下如万花筒般变幻的生存境遇中，常常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爱恨与冷暖、喜怒与哀乐。作为诗人，唯有坚定地守护着那些记忆，珍视对于生命历程和当下生活的真诚诉说，重视笔下的语言与现实在相互搏击时烙下的印痕。如是，所有在诗中留存的记忆和个人经验，哪怕看似平淡琐碎，但其中流淌的体温和跳荡的脉搏，同样可以承载着自己的理想、意志和精神。难得的是，《年鉴》能以开放的视野，提供一个足以对话交流的空间，试图囊括遍及全球各地发出的汉语诗歌声音，不管有名或无名，不管前辈或新秀，惟重文本，一视同仁，把海内与海外的汉语诗歌看作一个整体的存在，把人们引向一个共享和合的视界，其具有的编辑眼光、气魄和胆识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三
当我们把视线流转于《年鉴》所选的诗作，静心赏读，不难看出，其中既有对日常生活实感、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关注，也有融入生命体验的根性意识和精神气息；既有对历史对文化的沉思与感悟，还有回归本真，展开心路历程的灵魂之旅……题材和风格的诗意呈现，在异彩纷然的多样化生态中蕴藏着生机。当然，由于《年鉴》所选的作品多为短诗、小诗或组诗，长诗、史诗因受到篇幅限制而阙如。加之每个地方入选的作者人数不一，作品参差不齐，因此很难说这些作品足以代表一个地区或某座城市诗歌创作的整体水准，但毫不疑问却是某种实力和实绩的生动展示。从地理分布上看，大陆诗歌版图中的江苏、广东、北京、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湖南、福建等地入选的人数相对居多，庶几成为这部《年鉴》的主力军团；台港澳暨海外地区固然未能充分展示出其整体性的风貌，却甚为醒人耳目。从代际上看，老中青诗人可谓济济一堂，那些越来越成熟老到的中青年实力诗人无疑是其中的亮点，后起的诗坛新秀同样纷纷登场。从性别上看，女性诗歌无论从入选人数还是作品质量、艺术追求和水准观照，无不给人以意料之外的惊喜。在这部用纸质作为载体打造的特殊空间，相遇这么多旧雨新知，满怀豪情共同迎迓一个年度丰盈的诗意，幸甚之至。当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渐次映现于眼前，令我感奋莫名。伊沙、车延高、臧棣、龚学敏、李少君、大卫、西渡、霍俊明、马启代、王爱红、胡弦、沙克、唐诗、霍竹山、雁西、黄梵、海马、赵思运、王猛仁、高凯、杨然、甘建华、董迎春、吴投文、赵金钟、徐春芳、刘川、李云、育邦、北乔、方文竹、向以鲜、李永才、罗广才、王跃强、张况、夏寒、白帆、玄鱼、龚学明、月色江河、尹才干、凸凹、第广龙、张智、韩庆成、包容冰、徐泽、东方惠、曹谁、马晓康、高世现、赵目珍、韩玉光、章治萍、王立世等，他们都是相当活跃的诗人，且始终坚持自己的品位，凭借自身的实力营造诗歌的美学空间，是值得持续关注和期待的诗坛中坚力量。年长者诗人如叶文福、聂鑫森、高旭旺、呼岩鸾、王法等，依然满怀激情穿梭于诗歌现场发光散热，而且充溢着素朴的诗风且保持写作的主体性，呈现出可观的新时代诗意风貌。女性诗人如入选的陆萍、海男、匡文留、王舒漫、安琪、陈安辉、桑眉等作者，隐约可见女性诗歌群体力量（包括台港及海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长势态，这是中国诗歌文化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她们的创作态势颇为吸人眼球，而创作实绩似已在自觉中走上一种新的制高点，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势，着实令人惊叹。台港澳诗人群体中的林焕彰、方明、赖文成、洪郁芬、刘正伟、九月，何佳霖、秀实、招小波、文榕，龚刚等；海外各地如美洲的非马、徐英才、姚园、施玮、冰花、饶蕾、顾艳、李玥、绿音等，大洋洲的西贝、芳竹、丁丁等，欧洲的张琴、厉雄等，东南亚的曾心、荣超、舒然等，他（她）们的诗歌属于另一种情状，诗人们的文学素养和文化积累既与地理文化及生存境遇相关，又与文化中国的传统资源内联，在写作上保有民族根性的同时，又具有跨文化感受与现代意识，给我们展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别样精神图景，同时看到了汉语诗歌写作空间的无限延展。从入选《年鉴》的诗人那里，可以看到，在小说走红、散文热闹、诗歌流派众多却失去固有尊荣的现实境况中，诗人们依然穷尽心力，为了探索更好地用诗性语言解析生命，用灵魂感知灵魂，面对比个人强大得多的时代，面对日益复杂而混乱的诗歌经验，更多的诗人依托自己与历史同步的参与者及见证者的身份，以对生活的强烈之爱和质朴的笔触，试图保持锐意的发现，袒露独到的洞见，弹响心灵的回声，凝成诗歌的韵脚，拉长了梦里梦外的生命诉求，记录下不应被遗忘的那些混合着梦想、苦难和希望的细节和脚步。或介入存在，或介入周遭世界，挖掘汉语诗性和对当下现实生活的重新命名，让诗的真正意味回到诗歌精神和审美气质中，让精神能量重返诗的内部、回归人们的内心，使得诗歌这门艺术具有更加独立的审美品格。
面对着这么多来自海内外各地的诗人及其诗作，可能为编辑方便和起见，主编者寻找到一种相对合适的途径，即以省份或地理标识来加以区分，也许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编选方式。一方面，可以更有弹性或曰开放性和兼容性，便于读者了解诗人所处的地域文化和生存境况；另一方面应是从诗学角度来考虑的。对于诗人而言，“地理”是诗人始终挥之不去的“乡愁”，是诗人的出发点或者归宿地，是诗人的生命之根和精神原乡。然而，优秀的诗人总是冀望能挣脱地理的或圈子的束缚而卓然自主独立。面对人口流动和移民潮已渐成气候的当代世界，地域性尽管已成了一个人“随身携带”的天然存在，然而一旦将地域性画地为牢，反而会制约地域性因素本身潜在的多样性和富有个性的表达。或者说，要真正理解一个地区与个体生命的关系，感受它所养育的人们的性格和情感，领略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等广阔的内容固然重要，但说到底，诗歌是源自内心、灵魂和生命的多重体验。可见，地域性不应成为诗歌的“产地标签”，而应该成为诗歌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元素来加以观照。不管怎样，诗歌毕竟和我们的精神、灵魂有关，真正有智慧的诗人除了不会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和生养自己的故乡，更重要的是要在自己置身的环境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作品。
由于阅读与传播方式的变化为诗歌开启了另一种可能或带来新的态势，驱使诗歌在定义、功能和意义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嬗变，或者融入新的美学元素。综观《年鉴》林林总总的诗作，或倾向于个人化书写与个体生命体验的突显，或强化对语言的灵动驾驭与自觉的建构，或侧重于叙事性因素而唤起新的感受，或偏向于娱乐性成分与口语化书写，或呈示幽思冥想与陌生化效果，或醉心于知识性阐释与哲思性追问，或保持传统抒情特质以突显主体意识，如此等等，可谓大路朝天，各行其道。从中可以发现，个别诗人以高度自觉的诗歌意识，广泛地吸纳、追寻、否定、超越，对自己的写作实践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譬如，实力派诗人臧棣的乾坤大挪移，龚学敏的境象投射，李少君的自然心象，马启代的良心写作，唐诗的风情对话，大卫的朴素神性，雁西的情爱抒写，甘建华的地理叙事，李云的大地诗性，月色江河的家园指认，霍竹山的西北情调，包容冰的佛理禅意，曹谁的大诗想象；林焕章、曾心等的小诗磨坊，非马的实验书写，姚园的唯美流淌，施玮的柔情雅歌，何佳霖（度姆洛妃）的知性悟觉，招小波的人物素描，龚刚的新性灵书写……在更为年轻的诗人笔下，语言运用上则展现出一种更为任性、轻松、自然的特点，竭力呈示新世代的诗歌想象和美学形态。总之，无论是对多维情感的灵动表达与语言实验的自觉尝试，还是对题材的多元选择与诗歌文体的形式构建，抑或是对修辞技艺与意境营造的匠心独运，在多数入选的作者身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展现。
四
以上结合《年鉴》的读后印象进行断想式的思考和探讨，旨在于交流和对话，其中肯定有不准确不到位之处，憾在未能列举诗人诗作逐一评述，但愿赢得诗友们的理解。实话实说，《年鉴》中入选的作品并非首首精彩，作者们的艺术追求、诗艺水准和美学质地也迥然有别，但通过这部年鉴，海内与海外连结成一个整体，共同置之万物互联的时代以及历史与当代文化的背景中，如同一次特殊映示，编织着对人生的共感和对母语及其汉语新诗未来的梦想，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存了多声交互的时代音响。
至此，似有言犹未尽之感。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语境下，置身于开放多元与交往便捷的境遇中，当代汉语新诗何去何从？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这些反复提出的命题看似老生常谈，实则依然值得我们长久深思。尽管有人认为现在并非是一个属于诗的年代，但诗歌无论以何种方式出场，都必须以美的规律和创造性的思维来展开诗意之旅，毕竟的诗是一种表现而非再现的艺术。譬如，应如何在重建诗歌的伦理想象力的路上，充分地表现出个体生命原生状态，以深刻而独立的生命体验穿透生活斑驳陆离的表层帐慢，而抵达天地同参宇宙人生的超验思辨和精神境界，以及未来可能？如何在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节点上，接续传统并向传统借镜的同时，进行富有先锋性探索精神的艺术实践，在并行不悖中把两者交融为浑然一体，以期开拓汉语诗歌新的可能性，让诗歌文体既突显出当代性、独立性与异质性？等等。因为诗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作为文学之母，有着人类最原始最本真最朴素的成份，并以美的规律来关怀人性、张扬人的精神追求，人类对其执着的恒常性所展现出的最高境界就是诗。就此而言，汉语诗歌当下的风貌不管如何千姿百态，那些弹响灵魂的回声或趋于生命的不同层次的诗语，只要成为诗歌发展流程中的活性因子，必能持久地闪烁诗性光芒。说到底，最终能承载诗意的语言文字，唯有发挥最大的生命本体的表现功能，才是汉语诗歌语言不可改变的方向。唯其如此，汉语新诗才有可能带上母语自尊的优美、底蕴和积淀，走上健康而独特的表达路径走向深远与辽阔，并且成为人类时空的共享，让全世界都能倾听到汉语诗性所律动的最美丽、真实而智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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