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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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东干脚。
阳明山里的东干脚，我的出身之地。或许它还另有名字，公家造册、报纸、公文上的，和我写的“东干脚”是不一样的。东干脚的人口头上自称“东干脚的”。好吧，我就记成“东干脚”。对不对，先不去考证。如果还领会不了，东干脚人会在“东干脚”三字前面加上一个前缀：平田，平田东干脚。东干脚的祖上，是从平田院子搬过来的。平田院子是东干脚的母村，最盛时期，村里六、七千人口，清一色欧阳姓，号称“宁远北路第一村”。人多，做各行各业的多，有成就的就多。所以在本地一提平田，十里八乡都知道。
作为自然村，东干脚只是平田大村四十几个生产队中的一个生产队。
平田不仅管辖东干脚，还管辖与东干脚并排的段家、东边林子里的勒桑里、西边淌岭脚的阙家。
段家姓段，五户人家，最有出息的人段火佑，在地区煤矿当工人，有编制。阙家姓阙，二、三百人口，出过一个彪悍人物阙汉骞。当时社会无人敢提——除了老人闲时翻老黄历，才会提及当年平田和阙家械斗，阙家被打死了人，扬言阙汉骞要带兵回来剿灭平田的掌故。我们常常会把东干脚代入进去，然后感叹：东干脚百来号人口，也有人在部队里、市里、县里、乡里做事，比阙家不差。阙家？阙家只是解放前出了一个阙汉骞！勒桑里十来户人家，立村几十年了，一个高中生都没有出过。相较于隔壁邻舍几个院子，东干脚的人在心理上有优势。
东干脚在清末出过一个秀才，做过阙汉骞的启蒙老师。
东干脚在界迹岭下，界迹岭绵延起伏，与阳明山相接。
阙家在舂水河畔，年年被冲毁，又搬到淌岭脚下。淌岭近马路，是一座孤零零的石山。
东干脚的祖先为什么会搬离平田？平田南北有山，东西有河，近马路。西边的河叫龙溪，在田野里蜿蜒如龙。东边的无名河，叫小河，有后龙山护着，水清冽。后龙山外边，是从平田搬出去的七里坪院子，有五六百号人，拱卫平田；西边龙溪河堤上有青砖围墙，龙溪上四座石桥——三座平水桥，一座石拱桥，都是经过周密算计的。平水桥方便运输，连接的是平田的水田，别致的拱桥接通永州到宁远的官道，平田人送客告别的地方。平田的大几千亩水田在阳明山南麓山脚下连成一片，北到清水桥，西到舂水畔，南到郑木山，与郑家八个院子隔河相望。郑家都姓郑，立村比平田早，人口不比平田少，有实力与平田争水源。与阙家的矛盾，也是因水而起。民以食为天，水为食之源。对于庄稼，水就是天。在宗族力量划分势力的年代，欧阳姓郑姓阙姓三姓人家经常械斗，从舂水河畔打到官道，一年四季纠缠。为了制胜，平田人在龙溪学校后边的平野里修了八层高的八角楼。西边的郑家、北边的阙家，道路、水田、水路尽收眼底。又在村中心的祠堂顶上修了瞭望楼，鸟瞰村子的四面八方。为了安全和自保，还沿龙溪河上修了青砖围墙，简直滴水不漏。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东干脚的祖先为什么会搬离平田院子，到北山——界迹岭下落脚生根呢？界迹岭是放牛的草山，山脚下的港湾里只有牛栏和草房。一块巴掌大的平地，紧贴山脚，前面是龙溪，空间局促，后代根本没有发展空间。长辈说东干脚的先祖在平田院子属于底层，有这么一个独立地方，虽小，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于是在东干脚欣然住下，开门立户，已过十代了。
相比于平田院子的青砖黛瓦，石桥石路，东干脚属“临建”，简陋不堪。
东干脚门前有条河，最宽处才两丈宽，龙溪的中游，上游属勒桑里，下游属平田院子。流过平田院子的田亩之后，绕着平田院子转弯向南，在神山下汇入西舂水。河上一架木桥，就是东干脚人种田、去平田院子的通道。平田院子是必去的，买油盐糖醋都要去平田院子祖祠边上的代销点置办。碾一担稻米，都得汗流浃背挑去平田院子的碾米厂加工。抓了两斤泥鳅黄鳝，捡了两斤田螺，舍不得吃，都得拿去平田院子的祖祠边上的小市场去变现。
东干脚离不开平田院子。
小时候，去一趟平田院子，就像朝圣一次。
走出门前石板路，过木桥，走田埂路，过庄稼地，走河坡，过石桥，先进营房里，口子上有一棵桶大的橙子树，阴凉一片。下坡，路边有石榴树、金桔树，春红夏红秋红，诗意盎然。再在田埂上走一截石板路，过晒谷坪，进闸门，大巷子小巷子，都铺青石板，整个院子，用了多少石料，想都不敢想。巷子里都是青砖房，鳞次栉比，看不到底。然后转弯进四吉堂，宁远北路有名的堂号，当年积聚的钱财，能压断楼板！
院子中心有上公厅和祖祠，祖祠属省文保。上公厅的照壁上，本来有上公的素描像。上公，杨上授，乾隆举人，天庭饱满，高大魁梧，穿着官服，线条简洁。尝有恩于家乡，故建祠堂纪念。改做碾米厂后，柴油机的烟囱对着照壁，一年四季喷烟子，经年累月，被喷得墨黑。上面还挂了几挂蛛网，什么也瞧不出来了。放下箩筐，排队，利用这点空余，可以跑去祖祠门口瞧一下热闹。祖祠门口空地铺四方青石板，半亩见方。两厢代销点，煤油味、白糖味搅合在一起，成了生活的中心。大白天，每时，每刻，祖祠门口都不缺闲人。老中青一起，扯平田的历史，扯平田的人才，扯四乡八村的掌故……扯不清楚，就辩，辨不清楚，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
碾米回来，也是一顿吹，在路上遇到谁了。
在平田院子的巷子里遇到谁了，打了招呼。
在碾米厂遇到谁了，和兄弟一样，一点不见外。
在祖祠门口，看到谁和谁争输赢差不多动手了……
在东干脚，周围的任何一点小事，大家都津津乐道半天。
东干脚的人不会忘记祖先是从平田院子搬出来的。
平田院子的一小撮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东干脚的祖先是被宗族赶出去的。东干脚是小院子的人，不是大院子的人。
我们时常能见识到这种歧视，比如东干脚的人到平田院子，会遇到“哈，出来了”之类的话。这是什么话？出来了？从哪里出来？山里出来。两个院子，一个宗族，虽大小有别，打开大门，都是山里人，还这么侮辱人？不过久而久之，东干脚的人习以为常，与其在乎，不如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在山上放牛，看到平田院子，大的孩子满脸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杨令公的后代！抽烟的老人取脱脑壳上发霉的草帽，一边往怀里扇风，一边鼓起眼睛训斥：什么杨令公，小孩子家家，净瞎编。我们是杨伯公的后人，杨伯公就是欧阳伯公，我们的老祖公，经传两汉，文起八家……
越说，我们越听不懂。
我们还是乐于把自己当杨令公的后人，杨家将，武功盖世，精忠报国。和亲戚家孩子争长短，说起我们的老祖宗是杨令公，就一脸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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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院子虽然在南岭山中，但村子里有两个学堂。一个是龙溪小学，曾培养出二十来个黄埔生，在本地名声显赫。一个是琼英小学，又叫竹学，据说有很深的寓意。学校是阙家阙汉骞捐建的，他夫人是平田院子的人。龙溪小学是高级班，琼英小学是启蒙班。在琼英小学启蒙，然后再沿河而下，到西南角的龙溪小学读高级班。
两个学校都闹鬼。
琼英小学有马桶脚。据传夜里或清早，会从楼板上伸下一只马桶大的脚来。
我们没见过马桶，马桶有多大？尿桶大。
龙溪学校是古庙改的，气势巍峨。厢房改做教室，经堂改做礼堂，僧舍改成了老师的宿舍。住校的老师说半夜转钟后，经常听到经堂楼板上有脚步声。起初轻轻的，蒙蒙的，三更后格外清晰。
在家里，德爷、父亲、三叔都给我们讲了不少鬼故事。会唱歌的野狗，会漂移的鬼火，穿半截红裙的女鬼，躲在茅厕里吓人的长舌鬼，夜里往山下滚石头的山魈，白天躲在后山的野人婆……每次听得头皮都炸，正惊悚得不得了，大人还恰到好处的站起来尖喊一声“鬼来拿了”。小孩吓得哇哇乱叫，女人吓了一跳后站起来直接朝大人吐口水、丢鞋子。
东干脚的后山——界迹岭，虽是阳明山的一脉，但不像西山那样高耸连绵数十里，用坚硬的姿势在天底下画出一条厚实的天际线，遮断望眼。也不像东边马脑壳峰拔地而起，顶天立地，被当作气象台。村后面，界迹岭两翼像燕子翅膀，山脚黑瓦的院子像头，一副起飞翱翔的样子。岭上山草萋萋，岩石遍地，密集如牛羊漫山遍野。山上石林里曾有土匪盘踞，下山突围的时候，被杀死在山脚的河边。每次上山放牛，一群人都不敢上山顶石林。
界迹岭曾经枞木遍地，遮天蔽日。据老辈人说，大的枞树，双手都抱不过来。村里某某上山捡柴，遭雷劈，死在岭上，尸体发臭了才找着。五八年大炼钢铁，岭上的树木不分大小，一扫而光。吃不饱饭的年代，东干脚的人上到半山腰，在山坡上开荒，种红薯、种花生，补贴粮食之不足。土是黄土，肥力不足，种不出好收成，改种山苍子，挂了两年果，山苍子提炼油费事，改种油茶树。
挖红薯，我会跟着大人上山捡红薯。
山上黄土里的红薯个头小，但皮光滑，没虫口，浆汁足，蒸熟了很粉。
山上黄土里的花生产量低，个还小，但饱满，炒起来吃，又香又脆。
我喜欢吃红薯，看中了的红薯，我总要想个办法弄到手。火勒叔或查叔见了，总是先笑笑，说小心锄头挖到手。遇到地边的石头上有火棘果、野柿子、老鼠籽，我都去摘。他们都会说一些话，或者说还是青的，没熟，苦嘴巴；或者说石头边边有刺条条，小心挂出血。查叔更是奇妙，径自下去天坑掏鸟窝，把鸟蛋送我。问怎么吃？查叔咧着缺门牙，说和吃鸡蛋一样吃。
然而，这些美好的事儿很快就结束了。
山上油茶树种好，挂了果，山下开始分田到户。大家各回各家，不在一起劳动，不在一起看电影，不在一起烧石灰，不在一起捞河鱼，不在一起挖土了。孩子们不能像以前在一起玩了，放牛的放牛，打猪草的打猪草，做饭的做饭，带小弟的带小弟，都成了家里的小帮手。我父亲不当生产队长，改行当“鸭队长”。先养“靠鸭”，一只西（番）鸭公，配八只麻鸭婆，孵出来就是“靠鸭”。养了一茬，嫌发展慢，养了百多只草鸭子（本地土鸭子）卖种蛋，后换成麻鸭，再改良换成樱桃鸭。先喂谷子，再喂玉米，一路追求经济效益。我上学了，父亲一个人看管。我放学回来，父亲便交付给我。我的生活，和扁毛鸭子紧密连在了一起。
龙溪河两边都是农田，东干脚的、平田院子的，分到户了，属于个人，鸭子不能下田，只能在河里觅食。河道两边不管是稻花香，还是稻谷香，对鸭子都是引诱。放养鸭子尽管看起来很悠闲，但眼睛一刻不得闲。
父亲常告诫我：眼睛是管事的。
我刚上四年级，识得一箩筐大字，开始迷恋杨家将、水浒传、小李飞刀……父亲一走，我就把别在裤腰带上的书掏出来。看几行，看一眼鸭子。然而，看迷了眼还是误事，鸭子不是进了东干脚的水田，就是进了平田院子的稻田，不是吃了人家的鱼苗，就是毁了人家的稻谷，或者踩倒了人家秧田里的秧苗。兹事体大，我挨揍，小李飞刀还被一脚踩进水田的泥里。
我心里火，把带头撩事的鸭子抓起来，用草绳绑了，挂在棍子一头，扛在肩上，以儆效尤。还没有效果，不知不觉后脑勺挨了一记闷棒，脑袋里嗡地一响顿时天花乱坠。
父亲打人不声不响，有时还搞突袭，从不挑东西，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做了错事，我心甘情愿接受惩罚，没有人记得清我挨了父亲多少次打。
除了一年二季寸步不离守护鸭子之外，放鸭子也有放鸭子的快乐。
让鸭子洄游往上，过了可怖的蓑衣岩、敞口岩，——我一个人很少跟这些张开像大嘴的岩口对视。上了坝，就是吕仙岩。蓑衣岩里面曾住过一个和尚，和尚死了，装进棺材，摆在岩洞地上不入土；敞口岩，石钟乳累累，奇形怪状，里面黑乎乎的，深不知底，据说躲过土匪。岩前斜坡上还有一个光秃秃的土坟。吕仙岩是个出水岩，当年吕洞宾钻过，所以叫吕仙岩。秋后，水线下降，吕仙岩会干枯。我跟着勒桑里放牛的年轻人进去过，里面遍布岩石孔洞。穿过这些孔洞后，抵达山坡上的天坑。天坑里面的水槽，流沙金光闪闪，美妙不可言说。丰水期间，洞口的水汩汩而出，在水面旋出漩涡，但并不可怕，抬头，半里远的林子里，就是勒桑里的黑瓦檐角。
勒桑里的人随时会来这里取水，或来这里洗衣浣纱。
我希望遇到福昌，或者伍昌。
小小的勒桑里，百来口人里，至少有十来个“昌”。
福昌是父亲的朋友，老单身，家里有梨树和桃树。
伍昌是父亲朋友黑狗叔的老五儿子——他家的第五个“昌”。年岁与我相仿，人特客气，见一百次面，还是会把你当客人一样看待。他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黄皮梨树，秋天下果，能装十几挑。哦，他家后门侧的水沟边还有棵油桃树。我们在一起，可以去摘桃子，可以抓泥鳅，可以一起下河洗澡，可以下天坑里捉小鹰。他笑眯眯的眼睛后面的脑子里，藏着这块土地所有的秘密。
听老辈人说，曾经从平田院子搬出三十来户到勒桑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部分人又搬回了平田院子。
勒桑里其他人虽不是父亲的要好朋友，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
不遇到他们，我自己也会找到乐子。鸭子在坝上歇脚，我脱了衣服，扑进水潭，在水里扑腾。兴味索然了，便游到坝边上，在石缝里摸鱼，一个人也能找到乐子。石缝里有鲤鱼、鲫鱼、马口、螃蟹，或者黑色的铁螺蛳。中午时候，父亲背谷子来喂了鸭子，把鸭子赶回鸭圈，我会独自拎个小桶，去水田的沟渠里捉鱼。只要不嫌辛苦，到沟渠里抓上半天，能抓出半斤八两黄鳝泥鳅。我不喜欢吃鱼，家里人对这些轻易得来的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便攒起来，攒够两斤，由父亲提着小桶到平田院子的祖祠门口的小市场去卖。父亲没空，我去。每次去祖祠门口的小市场卖鱼，我都战战兢兢——怕人笑，怕卖不掉，怕不会算数，怕不识秤。一斤半泥鳅，九毛钱，帮父亲换五包龙山产的燕归烟。父亲并不表扬我，还怼我，说他八岁的时候，就上山下田劳动了……
不信，问你奶奶去。
哎！
东干脚有山，秋风起时，天高气爽，艳阳高照，上山捡茶籽。
东干脚有田，出门就是，收割了二季稻后，到田里去挖泥鳅。
东干脚有河，河边有前人手植的吊柏树，月夜里挺拔如高墙。
高墙里，东干脚横在山下，连在一起的瓦屋，如一叶归航系缆的扁舟。
瓦屋低矮丑陋，但有一粮仓温香的稻子，无惧流年。
能吃饱饭，大人的梦想，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尤其是听到平田院子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县中，有前途，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北大，前途无量。父母听闻后心痒痒，都是玩泥巴的，人家能做到的事，自己应该也能做到，抱着极大的希望，督促自己的孩子上进。只要上进，去北京上海上学，砸锅卖铁都乐意。
我们家里，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翻历史，东干脚第一个考顶子的，就是我家祖上。在平田院子和何家乡教过书，在东干脚立过私塾，响当当的阙汉骞就是他启蒙的……
我父亲讲这些的时候，比教室里的老师还声情并茂：到了你们这一代，时代这么好，不讲成分，不讲背景，放开肚子吃饭，打开大门读书，你们个个都和猪一样了…… 他们梦想子女成才，把读书看作子女的唯一出路，家家都想盘两个像样的人才出来，跳农门，脱离三斤半（锄头），光宗耀祖。
2
想起了孙少平。
我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家里穷，他上中学，吃黑馍。我上中学，吃咸菜。我父亲养鸭子挣了钱，盖了红砖房。但用力过度，不仅花完了积蓄，还借了债。欠债盖的房子，只是个壳子，一个没有内容的粗糙的壳子。跟当时的社会很像，看起来轰轰烈烈，激情澎湃，但究其底里还是空的。对于父亲来说，他完成了这辈子立业的使命。对于家庭来说，陷入债务黑洞，一家人生活又开始苦哈哈。在舂陵中学，同学们吃食堂，我吃自带的咸菜。食堂开饭，孙少平可以最后一个去，我不能。舂陵中学的食堂，过时不候，按时关门。孙少平停学回家帮助劳动，我不用停学，周末回去参加劳动。孙少平挣工分，能减轻心里的愧疚，我不需要，我只是帮家里分担劳务。父亲以身作则，在父亲的教导、示范、敲打、贬损下，我学会了播种、插秧、犁田、耙田、收割、交公粮……
跟孙少平最相似的地方，喜欢读闲书。
孙少平有田晓霞提供书籍，我们学校有个不超过三百本藏书的图书室。大部分图书都是旧的——老师们捐的，五花八门。
比如说刊登《平凡的世界》的花城杂志。
孙少平记性比我好，能记住读过的书的内容、情节，甚至细节。
我记不住，跟以前一样，读书只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猎奇，获取阅读的快感。
但是有一个共同收获：读书打开了视野，变得野心勃勃。
在舂陵中学读书，寄宿。
离开了东干脚，我并不想念东干脚。东干脚太平淡了，但我想念父亲母亲。舂陵中学在南边的丘陵里，山重水隔，但毕竟还在乡下。四周的山岭，还是阳明山的余脉。田野里的河，还是西舂水。学校围墙外，水田像镜子一样，在山丘上，层层叠叠，十分好看。水田中分布着几个水塘，大的养鱼，塘水发绿。小的纯粹是蓄水塘，清澈见底，干干净净的浮着天色。夏末秋初，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跑出学校，穿过青色田野，一起去蓄水塘野泳。在山丘上，柏家坪连屋共舍的那一抹黑色十分显眼，南边电影院的灰色高楼鹤立鸡群；东边，周家院子、蔡地里、左洞，这些小如泥丸的泥瓦乡村的周围，都种着一些树，杨柳、吊柏树、椿树、棕树，高高矮矮，浓淡韵致渲染出分明层次。田野里一条青石板路宛若被追捕的青蛇，朝着潮水岩、杨柳桥、姑娘庙的方向奔去。
洗了澡，暮色四起，山影模糊，大地安静，我会想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妹妹，想东干脚的每一个人，此时此刻，他们是否还是以前那样按部就班的生活。
父亲从早忙到晚，像秒针一样，一刻不停。他压力山大，不敢停。抽烟比以前更厉害了，在床前放一个铺了煤渣子的撮箕接痰，都舍不得去医院检查。他怕花钱，以前还抽龙山出产的燕归——那是东干脚烟民的标配。一包一毛钱，现在抽自己营务出来的劲道大的旱烟。盖了房子后，我们都要上学，他开始硬扛。孙少平有个哥哥孙少安挣工分，我是家里老大，我得读书，并且得出息。弟弟、妹妹都要读书，一个不能拉下。父亲一双手，恨不能变为十双手。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日子过得快一些。孩子们都在上学，他以此为精神支柱。
查叔、珍叔、贵叔，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左邻右舍，一如既往善待我家。在我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中的某个人总会挺身而出搭把手。
在舂陵中学三年，我记下了两个老师，两个老师都是语文老师。一个是张土茂，太平人，教了我初一就调离了。一个是李生龙，我们本地罗坝村的，教了我初二、初三，他俩对任何学生只有爱护没有偏见。
东干脚在变化，像学走路的婴儿，脚步蹒跚。但变化快的是人家打量我的眼光，考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学校。好几个叔伯都劝父亲，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父亲抱着希望，自始至终觉得读书是正路。但我还是偏离父亲预定的航道，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了。父亲如遭雷击，绝望至极，要拎开锅，让我单独过，自生自灭。
可我才十七岁，我能怎么独立？
我想找一个陌生地方躲起来。书上什么天无绝人之路，什么世上本无路……都是他们经历绝境远离绝境后的庆幸。在绝境里，人和关在笼子里待宰的鸡的毫无区别。
好在我有奶奶，她是我的救星。
奶奶训斥我父亲：你父亲父亲，责任没有“付清”，过两年等你“付清”了再说。又自叹：人限人不死，天旱草不生，谁能算到谁没有时来运转的那天呢……
父亲不是霜打的茄子，而是有一口气吊着的濒死的病人。
那一口气就是未来。
我还小，我有未来。
他让我和他一起经营生活，让我思考，让我担当，让我劫后重生……
他瘦骨伶仃，在生活中，像个人形支架。
就是这个倔强不倒的支架，一直支撑着我。
该说其他地方了。
3
90年代初的岭南珠三角，像聚宝盆，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年轻人都想伸出手试试运气。
我没有人脉，不能去珠三角，我选择了无人注意的潮汕。
李嘉诚，潮汕人。
饶宗颐，潮汕人。
大文豪韩愈也去过潮汕……
想象中，潮汕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当我悄悄摸摸以一个逃跑者的方式离开东干脚的时候，我觉得非如此不可。我对东干脚没了信心，对乡村生活产生了窒息般的恐惧，我要拯救自己。并非不能告诉家人，反而觉得不让他们知道，不要他们纠结和牵挂，我更自如。我是自私的，自私到只为自己负责。我是要回来的，不论何年何月，改头换面了，就回来南岭山中，见乡亲父老。过不好，便沦落天涯，老死他乡。向死而生，视死如归。在南去的班车上，想法很坚定，但我在变得麻木、无趣和决绝。
一个二十岁的年青人，踉踉跄跄，开始了直面生活。
一个人出南岭，就像一颗石头在水里自由下落。
七月，山地闷热，阳光明亮，天空有些尘霾。车厢里橘子味、臭脚味、烟味、汗味混合，充满告别的味道。宁远到广州四百公里，班车从车站滑出来，鸣笛，然后拐向永连公路，熟悉的山、熟悉的水田，河边的水牛，沉默的房子，故人一般令人眷恋。更像一股力量，推着自己去探索，去迎战。
永连公路是砂石路，水坑，凸起的尖石，小块塌方的地方，伴随一路。
车上的人无所畏惧，前方的召唤，盖过心头所有恐惧。
过蓝山县城，上山，路是泥沙路，被山洪冲毁，冲毁的地方回填了黄泥，路面斜了，大巴摇摇摆摆，状况不断，坐在车里，身体像一个不断受抽击的陀螺。
在南岭众山中，绕上绕下六个钟头，一身冷汗。
走出大山，身体受到考验，前程也是白茫茫一片。
朦胧里，黑暗里，大家都在猜，但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沉默里，积蓄力量。
清晨微光里，下南风坳，奔向连州。大地宁静，路边，视野里，树、草、田野，绿得深沉，发黑。
南岭，南中国最长，覆盖省区最多的大岭，山间的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像跑不出大岭怀抱的孩子，泥丸一样渺小。南岭是南方最为险峻的岭，纵横千里，峰峦叠嶂，在南中国铺下一道辽阔雄厚的屏障，不仅切分了地域，把气候都切割了。车出南岭，空气突然温暖了些许。
下山了，紧张了一晚上的老乡们松懈了，有的趴在前排座位背上，有的仰着头，脑袋耷拉在座位后背上，靠窗边的脑袋歪着靠着窗，在轻微的摇晃里，睡了过去。
南粤大地的风景，跟一山之隔的宁远大不相同。
清连公路两边，是田野，一蓬一蓬野草疯长，绿得出油。
房子灰不溜秋的，还没有醒过来，在梦里酣眠。
心里有个声音不安，便长吁一口气。
过了连州向南，阳山路边的山，一如宁远的山，一岭接一岭，一山抱一山，或独立如笋，或相互堆叠如一笼馒头，或连绵如墙，或如刀锋向天，或相互拥挤，一团糊涂，把这人间弄得别有洞天。石灰岩下隐现的村子，跟东干脚的泥坯房没有什么不同。我睁大了眼睛，大家口口声声称道的发达，就是眼前这番模样？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象，跟我一样惊掉下巴的老乡不少。来过广东的“老江湖”说：这是粤北，和我们宁远一样在山里，一样穷。发达的只是珠三角，东莞、佛山、深圳，才到处都是工厂和工地。
潮阳会怎么样？
马际云——我在潮阳的笔友之一，说潮阳靠近大海，有工厂，工资低，大家都往外跑。
我不太在乎工资有多少，我要的是一个立足的地方。
我需要蛰伏，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正适合我的心境。
只要我会了一门工作，以后就不会流落街头。
我一定要会一门工作。
老乡们在车厢里兴高采烈的谈论，对未来好像一点担忧都没有，好像离开了家乡土地，踏上广东，就获得了自由。我在一旁下决心，要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打工路。
东干脚小，当时没有人在珠三角谋生。我也不愿意去请求已经在珠三角落脚的同学或者平田院子里的熟人照顾我，指引我。我的人生我做主，哪怕前面是悬崖。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是毁灭，就是新生。
这是我的梦想，我的方向。
年轻人无知无畏的自信、傲气、倔强，我表现得很彻底。离开了东干脚，无依无靠，我终究要自己趟出一条路来。困难哪怕多得像一本书，风吹哪页撕那页，持之以恒，一切困难都像一张废纸一样无足轻重！我现在有这份勇敢，也只有这份勇敢了。
中午，太阳高照，广州像一个决堤的水库，道路上，到处都是车和乱窜的人。喇叭声响成一片，闹腾喧嚣就是繁华？不敢肯定，也不能否定，与我无关，我只是在广州换车。
看到了高楼，看到了人流，世界大不相同。
我与这个世界，有十万八千里，我现在只有苦笑。
出城公路在高楼大厦间宛如山间峡谷中的小道，或者一副小鸡肚肠。
大巴车从广州挣扎出来，扑向原野，又是向晚。
夕阳如血，黄昏如雾。
心里有点激动，终究，潮汕的海，距离我越来越近了。
经过增城、博罗、惠州、惠东……过一个地方，对未来的期待就加重一分。朋友怎么样，我已经不去想。我想的是工作，怎么工作，怎么对待工作，怎么认真学一门技术。车上说潮汕鸟语的乘客在暮光中昏昏沉沉，整个车厢里鸦雀无声。过了惠东，车窗两侧空荡荡起来，是夜色，是山，是无边田野，是海，我不知道。车厢里除了我，还有没有外省人，我不知道。人已到他乡，他乡就是战场，上就是了。
在海丰、陆丰地界向东不知行驶了多久，车在昏暗的平野上停了下来。
前面的车排成了队，像一队等待上岸的乌龟。
据猜——听潮汕话只能靠猜，前面广汕公路修路。
下车，在朦胧的月光里找了棵大树，在树后面随人尿了水，爬上车，继续睡觉。
七月，并不炎热，反而觉得有些清凉。
我已经离开了东干脚八百里了，种田种地为使命的生活已经成了过去，前途未卜，人困马乏，思想枯燥，与其担心明天怎样，不如现在痛快睡一觉。
4
我不知道，我走出这一步，是我在南方七年流浪生活的第一步。
等我从迷糊中抬起头，发现车窗外阳光灿烂。我使劲在飞逝而过的马路边的建筑外墙上、门店的招牌上寻找潮阳、和平的蛛丝马迹，却徒劳无功。除了水田、山岭和路边零落的厂房，什么都没找到。到了潮阳，下了车，问司机。司机说已经到了终点站：棉城。再问司机，司机同是湖南人，稍显热情。和平镇已经过了。倒回去，很近，只要两块钱车费。谢过司机，往水泥台阶下走，木棉树下，一地光斑。夏风轻柔，抬起头，路两侧，木棉树浓荫如盖。天空无云，蓝莹莹的，高远无极。他乡很好，只是我稍显孤独。
我本意是第一时间到和平文化站找马际云。
然而，我找到的是另一个笔友少华的家。
马际云在文化站打临时工，上班不固定。我去文化站，他没在。他不在，就无处可觅。从镇政府大门出来，心凉了，绕着和平镇政府溜达了几圈，不死心，再进去找，还是没找到马际云。已经午后，太阳偏西，又反复几次，最后终于在文化站角落里遇到了一个浑身沾满彩漆的工作人员，问了后得知马际云已经好几周没露面了，联系不上。
太阳只剩余辉，我还没有落脚之处，人生地不熟，急了，记起了住沙陇浩溪的少华。我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与我有关的人，不然出门第一夜便露宿街头。在三角路口，看到了去沙陇的面包车，问了卖票的年轻人，得知浩溪村就在沙陇镇上。另一个乘车的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叔热情地说：下了车，找一部单车送我去。潮汕人无论黑白，眼睛里都含着精明的光芒。
浩溪村不是东干脚那样只有百来号人口的小村庄，是一个有三、四百户人家的大村庄。所有的房子，都一模一样。全村人都姓郑，光叫少华这个名字的，不下十人。骑着单车驮着我的庄稼汉大叔幸亏是个本地人，带着我穿街走巷，逢门就敲，逢人就问，问了不下十条巷子，找到了好几个少华，都不是在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太阳下山，霞光红了半天，我心里鼓起了浪，拔凉拔凉。
还有两条巷子。大叔安慰我。
望向那深深的巷子，空荡荡的，狗都没有一条，一眼望到底，厝屋外面是长满水葫芦的池塘，绿得发黑。
潮汕人并不像老家人，黄昏的时候在屋前屋后忙来忙去，喂鸡喂鸭。他们进了家门，反手关门，就不再出来。他们喜欢坐在屋里，围着茶桌喝茶聊天。
幸运的是，接近巷子尽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在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的家。
少华不在家，迎我的是他的弟弟少功。
少功是个戴眼镜的皮肤白皙十分斯文的少年，十六、七岁，斯文秀气，见了我很惊奇，嘴张大大的，像遇到了外星人。迎了我，帮我付了二十块车费加带路费，跟车夫说了谢谢，便领我进屋。
进门后是天井，天井里有雕栏水井，井里的水，伸手可及，少功说不能直接喝，烧开了泡茶喝。正屋向南两扇雕花大门，红得发亮，进门，是一个带回廊的大天井。天井里有一台假山，假山的石头被水浇得湿漉漉的，长着青苔。两边是厢房，天井之上是中堂，中堂的大梁雕龙镂凤，花花绿绿，十分讲究。靠北屋角暗淡处摆着乌紫的船木茶几，几张小凳。少功到里面坐下来，让我别见外，低头点亮煤油灯，开始煮水泡茶。
我饥肠辘辘，铁观音茶水浓如墨汁。
几杯下喉，肚子里咕噜咕噜响一通，便觉得头脑昏沉，如同醉酒。肚子难受，有爪子抓一样，碍着脸面，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一杯一杯喝。
少功见了，笑着夸奖我：你厉害，外地人喝这茶，一般喝一泡就醉茶了。
哎，他这不就是在说我嘛！
临近晚饭时间，少华才骑着大黑铃木回来。
少华高高大大，满脸胡茬，T裇牛仔裤，目光炯炯，很精神的样子，说话声音却是低沉嘶哑。
少华是物理老师，按他外形，教体育更有说服力……
在少华家安顿下来——其实很惭愧，我走了两千里，并没有带来一份礼物。除了我一副躯壳，我身无长物。坐下来一聊，少华认识马际云，不很熟罢了。他觉得马际云门路多，和平工厂多，找工作的事，马际云应该有办法。我听着，一边紧张，一边祈祷。
我空手来潮汕，冥冥中也注定了我空手离开潮汕。
我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层因果。
在少华家住的几天，他们给了我最大的体面，是我在潮汕地区生活最温馨的几天。
5
七月，潮汕的台风季刚过。
在少华家住了一星期，把少功藏的零花钱花完了，少华才联系上马际云。
马际云，方脸，小眼睛，小胡子，壮实，说话慢条斯理，有写作才华，在农田和文化站之间游走，比教书的少华阅历丰富多了。马际云身边有一帮南桥中学热爱写作的学生，也有一帮依恃报德古堂做公益行善的长者做朋友。通过马际云，我认识了南桥中学的学生马倾城、马楚峰……如果我热爱学习，此时，我应该在宁远四中，坐在教室里，和他们一样备战高考。可是，人生没有可是！他们对于远道而来我很热情，像围观一匹野马一样。马际云让我先歇歇，领我去大峰风景区的报德古堂游览，见管事的“长老”。“长老”见我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外省人，刚坐下，就捧出了花格子澡巾、草帽和一件白背心送我，表达关照之情。
和平镇和沙陇镇不同，和平镇靠着广汕公路，练江从镇北边上流过，水陆交通便利。沙陇镇近海，一马平川，名声在外的只有一个大印象减肥茶。和平镇有一个规模号称亚洲第一的港资眼镜厂，还有自成体系的民营磁带产业。广汕公路两边，各种名目的磁带厂随处可见——不过不是高楼大厦，是黑色油毛毡棚屋，典型的床板工厂。和平镇唯一的正规工业区——双凤工业区，白色楼房一排一排，基本上都是眼镜厂一家工厂的厂区。
潮汕地区，省尾国角。
一条广汕公路，把汕头和广州连接，两地四百公里。
两条大江——练江和韩江。练江把揭阳、潮阳连接起来，韩江把潮州、汕头连接起来。潮州，汕头，揭阳，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无论到哪里，潮汕人都说自己人。
到最后，马际云告诉我：用潮汕话读唐诗，比用普通话读起来更有韵味。
马际云轻言细语，说了很多当地的民俗，与我无关，我记住的很少。
我没钱了，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工作，夜以继日地挣钱。
马际云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工厂，他朋友开的马赛克厂。包吃包住，一个月三百块钱，做熟练了以后会加工资。
是工厂，行。
第二天，马际云骑着他的破自行车，他把这种摆烂当作浪漫和对传统的蔑视，费力把我驮到双凤工业区后面的山坡上。
山坡上有两个工厂，一个是马赛克厂，一个是轧钢厂。
马赛克厂的大门里面，左侧有一排低矮的瓦屋，对面是黑色油毛毡棚屋厂房，竹木搭的，被七月台风掀翻了，竹架子塌了，装马赛克的麻袋倒了，沙地上到处是油毛毡碎块和各种颜色的马赛克。高炉顶上的铁皮棚子也被台风掀翻了一角，露出一个大洞，风吹铁皮噼里啪啦响。如果不看见地上几个忙碌的工人，会觉得这里是个垃圾破烂场。
进了马赛克厂，山坡下面眼镜厂灯火通明的车间就成了我向往的地方。
在马赛克厂，上班第一件事，先收拾靠大门的破烂，然后收拾四周的破烂，厂区里面收拾了，到厂区围墙外，挖排水沟……
在家种地的力气，在马赛克厂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我感到幸运，幸亏我种过地。
马赛克厂所谓的车间，不过几张大板桌，几个四川来的农妇在油毛毡棚子里，每天用筛子抬片——把马赛克抖进筛子的方格里，用四方纸糊住压实，翻过来就是一张成品马赛克。做好一叠，抱去外面，在门口空地的太阳光里暴晒。晒干了，装箱打包，送往简易仓库保管。所有过程，都靠人力，纯手工活，与什么现代工艺毫无关系，挣的都是辛苦钱。
打杂的，做饭的，车间的，老板家的，老老少少算起来，工厂有近二十个人。
我是打杂的。
打杂的，什么活都干。
在马赛克厂，挖水沟，挖土方，砌断墙，我学到了很多种地学不到的体力活。
从八月干到十一月，三个月，老板没开一分钱工资。
每当看到山坡下面眼镜厂灯火通明的车间，看到自己光着的肚皮，像个农民——哦，小丑的样子，像个年轻的小丑，什么也没有学会，如果按时开工资，或许还能蹦跶、开心。一个月一个月只记一笔帐……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每天和十几个工友在一个碗里夹菜，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好吧，跑的惯性又开始冲撞我的头脑——或者我根本没有生活的头脑。
跑出马赛克厂，还没跑到大海，我开始了更锻炼人的工作。
先是修广汕公路，每天扒拉石子，下料，卸水泥，尘土飞扬，每天胳膊酸疼，鼻子眼睛毛孔里都是水泥，像唱大戏的，一天三十元，累而充实。忙了两个月，标段工程完成，老板没有新项目，队伍解散。我出来大半年，算混了江湖，没什么担心的，在拉料司机的介绍下，去棉城边上的梅花石场上班。石场在半山腰，远离人间烟火。每天的工作，就是盘土，把炸石头带下来的泥土清理掉。由于口袋里有一本从马际云那里借的什么书，很厚一本，被工头发现，这个外表看起来很斯文的败类告诉我：读书人不适合打石头。打石头的饭碗没了，下了山，直奔练江码头，和本地一帮中年妇女从早到晚一起挑船搬运，每天两腿酸疼……
我像被激流冲刷的石头，面目全非。
这是惩罚，还是报应，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得活下去。
从东干脚跑出来，便像落入激流里的石子，被激流裹挟、推动、冲刷、洗礼，水的方向便是生命的全部，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我出来想的是上岸，过一种不同于农村的常规生活。现在每天以汗洗面，与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区别。梦还在，但生活是雕刻大师，它挥动岁月的杀猪刀，为每一块不甘命运安排的石头塑形。
潮阳水资源丰富——其实正在遭受污染，练江水只有在大海涨潮的时候是干净澄明的。平常，水面上水葫芦一片一片，随波起伏，浩浩汤汤；荸荠大的福寿螺巴在水葫芦肥厚的椭圆茎叶上载浮载沉。福寿螺排卵，水葫芦上一片粉红。江里淤堵严重，航道里只能跑一跑拉沙子、拉煤、拉贝壳的小吨位机船。本地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又多，封印在省尾国角，老一辈人坐“红头船”下南洋谋生，现在的人全国各地跑生意。本地人办的企业，招工首先是满足亲人、家族、宗族关系需要，规模上来了，管事的，跑业务的，仍用自己人，外地人根本没机会。由于人多地少，又地偏，资源有限，有的人铤而走险，靠海不吃海，靠海上走私；有的人沿着广汕公路、深汕公路走出去，靠着吃苦和韧劲，开杂货店、电器店、五金店、汤粉店……在全国各地落脚，用劳力挣钱。潮汕人有钱，钱都是从外面挣回来的。
潮汕虽有汕头经济特区，但只是一块招牌，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就像路边的棚屋工厂，距离现代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路要走。
我没有退路，只能死扛，任凭生活打扮。
我偶尔会想起千里之外的东干脚，直至泪流满面。感情发挥完之后，还得面对生活的考验和挑战。在东干脚，种地能吃饱肚子，但一辈子平庸。现在自由，有很多选择，有逆天改命的可能。每天都疲于奔命，但总能找到活干。有活干，就有力量继续走下去，做新的选择。我现在离开了在土地上刨挖——在异乡，我仍是用力气刨挖，但厂房就在身边，总有一天，我会穿上工装，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上班，夜以继日地挣钱。
在人海里和人海一起生活，不掉队，才是人生正途。
攒了点钱，我决定离开潮阳，去深圳东莞碰碰运气。
当我得知我的小学同学杨波退伍后，在深圳当保安，我立马决定去投奔他。
杨波和我从一年级同学到五年级，彼此间的信任无需多言。
在潮阳呆了四年多，潮阳在缓慢变化。路边，现代化的工厂多了几个，粤东磁电、粤华磁电、星光磁电，一栋一栋新张的楼房里，乌黑的啤机啪啪响。可我不会开啤机，学都没有机会。其他工作岗位，打螺丝什么的，清一色女生，不招大老爷们。杂工什么的，本地人或有关系的外地人才能干，不会要我。
树挪死，人挪活。我信。
6
南方之南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深圳委实做到了样板的作用，全国的农民工都恨不得长一双隐形的翅膀飞到深圳，在深圳上岸。
我在布吉南门墩的工业区的台资厂找到了杨波，他还是那么能沉默，能用眼睛表达的，绝不开口。我住他的宿舍，睡他的床，吃他的饭。他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我每天一个人出去找工作，哪怕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也无所谓。出门在南门墩、水贝、南岭附近几个工业区转了一圈，遇到很多招工的工厂，但我不适合任何一项工作。他们要求只有两样：熟手，或女性学徒。杨波的厂一样，他问了几次主管都没有下文。我没有任何经验——除了当小工。当小工不用经验，有一身力气就可以，可工厂不要小工。在附近转了两天之后，没有收获，我便尝试走远一点。从南门墩揽排出发，走路去水贝、坂田、龙华、观澜、平湖、沙岭，一个一个工业区“排查”，再顺着莞深公路回到布吉，很背，走了半个月，一无所获。
人在他乡，最怕坐吃山空。最后铤而走险，借了杨波的身份证和退伍证，在揽排街边大榕树下的职介所交了二百块钱中介费，职介所推荐我到石岩矿泉工业区的港资塑胶厂当保安，一个月薪资三百。我接受了，我这一米七五的个子，终于派上用场了，虽然不怎么正大光明，但没有什么比吃饭重要。杨波见我有着落了，什么也没说，去夜市悄悄为我张罗了一身换洗的衣服。
当保安了，我穿上了制服，虽然是灰的，但干净整洁，虽不能夜以继日地挣钱，但身后是车间，车间里，白天黑夜灯火通明！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穿上正正规规的工装，哪怕每月薪资只有三百！
我想这一回要慢下来，在深圳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在，我可以背着双手，光明正大的走进车间，看一楼啤机部的工人操作啤机。
一问，啤机师傅一个月可以拿到八百元！
这并不使我羡慕。工资是自己的能力决定的。保安，除了看大门，往办公室送送信件——老大爷都能干的活，可我不是老大爷，我正年轻，我想和办公室的罗小姐谈恋爱！
罗小姐是办公室的会计，四川人，白白嫩嫩，像只鸽子。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的那一口四川话像加了糖，听起来特别绵软特别甜。加上办公室白领气质的加持，与车间里的蓝领工人每天苍白疲惫截然不同，是我女朋友的样子，我要和她交往。只要邮局送信来，我就第一时间挑出她的信，噔噔噔上楼，唯恐慢见她一步。她和我交接每一封信的样子都很淡漠，头都不抬一下就放在一边，更懒得看我一眼。我送信上楼，也仅是图谋见她一次，其他的，山高水长，需要时间。
在我念叨未来爱情的时候，人事部门通知我被解雇了。
保安队的河南籍队长来了一个年轻老乡，需要安排工作。对于我这个从职介所来的员工，辞退我就像丢掉一颗石子一样简便。
我明白了，在深圳打工，也需要关系。
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再过一百年，还是会这样。
我没有申辩，乖乖走人。
罗小姐早早帮我结算了工资，塞进了准备好的黄皮纸工资袋，放在桌上一角，等我来拿。我到她面前，老实告诉她：我不是杨波，我是欧阳杏蓬。她当作没听见，对她来讲，我只是可有可无的过客，一文不值。拿了工资袋扭身下楼，从此君向潇湘我向秦。
在人海茫茫的深圳，我是一粒沙。
回到杨波的保安宿舍，杨波苦笑，我又开始找工作。
从南门墩出发，抄小路去水贝，那里有工业区，转一圈，没有收获，转身沿着进山公路，去龙华、平湖，找工业区转一圈，再乘车去松岗、福永、宝安……
夜色起时，才慌张搭班车回南门墩。
深圳是一片热土，工业区工厂林立，商业区高楼林立，生活区人潮汹涌，每天都热火朝天。白天，在路上也能碰到几个像我，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路上乱撞的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不是他们找到了工作，而是找到了老乡所在的工厂。有熟人担保，进厂当学徒容易。看着层层叠叠一模一样造型的厂房，我竟找不到一个熟人！
百无聊赖，暗自忧愁，杨波看出了点什么，说这么久了都是我一个人找工作，没有空陪我，周末带我去大梅沙看海，长长见识。我和杨波都来自阳明山，杨波已经见了山海，我还没有直面过大海。我没有边防证，杨波鬼鬼祟祟，最后花五块钱找了一个“熟人”带路，三、四点，那边的保安换班的时候，从山边的铁丝网破角处钻过去。我和杨波走到大马路上，坐公交车，我心虚并自觉猥琐，一直像个小偷东张西望。看每个人，都像知道我没有边防证，是偷跑进来的。到了大梅沙，还没到公交站，在车窗里，我看到了大海，黑黝黝一片，无穷无尽。天空很蓝，蓝得没有一丝忧郁。
这就是大海，越远越黑。
阳明山是凝固的海，用静态展示海的波澜壮阔。
面前的真实的海，用波澜壮阔展示山岭的动态。
下了车，路边下的海边有栈桥，栈桥上有栏杆。
我们下到栈桥，在看台上转悠一圈，看了海的阔大，便趴在栏杆上，看黝黑的大海涌起层层波浪。层次分明，卷去复来，无穷无尽，哗哗地拍打着沿岸礁石。
海面上空荡荡，但遥远处有一座圆形的小岛，像一顶浮在水面上的黑色毡帽。
这个时候，开动所有脑筋，都不如一片浪花能表达大海。
沉默的人在人海，可能永远被淹没。
沉默的人在大海边，有可能就是一块礁石。
未来就像大海的远处，雾蒙蒙，黑黝黝，空洞洞，却有一种吸力，令人抗拒不得，这种力，叫遥不可知。因为未知，很多人筚路蓝缕，舍生忘死，力尽了，力竭了，倒在哪，哪就是岸。可以祈祷，但不一定有人帮你。这一路征程，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自己就是力量。犹如大海，用自己证明自己的广度和深度。
人生很复杂，尤其是前途不明的时候。
这让人锁眉，长叹。
栈桥下面，有人站在礁石上钓鱼。
杨波专注地看着，抛线、抽杆、观察浮标。
我不想看，我要工作，工作才能还我体面。
杨波当兵在厦门守过岛，或许他会钓鱼。他带我来，看大海之大，开开眼界，看到自己之小，放下焦虑，坦然面对失望和挫折。生命不像海鸥一样矫捷，就会像一粒灰尘消失。他天生内向，很能沉默，但大海会代替他说。杨波的沉默像坚毅的山，会让你在身边感受到一种坚定的力量。他想起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在他乡大地上，前路漫漫。
彼此沉默，彼此心里都有一片波浪滔滔的大海。
从栈桥上来，不远处就是东部华侨城。
杨波看看挂在高楼上的太阳，说太阳落西了，我们先回去吃饭，下回来看。
其实我知道，背后完整的句子是下回有钱了再来看。
我害怕繁华，因为清贫。
走路，向前一气走了五站路，我还要继续走，我已经习惯了走。杨波不走了，说口袋里的钱足够坐公交车回南门墩了。
我们都很现实，这就是打工，这就是人在他乡。
7
花了两周时间，在深圳的外围——龙岗、龙华两个区转了个遍，当保安所得的那点工资所剩不上百了，忧心如焚。市内需要边防证，进不去。转念一想，深圳呆不下，去东莞，沙岭边的油柑铺、官井头、凤岗去找找。
杨波说官井头电子厂有我们东干脚的老乡。
这个时候，山穷水尽，有村里的人，混一顿吃的，借几块钱路费是没问题的。
吃饭都要考量，真的要山穷水尽了！
从布吉出来，向北，沿着莞深公路，紧走慢走，用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沙岭加油站。前面十字路口，往东凤岗，往北塘厦，往西平湖。平湖我去过好几次，工难找。东莞这边，我还没去过。沙岭往东，就是凤岗，一路走到底，是横岗。中间有油柑铺工业区、沙岭工业区、官井头工业区、小塘工业区…… 路上人少，货车轰隆隆带起一片尘土。
沿路工业园的厂房，一栋一栋，火柴盒一样规整，玻璃上扑满灰尘，车间里面灯火通明，整体比深圳差一个档次，比潮阳的路边工厂好上不少。
转了一圈，招工的牌子看了不少，清一色要女工！
这明摆着的性别歧视，但我无话可说！
在五金厂找到富贵，他帮不上忙，借了他身上的三十七块五毛。
在电子厂找到春哥，还是吊儿郎当像，没一句正形，末了，借了他身上的十七块。
回到深圳，跟杨波说，老乡是见着了，他们工厂只招女工，我还得继续找。
杨波——这个老实人既不能骂我，又不能把我赶出去，平静如常。
直觉告诉我在东莞能找到工作，因为它比深圳落后。就像我在潮阳乡村一样，干完了一个工地，找几天，总能在另一个工地找到活。当我走得脚趾头积满灰尘的时候，在油柑铺水沟边的一家家具厂找到了工作——杂工。试试力气，扛得动大板，即刻上班，月薪三百元——我在潮阳第一份工月薪三百元，在深圳第一份工月薪三百元。到东莞，第一份工月薪还是三百元！我跟三百元月薪不是有仇，就是有缘！
杂工干的是杂活，也是辛苦活。来料卸车，出货装车。若有闲暇，就到车间里帮忙打扫卫生，收拾师傅们的工具。我堂堂七尺男儿，年纪轻轻——在车间里，低头弯腰，干的是老太太的活。除了和看大门的河南胖子拉上几句话之外，——他是兼职杂工，其他的人，对我们简直视而不见。
从工友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卑微。我那么年轻，却那么廉价，像海水一样廉价！男人打工，最值钱的，不是年轻力壮，是技术，或者，背景。
天下打工一家亲。其实并不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我想起了在潮阳无拘无束的日子。
这个时候，马际云去了潮阳报当编辑，少华辞职下海，跟他大哥一起经营服装生意，马倾成不再是青涩少年，在学校当了主任，貌似憨憨的楚峰从广州回去，在和平开了第一间设计公司。他们在进步，与以往截然不同。我还在为一口吃的，竭尽全力。现实就像茫茫大海，不努力，沉下去，就成为廉价的食物。
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不敢想离家多久了，想，我还在漂泊，如何上岸。
一个月后，我找了一个理由，辞工，带着一卷行李，叫了拉客仔送我到深汕公路横岗路口，等到黄昏，才搭上深圳开往潮阳的过路班车，离开了遍地黄金的深莞。
在很多外地人看来，潮汕人是很排外的。
在潮汕，潮汕人见到外省人，先是惊讶，再是轻蔑。
惊讶怎么会有外省人跑到“省尾国角”的这块地方来讨生活，轻蔑外地人是潮汕人心里自带的一种天然主场优势。
我的朋友或许也曾轻蔑过我，最后还是接纳了我，乃至我在其他地方穷途无计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东干脚，而是潮阳的这一帮朋友。潮汕人有不少特点，比如他们都好面子。任何时候，他们都不可能拉下面子对待朋友。他们把朋友当作自己的另一张脸。除非，他们没有真正把你当朋友。
马际云除了在报社当编辑，业余开始研究潮汕民俗。
马倾城除了当主任，业余坚持写诗。
楚峰除了做平面设计，业余开始画油画。
少华潮阳深圳两头跑，积攒离职后的第一桶金。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很充实。
我到了潮阳之后，他们的生活更充实，因为生活中，多了一个流浪的外省人。
马倾城拜托楚峰，楚峰拜托亲戚，相互攀援，在各种调和下，我进了和平镇唯一一家五金厂当锉工，月薪伍佰元，摆脱了月薪三百元的魔咒，结束了将近一年的漂泊生活。
马际云、马倾城、马楚峰都有业余爱好，我一门工作都搞不定，需要他们帮手。这让我反思。
我离开东干脚，不是为一口吃的，是为一门工作。我要学一门技能，自力更生，才能彻底改变局面，结束漂泊。
五金厂很少加班，夜里，一个人闲逛，在南侨中学门口发现居然有一个旧书摊。几十本旧书摆在地上，灯光昏黄，我发现了叶茂中的《广告人手记》，还有发霉的《文案策划》、《策划学》，五元两本，又挑了一本《厚黑学》——《厚黑学》厚厚的一本，可以翻很久，贪这点便宜，凑成四本，付了十块钱，买了。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
我隐隐约约觉得广告行业充满机会，但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工作稳定，我给家里写信报平安。父亲回信，说家里现在不养鸭子了，街上的饲料鸭很便宜，现在养鸭子赚不到钱。改种烤烟，一亩田烤烟种得好能收入二千元，我们家四亩水田都种上烤烟了。还有，我在东莞找富贵借的三十七块五毛，找春哥借的十七块，他们的父母上门讨要，都替我还上了……
读完父亲的信，我明白了，穷途末路不要去找老乡，他们会在其他某一个地方，朝着自己丢石头。我同情我的父亲，他那么严厉，但他的软肋居然是我。念起以前，又泪眼婆娑，这几年折腾，虚度了青春。
现在我一个月五百块工钱，刨去抽烟和其他零花，剩不下三百。一年能存下三千，得需要我精打细算。
娶个老婆，成个家，现在至少花二万。
在厂里干，要八到十年，才能娶回一个女子成个家！
十年之后，我就三十八了……
我想起了养猪，想起了种烤烟。
父亲在家养猪，种烤烟，一年可以存个五、六千。
我突然对打工绝望了，心灰意冷，认命了。
我回家种田去！
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他需要一个帮手。
我主意已定，分别CALL了马际云、马倾城和马楚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这些亲爱的朋友没有反对我的决定。他们都曾打过工，上岸的原因不是因为打工发家致富，而是发现一辈子打工都不能发家致富。马倾城一向认为我的文笔好，对我的告别有些黯然，说既然决定走了，就放下手里的活计，开开心心玩几天，然后再走——这一走，大家不知道何年何月能聚在一起了。
嗯，他们把我来潮阳称作回潮阳。
我扣了扣手指，我来潮阳已经六年了，这里快成我的第二故乡了。
婚姻有七年之痒，我在潮汕地区已经呆了六年，到了分别的时候了。
马倾城说：潮汕有三大江，练江、韩江都去看过了，我带你去揭阳看榕江。
潮汕有三条江吗？
马倾城怪异地说：你不知道？榕江也是潮汕平原上的一条大河。
周六下午，他骑上大铃木驮着我，从峡山商贸城出发，风掣电驰，载我去看榕江。这里是司马，这里是陈店，这里是占陇，这里是流沙……沿路，楼房和厝屋铅笔素描一样简洁。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路边的粤东电子城，很大的牌楼，一簇崭新的楼房，很突兀的出现在草灰色的乡野里。
在流沙转弯向北，到得榕城，夕阳西下，榕城如旗，在苍黄的阳光里矗着。我们在榕江大桥上停下，点上烟，靠着栏杆，影子扑进桥下的榕江。榕江像一条绳索，在夕光里波光闪闪地逶迤东去。
榕江水比练江水干净，比韩江水平缓。
我努力的在江畔寻找榕树，江叫榕江，江畔肯定多榕树。
在方盒子的长着霉苔的建筑中间，找到了绿油油的婆娑的榕树。
步行下坡，在巷子里，大的榕树抱围粗，皮如黑铁，树杈上，气根如须，结在一起如帘，冠盖如巨伞，倾着身子，居高临下，用一贯的姿势护佑人间。很多时候，人不如一棵树。人会消极堕落，树不会，无论欣欣向荣，无论叶落凋零，树都一个姿态。天地间，仿佛只有树在认真地支撑着这个世界。
我们在巷子里走了两个来回，数了有七棵榕树。
两个大男人，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然而我们知道，分开，可能就是一辈子。
华灯初上，江水红绿交替。
马倾城说：我们回峡山吧。
二十几岁的马倾城，身材高挑，风华正茂，新诗写的特好，却成熟老道——我想，这是他离乡背井进城打工的经历教给他的世故。他现在是老师，是领导，世故而不俗气，在职场里，算清新另类了。马倾城开着摩托车，在路肩上稳稳地行进，从容优雅，一点不慌张。这是在他的家乡，潮汕大地，是他永远的背景板。他热爱家乡，就像我渴望一个与众不同的未来。
坐在疾驰的摩托车上，风像刀片一样划过耳廓，呜呜地响成一片，把整个人都严实包裹了。
诗人都喜欢追风，都喜欢这风一样的自由。
我想起了大海，想起了在深圳当保安的杨波，他像石头一样稳定。
我们的人生，将如何收场，不敢想。
时代轰轰向前，从不会考虑任何个人的结局。
8
耗费四十多分钟，我们从陌生的揭阳回到相对熟悉的峡山。下了摩托车，马倾城第一时间摘下腰带上的黑色BB机，一边小跑一边说在路上的时候，马际云CALL了他。复完电话，神情异样地说：马际云说他朋友的广告公司要招一个文案，问你有没有兴趣去试试。每个月六百工资，还有奖金。
奖金我是从来不信的。民营企业的奖金就像老板手里喂狗的骨头，扔多扔少没准。
我在心里算了算，一个月六百，存下四百，带上狗骨头，一年至少能存个五千！
广告公司在哪里？
马倾城笑了，说：在下午路过的粤东电子城。早知道，我就不用这么赶了。老板姓蔡，很年轻，爱出风头，每期潮阳报都有做他的报道。
我想起了路边看到过的粤东电子城，在原野上，牌坊上墨写的五个楷字浑圆有力。
和马倾城在路边摊吃了一份海鲜河粉，付了钱，他又收到了马际云的呼叫。复完电话，马倾城说：我现在骑摩托车载你去陈店，蔡老板要和你面谈。
我不知道这就是面试。
我认为这只是认个脸。
一路上在暮霭里穿行，我心潮起伏，决绝的时候，新的转机来了。
蔡老板的公司在电子城的三楼，与旁边的房子毫无二样，水泥盒子一个。走进铁闸门，里面别有洞天。走廊里，会客室里，都铺着暗红地毯，吊顶射灯，落地音响，墙上敷设灰色吸音棉。在我看来，这算是富丽豪华了。
蔡老板三十出头，发长，瘦小，眼深，脸上长满胡子。他让我坐在他身边，问我在哪些地方工作过。我把潮汕、深圳、东莞报了一遍，末了又把广州也算了进去。我在广州的广东省站前面的站前路来来回回经过了十来回，想想，广州不陌生了。还好，蔡老板没有再仔细问具体。
蔡老板和马倾城用潮汕话交流起来。
可能是马际云做了编辑，做荐头面子大了些，我就这样算过了面试关。
潮汕是一个人情社会，我想，盖因这里的经济才起步，经济规则还没有影响和破坏人情关系。
蔡老板有两个公司，一个是电子公司，做电子零件，一个是广告公司，编印公司宣传册子。粤东电子城规模在粤东地区最大，但粤东地区除了潮州有一些电子生产企业之外，其他地区的生产可以忽略不计。支撑粤东电子城营业的，是陈店后面的贵屿镇。贵屿人利用正常、非正常的渠道，进口（走私）大量的旧电器旧电子产品，通过拆机和翻新，为粤东电子城提供五花八门的电子零件。这不仅支撑了贵屿的经济，还给陈店创造了市场机会。
走进贵屿，简易的村道边，杂草里，彩条布下，废旧的彩色电视机、显示器、监视器、电脑机箱，一排一排，堆砌如长城。各处冒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塑料烧焦后的糊味，二噁英刺激鼻膜发涩喉咙发干。举头四望，山还是青山，草也是绿草，水沟里的水却是一股子黑水。
这是不可持续的。
蔡老板看出了端倪，便收缩电子公司的规模，运用参加各种会议拓展的人脉，开了这间广告公司，要研究、策划、编辑出版一本类似黄页的电子行业企业名录工具书，填补空白。广告公司的收入来源，靠入编费、售书费和广告费。当时，一个广告单张五千元！
我庆幸，我读过几遍的《广告人手记》、《文案策划》和《策划学》，终于正儿八经派上用场了。
蔡老板看了我写的文案，说这文笔，不愧是广州来的。
就是这样一句无心的话，竟然让我开始对广州心生好感，跃跃欲试。
依公司惯例，蔡老板给我印了一盒名片，职位不是文案策划，是总经理助理。
蔡老板说，名片不对内，是递给外人看的。
果然如此，在公司里，我不仅写文案，写项目策划，写企业新闻，写材料，整理资料，还要跑外联，跟着蔡老板做公关。王杏元、黄廷杰、董建伟、张伟雄……一干潮汕文化名人，都是跟着蔡老板到处跑的时候接触认识的。他们写小说、写小品、写律诗，编杂志，编报纸，出书，高深莫测。
安定下来，我给父亲写了信，把名片寄了一张回去。我只是想告诉他，我在外面已经混得不错，先不回去了。
在我进公司之前，蔡老板已经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中山、汕头设立了办事处，拉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我进公司一个月后，蔡老板把各地办事处的业务经理叫了回来开会，推动项目的进展。负责潮汕地区业务拓展的邓洪、负责惠州地区业务拓展的谢天湖、负责广州市业务拓展的曾生、负责中山业务拓展的江海生、负责东莞地区业务拓展的李泽光、负责深圳地区业务拓展的罗伟通，像鸟一样，飞到潮汕大地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来商量填补省内空白的项目。他们个个像打了鸡血，容光焕发。他们是在第一线的广告人，是真正进入市场的广告人，是能把握市场温度的广告人。这让我刮目相看，他们中的任一位，都是我的老师。
邓洪，四川人，二十三四岁，年轻，瘦小，精明，戴白金眼镜，一脸粉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举重若轻。
谢天湖，四川人，二十七八岁，高大，一脸络腮胡，朴实真诚，最初在海丰县城蹬三轮送货。
曾生，三十五六岁，广东本省人，白白胖胖，久经沙场，说话吐字不急不缓，让人感觉很沉稳。
李泽光，南京人，三十岁出头，皮肤黝黑，颧骨高耸，戴黑框眼镜，目光坚定自信。每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都目不转睛，微张着嘴往前凑，准备随时接茬。
江海生，江西人，跟邓洪年龄相仿，比邓洪斯文，还有点羞涩，说话就脸红，但做事极有条理。
罗伟通，潮汕本地人，不到三十岁，瘦如老猴，说话含含糊糊，像是一直在喉咙里打转，但腿勤，一天能跑两遍华强北。
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
他们开会，争论不休，我在一边做会议记录。
他们把当地的电子行业发展情况、电子企业分布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整理和归类。无论在哪里，都有做广告的机会。他们的数据，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大到不敢想象。听他们的业务拓展计划、人员配置和资金需求报告，都井井有条，切合实际。这让我另眼相看，他们年龄和我相仿，知道的比我多太多了。除了记录他们的开会内容和业务讨论，跟他们接触了，我开始谋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不会学他们，为了广告业务东奔西跑，顾头不顾腚。我继续坚持文案写作，我想，我得坚定下去。广告业不仅需要广告业务员，还需要文案策划。文案写作烧脑，但只要有词汇，有方法，文案就不难；广告业务员风里来雨里去，用最大的信心，去做最没有把握的拜访，很多时候，是浪费时间。这不是我的风格，我需要安稳的工作和明确的待遇。
休息时间里，大家逛得最多的地方，是电子城后面的服装市场。所有的店面，都设在厂棚里，厂棚是油毛毡，隐患极大。但灾害没有发生的时候，马照跑，舞照跳。市场里，大大小小两百多个档口，卖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服装——陈店的支柱产业，不是电子行业，而是服装。陈店产的文胸、睡衣、婚纱，在全国各地专业市场都有不少份额。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粤东小镇，用自己的产品在全国占领了阵位！南方的底气，来自于乡镇的坚韧和创新。逛服装市场，赏心悦目，如逛花园。
回到公司，他们几个总会有一个找到缘由起哄，要某个人请喝啤酒吃烧烤宵夜。一起哄，最后把蔡老板抬了出来，要他尽地主之谊，一起去服装市场前面的空地——白天是草坪，夜里是烧烤夜市。露天里，灯火明亮，人影幢幢，喧哗如潮。在宽阔的草坪上吃烧烤喝啤酒，是一件极度开心的事。
岁月静好，蔡老板负重前行。
蔡老板别号“猴子”，像猴子一样忙碌，像猴子一样不声不响。每天来公司上班，不是骑自行车来，就是小弟骑摩托车驮他来。电子公司的收入，不足以抵消广告公司开支。广告公司的项目刚拓展，还没有变现，一分一毛，都是蔡老板从电子公司调用。窟窿大，但他坚信自己的选择。只要成功，经济回报、社会效益都是粤东电子城的同行不可比拟的。为了达成这个计划，他不仅省吃俭用，还开始拖欠其它项目的应付账款。未来很美好，可望不可即，现实很沉重，每天都要扛，蔡老板扛着，力不从心。
我一边学着写文案，一边跟办事处的各个经理们联系，收集他们采集到的企业资料，某些时候，还借用蔡老板的名义（这是蔡老板乐见的），监控他们的业务拓展进度。
他们不会把一个所谓的总经理助理放在眼里，他们眼里只有业绩和提成。这让我深刻领会到广告行业的铁律。
九零年代中期，广告业是蓝海，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
电子企业信息收录达到一定数量，蔡老板派我去广州出差，督促办事处增加广告收入和信息目录的征订数量。公司收支不平衡，蔡老板手头拮据，出差一天伙食只补助二十块，住宿费一个人不能超过五十块。交通以坐公交车为主，实报实销。蔡老板已经被项目套住，浑身乏力。大家知道，都不说。打工嘛，东家不打，打西家。
广州办事处一直在登峰宾馆长租了一间套房办公，业绩平淡。曾生手下的业务员发展到七八个人——比总部的人还多，便退掉了宾馆的长租房，在永泰新村租了两间民房，为了生存，私下接外单了。
我不知道的是，我来之前，即使在永泰新村，他们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房租，在跟房东玩“躲猫猫”了。
曾生以为我从公司带了钱来开支，特地安排了业务员杨学武到车站接我。
杨学武是邓洪的老乡，二十岁出头，四川绵阳人，皮肤胜雪，小胖墩一个。
我第一次听见的永泰新村，在白云区西北边，白云山下。我们在火车站广场坐866路公交车，经过环市西路、解放北路、广园路、柯子岭、白云大道…… 已经看到公路两边的菜地了，看到广从公路的指示牌了，心情不安了，公交车才右转弯进了一个田野之上的村庄。
866的终点站，在郊区白云山下的永泰新村。
所谓的永泰新村，不过是一个郊区农村。
杨学武说永泰新村离机场路很近。
多近？
杨学武白里透红的脸红透了说：五公里。跑业务，用不上豪华写字楼，有一个地方住，比写字楼上班有用。
我有些失望，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兴奋，我来了，广州。
这一次，我经过漫长的跋涉而来。
9
1997年，是值得中国历史记录和大书特书的一年。
这一年七月，我到了广州。我的工作还挂在远在潮汕的广告公司，是有归属的人，因此不再像以前在广州中转那样紧张、仓惶、战战兢兢。
到广州办事处的第一件事，不是督促、检讨办事处的业务，而是反过来，帮着他们向公司要办公经费，这让我哭笑不得。
白白嫩嫩的小胖墩杨学武，一直跟着我，私下里向我介绍了广州广告业的情况。除了正规出版物，广州还有很多广告公司出版DM杂志，上百家。广州就像个大海，容得下龙，也容得下虾，不偷懒，吃饭是不成问题的。
我对在广州找工作的要求很好奇。
杨学武扬着四方脸，翻着厚嘴唇，自信地说：怕逑哟，跑业务，到处有人要。
以前经过广州，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帽子让我仰视，内心忐忑和自卑。
杨学武说自己初中毕业，在广州三年，换了六、七个单位，没找到钱，也没饿过肚子。
他给我打开了一扇门。
七年时间里，我十几次路过广州，一直不敢停留，一个是不了解广州人才市场的情况，一个是对自己的高中文化没有信心。杨学武初中毕业，都在广州混三年了，我在珠三角跑来跑去，漂泊不定、无处寄身七年，真冤。我要想办法在广州留下来，在广州工作、生活、上岸，结束无头苍蝇似的乱窜。
杨学武像邓洪一样热情——四川人的热情没有杂质。安顿之后，彼此熟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些话，不用说，都可以体会到，这省去了沟通上的一些障碍和麻烦。白天忙完工作——他白天翻黄页，给上面的单位逐个打电话，向我展示了拉广告不一定要去一层一层扫楼，双脚搁在办公桌上，打打电话也能拉到单。下班，买米买菜。米最多买两顿——吃了上顿还有下顿，菜除了青菜，尽量买鸡蛋。吃了饭，带我溜达，坐公交车去农林下路，去沙河市场，去环市中路，去天河广场，尽情在繁华深处游荡。末了，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广场坐最后一班车回永泰新村。夜未央，几个人凑钱，在永泰新村的小店里买半打啤酒，坐在小店边上的破沙发上，一边喝酒，一边海阔天空，喝着喝着就沉默了。其实，大家都两手空空，家很远，生活很近，家和现实，心里闹腾不安。
默默喝酒，越喝越难喝。
广州的杂货店，角角落落里都有。
广州多夜游魂，凌晨一点了，路边的小店门口，只要有灯光，就还有人独自在喝酒。
人和时间在拉锯，这种折腾，直到心安才停止。很多人做不到他乡即故乡，所以难以心安。
蔡老板借不到钱，坚持了一个月后，来了一个电话，宣布办事处解散。对于我的去留，蔡老板没有明确说法，意味着我又自由了。这是一种默契。碍于马际云的面子，蔡老板不能明说要解雇我，但我知道，我和他到了分手的时候了。我身上并没有多少积蓄——我仍然没有完成万元户的梦想。我已经离家出来七年了，潮汕、深圳、东莞都去过，在那里上过班，居然拿不出一万块！另一边又自洽，我现在到广州了，是龙是虫，在这里要现原形了。我有些不自信，除了鱼死网破，我没有其它选择。广州，只能做我的皈依，不能再做驿站。
费了七年，我才扎进每年都要路过的广州。我有些明白了，这飘荡的七年，是我必须经历的七年，是还账的七年。欠读书的账，欠生活的账，从盲目变作清醒，需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一个农民离开土地要进步，必须有一个一个衔接，形成梯次，不抛弃不放弃，不断蜕变，不死，才能挣脱出来，迈向人生下一站，开始新鲜的生活。这代价大，不过值得，毕竟，我已经到了广州，就差自己租个房子了。
在广州住下来，是我给自己的目标。
南方是海，南方亦是岸。
广州是阶梯，在这里坚持，在这里上岸。
想起杨波，我突然觉得惋惜，他怎么会在保安这么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一呆就是五年呢？
他要立志做一辈子保安？
我想，等我安定下来，我要和他好好唠叨唠叨。
人要动起来，不能固化。
10
办事处解散，我跟着失业，跟着大家重新择业。
杨学武跑回消息，说广东电子杂志社招人，和我们做过的业务对路，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我怀疑自己的能力。
杨学武豪气地说：怕个卵啊，能干多久干多久，干不下去找下家。
杨学武不知道我担心自己的学历。
我自始至终没说过我的学历。
广东电子杂志社的老总是我们湖南老乡，姓邱，摄影师，大胡子，魁梧高大，做派不像出版人，像极了艺术家。他面试了我们，全部收了。当时，音响、CD机、VCD机行业发展如日中天，爱多、金正、步步高、厦新、燕舞等品牌家喻户晓。广东电子杂志社亟需业务员去跟企业对接，开展业务。
因为我有广告文案写作经验，邱总直接安排我做广告文案编辑，兼广告部主任。邱总自己兼任广告部总监。我除了写文案，还跟着他辅助管理广告部的人员和业务。同时，我也可以去拉业务，按最高提成。
邱总给我的定薪是月薪一千五——我以前工资的两倍多！
没开工资，大家都拮据，搬家的时候，悄无声息离开了永泰新村，搬进了市内的石牌村。
石牌不是广州市内最大的城中村，但它是外地人最多的城中村。
早上，太阳下楼，照在街道上，街道上各种人马络绎不绝。工装、西装、小裙子，平头，长发，穿戴整整齐齐，精神抖擞，都像白领骨干精英。街道两边的狭小空地上，夫妻档使用各种材料和用具搭建了五颜六色的摊点，手忙脚乱卖各种特色早餐。晚上，夕光满天，道路两边不仅有原来的夫妻档，空地上还多了“站街妇女”，其实和常人无异。农民建的“握手楼”，楼房挨楼房，遮天蔽日，出租屋里塞满怀揣各种梦想的年轻人。巷子里的一楼，阴凉潮湿，商店、餐馆、发廊、报摊，一应俱全，活色生香。
石牌四周，不仅是广州的商业中心，还是广州的教育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东民族学院、石牌电脑城、太平洋电脑城、宏城广场、天河城、南方人才市场、广州购书中心、体育中心……都在附近，体育东、天河东，每天车满为患，寸步难行。
我知道进来广州的不容易，唯一可持续待在广州的方法，不是赚钱，而是学习。科技日新月异，市场时时变化，没有几板斧，难以立足。广东电子杂志社边上就是广州购书中心，平时人进人出，全民读书。下班的时候，购书中心关门，大门口有很多卖旧书、盗版书的“走鬼”，无论厚薄，一律十块钱两本。每天下班走到这里，我就停下脚步，在这些“走鬼摊”上淘啊淘，从广告策划、文案写作、新闻采编，到文学作品，到文学写作……心仪就买。回到石牌，同事们打牌，我看书，不再瞎想。
开展业务，就要有队伍。我陆陆续续把邓洪、李泽光、江海生几个原来的同事拢到了广告部，或专职，或兼职，拉倒业务就分成。我之所以找到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在有意无意之间都当过我的师傅。我现在有了平台，理应大家共享。和他们在一起，还能回忆当年在广东各地到处跑的峥嵘岁月。
广东电子杂志社发展飞快，邱总有无数个想法，要产业化，集团化，把杂志办成了几个刊，从硬件到软体，每月出几本刊，做出版界的航母……
未来一片光明，危机随之降临，管理部门一纸文件，广东电子杂志社一号多刊，违规，停刊整顿！
邱总懵了。
整顿无期，我们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其时我已经做到了软体杂志的主编！
对一心干大事业的邱总，这是一个悲剧，罚款、停刊、整顿，复刊遥遥无期。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深刻教训，不出事，大家兴高采烈。一旦有事，规矩就是规矩，坏不得。在广州，在人潮里，一切都有红线约束，没有空子可钻营！
跟着邱总一年多，我不仅收获了一份报酬，更重要的是，我边学边用，积累了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七年流浪，不如这一年多的收获。我感谢同事们，感谢蔡总，感谢邱总，感谢杨学武，感谢所有的一起同行过的人，也感谢自己那份与生俱来的固执与坚守。这是东干脚农民的烙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走正道，行大道，守心，才能俯仰无愧。
没有离别的站台，没有告别的仪式，大家收拾好行李包包，没有悲伤离别，都自我感觉良好，互相告知去处，在临走前互留BB机号码，扛着硕大的背包，提桶下楼，走进石牌的巷子，左右都是陌生人，未来已来，苦涩的笑一笑，汇入中山大道的人流，瞬间就像蚂蚁进了枯叶堆，无影无踪。
这就是生活，生活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去处。
我不会离开广州，哪怕重新去到郊区蜗居。
我坚信，在人生之路上，只管向前，总会遇到一个扶你一把的好人。
11
通过父亲来信得知，东干脚在变化，平田院子在变化，整个社会都在变化，出去的年轻人多了，有钱的人多了。流行盖楼房，我们家的红砖房落伍了。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四层楼，像不花钱似的，在宅基地、农田里拔地而起。盖房子的钱，都是从外头赚回的钱。我也在外头，我明白父亲在跟我说这些话时，背后隐藏的意思。他再也无力去盖一座楼房，他要交班了。
我跟父亲表态，我挣到十万了就回去。
十万，在2000年，对于种田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在广州，对于本地人，或对于某些外地人，十万，不过一年的收入而已。
外头钱很多，我也知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挣到钱。于我，我不知道多久能挣到这个数目。但我知道，我得有目标。将来回到东干脚，盖房，娶亲，没有十万打底，是应付不来的。十万，如雾里红灯，在我前方闪烁。生活是一种冒险，赚钱何其不是一种冒险？活着也是一场冒险，先活下去。
离开石牌，一年之后，搬到白云棠下，主编流行娱乐杂志。一年之后，搬到了天河棠下，在天河工业园主编时尚杂志。随后失业，搬到了石井，属于郊区，与永泰新村相比，离市区相对近一些。住在石井工业区对面每个月租金五十元的工棚里，一床一灯。每天投递求职信，等待就业。两个月后，搬到了春暖花园，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写文案。在媒体、广告公司辗转，广州是不是广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还在广州。广州对于所有的打工仔，还算友好，不管男的，也不管女的，只要正干，总能找到饭吃。不像深圳、东莞，有性别要求。我喜欢广州这种友好，再也没有想过——我已经漂泊过七年之久，我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只有安定，才有心思做自己想做的。广州有红线，邱总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心里有畏惧，其实，生活、发展更顺畅。
我打消了以前夜以继日挣钱的念头。每天在车间里原地打转，在日光灯下夜以继日地挣钱，工作稳定，但锐气全消，青春成了一份廉价工钱的囚徒。当时是我的向往，我喜欢那份稳定，按部就班就能获得温饱。工厂或者命运，没给我机会，我像无脚之鸟，不断地飞，不被圈子、不被工作固化，才在广州找到属于自己的彼岸。
静下来想想这一路，从乡下的广告公司，到期刊编辑出版，再到广告公司，从文化公司，到动漫公司；从影视公司，到互联网公司；从产权交易公司，到房地产开发公司…… 我不断在职场历练，像个老练的钓手，不在乎花多长时间，但总要收获自己的目标。
在打工和创业之间，反反复复几年后，觉得和广州分不开了，便贷款在机场路买房。
在自己新买的房子里，我虽不是广州户口，还是住客，但，再也不是过客。
没有仪式，但我知道，那一把钥匙，已经打开了人生下半场的大门。
我的上半生，已经结束，上岸了。
东干脚成了另一头的岸，一生牵绊，身体却无法抵达，彷佛一个残酷的玩笑。
我们这一代，在外地落脚，这一生便被撕裂了。
时间像雕塑大师，在不断肯定与否定之间，把人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样子，看起来很魔幻，其实我一直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是不知道路径，对于南岭山中的种地的农民，打工就是唯一一条路径，它折磨人，也成就人。成功或失败，完全在于学习能力。坚持学习，就是在正确路径上行进。热爱生活，在混乱和诱惑中不迷乱，不去折腾，一以贯之，迟早会走出人生的泥淖之地。做自己最有热情的工作，这成了我的信条。我发现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固执。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不可理喻。
默默行走在广州的公交线路上，风雨无阻，不知经年。
到昨天，公司迁址，坐下来，扣扣手指头，到广州二十年多了！
二十年多，弹指一挥间！
从山到海，最初的七年，像在大海边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刻有被浪涛卷走的危险。
走出危险，不一定是坦途，不一定会安逸，但生活总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扑腾。广州或许不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人存在，但广州一定知道有我们这样的一帮人存在。广州不动声色，因为它是海，亦是岸，给所有抵达南方的外地人留下了空间。大海不在乎被谁征服，但广州知道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庆幸抵达了广州，无论曾经多么落魄，曾经食不果腹，曾经无处寄身，但只要在路上，走尽所有的驿站和荒野，便是繁华。理解所失即所得，便找回了自己。
梦想有征程，生活没有远方。脚踏实地就是岸，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
马际云、少华、马倾城、杨波、马楚峰、蔡老板、杨学武、邱总…… 他们像珍珠一样闪亮，像大树一样善良。
他们是南方的一部分，像南方天空的星辰，排列在我生命的天空里。（作者/湖南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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