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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行走与忧伤
——杨永康散文读札
姚康康
在四种文学样式中，小说、诗歌、戏剧是有着比较明确界定的文学文体，而从“五四”到现在，散文的概念始终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围和界定。有许多人都是年轻时写诗，中年写小说、戏剧，到了“江郎才尽”的时候便会写写散文。传统认为，什么都写不了的人就可以写散文，似乎散文是门槛最低，限制最少的一种文体。其实，这是对散文的一种误读。
写散文是要下苦功夫的，散文与其它文体一样，有为之不得与不能为之的东西。文学创作首先要有文体意识，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的文体不同，怎样选择和使用语言、构建体系、抒发感情因此都会有一些差别。许多人把杨永康的散文创作与“先锋性”、“实验性”联系起来，其实我倒更愿意认为他是对散文文体进行着一种自觉地追求。似乎是，对文体的追求应该是小说、诗歌、戏剧最为本色当行的东西，从“五四”到现代，多种新的思潮、革新仿佛总是在这三种文体上开出的瑰丽之花，而散文给人的印象则更多的是稳定和继承，新时期文学中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的不断变化，散文也到了，或者说应该到了寻求变革的时期。 各种文体都在演变，散文不可能一成不变。同时，现代社会急速变化，人与人，人面对社会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人生与心路历程也越来越复杂，越隐晦，越不易言传，既然有所谓的诗歌、小说、戏剧反映当代人情感与遭遇的说法，比如荒诞、非理性、异化、孤独种种情感体验，那么散文是否应该而且能够同时抵达人所遭遇的这些事物本身，抑或深处，这是当代散文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散文文体的认识与对小说文体的认识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杨永康曾经说过：“小说的魅力本质上是由虚构带来的，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的，没有虚构的小说是不可想象的。”这其实就是对小说文体本质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但就是这样一种认识，在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却经历了一个坎坷认识的过程，好多人完全分不清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许多人一直将真实等同于现实，将虚构等同于虚假，这其实要影响到对散文本质的认识，他还说：“散文的本质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我想这是我们未能深刻理解小说的本质造成的。小说作家完全没有必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人，散文作家完全有必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人。”其实这话在现实生活中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至少就散文而言，散文作家应该怎样面对一个真实的人，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早些年林非先生提出“真情实感”说，但它又是片面的、狭促的。孙绍振先生在2010年第1期《江汉论坛》上著文《“真情实感”论在理论上的十大漏洞》，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散文在理论建树上的种种困境与不足，因为“说‘真情实感’论是理论，只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的，从建构学科理论来说，它还带着很强的感性经验色彩，其内涵还不足以上升为系统理论的核心范畴”。 在散文的理论建树上，先后有几家观点影响颇大，比如1961年5月12日肖云儒在《人民日报》发表《形散神不散》，“形散神不散”成了影响很大的一种理论主张，这种理论主张的诠释空间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将“形散”可以发挥到“随便去写”的地步，而“神”是否等同于“中心思想”？所谓“形散”，其实忽略了散文文体自觉和建设方面的要求，而这在当代散文的发展上又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林非先生的“真情实感”论也是他一以贯之的理论核心，他在《散文研究的特点》、《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等文章上多次予以建构，这些理论建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散文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此前几十年散文创作中的假、大、空充斥文坛，提倡散文创作的“真情实感”，与当时的讲真话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时至今日，散文创作中的“真情实感”与杨永康所谓的“散文作家完全有必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人”该如何理解？这就涉及散文的文学性问题，既然散文不是日常生活的“录音”，它属于语言文学艺术，而艺术的本质是创造，那么，在散文的创作过程中就完全有必要面对其理论探讨问题。杨永康将此界定为： 一、第一人称叙述原则。散文必须写第一人称经验，包括第一人称的直接和间接的经验。在杨永康的散文创作中，凡涉及故乡、人生经历种种选材的散文时，他更多的用的是第一人称的直接经验，而在另外一些散文中，他将笔触伸向国外一些哲人的生活与遭遇时，则无疑更多的是来自于间接经验。对于前者，我是颇为欣赏的，因为它实实在在是作家本人的经验，情感浓度也恰到好处。而关于后者，则是涉及问题与不足较多的方面。我的疑惑是：作家选择写一些东西方先哲时，自己的理解是否能够抵达他们的精神深处，达到一种平等地位的互通有无？此外，还有一种倾向就是用别人的体验或一类人的经验来解释自己的生命体验，如何体现出创作主体体验世界的独特性？我的意思不是说人的体验没有相通之处，而是说面对生命存在和繁复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他自身的破译此世的密码和通道，而这种体验的过程又与人类共有的经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验是个体立足于客观世界，建立在感官知觉上的对事物的认识和反映，是人类和个体认识成果的积累，具有普遍性、可传授性和间接性，就经验而言，主体与客体是分开的，传统的散文也往往只能抵达到这样一个层次，而体验则以经验为基础，立足于个体对事物的意义进行自我建构，是对经验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味、反刍和体味，它具有个体性、不可重复性、过程性。就体验而言，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可以说是“我觉得怎样”，经验追求的是“普世”的东西，而体验追求的是意义的建构和心灵的冲动。经验往往立足于“事实的世界”，情感的融入、直觉却使体验到达了“精神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形成了个体的态度、个性和信仰。这种体验在《第七页回家》，在《无法分辨》中等事象的营造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我所担心的是作者对外国人物的经验的移植过程中会逐渐丧失自己独特的体验过程，或者消解别人的独特体验，而一起落入到经验的层次，这其实是读者所不愿看到的。 二、散文的非虚构原则，散文的局部细节可以虚构，传达的感受不能虚构，传达的情感不能虚构。非虚构指的是不能虚构作者“当下”的真实感受，散文尤其要真实地传递出写作者立足于当下的真实感受，杨永康认为，“最理想的文学生态就是同时占有许多个‘当下’。成熟的作家大都被许多个‘当下’占有”。在我看来，散文作家必须在创作中 “在场”，散文作家无法也不能做一个旁观者，在散文创作中要求作家“在场”，比要求传达“真情实感”有着更高的要求，这毋宁说是创作方法的要求，不如说是创作态度、创作精神方面的标准。所谓“真情实感”论，在作家创作中往往有一个“中心思想”或“主题思想”在作祟，而这种主题或思想，反过来往往制约着“真情实感”的具体落实。郑振铎先生说过：“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价值与兴趣的。”同时他接着说，“我以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杨永康散文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散文中借助于情绪的流动来结构文章，这就影响到了他散文中的“为所欲为”、“快乐与不节制”，同时也影响到了他散文中的矛盾、冲突与神秘。杨永康提出散文的“局部的细节可以虚构”问题，这其实还意指散文的结构问题，即如何将传统的“形散”做到“形不至于散”，这就要求为了结构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情感适当营造一些“小部件”，这种对结构的重视，恰恰是传统小说、戏剧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必然涉及到散文对小说、戏剧等文体结构的借鉴和学习，寻找一种有效的可以建构散文文体的媒介与物质。在分析《无法分辨》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一个失眠症患者扛着一把巨大的木梯到处奔跑时，杨永康认为，小小木梯，有其特殊的用意在里面。在文章未开始之前，最困扰自己的一件事是到底凭借什么回到童年回到繁哈尔，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到童年、繁哈尔。而且既要凭借它回到童年回到繁哈尔，又要凭借它回到现在，肯定没有比木梯更合适的了。甚至我们说“繁哈尔”也仅仅是一个意义所指的世界，而非现实中的村落。这种创作的探求，必然产生杨永康散文中的复合文体、多维时空、拼贴手段、双重历险的出现与成熟。这种局部的虚构与整体的真实是枝与干的关系，而整体上的真实与不妥协决定了其散文的硬峻与骨感。恰恰是这种有骨感的散文，决定了作家散文写作时对流俗写法的反省与超越，这也势必影响到作家对散文的先锋气质的一种探求。先锋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先锋更多的是与变革、实验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与“当代性”联系在一起。行文至此，既然先锋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就不宜于用“实验散文”来界定杨永康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因为文学中下定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划地为牢消解事物繁复意义的过程，尤其在面对复杂的现象时，这就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其实是一种偷懒与草率的做法。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超越。一个人走着走着，就老了。王国维说过：“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俱增只宜疑”，当美好的岁月与人生被岁月一点点风化、侵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与追忆也就更加敏感和无法把握。很难说一个人走着走着是走在了与自己有关的人们的前面，还是落在了后面。总之，荒凉感、悲情、孤独感渐渐侵蚀一个人的身心。文学拯救不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的遭遇，但人们普遍相信文学的“安魂”气息，只不过有的人是靠一本书，有的人是靠一点一点书写。 杨永康说过，散文迷人的一面正在渐渐消失。通过他的努力，我们期待着阅读到更多的好文章，获得更多的惊喜。今天的人无法预言将来的世界，也许，散文的美好时光才刚刚开始。即使路途遥远，我们依旧珍惜现在这种有益的探索，为散文，也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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