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名 时间:2016-06-15点击:907



[ 民国十二位传奇女神 ]
民国是一个纷乱动荡的时期,却涌现了无数传奇女子,给这硝烟弥漫的岁月添上一抹瑰红。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民国十二女神】系列,和大家一起回看封存在一枚枚岁月琥珀中的故事。
 
 
 多年的灯火之前,
一夕的温软之语,
如今随著飞尘散去,
不知那时的余音,
又落在谁的心里?
 
 “从悠远岁月, 掬起一盈动人的故事”
 
民国第一剩女的别样人生
 
吕碧城
 
 
    古代有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话语权的她们,往往一出生就成了生儿育女或政治交易的工具,极少有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或担任职务的机会。而出生在清代末年的吕碧城,偏偏走上了另一条路,出入机关单位,有着体面的工作和很高的职务,在男人的世界里如鱼得水。由于终生未婚,她被称为民国第一剩女。
 
    这是一位优雅的女强人,然而她的童年并不如意。在12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的变故让本来与吕碧城有娃娃亲的汪氏慌忙退婚。这件事对她后来的婚恋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时,她的才华也初露端倪,常语出惊人,诗词书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最有名的才子“樊美人”樊增祥读罢她的诗词,每每拍案叫绝,甚至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12岁的少女之手。
 
    20岁时,吕碧城在《大公报》担任编辑,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这期间,她发表了大量倡导妇女解放的文章和诗词,名声大噪。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侄李经义等社会名流纷纷投诗迎合,对她推崇备至,犹如众星捧月。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赏玩琴棋,自由出入男性社交场所,谈笑风生,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
 
    23岁时,吕碧城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校长,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等先锐思想相结合。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曾在这里亲聆她的授课。
 
    1912年,袁世凯登上民国总统宝座,吕碧城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1915年,袁世凯蓄谋称帝时,吕碧城毅然辞官离京,移居上海。1918年~1933年期间,她两度周游世界,将自己看到的西方种种情形诉诸诗词,字字珠玑、吟咏自如,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然而,这样一个惊才绝艳的女人,却被剩下了。与她交往的社会名士中,不乏才子高官,但早期被弃的阴影一直困扰不散,再加上她自恃清高,始终觉得身边无可匹配之人,宁愿独身终老。当友人问及她的婚姻,她平静地回答:“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
 
 
一位慷慨赴义的爱国女侠
 
秋瑾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写这首《满江红·小住京华》的人,注定活不长久的!那是1907年7月10日,安庆起义失败,正闹得人心惶惶,满城风雨。而这时,一个端庄、英气的女子,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满面悲凄,眼睛红肿着,却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众人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
 
    7月13日午后,正如料想得一样,那女子端坐在屋内,桌上放着两把枪。然而,她没有丝毫的抵抗,被绍兴知府等一众官兵押解到了府衙。
 
    7月14日午后,阴雨不停,冷风敲窗。花厅内,那女子正受到山阴县令李钟岳的审讯。这次审讯,注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与其说审讯,不如说畅谈。破例的,县令给一个女子设座,没有惊堂木,没有水火棍。一切静悄悄的,那女子,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慷慨激昂。听得那县令,时而唏嘘长叹,时而怒发冲冠,时而双泪纵横。录供词时,那女子落笔即成“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便是举世传颂的绝命之言。然后,又洋洋洒洒,写下两千多字自述生平。
 
    7月15日,鬼节。凌晨三点,天正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县令李钟岳又见了那女子,声泪俱下:“我本欲救你一命,但上峰必欲杀你,我已无能为力。我位卑言轻,杀你非我本意,你明白否?”旁边的小吏衙役,也一个个恻然无言。而那女子,只是淡淡一笑:“今日我惟求三件事:一,我系一女子,死后万勿剥我衣服;二,请为备棺木一口;三,我欲写家信一封。”钟岳一一应允。
 
    7月15日,凌晨四点,下起了雨。那女子从容步行,赴轩亭口。英勇就义,时31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纵观百年,称得上“女侠”的,秋瑾当是第一人了!
 
 
国母也有小女人的一面
 
宋庆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家族像宋氏家族那样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也没有哪个家族像宋氏三姐妹姊妹个个闻名天下。三人中,宋庆龄爱国,宋美龄爱权,宋霭龄爱钱。大姐霭龄多了一种强势和霸道,小妹美龄多了几分狡黠。唯有老二庆龄,既有着传统女子的典雅贵气,又有着几分敢爱敢恨的真性情。说一代国母是“小女人”虽有失庄重,但那确实是真正的她了。
 
    她不仅是国母,还是深爱着,也被孙中山深爱着的小女子。
 
    1915年,在女仆的帮助下,宋庆龄爬出窗子,划破左腿,逃到了日本。只是因为,家庭,尤其是追求孙中山而不得的大姐反对她和孙中山的婚姻。同年,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办理了结婚手续。彼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
 
    而后,宋庆龄父亲追到日本,他跪在孙中山面前,哀求道:“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当朋友们知道孙中山欲离婚另娶宋庆龄的时候,纷纷劝阻。素来温和如孙先生,却坚定地说:“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后悔!”
 
    宋庆龄爱丈夫,更懂得民族在丈夫心中的分量,一直在背后给予孙中山最大的支持。1922年,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
 
    可即使如此艰难得来的婚姻,也仅仅持续了十年。1925年,孙中山所剩时日无几。一日下午,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无助的娇妻,使出最后的力气,牵过宋庆龄的小手,吻在嘴边,说:“亲爱的你不要悲伤,好吗?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素来坚毅的宋庆龄泪如雨下:“我一切都不要,我只要你”。万般爱恋,又能如何?1925年,孙中山离世。那一年,宋庆龄32岁。这个美丽的女子成了寡妇。她不愿再婚,亦无男人敢在她面前献上一朵玫瑰。
 
    接下的几十年里,她不辞劳苦,殚精竭虑,为国利民。创办“国民伤兵医院”,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联合抗日,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对儿童事业更是呕心沥血……
 
    她和孙中山相处仅仅十年,而后的五十多载,都在为国奔走,用自己的方法爱着丈夫。宋庆龄,大可兴邦,小可相夫。他是“母仪天下”的国母,也有着小女人的一面。
 
 
崇高的爱是一种成全
 
潘玉良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潘玉良原名陈秀清,后被好赌的舅舅卖到妓院,取名张玉良。那时她在当地政要迎接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的宴会轻拨琵琶,轻音唱了一首《卜算子》。
 
    张玉良正好青春,又如此聪明,潘泛起了同情心,用钱赎了身出来,对于玉良来说,潘是她唯一的希望。她父母早逝,舅舅又坏良心不能依靠,早已是尘世一水漂的浮萍,她要以潘为家,终身跟随他,为了感谢他的恩义,她改名为潘玉良。
 
    潘赞化本是一时同情,战乱中玉良一直跟随他到上海,渐渐相处之中,二人感情渐笃。在上海渔阳里的寓所,隔壁正好住着当时在上海美专担任教师的洪野。于是,潘玉良第一次拿起画笔怯怯地学洪野临摹画作,洪野看她笔尖的灵气,鼓励她画下去。
 
    潘赞化有民主思想,也允许玉良学画,过不久,玉良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美术专科高等学校专习画画,三年之后,玉良又考入了里昂的“中法大学”,玉良要出国了,潘赞化不仅没有阻止她,还为她争取到了公费资助。
 
    玉良在欧洲各国游历学画,学成后回到上海任教,与丈夫的分别,一眼八年。回国之后,她的创作十分丰富,但有人攻讦玉良是青楼女子,不能当大学教授,还描画裸体,是“有伤风化”,“不成体统“。
 
    丈夫不能完全理解玉良的画,但当玉良被人围攻,是他站在她面前爆着青筋喊,“她是中国最好的画家!”终究是很难被理解承认,又值国内战争爆发,玉良又一次踏上了西去的航船,这一别,潘赞化依然没有任何阻拦,他只把当年蔡锷赠他的怀表送给玉良随身携带,没想到,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晤面。
 
    虽然身在异国,玉良的心却一直在江南,但她却无法回来,她只能带着他赠送的怀表,画他爱的菊花,多少相思只能靠回忆和画作消磨。
 
    相欢的日子是那么短暂,思念却是那么漫长。幼年被卖,长年漂泊,她的一生都似乎都是苦,而唯一的甜或许就在于有幸遇见潘赞化——一个甘愿成全她的男人。
 
 
寂寞烟花梦一朵
 
陆小曼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熟悉这首诗的人都知道,这充满希望的文字来自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作品《雪花的快乐》,徐志摩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和幸福,也为此留下许多绝世的好诗。1925年,刚刚结束对林徽因的幻想的徐志摩,遇到了另一位改变他一生的女人,她就是陆小曼。
 
    陆小曼的祖上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她的父亲又是学者兼外交官,小曼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在北京她接受的是新式的贵族教育,十几岁就又精通英法两国语言,慢慢成为上流社会的名媛。徐志摩与陆小曼相识于为泰戈尔举行的生日会上。
 
    初次相见,徐志摩便对端庄清秀、活泼机灵的陆小曼一见倾心。此时的徐志摩已离异,陆小曼则是徐志摩同门师兄王庚的妻子。徐志摩是天生具有浪漫色彩的一位诗人,心中有无限的能量,如果说林徽因于徐志摩而言,始终是镜中花水中月的话,那么陆小曼恰恰是可以点燃他的那一束火苗。而陆小曼则更是从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那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心动。
 
    1926年年农历7月7日,面对着重重压力徐志摩和已与王庚离异的陆小曼举办了一场不被世人祝福的婚礼。或许是激情和浪漫本来就只属于恋爱的过程,婚后,两人的生活并不算幸福。加上从小习惯贵族生活的陆小曼载始吸食鸦片,徐志摩因生活的压力经常从上海飞赴北京去讲学,终于在一次空难中遇难。
 
    爱一个人,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为这个人改变自己。此后的陆小曼,一改之前的生活方式,停止一切社交活动,并且戒掉了鸦片,用十几年的十间整理出徐志摩的遗作,把对他深深的爱全部消磨在这外人看似枯燥的生活中。
 
    晚年的陆小曼是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1959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同年,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直至1965年去逝,都没有再结婚。
 
    对于后来的翁瑞午她说“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他们的更多是生活上的相互照顾。徐志摩和陆小曼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终烟花散尽,空留下孤独的梦,由陆小曼一个人独自地走完。
 
 
最让人羡慕的民国才女
 
林徽因
 
 
    温润的四月才刚刚过去,晴朗的风中还残余着有春天的气息。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一个如诗如画的女子,想起她那句: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她就是林徽因,一个人们一说起民国便再也无法绕过的女子。
 
    说到她,许多女人都羡慕嫉妒恨。她一生中,有三个深爱她的男人。一个是与她擦肩而过的徐志摩,一个是为了她终身未娶的金岳霖,最后一个是与她携手一生的梁思成。只消瞧一瞧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男人,就能猜测到,她日常的交际圈是多么地雅致而又浪漫。这让人想起古人的那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样一个让无数才子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女人,无疑是男人心中的女神!而在女人眼里,又怎能不让人心生嫉妒?当时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另一个才女——冰心,就很长一段时间与她交恶。在小说《太太的客厅》中,冰心曾多次讽刺林徽因的出身,说她是庶出,是小老婆生养的。
 
    然而,美好如她,也只是自顾自地绽放着,且不仅仅是在男人面前。一个柔弱的小女子,偏要肩负起保护中国古典建筑的使命。当初她和梁思成去美国留学时,建筑系不招女生,她便注册了美术系,却选修建筑系的全部课程。
 
    学成归国后,他们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建筑系,后来走遍中国的城镇与农村,只为探访那些尚未被人们重视的民间古建筑。身患肺结核的她,在一砖一瓦中,丈量古建筑的尺度,用生命记录它们的故事,才有了后来的《中国建筑史》。晚年卧病在床时,她也难放下心中的夙愿,病床边常常飘满了她设计的图案纸片。
 
    在经过了15年与疾病的斗争之后,我们的女神与世长辞,享年51岁。她的一生短暂却优雅,是一道灵秀的源泉,汩汩而流,成为民国史上一道永远美丽的风景。
 
 
美了一个世纪的上海名媛
 
严幼韵
 
 
    严幼韵是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校园的复旦校花,是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是整个近现代史的见证人,是最后一位上海滩大小姐。她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如今,110岁的她已经美了一个世纪之久,依然每天穿高跟鞋,喷洒香水,快活地生活,秘诀是什么呢?
 
    严幼韵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祖父是著名实业家、书画家严信厚,父亲继承了家里开老九章绸布庄,让她从小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1925年,聪慧好学的严幼韵考入沪江大学。两年后,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
 
    当时,她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她开着轿车到学校上课,很多男生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
 
    严幼韵和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也是因为她开着“爱的花”去参加同学聚会而相识。杨光泩出生在一个丝商家庭,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回国成为外交部顾问。1929年,他们在上海举行了一场世纪婚礼,被媒体争相报道。
 
    1930年,杨光泩被派遣到欧洲任职,严幼韵随行,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风光生活。然而,幸福是短暂的。1938年,杨光泩赴菲律宾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后来因拒绝为日军筹集物资被枪杀在异乡的稻田里。
 
    严幼韵带着三个孩子,携领事馆另几位遇害人员的遗孀、子女,在小岛上乐观顽强生存。她卖掉首饰珠宝,在花园里种菜,学做酱油与肥皂,学养鸡养鸭……唯一没有变卖的是钢琴。晨曦晓露、夕阳西下,她会叮叮咚咚敲响琴键。
 
    日本投降后,她携儿带女到了纽约,为了生存,应聘联合国礼宾司招礼宾官,以流利纯正的英语、优雅大方的气质从几百人中胜出。1959年,她与“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结好,两人相濡以沫地生活,成为她颠沛半生后的一抹晚霞。
 
    年岁过百,思维依然清晰,她打麻将,烤蛋糕,去旅行,写回忆录,甚至电话簿上六七十个号码倒背如流。“上帝把妈妈忘了!”她女儿这样说。在她百岁生日的派对上,她依旧身着宝蓝底、红玫瑰花的旗袍,脚踩高跟鞋,满身香氛地翩然起舞。
 
    她的养生秘诀就是:“不锻炼,爱吃多少黄油就吃多少,不回首。”
 
一生深情无处寄
 
萧红
 
 
    萧红是一个“五四“时候要走出封建家庭的“娜拉”,但鲁迅说“娜拉出走的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萧红是出走又回来的娜拉。
 
    其实,家中为她已经预定了一门亲事,她跟随表哥到北平读书,接受先进思想,反抗包办婚姻。但很快她的生活就陷入了困顿,当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她别无选择,回乡,与汪同居。家里断绝了经济扶助,两人很快坐吃山空,半年后,萧红怀孕,旅店留下了几百元的大债务,汪恩甲一去不回。
 
    萧红向《国际协报》求助,萧军来到旅店给萧红送报纸,领受了萧红的才华,看到萧红的困境,热心又爱才的萧军再也没有办法离开了。但萧军同样身无分文,如果无钱还债,旅店老板就要把萧红卖到妓院了。
 
    或许也是上天怜悯,松花江发了一场大水,旅店被淹,萧红被困在旅店二楼,萧军乘夜用小船将萧红救了出来,两个人成了患难夫妻。两人在动乱岁月中闯荡文坛,在东北沦亡以后,跟着大批的东北作家群流浪到上海,得到鲁迅的肯定和帮助,被合称为“二萧”。
 
    但两人的感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萧军仗义热情,慷慨多情,和多个女人关系暧昧,萧红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她独自东渡日本,希望距离能够挽回感情,但终究是一江春水东去,无处挽回了。在延安,萧军执意参军,萧红只想安静地写作,“道不同不相为谋”,缘分至此,算是尽了!
 
    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答应了端木蕻良的追求,并在武汉完婚,但战乱之中的端木却显得十足怯弱,他能说情话,却能在战乱中拿着船票先逃,他能宽仁地爱萧红,却在她病重时躲着把她托付给另一个男人。萧军勇悍,却重义,端木温柔,却无情。或许聪明如她,他早就看透了,“男人坏,不完美,可还能怎么样呢?”战乱之中,萧红后半生颠沛流离,31岁时客死香港。
 
    萧红的一生是缺乏爱的一生,她一生都在渴望,却一生不得,只能在回忆中的自家花园去想象。她有太多的深情,却都被男子负了,弥留之际,留在他身边的最后一个男人骆宾基,她再也看不到他是否会再负她了,她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只好“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真可谓蓝天碧水永处,一生深情无托。
 
 
为爱痴狂的大家闺秀
 
赵绮霞
 
 
    时光倒流回八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夜幕降临,世界本应归于沉寂,但坐落在海河之滨的蔡公馆舞厅,却觥筹交错。一位十六岁的窈窕少女,静坐在大厅角落休息,忽然一阵喧闹:“少帅来了!”来客自动闪出一条通道,一名英气男子身着白色西装颈系深红领带翩然而至。一屋子的云鬓香影,他却独独发现转角的她,胭脂堆里一朵清水芙蓉。    
 
    据说,她出生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一道霞光,所以又叫赵绮霞。因为在姐妹中排行第四,所以家人亲友都叫她赵四。她身材颀长,体态婀娜,虽然在当时的社交女性中论漂亮只能属于中上等,而风度优于容貌。    
 
    她的父亲赵庆华在北洋政府时代是铁路局局长,后来官至交通次长,能够与这个显赫的家族联姻的也都是豪门。那场以到奉天旅游为名的私奔发生之际,赵家全家都到火车站送了行。
 
    之后,赵庆华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四女绮霞,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最后,他声言自惭,从此辞离仕途退隐而居。
 
    这段为爱奋不顾自身与家人决裂的故事人尽皆知,却鲜有人懂得赵庆华的另有高明:张、赵两家从父辈开始相交,赵庆华夫妇尽管欣赏张学良,却不能把女儿嫁给已有家室的少帅,先送女于私下,再绝情于公众,既断了有情人的退路促其亲成,又挣得了门庭清白不失身份。
 
    晚年的赵四对《张学良探微》的作者张之宇说,如果不是父亲和她断绝关系,张学良也不会留她。的确,风流的少帅曾经说:“其实我并没有怎么追过女人,除一两个女人我主动追过之外,大都是女人追我。”赵四小姐,恐怕也不过是那大多数之一。
 
    所以,姑娘们,幸福大多隐含着表演成分。爱情中不可告人的私心也是常事。婚姻则习惯性地包容着鸡零狗碎的不堪和不得已。起初赵四和于凤至轮流陪伴,以于凤至为主,赵四照顾孩子。
 
    两年多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于凤至乳癌转移,张学良辗转通过戴笠和宋美龄将于凤至送到美国治病,分别时,他对她说:“为张家保留骨血和人脉。”于是,赵四放弃了香港豪华的房产和富足的生活,将不满十岁的幼子托付美国好友抚养,只身赶赴贵州桐梓大门洞。1946年,两人再次被通知转移,从日记记载中可以看出,两人是在飞机落地后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台湾。
 
    张学良曾说:“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赵四也对张学良说:“如果不是西安事变,我们早完了,你这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受不了。”她陪伴的,恰恰是他认为早已死去的时日。 她的话是真的。
 
 
为真爱不悔的“冬皇”
 
孟小冬
 
 
    孟小冬除了戏剧之名“冬皇”为人熟知,再有就因为两个男人:一个梅兰芳,一个杜月笙。
 
    出生于上海的孟小冬,家里世代梨园,是响当当的谱系相传。她七岁时即开蒙,拜了姨夫仇月祥为师,学唱(菊仙)派老生,并依照科班收徒的规矩,签了八年的卖身契约,九岁时已经崭露头角,在上海哈同花园首次登台演出堂会戏《乌盆记》。
 
    十二岁那年,孟小冬遇到了杜月笙。他们的初次相见,便是在“大世界”的后台,彼时孟小冬还是个懵懂少女,年长她20岁的杜月笙也刚刚在上海滩开始打拼。杜月笙作为孟小冬的一枚铁杆粉丝,就在台上看着孟小冬的一颦一笑,看着她演绎的帝王将相、壮士义仆,看着她随着自己事业的发展走向大戏院。
 
    但孟小冬并不止步于上海发展事业,心高气傲她要成全国名角儿。不难想象,当她有机会参加北京第一舞台的盛大义演心情必然是雀跃的。正是那一次,她在后台与梅艳芳相遇,擦肩而过时,微微点头叫了声“梅老板”,心却兴奋小鹿乱撞。
 
    孟小冬竟爱上了梅兰芳;她忘掉了台上的“反串角色”,当起了女人,一九二七年俩人以非公开仪式结婚,一九三一年因一孟小冬的戏迷冲进梅家杀人闹的北京大小画报轰动一时。从不真实也无法曲终的梅孟之缘,就此散了。 
 
    她又旋嫁给了杜月笙,做了五房。她一生老是忘了戏里的自己,只想挣个戏外的名分。
    一九三一年,梅孟不只离异,“京城血案事件”更是谣言四起;梅党们与舆论将一切过错归予孟小冬。孟小冬先看破红尘,茹斋念佛,但终究憋不住这口气,登了一则“紧要启事”:“蜚语流传,诽谤横生…与梅兰芳结婚,年岁幼稚,…梅含糊其事…不能实践前言,至名分顿失保障…,与梅兰芳交往前,从未与人来往…今日各方妄造是非…诉之法律一途。”
 
    这或许就是女人为男人放弃自己事业的结局吧。
 
一曲微茫度此生
 
张充和
 
 
    2016年6月18日凌晨,被称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的张充和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元和,情系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兆和被著名作家沈从文苦苦追求,最终结为夫妇;四妹充和,工诗词,擅书法,成为傅汉思的夫人。
 
    充和从小过继给二房的奶奶当孙女。养祖母对其悉心栽培,充和从小便读完《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16岁回到苏州后,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喜爱上昆曲。
 
    家人建议她接受正统教育,她却考了国文满分、数学鸭蛋的成绩,最后被惜才的北大中文系破格录取。充和却觉得无所谓,入学后感觉北大政治活动太多,无法静心向学,干脆以肺结核为借口办了休学。
 
    充和身上极少功利心,对于诗词、书法、绘画、昆曲的喜好、痴迷,完全来自内心的渴求和需要。她和几个姐姐不同,“她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她说她一辈子都是在玩,这样的玩让她真正的乐在其中。
 
    新月派诗人卞之琳曾对张充有过“鱼化石”一般的苦恋,可惜爱情从来就不是呼应对等的,充和并不喜欢这位诗人,她曾说,“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这样的第一感当然没有产生和转化为爱情。
 
    抗战期间,已初露才华的她开始整理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又将整理出来的24篇礼乐用毛笔书写,首次展示了她的书法艺术。她广结师友,和知名人士章士钊和沈尹默等相互诗词唱和,不乏风雅。而后又拜大书家沈尹默为老师,这些名流的指导下张充和的诗词创作亦更上层楼。
 
    佳人是定要才子才相配的,1948年11月,充和嫁给了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并定居美国。张充和最让世人称道的不是她在婚前展露的才华,更多是的她在海外把昆曲和中国诗词、书法作为艺术向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播。
 
    张充和,这个远离祖国多年却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地灿烂绽放的女人,始终低调,淡泊名利,如此多年默默耕耘,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她称为女神呢?
 
 
一袭苍凉华美的袍
 
张爱玲
 
 
    1995年9月8日,洛杉矾警署的探员古斯曼打开大学区一所公寓的大门时,眼前出现一幅他无法设想的凄艳的景象: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赫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桌上一叠铺开的稿子,一支未合上的笔。古斯曼更想不到,这个华裔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杰出女作家张爱玲。
 
    她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生命将是这样苍凉的收梢,所以留下遗言,要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她人生的底色是如此苍凉,恰如她笔端流淌过的句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爷爷是满腹经纶的清朝翰林张佩伦;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在张爱玲诞生的时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回。
 
    她不幸地经历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童年,父母离异,恶毒后母,挨打拘禁,投奔母亲,再受冷遇。一幕幕冰冷的剧情直到她被战争带回上海做“天才梦”才开始华丽反转。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后,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
 
    不久,一篇《封锁》给她带来一个仰慕者胡兰成,于是,遇到爱情的她,低到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可惜,结局并未如婚约上写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胡兰成的朝三暮四把说好的永远走散了。张爱玲没有像苦情剧里的女子要死要活,淡淡地道一句,“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细看她的作品,尽管满纸苍凉,还是可窥见她装在水晶瓶里捧着看的爱。在《倾城之恋》里,她给谋爱只为谋生的旧式女子流苏和游戏人生的情场浪子范柳原都留了“一点真心”,用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他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晚年,在异国遇到赖雅却又先她而去,只剩她在冷寂中凋萎,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它的前身”,张爱玲自己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只不死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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