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结果揭晓，五部长篇小说获奖，格非的《春尽江南》、王蒙的《这边风景》、金宇澄的《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苏童的《黄雀记》。作为大陆文学界的盛事，结果公布之后，因其平均年龄62岁的作家阵容，被社会舆论讥讽为“老人奖”。
获奖总归有理由，尤其是国家级文学奖项。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陈晓明公开回应，认为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一个终身成就奖，或者说，60%看作家的声望和贡献，40%看作品。（见《南方周末》8月20日报道《茅盾文学奖评委谈茅奖》）如此说来，作品反在其次，声望成为重要获奖因素，既然评奖的内在逻辑已然混淆，那么茅奖成为“老人奖”也就不意外了。
作为文学界的大腕儿，茅奖评委们似乎误解了文学奖的本意。
茅盾提议设立文学奖一事，至今说来仍让人感到他的良苦用心。据茅盾之子韦韬回忆，当时茅盾已经病重住院，一份有关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议案，向茅盾征求意见，他由此得到启发，在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后，意捐出稿费专为长篇小说设立文艺奖项。
为此，茅盾在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写的信中表明了设立文艺奖的想法，“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见《父亲茅盾的沉默岁月》，作者韦韬，刊发于《环球人物》2010年第21期）
按照国际惯例，任何一个文艺奖项，都要重视发起人的意愿，并遵照执行。这不仅是对发起人的尊重，更是衡量奖项公平与否的一把标尺。无论如何，从茅盾本人的意愿上，作品是否优秀，还是处于获奖条件第一要考虑的关键，而并不是评委们所说的声望与贡献，更非将奖项变成一个终身成就奖。
此外，从国际范围来看，任何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奖，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普利策奖、龚古尔文学奖等，所选取获奖作品，从更深层次角度观察，其作品内涵特征，不仅是发现新作家，更包括了引领本国甚至世界在未来一段时期文学创作新思维、新潮流的作用。当然，这也正是各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最广为人知的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作品每每能够起到未来文学发展风向标的巨大影响力。比如说，1948年诺奖得主是托·爱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获奖理由为“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1949年则是威廉·福克纳，“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奖项对作品的肯定，体现了诺奖重视新的文学流派及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这对文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这正是时代的进步要求，也秉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导向与引领作用，其原则上对于执着探索文学新领域、新的艺术表现方法的作家、作品比较关注；并且，获奖作品皆能成为一时潮流，同时在日后影响到众多作家，有时甚至是开启了一个时代的世界文学潮流。
比如说福克纳所代表的意识流，影响甚广，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意识流几乎成为席卷全球的文学思潮，世界各国均出现意识流小说，并在相当程度上被确立为现代小说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则以王蒙为代表，他在1980年发表了《春之声》，很明显就是受西方意识流小说影响。中国的作家们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大部分都会使用意识流手法创作。
更明显的例子，是196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他所创作的《玉米人》等作品具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更是在日后数十年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受此影响的作家包括写出《百年孤独》的马尔科斯，中国作家更是成为马尔科斯狂热的追随者，其中莫言获得诺奖之时，评委会仍提到魔幻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
而源于美国的普利策奖，也同样注重对于挖掘作品中体现的文学新思潮及新的表现方法。比如说艾丽斯·沃克1982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奖作品《紫颜色》，被认为以其独特的视角开创了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新领域，形成了新思潮和新理论，推动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文学奖获奖作品除引领、推动文学思潮，鼓励对新的创作方式的努力探索，在某一领域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场域的作用，更发挥了文学伯乐的作用。比如说福克纳，在获得诺奖之前，在美国的名气并不大，甚至他的作品销售最好的也不过几千册；而诺奖的颁布，销量成倍增长，更为世界文学发现了一个大作家。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2013年，当年度布克奖颁布，28岁的新西兰女作家埃莉诺·卡顿摘得桂冠，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发光体》。如果按照国内文学奖的一些评奖标准，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奖的。
事实上，文学奖的内涵，在世界范围内差别并不大。但观察国内众多文学奖项，却像是失去了评奖方向，这和忽视文学奖特有的内涵有直接关系。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众多国内奖项，其获奖作品在艺术表现方法、主题挖掘等方面单一化现象非常严重，很少有获奖作品引发影响国内及世界的新思潮，也无法承担开拓创作新场域的作用，新的文学创作理论更无从谈起了。
人人文学奖
“以奖代管”思路之变
国内文学奖的内涵为何如此单一？或者说，所评选出的作品，鲜有引导文学创作潮流等作用，仅是熟面孔、老作家们垄断了奖项，鲜有新人出现。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与评论家鲁太光探讨，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文学奖“以奖代管”的倾向。
理解上述所说，需要从中国独特的作家体制谈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一级的会员大约有一万人，而目前大陆作家协会的机构设置，在各省、自治区及市、部分县等均有作协组织，拥有各级作协会员证、经官方认可的作家总计约有五万人。
目前，中国共有四种类型的文学奖。第一种是文学期刊奖，比如《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十月》等国内主流文学期刊，均设有各相关文学奖项；第二种是民间的文学奖，诸如华语传媒文学奖、路遥文学奖、人人文学奖等，均由民间人士发起；第三种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组织的文学奖，一般是省内最高级别文学奖，如内蒙古的“索龙嘎文学奖”、新疆的“天山文艺奖”，河北省的“孙犁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第四种是国家级别的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均属于此级别。
国内文学奖，特别是国家级文学奖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鲁太光的研究表明，在1990年代之前，文学主要是通过“批评”的方式进行管理。尤其是1978年之前，文学的争执往往变成政治批判，有些作家甚至因此遭遇人生劫难。1980年代初期，则是争论与批评并行，比如像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辩。1980年代中期之后，意识形态管理发生了改变，以“奖励”管理文学，设立了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当时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认可度很高，对于作家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1985年以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逐渐退出来，就需要一个新的管理方式，茅奖、鲁奖，包括骏马文学奖等，从设立开始就是以一种荣誉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是国家管理文艺的方法之一。官方的文学奖，也代表着官方的价值取向，把想达到的目标融合在奖项里，对社会文艺思想起引导作用。某种意义上就是意识形态对文艺管理的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就是不争论，不争论的情况下，文学管理就变成了依靠评奖。
基于此，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学“以奖代管”的作用凸显，少有理论争执，只是有单个作家作品的获奖或研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作家们都去争夺奖励，就没有时间考虑文学思潮或文学运动，这也是1990年后为什么中国少有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原因之一。
靠文学奖管理文学的弊端，影响远非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首先从中国文学现状观察，“文学有奖”之后，文学运动和思潮渐少，以致于无。可文学思潮对文学而言极其重要，因为，文学思潮是社会大潮的文学脉动，是文学从社会变动中汲取能量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文学思潮或运动恰恰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依托或推动。
鲁太光的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兴起，有的作家是直接参与这个运动的，有的即使没参与也在旁边观看，因此他们是比较有思想活力的。这一辈作家之后，中国文学进入困顿期。
现在，是到了中国该提出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时候了，而文学奖在其中的作用，应是推动力之一。从此角度看待文学奖的内涵，就需要抛弃“唯贡献论”、“唯资历论”的狭隘评奖观，而真正从文艺创作的规律出发；否则，再多的文学奖，怕也是少数人获取名利的平台而已。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孟繁勇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5期总第5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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