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谢冕是诗评界的泰斗。尽管也许有些年轻人对此存疑。
82岁的谢冕，依旧葆有一颗童心，一颗赤子之心。说他有童心的时候，他反问道：你是说我幼稚吧？然后是一大串谢冕式的爽朗的哈哈大笑。
在诗仙李白的故里逗留不到一周时间，谢冕就和酒店门口胖胖的保安成了“勾肩搭背”的好朋友。酒店里的服务员给每个房间用毛巾叠出可爱的天鹅、鳄鱼等小动物，很多人笑笑，谢冕认真地给酒店写了感谢信，酒店经理找过来问：真的是谢冕给我们写的信吗？激动地要跟他合影。于是就合影。谢冕说：这不就是美，不就是艺术吗？
见过谢冕的人都被他的热情、他的童真感染。
谢冕说，诗人要有一份天真，诗人和一般的人不同，和当官的人、经商的人，甚至和学者都不同，就是要用天真的眼睛、天真的心灵去观察去拥抱世界，所以孩子是最天然的诗人。一个孩子对蝴蝶讲：你是一朵会飞的花吗？这就是诗。
诗歌是做梦的事业
对人如斯，他对诗更是一腔真诚。在谢冕眼中，诗歌是梦想的，是做梦的事业，是最美的事业。正如斯蒂文斯说：诗歌是最高的虚构。为了一个美貌的女子，发动一场战争，历史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比如中国的西施，西方的海伦，漫长岁月中人们忘记了战争的惨痛，却记住了那位女性曼妙的青春，记住了永恒的美丽。战争为了爱，为了美，在诗人看来，爱和美的位置也高于战争。“诗歌归根结底是美的。”谢冕读“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越读这首诗越觉得伟大，古人怎么讲出这句非常离经叛道的话呢？美丽是不可重复的，时光流逝中抓住美丽，管它倾城与倾国，这是诗歌给我们的启发。“诗歌表现的是美丽的世界，为了维护美，维护爱，维护人性的关怀，这就是诗歌”。
梦想与美并不是凌空蹈虚的，谢冕认为，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关联非常复杂，有些人将现实定位于批判就有点太狭隘了，批判、反思、认识、表现，或者反映、关怀，都是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谢冕指出，诗歌的任务是感化，去感动人，感动经过心灵的转化，变成对现实的关怀。他举例说，白居易的新乐府、长篇歌行也写现实，但是他不是直接地反映现实，而是充满了同情心和人性的关怀，传递出情感的共鸣。“白居易的伟大，是他有一些非常人性的东西感动我们，是悲悯情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这样的悲悯情怀，你把它简单地说成是反映现实，就把白居易杜甫降低了。”
“你不知道你这样是完全背叛了诗歌的”
1980年，谢冕的一篇《在新的崛起面前》，掀起了一场新的诗潮。他的敏锐的发现与站出来的勇敢弥足珍贵。三十年过去了，一代代诗人出现，影响力却远没有北岛、舒婷一代广泛。对当代诗人的批评，谢冕并不讳言：“很多诗人自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太了不起，我是开天辟地的，其实不是那回事，他们缺乏思想内涵，缺乏境界，缺乏怀抱，缺乏胸襟，缺乏唐人的趣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说，我是酒中的仙，我不去，天子来招我也没用。“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是杜甫《饮中八仙歌》写贺知章，那种醉态，那种狂态，蔑视权贵，张扬个性，佯狂也罢，真醉也罢，总之是表现诗人的真性情。谢冕惋惜的是，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
在谢冕跟台湾诗人痖弦的一次座谈中，痖弦也曾谈到中国人的胸怀问题。谈及一些中国诗人面对一些问题胸怀的缺失时，谢冕表示痛心：“你不知道你这样是完全背叛了诗歌的，诗人永远站在真理一边，站在自由一边，站在民主一边，站在人性一边，应该坚定地站在这儿！”聂鲁达是左倾的，他写《葡萄园与风》，写《伐木者醒来》，传达南美洲大地的美丽，有着世界胸怀，呼吁世界和平、人类和解。谢冕说，“诗人的胸怀应该是博大的。”
而反观一些中国当代诗人，谢冕认为，他们说不上锐气，也说不上批判性，他们只看到阴暗的一面，以表现人性的卑微为荣，将表现丑陋当做尖锐，将表现邪恶当做深刻，走进了一个拖不回来的误区。“诗人不在这儿，诗人用一种非常美妙的词句传达非常美妙的情感和人性中非常美丽的东西。”谢冕强调，我们当然要鞭笞丑陋，但是不能将此变成唯一的东西，生活有丰富的多面性，不应该专门盯住一点。“他们以为自己很深刻，深刻到了群众不理解我，他们只能理解北岛和舒婷的浅薄，可是人家舒婷的诗大家就是喜欢。他们太自恋了，自恋到了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的局限在哪儿。”
苦难之后，诗人在做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现在没有伟大的诗人，是因为我们现在国运昌平，过得太安乐了吗？“我们的苦难比谁都深重。”谢冕说，不止地震天灾，政治运动、“文革”、曾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都是多么残酷啊，我们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啊，还有日本的侵略，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我们这个民族是灾难深重的民族，我们的苦难非常深刻。可是，“一部分诗人在莺歌燕舞，一部分诗人在鞭笞他所谓的人性的卑微的东西”，他们缺乏拥抱整个世界的胸怀，从整个民族的历史上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表达我们对苦难的抗议，表达我们对光明和民主自由的向往，缺少诗人站出来这样做。“为了爱，为了美丽，为了人性的美丽、人性的光辉，我们要和黑暗告别，我们要控诉黑暗，诗人没有这个怀抱。我们的差距就在这儿，不在别的地方。现在谈什么语言技巧啊，那是细枝末节，缺少的是境界，是精神的丰富性。”
就如同人类有未来一样，谢冕也坚定地相信诗歌的未来。有人说谢冕激情澎湃。谢冕却说，你们都只看到了我的一面，没有看到我深沉的一面。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老人一生所承受的苦难。他出生于1932年，1937年抗战爆发时谢冕5岁，到11岁时家乡陷落，沦为“皇民”，也就是奴隶，11岁的孩子，家里没有人，被日本人逼着去修机场。少年时代在抗战中度过，青年时代又是内战时期，谢冕投笔从戎，以身许国，“我不敢说别的，有好多次我也就可能战死在战场上了”。此后又经历“文革”，被打入另册。谢冕说，他不愿意跟人讲这些，不愿意渲染苦难，“因为我的苦难比起很多家破人亡来说，不值一提，满身的鲜血都有，那些人承受得比我多”。
“人生的苦乐我深谙于心，我看到了人生的悲剧性，但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谢冕说，事实上也是如此，你看人类经历了那么多挫折，最后不都走向了希望的一面吗？李白曾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是他当时看到的场景，在帝都长安，我们避开未央宫，目光投向僻静处，一片月光下是妇女们在那儿捣衣，境界何等开阔。而如今高楼林立，一些非常朴素的东西永远地消失了，谢冕惋惜道，让我们悲观的就在这儿。“我们的地球已经千疮百孔，我们站在上面寻欢作乐，我们不悲观吗？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谢冕指出，有些人用仇恨的眼光看社会，这样不对，他们认为与生俱来自己应该如何如何，却不知道今天的这些是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满身伤痕才走到的，简单地发着满腹牢骚。像荆棘鸟一样，胸中扎进了刺，也要放声歌唱。经历过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的苦难之后，谢冕依旧总会看到社会进步的一面，依旧感恩，这正是一些年轻诗人所缺乏的，“我知道苦难，但我热爱，我相信，我争取，我呼吁！”
诗歌评论，不能总是抱团说好话
对诗人现状怒其不争之外，谢冕坦言，对诗歌批评界他也并不满意——“抱团，说好话，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不敢表达自己的见解。”批评家说了什么别人不知道，他读懂了他评论的诗没有别人也不知道，究竟好在何处也说不清。“批评家不比诗人高，于是他就没有发现的眼光，他就发现不了。”谢冕也害怕，怕触动别人，怕别人不高兴，“我想劝他们写得少一点，写得慢一点，写得精一点，我不敢。”他每次发表一个意见，都会有人不满，招来不少骂声，前后左右都要应付，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包括当年朦胧诗论战，他都没有回应过。所以谢冕说，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他津津乐道的还是那几首诗。当然也有新的发现流露了出来，比如他关注并发掘出来的诗人杜涯。杜涯是许昌县医院的一位护士，身体非常不好，在她非常不出名的时候，谢冕呼吁大家去读一读杜涯写的嵩山北部山上的那一片栗树林，认为杜涯的诗不张扬女性的性别特点，有人生的感悟，有内在的节奏感，读来循环往复，有一种伤感。“说来说去就是这些诗”。这大概也是很多诗评家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诗歌大众化，不如说诗化大众
新诗门槛低，谁都可以写，形成了一种表面的繁荣。谢冕指出，门槛越低，越不能讲大众化。“为什么诗一定要大众化呢？它本来就是小众的。与其说诗歌大众化，不如说诗化大众。”谢冕重申了他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即诗是小众化的，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的心灵境界，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来影响大众。他指出，李白在化我们，杜甫也在化我们，整个盛唐气象都在化我们，把我们征服了，然后我们也提高了一个精神层次，我们知道了，原来月亮可以这么美，月亮可以跟我饮酒，可以跟我对话，春江花月是那么美，诗歌的作用就在这儿。很多人生活没有趣味，不会享受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东西，诗歌感化大众之后，大家在诗歌的阳光沐浴下，在月光的照耀下，变得精神高雅，人类就有了很高的情趣，生活也就有了味道。由此，诗歌也走到了群众中间，走到了现实当中。（中国艺术报 ）
谢冕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先后出版了《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专著十余种，另有散文随笔《世纪留言》、《流向远方的水》、《永远的校园》等多种。20世纪80年代初，谢冕率先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为现代诗辩护。该文影响深远，与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起被称为“三个崛起”论，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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