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右一)(资料照片)
作家郁达夫：办刊著文宣传抗战
“我们家一门仨烈士，我祖母因日军入侵拒做亡国奴绝食而死，我大伯父在上海法租界任大法官被汪伪特务暗杀，我父亲抗战胜利后被日军杀害，国仇家恨，构成了极为悲壮的抗战史实。”在南京市鼓楼区的家里，郁达夫的女儿郁美兰含泪讲述着家庭抗战往事。
1945年9月17日，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西部市镇被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杀害。第二天，他的小女儿郁美兰出生。
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郁达夫位列其中。“我父亲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从事抗日活动十多年。”郁美兰郑重地说。
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九一八事变”后，郁达夫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写了不少文章抗议日本侵略，宣传动员群众，促进全民族抗战。
郁达夫和鲁迅是挚友，他与鲁迅、茅盾等43位作家发表了《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作家支援中国抗日。
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他被公推为理事长。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会上周恩来和郭沫若相继发表演说，郁达夫被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批准的美驻华武官史迪威。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答应史迪威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一份军事杂志发表，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这次前线考察让郁达夫受到了极大鼓舞，他回到武汉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1938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第二天，郁达夫连生活都没安排好就写下了《估敌》一文，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
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郁美兰说：“我父亲知道胡愈之是共产党员，对他十分信任，胡愈之他们关门开会，我父亲就给他们放哨。遇到大事难题，他经常说，我找老金(胡愈之化名金子仙)商量商量。”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中共党员国外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全面调查郁达夫，并准备对郁达夫在内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实施大屠杀。身处险境的郁达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离开印尼。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因为郁达夫担任翻译期间见证了日军残暴行为，日军宪兵知道郁达夫的影响力，因为怕他以后揭露日军罪行，在撤离印尼前夕秘密杀害了郁达夫。
胡愈之曾这样评价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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