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
 

   天下着雨，正月的熊家湾热闹又清静，热闹的是络绎不绝的探亲送亲的脚步，清静的是这毛毛细雨，悄无声息，浸润万物。
 

   田埂间四个影子缓慢移动着，前面是母亲和我，母亲一手打伞一手拎着一包腊肉，后面是外祖父和阿黄，外祖父戴着斗笠扛着锄，浑身湿透的阿黄摇尾跟在后头。连下了几天的雨，本来就很窄的田埂变得又湿又滑，很不好走。一路上，母亲和外祖父寒暄着田里的庄稼，阿黄一会儿蹿到我跟前一会儿又跳到一旁的草丛里去抓虫子。阿黄跟着外祖父送了我们八九条田埂，一直送到小河边。不料前日搭桥的几根大棕树被上游来的大水冲得七零八落，水退了，只剩三根树干半截子陷在河滩淤泥上。

   母亲说要走远路去绕过小河，外祖父坚决地摆手，“绕太不划算了，路又稀。把这两根树棒棒搭一把就能过去了。”这是决定，并非建议。说罢，他挽了裤腿就要下河滩去拖那些陷在泥淖里的棕树，母亲本要上前阻拦，但见老爷子一脸的不由分说，也只得缄口不提了。外祖母在世的时候他也这么固执，固执而威严。外祖母是我见过的脾气顶好顶好的人了，就连她也会被外祖父惹恼得吹胡子瞪眼，满脸通红地骂粗话。但好在再强大的“敌人”也是有弱点的，起码一见到外祖母抹眼泪了，他也就蔫了没辙了。后来外祖母走了，他不愿跟儿女一起住，坚持要守在熊家湾，守着他的庄稼和鸡狗猪鸭，他说这样睡觉踏实。大概也是打那时起，他话少了许多，脾气也缓多了，唯独就固执这老毛病，怕是本性难移咯。

   可能是他穿的旧胶鞋有点大的缘故，加上腰又不太灵便，刚要往下蹲一不留神就从河岸上滑下滩去，衣裤上满是湿漉漉的泥浆，还零星夹杂着些枯草渣子。母亲慌忙丢下手里的腊肉去帮他，他又摆摆手：“不消。”接着，他左右各甩了一把衣袖，两脚各踏上滩边的的一块石头，稳稳站住，看上去是挺有模有样的。可正当他猫着身子伸手去够距离最近的那根半截露在外面的棕树干时，一伸手，他身子便打两个晃，真担心他这一不留神就晃到泥滩里去。

   岸上的母亲一直焦急地念着要绕远路：“大不了就是多走几步路，要是你一不小心真栽下去了咋子办嘛？”母亲近乎都央求了，却并没有动摇他的“杀伐决断”，外祖父还不耐烦地朝她嘟哝了道：“犟得很，眼看都要搭好了，嚷啥嚷？”不过这回外祖父倒真是受了激励似的，竟成功抓住那根树干了。不过淤泥确实也厚得很，所以拖得相当艰难。他用胳肢窝夹住那湿淋淋的棕树，双手紧箍着树干全力往岸边拽，只听见淤泥发出难熬的吱吱咂砸声，好个垂死挣扎的顽敌。忙活了半天总算是搭好了三根树干，勉强能通过。外公呢，像个监工似的左看右瞧，双手后背若审查状。果然，一会儿功夫他又在“桥头”添了很多的土块石块，用锄头压得严严实实的，但貌似还不放心，又自个儿站上桥去故意摇摇晃晃试走了两三个来回，这才总算是合了他的心意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雨依然绵绵地洒，飘渺如烟雾。他放下锄头长舒一口气，脱下斗笠竟满头是汗了。母亲连忙把自己的伞遮过来，一边用纸巾给他擦拭着身上的泥水，他又是笑着摆摆手：“不妨事。”说着拾起地上那包腊肉递给母亲并一边嘱咐道，“脚下要踩实，跨大步些。果果明年再来外公家吃大猪腿，明年村上修了石桥就好了。”我们边应着，边往小木桥上跨，内心的忐忑表现在下脚的小心翼翼。有趣的是，我和母亲踩在晃悠悠的小桥上却相当稳当，一点也不晃，踏实的很，所以三五步就跨过到桥那边去了。回头一看，原来竟是外祖父在用双手按着这几根圆滚滚的树干！他向来腰有毛病，蹲下去很困难，所以这个动作基本是跪着完成的。

   我完全被哽咽住了，母亲也红着眼眶说不出话了，心明明是揪拧撕扯的，时间却仿佛凝固了。母亲轻轻推了推我，我意识到好像该道别了，但脑子顿时像被别的什么卡住了，以至于我张着嘴却组织不出一句语言，其实无论语言、动作还是别的，此时都太苍白、太浅薄。但我还是依稀说了些什么，好像是叫他回去了，叫他保重身体，叫他慢着些，我越喊调子就不自觉地越往上走，就变成吆喝了，他也吆喝着应我，“哦”，“慢点走。”这样的对话，映山映水，弯弯拐拐，像是从阔别多年的某个山坳里蹒跚走来的，在那山坳深处，同样的弯弯拐拐，映山映水。
   那时候我大约五六岁，每次外祖父来家里我就特别开心，除了有新的竹蜻蜓和丰盛的午餐外，不用做守在灶下烧火也是额外的福利，因为外祖父总是很乐意替我完成这差事，我就可以在外面跟阿黄玩外祖父给我做的竹蜻蜓。一条两寸长短的竹片儿，四角削圆，当中开一绿豆大小圆孔，拿一根三寸长短的圆竹签穿过，连接蘸点松香粘牢固，这便做好一支竹蜻蜓了。双手合十，夹住竹签下部，一手往前一手往后，用力一搓，竹蜻蜓便离开手掌往上飞去。外祖父呢，就时不时地从屋里探出身子来瞧我们，瞧见我和阿黄满院坝追那小小的竹蜻蜓，他也会咯咯笑出声儿。家乡方言管蜻蜓叫“叮叮猫儿”，记得那时候外祖父还教我唱过的一首关于蜻蜓的儿歌：叮叮猫儿，红爪爪，哥哥回来打嫂嫂，嫂嫂气不过，背着娃儿回娘家……童年，就是一支竹蜻蜓伴着这首童谣一直这么转着，飞着，笑着，跑着，一点点长大。

   外祖父总是离不得他的庄稼和猪狗鸡鸭，即使喝杯小酒，他也再三叮嘱我要在太阳下山前把他叫醒。任凭我和母亲怎么挽留，他都摆摆手执意要走，而且总是一脸的不由分说。每次母亲总是把一包一包的面粉、白糖和他爱吃的粑粑饼饼的塞到他的竹背篓里，然后外祖父又一包一包地拣出来，母亲又塞进去，这么一来二去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他这才不敢推了。

   那时候外祖父腿脚还相当利索，走路很快。我和母亲就站在樱桃树下目送着他的背篓在田埂间，在小路上，哼着刘三姐的曲儿，忽闪忽闪的远去。每当他走过老黄桷树，他就会回头对我们摆摆手，示意我们别送了。这时母亲就教我喊“外公慢慢走”，我扯着嗓子喊得回声在山间要荡好几个弯儿。于是到了橘子树田他再回头的时候，我又兴奋地喊他“慢慢走”，他也应着我，就这样我唤着，他应着，笑声应着，山水也应着。直到他走到小岔路口，我用尽全力喊了最后一声“慢慢走”之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就再也看不到他回头应我了。

   尽管那时候我还那么不谙世事，每次都这么送，可每次送到了这儿还是要哭，但正是这样一场场告别，一次次目送，使得血缘亲情的牵系感在一个孩子心中深深烙下印记。山水与落日间，呼唤与应答间，是不舍，是不忍，也是牵挂。

   倒不是要为离别抹上多少伤感和落寞的色彩，离别本短暂，彼此内心的牵挂心照不宣，自然而然地促成这样一场好意的目送，所以这场短暂离别得以延长。送的人在其中咀嚼不舍，被送的人在其中咀嚼不忍，送与被送，都是对牵挂的强化，对再聚的期待。所以即使外祖父的小背篓已经拐过了小岔路口，看不到它晃悠了，可我还分明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在山水间应着，应着天边淡淡的红云。

   头顶，细雨依然渺渺，脚下，路依然很滑。我们依然走得很慢，母亲频频地回头催促他回去了，就像他在老黄桷树下冲我们摆着手。他嘴上说好，可每次你回头时他还是固执地站在那里。所以我们只得加快步伐，直到我们到了山头，如那时候他站在小岔路口。这时确定接下来再也看不到我们的背影了，外祖父才抬起手最后一次轻轻对我们摆了摆，然后同阿黄一道往回走，如当年我望着他拐过小岔路口最后一声吆喝他“慢慢走”，只是外祖父是不会像我那样哭的稀里哗啦的。一场目送，更像是一场动容而神圣的仪式。即使不能时刻陪伴，也至少要多送一程，纵使步伐上不能再走一程，起码眼神的陪护要穷尽目之所及，大概也只有父母子女之间的爱才能这般倾其所有，无穷无尽。

   其实我们这一生就是由这样一场场目送组成的，一头是父母子女，另一头是子女父母，中间是漫长的分离。不用细算，比起相聚的时刻，分离的时刻要长得多得多。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拳拳的牵挂，还是子女对父母眷眷的依赖，都愿这短暂的告别再拖长一点，放缓一点。或映山映水的吆喝，或嘘寒问暖的嘱咐，甚至就是这么默默地，不动声色的眼神陪伴。一场目送，足够让牵挂再多润一下眼，再多暖一下心，好供将来漫长的分离时刻用来回味、期待。正是因为有了目送，越分离越珍惜相聚。
 

(责任编辑：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