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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
邹艳红 邹喜军 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担当”这个词，至于它具体的含义，直到而今才将它弄清。开始我打开字典，里面是这样告诉我的，“担当”的含义是“勇于承受，勇于担负，不计得失，有魄力。”我想这仅仅是字面上的东西。去年秋天，我回到了老家，又在反复地琢磨着，思量着，将它带到了我的生活中，来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猛然间我就把“担当”这个词理解出来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勇敢承担责任，把价值奉献在社会里……想着想着，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与这词的含义与精神相符的人。尤其是我的父亲。突然间，我便对他们和父亲就油然而生出敬意了。 父亲生于1922年，离开我已有三十几个年头了，他的一生是艰辛的一生，是担当的一生。在那艰难的日子里，父亲那厚实的肩膀就像他那根终生伴随的木扁担一样，坚实而柔韧，担当着一生的风雨，担当着一生的辛酸苦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正是苦难的年头。1960年的一天，那时我才4岁，母亲逝世了，严格地说她是饿死的，死得好悲。父亲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简单地埋葬了母亲，父亲在坟前深深地一跪，“终身不再娶，拉儿树门风”立下了誓言，这誓言让他当成担当一样地扛着，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就这样，我就成了父亲的担当，在那举步维艰的日子里一天天坚守地过下去。那时生产力很不发展，生活很落后，要吃的野草都吃了，要吃的杂粮都没有了。眼看无法生活，便打听邻村的县办厂（东边铁厂）要木炭，挑木炭有钱赚，每100斤支付2元的工钱。父亲便砍下了屋后的一棵榉树，制作了一根木扁担。父亲用布条把木扁担擦了又擦，光溜溜的，一圈圈紧挨着的年轮里透发出耀眼的光泽。那天的夜晚还没过去，父亲就早早地起了床，几粒米星里，放入了米糠和一大把萝卜条，倒上水，把锅子端上灶台（父亲交待过我，上午负责烧柴火），然后胡乱地嚼上点薯渣团、萝卜条，提上一个大水壶，拿起那根光亮的木扁担扛着大箩筐，奔向了二十几里山路外的木炭窑。 到太阳快要爬上西边的山头时，才见到父亲晃悠着两个大箩筐拖着两只脚蹒跚地走来，那脸像花猫似的，头发黏成了一缕一缕，衣衫上留下一块块斑驳的汗渍。我欢快地奔向着父亲，父亲那猫脸上绽开了笑容，伸出一只宽大的手拉上我的小手，另一只手则搭在了木扁担上。父亲身上散发出的浓浓的汗臭味，呛得我喘不过气来。 父亲把担子一放，瘫坐在凳子上。喝完萝卜粥后，他又抡起锄头向生产队的农田里走去了…… 黑夜已经降临很久了，父亲才抡着锄头回到了家。 …… 在以后的日子里，很多次醒后，我只听见灶膛里的火还在噼里啪啦地烧着。父亲就弓着背坐在那，借着灶里细微的火光缝补着父子俩的破衣裳、破鞋子。患有先天性近视的父亲，他总在衣物补上一点后，就又就捧到了眼睛上，看上好一阵后，又去补。他的针儿在一针一针地穿着，我的鼻子在一阵一阵地酸着…… 一天，父亲又照常摸着黑去挑木炭了。我也早早地起床了。到地里挖来了一点红薯，煮好了红薯米饭，拿来家里的大木碗盛上，用布袋装好。提着红薯饭，我那小脚踏上了父亲的足印，我要在江冲村的山路口等上父亲，让父亲吃上一次中午正点美餐。 走在那高低不平的山道上，那漫长的时光早把我肠胃的内壁里的薯渣和萝卜条掏剐得金光。喝了几口水来解饥，肚囊里“咕噜咕噜……”的声音拖得很长很长。我把那根母亲留下的宽裤腰带紧了紧，“咕噜咕噜……”的叫声还是撕着我的肠胃，叫皮带又慢慢地增长。太阳一晒，浑身暴沁出颗颗冷汗，手脚酥软发麻，眼睛里忽闪着星光，脑袋中晃起了晕圈，感觉自己就会倒下。不能吃，这是给父亲吃的；不能歇，不能错过父亲。 到了到了，终于到了。我把布袋往地上一放，身子往树下一倒，摊在了地上，感觉自己就是走过了大人们讲的万里长征。突然胃里翻吐出了酸酸的苦水，回吞进肚子里，好苦好苦。那“咕噜咕噜……”声继续恼得我心碎。父亲一定比我更难受。 听到拉风箱那般粗重的喘气声，我一骨碌站起。是父亲。父亲正挑着被垒得老高老高的大箩筐慢慢地下着山道。那根坚韧的木扁担被父亲的肩膀顶弯了许多，父亲的腰杆也像扁担一样弯着。双手勒紧着箩绳，前面的箩筐向下低沉着，后面的箩筐艰难地向上翘着，父亲的肩膀也像两个箩筐一样斜斜地扭着。汗水浸透了的衣襟把父亲瘦长的身子骨贴紧得更瘦了更长了也更弯了，说像那骷髅一点也不为过。难怪大伙都管父亲叫“曼乃长子”？我鼻子一酸，眼眶里的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我使劲擦干着泪水，喉咙硬生生的，呆呆地站在那说不出一句话。 父亲一直低着头踩稳着山道的崎岖。突然看到我站在眼前，一惊后，马上堆起了满脸的笑容，边慢慢地放稳着担子边说：“喜崽，你咋来了？”“爹，吃饭。”我忙把布袋打开，把饭端了过来。“好好好……好好好。”父亲接过碗的双手竟然有些颤抖。我突然想起忘记带筷子了，“爹，筷子，我，我忘了。”我急得直跺脚。只见父亲把碗一放，在路边折断一根细枝条，折成四段，递给我两根，我破涕而笑。父亲说着：“儿啊，我们是男子汉，要随遇而安。”我拿着那双筷子似懂非懂地像父亲那样慢慢地夹着碗中的红薯饭，我俩吃得香香甜甜的。当然，这远比不上现在的生活啊。 他又启程了，我在父亲后面跟着，就像是士兵跟着自己的将军。透过湿透了的衣衫清晰地看到他那木扁担压在了肩膀的锁骨上，肩膀被压得通红通红。真不敢想象那些下雨天的日子，父亲在泥泞的山道上和哗啦的雨水中是怎么担着木炭向前走的。终于到铁厂了，箩筐往磅秤上一放，“你可真行，又是130斤，两块六。”这两块六对父亲来说是个什么概念？是个大数字，他就能用这钱买上点黑市米。 …… 父亲的肩膀扛起了我的童年，扛起了家里的米缸。米缸里那白花花的米就像地里的芝麻开花一样，隔上几天，父亲就会煮上一顿百分之百的白米粥。有几个邻居家，家里更困难，因为人多劳力少，他们经常跑来向父亲借米，可父亲总是或多或少没让他们空着手回家。 一个冬天的夜晚，外面下着雪，雪花足足积了一尺来厚。我和父亲正围着柴木灰火盆边喝着杂粮粥边烤着火，北风把破旧的窗格子吹得“叽吱叽吱”地响。刘大妈推门进来了，跟我们围着坐下。 “曼乃长子，你还真行，供着喜崽上初中了。” “大婶啊，你是知道的，喜崽他爷爷是为革命牺牲的，那年上级找到我，想给我在城里安排个工作。我这大老粗，斗大个的字也不识，连自个儿的名字都写不出，在那儿不成了个吃闲饭的？咱只能干些粗活。然而，我们的下辈不能眼光光地让他们像我们这样啊。”“是啊是啊。有你这当爹当妈的，喜崽是修了八辈子的福哪！” “哪呀？哎——喜崽***跟着我受苦了！丢下喜崽，我要带大他带好他。这是我应有的担当！”说到这，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问着大妈：“大叔的病怎样？好些了吗？”大妈紧锁着眉头，无奈地摇着头：“家里没有一粒米了，你大叔死了也是个饿鬼啊！”“我，我这里——”父亲把话拖得老长。 “我家的米缸也快见底了。”我刚说完就后悔起来。 父亲用碗盛来了一小碗米，其实缸里的米也如此而已了。刘大妈赶紧从口袋里取出布袋子装上，眼睛绯红着：“曼乃……上几次借的米，我……” “日子好了时，再一并还我。” 第二天，父亲照样早早起床了，胡乱地嚼上点薯渣团、萝卜条，拿起那根光亮的木扁担扛着大箩筐，朝着二十几里雪地外的木炭窑走去…… 父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担起着这个家重重的担当，担起着这艰难的漫长的日子。 为了抵御饥饿，生产队在山上开荒种上了大片的红薯和萝卜等农作物，可是经常被野猪山牛等动物来偷吃、损坏，快到收获的季节就要派人上山去守护。很多人害怕着上山，可父亲决然毅然地一个人去守护。深夜一人住在那荒无人烟的"观音厂”（在山上旱土作物的中间搭建的守护棚）里，当然是恐惧万分。 很多时候，我也跟着去了。那山里的夜如锅底般的黑，阴森森的，静的时候好像地球已经停止了转动；静寂里时不时地传来“嗷——呜——”“哧——哧——”“唧——吱——”各种怪声。第一次跟父亲躺在“观音厂”里，我老是感觉有什么怪东西、怪模样向我走来，全身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汗毛竖起，随着那怪叫声抖动着。父亲知道我害怕，讲起了爷爷的故事给我听：“……你爷爷当年在屠刀下，面色不改，对死毫无畏惧。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地方的农会相继倒了，你爷爷当时就是这个乡的农会主席，他被捕后，在刑场时，他嘴里还高呼着革命口号‘打倒地主恶霸！’‘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杀我邹善昌，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讲完后，他乐着说上，我们只要有你爷爷那丁点的气魄，还有什么东西能敢吓坏我们。一个集体的事业，你也怕来干，他也怕来干，怎能担当好吗？ 听完父亲的话后，我就安然地睡着了。 就这样我也很自然地愿跟着父亲去守夜了，时日长了，便发现父亲在地里做的守护设备一次比一次完善：打跨竹，那跨竹的声音很大，方围几百米都能听见声音；“媒人菩萨”，用稻草做成人摸样，穿上破衣服，戴上破草帽，手上插上一根竹杆，竹杆上吊上一个用竹桐做的梆，风一吹，那些竹桐发出“丁冬丁冬”的响声；“水竹锣鼓”（取一米长，一尺围的楠竹，能装2公斤水左右，在三分之一处，两边剁穿后，窜上一根木棒，横架于水沟上，在上方用竹架水流入竹梆的桐里，在竹梆的尾部间，水沟底部横架一根竹桐，当竹梆上面流满了水，就会自然向下倒，水一倒尽，竹梆的后部立刻往下碰在后面的竹桐上，发出声响来），每隔一阵就敲出几声“乒——匡——”的巨响。有了这些守护设备，野兽再也不敢来了。萝卜绿油油，红薯绿油油…… 山头上的庄稼丰收了，垄田里的粮食也开始丰收了。 一天，我从攸县三中念书回家，父亲告诉我队里要建粮仓筑晒谷坪了，我正高兴着，父亲接着说：“可队长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那怎么办？”父亲沉默了半晌，说开了：“喜崽哪，我想好了，队里今年丰收了，想建个粮仓，其它没合适的地方，唯有咱家空着的屋坪。另外那边开扇门正好对着公路，运粮是多方便。房子后面的菜园地势平整，面积又大，筑成晒谷坪正好，到粮仓也只有几步脚的功夫。” “可是爹，你不是说，等咱日子好了，要把这老房子拆了，扩建成大房子吗？在房前种上树，在屋后的菜园里种上玉米、豆角、茄子、南瓜、西瓜、香瓜吗？” “队里建粮仓筑晒谷坪的事大，队里其它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孰轻孰重，我掂量清楚了。集体好了，咱们这小家的房子还怕没地方建，至于菜园，我已经看好了，把前面那山腰上的灌木丛一砍，那里的黑泥土地肥得很。再把那上山的路挖宽一点，挑个粪什么的是不成问题的。” “那要用工用力的事。队里有补吗？” “还讲这些吗！一个集体要靠大家来担当。不能为了小家亏了大家。” 没话说，就这样，粮仓的墙紧挨着家里的墙，晒谷坪正对着我俩卧房的窗户。 1981年，父亲59岁，农村推行集体农庄化，改善住房条件，统一规划，集体扶助，凡是在集体规划下更新建房的，放屋脚和外墙红砖由集体承担。建新房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整天乐呵呵，嘴里哼着欢喜的调子，叫在场的人也跟着吆喝起来。他活像个老顽童，担着砂石、担着泥砖的步伐丝毫不减当年的“铁扁担”。 第二年刚开春，一家大小五人三世同堂住上高大的新房了，两层楼，结实的红砖墙，白白的墙壁，宽宽的窗户，每一间屋子都是那么亮堂。要做酒席摆庆宴了，父亲乐呵呵地摸着那一扇扇新门，一扇扇新窗，一堵堵新墙，交待我一定要在大门口贴一副感恩党和国家改革的对联。 鞭炮声在“新居落成谢改革，戚友聚欢庆花甲。横批：春风送暖”的对联前响起。 这一年的4月18日，卧病在床的父亲将目光一直停在我的肩膀上，我蹲下身子用手摸着父亲双肩上的厚皮茧，父亲把枯瘦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就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年头了。可他那种为家为邻居为集体的担当精神如一盏燃烧的星星时时悬照在我的心空，尤其看到而今，有些人却把这种应归自己的担当扔到了老远老远时，我就更加怀念起他老人家来啊！
(责任编辑：钟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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