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曾担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李锐的家庭是一个“作家之家”，他和太太蒋韵可谓一对“作家伉俪”，两人都从事小说创作，女儿笛安则是目前国内最负盛名的80后青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也是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李锐被人称为“小说家中的思想家”，在文坛和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作家交往颇多。讲座中，李锐向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文学追求。
△谈创作
当代文学缺乏精神诉求
“我希望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把自己的内心困境、考虑、痛苦能表达出来，这也是我后半生对文学的自觉追求。每次我向其他人叙述这个主题，也在对自己进行再一次的反省。”李锐说。
小说家毕竟不是理论家，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常常是感性的、体悟性的，李锐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可以写丰富的故事、新鲜的形式、在很短时间内追上世界新潮，但在这些之后，在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里，精神诉求依然很缺乏。李锐以赵本山在小品中提到的一句“现在人们最大的痛苦，就是人没死，钱没了”为例，他指出，这句话在中国白话文史上有典故，1922年鲁迅先生曾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中著名的一句--“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梦醒了，不知道路怎样走。”这句话曾经被人反复引用。时间过去90多年，已经不会有人再考虑这个问题了，这样的痛苦成为了“被嘲笑、被讽刺、被抛弃的对象”，剩下的是种种“不差钱”的幽默和笑话。而这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任何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带来了巨大考验--我们将来怎么办、要做什么？
△谈文学
要重拾文化自觉自信
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在哪？李锐认为文化自觉、自信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缺乏深邃的、思接千载的思考和对话，缺乏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样深远的精神维度。”几年来，李锐和太太蒋韵曾合写了重述神话《白蛇传》的《人间》，“我们就是为了让不同语种、不同文化的作家重述自己国家的神话，而不再是戏说，不再是善恶的抉择。”
李锐回忆说，20多年前他曾受邀到美国，与著名导演陈凯歌等人出席一个会议。会上，一位白人教授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最愿意做的就是如何讨好外国人。”听后李锐如鲠在喉，对白人教授说，“我在美国待了40多天，电视里天天都是肥皂剧，其实全世界的垃圾味道都是相同的。”在李锐看来，不仅是中国的艺术家有局限性，全世界艺术家都有，他当时在会上介绍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好作品，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当时莫言并没有得奖。
按照李锐的说法，莫言得奖后，不喜欢“锦上添花”的他只是静静把自己20多年前的话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以表示祝贺。“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方块字深刻的表达自己。作家，做得到就写，做不到就歇着，干别的比干这个容易得多，这是我的追求，也是对于世界文学和他人、自己的反省和理解。”他提到现在中国正在力推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给每一个人都有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机会，“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信心”。
■对话
何不把流行歌曲和吟唱
都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南方日报：您的作品《人间》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反复出现多次，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李锐：文章的语言必定和具体场景相连，这是人间白蛇的感慨，也是对于真情的眷恋和无限的伤感，而不是简单的重复说一个爱情故事。在重述《白蛇传》的故事中，许仙是一个叛徒，他先背叛了白蛇又背叛了法海，但他也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是微弱的小人物，在求生存中来回摆动，但善根未泯，使得白蛇最终选择他这样一个窝囊的、没有英雄气的男人，为此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镇在塔下。从这点上看，它的感慨有点像陈子昂的那句诗，是无限的。
南方日报：现场有学生说，现在的国产片等影视作品非常缺乏精神追求，您怎么看？
李锐：前段时间，电影电视剧疯一样的都是抗日剧，片中子弹会拐弯、人刀枪不入，为什么这样的影片会通过？相反，不少好本子却不能拍，其实人的本性都是趋利的、保险的，劣币驱逐良币才会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最没有品质的不断被复制出来，当这种感官的娱乐、肢体的娱乐成为最后目的的时候，人的自我就取消了。对于这种状况，我们过于忧虑不必，但不忧虑也不行。
南方日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汉语写作主体性的建立，包括在写作实践中引入民间语言资源目前是否已经僵化？很多作家也用方言写作，这场尝试如何继续？
李锐：像韩少功、贾平凹等人我不能代替他们发言。但关于每个人对各自地域方言的运用，在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语言过关的没有几个，只有少数的三个半人。鲁迅是个特例，不算。在语言上，老舍是个大师，沈从文，张爱玲也算，另外有个李劼人不要忘了，他的《死水微澜》就是用四川方言来描述的。现在很多作家都是翻译腔，但鲁迅等一代人有非常深厚的古文素养，他们有一种“杂交”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有地域背景的作家反而成为了大作家，其他很多作品不忍再读。但换个角度看，一座高山一定要有巨大的山底作陪衬。
南方日报：文学杂志《天南》今年2月份停刊了，现在的环境下，纯粹的文学杂志生存困难在哪？
李锐：现在全世界的文学杂志都生存艰难，他们要么依附于大学文学机构、要么凭借艺术基金会，只有中国的《收获》发行过了10万份，这让国外都目瞪口呆，毕竟中国的绝对人口太大。但我想说的是，文学会以各种形式存在。现在，文学在商业市场里被边缘化了是最大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30年，欧洲美国等等照样也有出版社存在，文学总会找到自己成长的缝隙。
南方日报：能否给当下文学青年一些建议？
李锐：年轻人如何朝气蓬勃地生活？举个例子，中央台的《中国好歌曲》，上场都是年轻人，我看得非常感动，那么好的旋律和歌曲，他们唱歌一张嘴能够打动已经白发苍苍的我。因为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能把古今中外瞬间贯通，把自己的资源变成自己的歌曲，我印象中有个老家在承德后来去西安音乐学院学习的选手，他口袋的钥匙链的响声最后都成了音乐，霍尊的《卷珠帘》更是中国千年传统的一个音符，把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生命悲情表现了出来。审美是抽象的，中国最伟大的诗歌在一行字一瞬间与人共度岁月千年，这样的东西越多，民族文化才越活跃，我很惊讶为什么不把中国流行歌曲和吟唱都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毕竟好诗都是可以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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