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北京有媒体问我，怎么样踏进新世纪？然后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两部文学作品，一部中国的，一部外国的。这个提问是比较苛刻的，特别是针对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因为怕举错了，就显得不深刻，作家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深刻的人。如果我讲实话，自己也许就真的不够深刻；如果我说假话，可以举出两部非常深奥的作品，可是这两部深奥的作品当时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内心，或者说还没有机会影响我。我还是选择了说真话。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我的青少年时代，也是“文革”时期。今天在座的这些中学生，已经不大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是一个文化荒凉的时代。我因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阴影下，内心总是充满了紧张和自卑。但我从小就喜欢写日记，尽管紧张着自卑着，还是坚持写日记。不过那个时候的日记，与我小学时候的日记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日记，我自己起名叫“忏悔体”，我每天都在忏悔自己，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觉得今天没有犯错，就虚构一段自己的错误写在日记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了一部被家里大人偷偷藏起来的书，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的皇皇巨著。这是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的一部带有传记性色彩的长篇小说，扉页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非常受震动，作为一个每天写着忏悔体日记的少年，我就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都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后面的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正是这两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偷偷地把自己解放了那么一点点、偷偷地肯定了那么一点点，让我生出了一种既鬼祟又安然的豪情和冲动，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事情。《约翰·克里斯朵夫》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许并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文学照亮内心的魅力；这个魅力照亮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这是一部让我深受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另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我举了《聊斋志异》。在今天读《聊斋志异》，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随便读，现在的问题不是没书可读，是不知道如何选书读。在我的少年时期，这样的书是要偷偷读的。在那个压抑、沉默的年代读《聊斋志异》，我觉得书里的那些狐狸特别美，她们活泼聪慧、率真勇敢，甚至很反叛，行为不合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虽然也是很压抑、沉默的清代，可是他仍然具有那么神采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笔下充满情味的狐仙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啊。其中有篇小说叫《婴宁》，描写一只会笑的狐狸，这只狐狸就是反常规的；清代妇女是受压抑的，不能咧嘴大笑，但这个婴宁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不能咧嘴大笑，甚至不敢笑的约束，笑起来无法无天，是那么的坦荡和自由；后来她到人间结婚了，结婚拜堂的时候，她竟然把自己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些善良多情的狐狸，以她们明亮磊落的性情、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给我非常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非常秘密的有趣的奇妙空间。所以我要说，这就是在我青春期之时，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种打击是完全褒义的，这种打击给予我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却非常甜蜜，非常酣畅。我的文学梦由此开始了。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有了当作家的强烈愿望。按当时我所在城市的政策规定，我可以留在城市，进工厂当工人，还有当兵的机会。但我就是想当作家，受这种愿望的支配，我主动离开了城市，到华北平原的一个乡村当了四年农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但和政治火药味浓烈的城市相比，农村生活还是显出了它的松散和平和，尽管那时候的中国乡村还没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习惯。比如我插队的村子，家家户户白天不关门。不关门的理由是，你们家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为什么大白天要关门呢？关门会拒绝邻里之间的来往，影响和睦。再比如，作为城市来的学生，我们总会收到家信。这些家信由乡村邮递员送到大队部，很随便地放置在窗台上，等到我们路过的时候取走。问题是我们到大队部取信的时候，信已经被先期路过的村里人拆开相互传看着，甚至还要朗读好几遍。村里人拆信看信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带有亲热关心的性质。我本人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去大队部隔壁的小卖店买东西，遇见村里一个干部，他非常关心地给我说，铁凝，你家来信了，我拆开看了，没什么事，你父母身体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信我又放回窗台上去了，还有好几个人等着看呢。当时，我作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真是哭笑不得。但是这个村干部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真实的关心之情和诚恳，让我无法指责他侵犯了我的隐私。当我脚踏实地地在乡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才觉得在那个时候，不光明不坦荡的可能恰恰是我。

    当然，今天的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乡村女孩早就不用写日记的方式抒发情感，也就不会出现因为自己的日记被家人偷看，而和家人发生争执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学生早早就知道保护自己的隐私，这当然是社会的一大文明进步。对我来说，那时候所有的回忆其实都是美好的，因为乡村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我到乡村之后，接触最多的是村里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每天都和她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浇地。夜里和她们一起待在小窝棚里，有时候只有两个女社员、一个机手，没有什么危险，非常安全。当然，农村还是很艰苦的，我一方面觉得很豪迈地实践着带着一点自怜心的再教育；一方面坚持写日记，没有因为劳动的艰苦而放弃自己的作家梦。那年秋天，我度过了自己十八岁的生日。到玉米地里劳动的时候，那天我手上磨出了十二个血泡，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下来，是有一种炫耀感的。我欣赏着自己手上的十二个血泡，话外音仿佛不停地在说，哎呀，你们看，铁凝多么肯吃苦啊，手上都有十二个血泡了！我还在庄稼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将手上的血泡向和我一起劳动的女孩子们展览。其中有一个叫素英的女孩子捧着我的手哭了，跟我说，这样的活儿，本来就不应该是你们来干的，这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呀。她和我非亲非故，可她就是这样真诚而痛苦地说着这些朴素的话，把我不自然的不朴素的一番炫耀压了下去，同时也将我的虚荣心抚平了。正是他们那么宽容无私地接纳了我，又教会我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待人和事的基本态度。我还想起一位我尊敬的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岁月会磨损掉人身上的很多东西，生活更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不断打倒自己，同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守住一些东西。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生活在首都北京，我的手上不会再磨出十二个血泡，也不会再有乡村女孩子捧着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怀念的也不仅仅只是原始朴素的记忆，还有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般的乡愁，都成为了我进行文学创作永恒不变的底色。无论人生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笔下书写的是怎样严酷的故事，对人类的深层体贴和凛然情意，永远不应该改变。也正像我阅读西海固作家群，你们的作品里有很多严酷的故事，但是更有温暖人心的情意。文学永远有力量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以及最温暖的情感。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会在极度的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的确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照亮生活，照亮我们的心灵。

    文学是灯。在当下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谈论这样的话题是不是有点冒险，文学还是灯吗？文学能当饭吃吗？文学能解决温饱吗？索尔·贝娄有一篇作品叫《洪堡的礼物》，叙述的是主人公在飞机上俯瞰一座城市夜景的时候，把机翼下璀璨的城市灯光形容为香槟的泡沫，当然也意味着一座城市活跃的经济和丰沛的能源。我想，假如我们在如今的夜晚飞行在首尔、伦敦、东京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空时，一样会看到璀璨的灯火，亦如香槟的泡沫。但是恐怕不会有人想到，在这香槟泡沫般的城市灯火里，应该有属于文学的一盏灯。文学也许不能够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但是，我仍然要说，我在文学最荒凉的上世纪70年代爱上文学，那是我的初心。今天的信息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显得尴尬的境地，我仍然不放弃对文学的爱。乔尔·科特金在他的《全球城市史》里说，成为世界名城要达到什么条件呢？要具备三方面的特质，即精神、政治和经济，也就是神圣、安全和繁忙。毫无疑问，今天很多大都市的繁忙，主要是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就像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我现在来到了宁夏，从昨天到今天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可是我一直在想，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因此，我再次想到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那里一定有一盏灯是属于文学的；有了一盏文学的灯，这座城市就永远具备打不倒的价值。因为文学的灯光即使并不很耀眼，它却照样能够照亮人心，照亮思想。人心的很多幽暗之处，恰恰是需要文学来照亮的。我从今天在座所有西海固朋友们的脸上，看到了黄土高原的颜色。黄土是黄土色的，风沙也是黄土色的，但是你们的脸上是有光彩的，是有亮色的。我不得不说，这正是因为文学的滋养和恩泽。我们昨晚在通往西吉的山路上行走，看见的灯光并没有香槟泡沫般璀璨，然而很美。因为里面有文学的灯，它照耀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沉静。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却很幸运地读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我必须说，它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亮我生活中那么丰富而微妙的色彩。有光才有色彩。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的那些诗篇，其独特的意境和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心。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人们需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传达出了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表现出了一个时代最具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跟大家说一个小笑话，是有一点我的阴暗心理的小笑话。我曾经在不能公开阅读的背景下，读到过上世纪40年代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女作家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同学从造纸厂的库房偷出来的，书名叫《伊坦·弗洛姆》。小说叙写的就是叫伊坦·弗洛姆的新英格兰偏僻山村的一个悲剧性人物。这部小说在我们大学的文学课堂上并不大被教授们提及，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部中篇小说，喜欢到经常阅读，甚至喜欢到生出了一种“阴暗心理”：这么优秀的小说，就让我独享吧。这就是文学经典带给我一个少年人生的精神力量和情感滋润。像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写作者，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他的读书经历，以及文学经典给予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影响，是那样的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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