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8月20日，叶炜长篇小说《福地》研讨会在故事发生地山东枣庄举办。各地专家学者齐聚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对作品进行了研讨交流。

《福地》是“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取材于苏北鲁南。小说以麻庄为故事主要发生地，既反映了鲁南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又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建设成就，以一个村庄的历史折射整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作品充分突出了鲁南地域文化特色，历史气息浓郁，民风民俗独特，既是对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的真实见证，又是对鲁南风土人情的细腻展现，更是对家国命运和道德救赎的血泪咏叹。

为何要把这三部作品命名为“乡土中国三部曲”？叶炜说，自己笔下的“苏北鲁南”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的标本，可以代表着中国的乡村。把这个地方写好了，就等于把乡土中国写好了。

读书报：“苏北鲁南”为您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能谈谈脚下这片土地对您的影响吗？

叶炜：我之所以把苏北鲁南作为我的文学地标和文学地理，一方面，我的老家在枣庄，属于山东南部，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而我的工作地在徐州，属于江苏北部。我对这两个地方都很有感情。它们一起构建了我的苏北鲁南。苏北鲁南处于中国的南北中间地带，保留了中国乡村最原始的、最淳朴的东西。

读书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评价您是“70后”新乡土小说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的确，70后作家中写乡土文学的不多了。为什么您会一直持续投入乡土文学的写作？

叶炜：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但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城乡中国，都有一个“乡”在里面。在我看来，“乡”是中国的底色所在，即便是在已经充分城市化的地方，仍旧有着乡土的痕迹。那些满布在城市阳台上的花盆，弥漫的依旧是乡下泥土的气息。现在的中国，依旧是处于乡土时代；现在的农村，依然是最需要作家去关注的地方。这些，决定了中国文学的乡土底色不会改变。无论从文学审美维度来看，还是从读者需要来说，新乡土文学依然是文学的主流。

在70年代出生的这一拨作家当中，持续进行乡土文学写作的的确不多，这一方面与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渐渐与乡村远离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缺少能够触发写作热情的乡村经验。

70年代作家的特点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这一代作家中的大多人数有过乡村的生活经验，但为了工作和生活，他们来到了城市，这导致了他们的精神和灵魂经常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徘徊。在徘徊中，许多作家舍弃了乡村，转向了城市写作。作为70年代末期出生的青年作家，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乡村，关注着苏北鲁南，关注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我知道自己从未离开过那个村庄，因为那里是我出生的“血地”。那里已经成为了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还乡。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

读书报：中国的乡土文学最为成熟，前面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你的写作，是否会有压力？

叶炜：中国的乡土底色蕴育了乡土文学的成熟与成就，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品和作家。但是，尽管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顶峰并不是不可逾越。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作”，这种“新乡土写作”是对此前写作的继承与超越。随着时代环境的宽松和作家知识结构的改善，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从创作技巧上，“新乡土写作”都有着巨大的进步空间。《后土》出版后，我提出大小说（人类学小说）的概念。

读书报：在《后土》的创作中，您试图向着这种“大小说”靠拢。现在看您的靠拢成功吗？

叶炜：这里的“大”不仅是小说的题材和创作手法，更主要的是指小说所展现出来的气象和社会作用。在这两个方面，“小”说的“大”作用的确不可小觑。小说虽“小”，但它可以折射大时代，大政治，大命运。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特别是长篇小说《后土》创作过程中，我有意识地让这部新乡土小说带上“大小说”的色彩。《福地》的创作中，我又提出并尝试了超现实主义写作，进一步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继承，更是超越。

无论如何，写作者终究要回到故乡，回到内心，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人类的大悲悯、大感动、大气象。我期待着，期待着一次次地重新出发，不断抵达“大小说”的超脱与遁入。

读书报：从校园系列《大学.COM.羊》，到都市言情小说《糖果美不美》，到《富矿》《后土》和《福地》，您的创作一直在努力地寻求转变，评论家汪政也注意到，此间的创作转型对你的意义重大。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叶炜：从2000年大学时代开始创作以来，我的写作领域几经改变。从一开始的大学青春写作，到参加工作以后的都市言情写作（其实这种写作也可以看作是大学青春写作的延续，只不过更加渲染了社会、城市的底色），直到“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和《福地》，我的创作一直在求变求新。我个人认为，这种创作的转型是成功的。转型的过程，也是我寻找“创作领地”或者说“根据地”的过程。《富矿》之后，我找到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开始深挖新乡土文学这口文学之井。在“挖井”的过程中，我先后经历过紧贴现实、游离现实、在紧贴和游离之间的变化，也先后尝试了现实写作（大学系列长篇小说）、先锋写作（动物系列小说写作）和超现实主义写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艺术手法，最终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域和创作技巧。

读书报：您的作品带有很浓郁的乡土气息，鲁南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语言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叶炜：我的新乡土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苏北鲁南，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乡村。在创作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时，我努力让这些小说的语言尽可能地带上浓郁的泥土气息，让这些新乡土小说充满真正乡土的味道，这种味道除了体现在小说的内容方面，更体现在语言上面。

我认为，只有内容和语言的高度乡土化，才可能真正让小说氤氲在浓浓的乡土气息当中。语言是区分作家写作的主要标志，一个杰出作家其语言应该是独特的，是带有显著标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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