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斑斓、富丽堂皇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让世人瞠目结舌，至少，其中如梦如幻的文化展示会让一部分世人瞠目结舌。它营造出的文学中心主义的优雅和浪漫，似乎迥异于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集体主义的狂欢乃至残忍，以及伦敦奥运开幕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矜持甚或自得。
主持直播的央视名嘴将开幕式的主题说成“俄罗斯的梦”，这听上去有些别扭，何不直接译成“俄国梦”呢？待后来看到这个主题的俄文表述“СныоРоссии”后，方知这“俄国梦”与“美国梦”和“中国梦”的确有所区别。以强国富民的集体主义理想为内涵的“中国梦”，其官方译法是“ChinaDream”，似乎是在有意与主张个人主义价值实现的“美国梦”（AmericanDream）拉开一点距离；而索契冬奥会上的“俄国梦”则是“关于俄国的梦”（DreamsaboutRussia），也就是说它是虚幻的而非现实的，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它体现的与其说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不如说是个体关于民族的自由想象。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以此为题，同时也是对于这一主题之内涵的形象诠释。
开幕式的文艺表演从小姑娘柳波芙的梦境开始，她睡前阅读的识字课本被晚风掀动，33个俄语字母依次幻化成她梦中的34个场景（其中的字母Т含有“托尔斯泰”和“电视”两个场景）。这份所谓“俄国文化字母表”的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列入其中的俄国科技成就有10项，而文化艺术成就则近20项；现身其中的帝王将相仅两人，即两位“大帝”彼得和叶卡捷琳娜，而作家和艺术家则多达10余位，仅作家就有5位，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普希金，被提及的其他艺术家还有柴可夫斯基、康定斯基、马列维奇、佳吉列夫、夏加尔、爱森斯坦等人（以出场先后为序）。
在第二单元关于俄罗斯历史的情景再现中，被放在中心位置的居然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改编的一段芭蕾舞，换句话说，娜塔莎第一次参加舞会的场景居然可以与莫斯科城的形成、彼得大地建造彼得堡城、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后重建等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相提并论，甚至超过它们（至少就它们在开幕式中所占的时间长度而言）。而对于整个苏联时期的回溯，则又是通过马列维奇等人的现代派绘画艺术视角来进行的，用戏仿的姿态面对沉重的意识形态遗产，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进行艺术化的后现代解构，这似乎既是一种政治智慧，更是一种审美手段。身着民族服装的俄罗斯民众齐声合唱鲍戈廷的歌剧《伊戈尔王》的片断，一家修道院的合唱团高唱国歌，大剧院的歌剧明星演唱奥林匹克会歌，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演员在《天鹅湖》音乐的伴奏下变成翩翩飞翔的和平鸽……俄国的文化艺术元素深深地渗透进了开幕式的每个环节。综观整个开幕式，俄国人的厚人文和艺术而薄政治和科技的传统历史取向在这里表露无遗，俄罗斯民族崇拜文学和艺术的审美乌托邦情结在这里也昭然若揭。
俄国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强国，也是一个传统的体育和文艺强国。一如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体育往往也被视为和平时期的战争。然而，与俄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毫不退让、我行我素相比，他们在文艺领域却体现出了强大的亲和力。一个民族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于其民族而言越是伟大，他们对于异族而言或许就越是可恶；一个民族的伟大艺术家则永远能赢得普世的尊重和拥戴。伟大的运动员则介于这两者之间，他们往往既能是民族英雄也能成为世界偶像。就竞争而言体育与政治相当，就娱乐而言体育又与文艺有缘，而在体育盛事中注入浓厚的文学艺术因素，去千方百计地发掘和放大体育运动中的审美因素，这或许是举办索契冬奥会的俄国人所乐于并善于展示给世人的一种天赋能力。俄罗斯《体育快报》关于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所作的一句评论似乎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担心开幕式会被表现成力量和强大，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开幕式充满人性和艺术，整个世界都能欣赏其美妙。”
笔者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俄国最好的东西不是它的自然和能源，不是它的航天技术和军火工业，而是它的文学和艺术。从索契奥运会开幕式来看，俄国人自己显然也是这么看的。他们在索契冬奥会上打出的这张文化牌是亮丽的，他们的文化软实力是让人羡慕的，也是令人敬畏的。
在世界文学史上，19世纪俄国文学被认为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在中国，所谓“俄苏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俄国文学情结”；而就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占据的地位而言，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更是独占鳌头。俄国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一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等；俄国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俄国文学的这种影响和这份殊荣究竟自何而来呢？换句话说，俄国文学是怎么做大的呢？
首先是因为，俄国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崛起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科院所做的题为《西方的俄国观》的讲座中曾提及：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后一直呈现为“哥萨克威胁”之敌对形象，直到19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国文学的崛起，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的面世，才使得整个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俄国文学从此成为俄国的文化名片，蕴含在俄国文学中的俄罗斯意识和俄罗斯思想也凭借俄国文学的翅膀翱翔于整个世界，获得广泛的理解、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文学居功至伟。
其次，俄国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重的文学。在俄国，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被奉为“生活教科书”，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所谓“审美的乌托邦”，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可以说，俄国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俄国文学始终是俄罗斯人最重要的思想载体和思想表达方式。在《往事与沉思》中，赫尔岑通过对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思想成为一种力量”的过程，而别林斯基则曾将赫尔岑的文字的价值归结于其中的“思想的力量”。俄国文学仰仗其强大的思想力量在俄国文化中谋得“中心”位置，它反过来又成为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意识的主要载体，俄国文学与俄罗斯思想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构成和特殊本质，也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表现形式或曰存在方式。
俄国文学这一身份和功能的获得，与俄国的社会体制不无关联。近代以来，俄国一直是一个相当专制的国家，从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从叶卡捷琳娜女皇到沙皇尼古拉，再到二十世纪的苏联体制，专制统治和君主意志的传统在这个国家源远流长。人民的不满和抱怨，甚至愤怒和抗议，在这个言论和出版不够自由的国度往往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来间接地表达，久而久之，作家们便逐渐扮演起社会良心、民族先知、民众导师、真理代言人等角色，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文学作品也逐渐被视为俄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及新思想产生的源泉和温床。
俄国横亘于欧亚大陆，所谓“欧亚”之合称是俄罗斯人标榜其独特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说西方人相对而言更为理性、更重分析而东方人更为感性、更重综合，那俄罗斯人似乎就介于理性和感性、分析和综合之间，文学性的思想或思想性的文学，或许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最佳体现。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表现和别尔嘉耶夫的理论描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二律背反”、“双重人格”或曰极端性，自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持续，却无疑有利于文学和艺术。俄国人大多生活在寒带森林中，地广人稀，被迫的独处或主动的隐居，对自然的静观和对相遇的渴求，都会同时促进静思和倾诉这两种能力的发达。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而言较多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温情柔和，较之于新教而言它则保持了更多的仪式性和传统性，而同时相对于其他两种基督教流派，它的最大特色或许就是由所谓“弥赛亚意识”带来的虔诚感和使命感，以及由“罗斯受洗”时便已表露出的宗教审美情感。可以说，对于俄国文学有着强大影响的东正教，自身也蕴含着教谕和审美、亦即思想和文学这两大因素。
由此可见，俄国文学具有如此强大的势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民族心理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或许，正是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许多未知因素的相互抱合和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俄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文学一家独大的奇特景观。
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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