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时候，常到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的妓院里嫖妓，还与另一男人(据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争同一妓女，陈独秀醋劲大发，抓伤了妓女的下部。此事被北平地方报纸曝光。 1919年3月，国会议员张元奇在国会上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教授嫖娼。1919年3月26日，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电蔡元培校长，要他依法依规立刻对陈独秀进行处理。
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巨大压力下，来到汤尔和家开会，和另两位北大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讨论对陈独秀的处理意见。汤尔和虽然不是北大教员，但他是当时能左右北京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后来还做过教育总长，所以汤尔和在这场讨论中唱主角。沈尹默和马叙伦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钟。汤尔和、沈尹默和马叙伦都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而蔡元培颇不愿于把陈独秀这样的人才赶出北大”。三对一，没办法，蔡元培无奈地同意了汤尔和、沈尹默和马叙伦的提议。
1919年4月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北大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会议。会议上，蔡元培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教务长代替学长，由马寅初担任首任教务长。“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改革方针原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由于突发“陈独秀嫖妓事件”，突然提前实行，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的台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是，北京大学继续聘请陈独秀担任教授，并给他一年时间的学术度假（Sabbatical leave）。才高八斗的陈独秀那里受不了这个气，毅然决定离开北大。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在运动中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20年初带着他心爱的《新青年》南下上海，在那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准备终于创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6年后即1935年12月23日，胡适致信汤尔和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1919年3月26日）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沈尹默)，夷初(马寅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北大赶走一个陈独秀，中国冒出一个共产党，胡适的肠子都悔青了。
蔡元培处理陈独秀还给些面子的，况且蔡元培受到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巨大压力。
蔡元培先生有一段名言，论及大学领导应如何对待教师， “教授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教员中间有善作香艳之诗词, ...... ，以赌为消遣者，荀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人才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每当想起蔡先生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话，我还心动不止，颇有“今不如昔”之感慨。蔡先生主政的北大聘请了当时各派学术巨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来校执教，使古今、东西、文理融会贯通，开一代新风。学校领导尊重学术自由，不究教授的政治倾向，不过问个人的私生活，绝不因这些问题解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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