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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让人欢喜，让人忧 李冬 一 大概没有那种食品像酒一样奇特和有趣了。他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在现实生活中又绝对少它不得。它能给人带来欢乐，也能给人带来烦恼甚至灾难。有人爱它，有人恼它。饮酒，更是说不清楚的话题。我的饮酒经历，就很值得回首一番。 40岁以前，我还不知道酒的魅力，更不知道酒和我的生活以及社会交往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只知道就是辣的。很难入口。那是在生活非常困难的1960年。家里宰了一只小公鸡，顿出的味来好香！肉还没炖熟，我就馋的直咽唾沫了。父亲干活回来了。闻到炖鸡的味道，笑逐颜开，好像见了一个金元宝。摸摸我的脑壳，对我说：“儿子，给我打二两酒去！”当时村里有一个供销社，离我们家老远，去一趟，腿够疼的。可我心疼老爹呀，干活多累呀，去一趟吧。 老爹找到一个扁扁的玻璃瓶子，上面有好多尘土，他用水洗了洗，我就拿着去打酒了。供销社的柜台上，放着棕色的大酒坛子。用酒墩子往外舀。那时的酒，叫白薯干酒，八分一两。我小跑着回到家。鸡肉熟了。父亲咬一口鸡肉，喝一口酒。每饮一口，都要皱皱眉头。发出：“哈，哈”的声音。显出很痛苦的样子。我很奇怪，就问：“辣吗？”父亲说：“怎不辣？吃香的，喝辣的嘛？”我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喝它？”父亲的一句回答，影响了我几十年。他说：“酒，谁喝都是辣的，喝完之后才舒服。” 由此，我就知道，就是辣的，不好喝，就不再碰它了。这自然是最早的诱因。其实，我的生活经历使我没机会接触到酒。社会环境也不容许我能喝到酒。我是农家子弟，家里手头拮据，连我父亲都喝不上酒。村里的老百姓也大多买不起八分一两的白薯干酒。接着，我又上学十几年，不能碰酒。参加工作以后，正赶上“十年动乱”时期。我在农村任教，偶尔，狠狠心进了回饭铺，食客们也大多只是吃一盘素炒饼。我几乎没见过饭铺里，卖过炒菜，更别提有人喝酒了。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了，思想解放了，农村里，赶上红白喜事，有的富裕人家能见到当地产的“二锅头”酒了。由于多年禁锢，饭桌上喝酒的很少，我是滴酒不沾的，没人劝我，我也乐得逍遥。那时，我在饭桌上，从没见过一个醉酒者。如今想来，那时，刚刚经过文革动乱，人人心有余悸，不大痛快。谁能当酒鬼，撒酒疯呢？ 又过了五年，在农村盘踞22年的人民公社终于寿终正寝了。没有了生产队，取消了工分，农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里有算计，肯吃苦的庄稼把式渐渐有了余钱。4元多钱一瓶的“通州老窖”有不少人买得起了。那时，不必说过年过节，平时找个由头就要聚之，就要饮之了。就在此时，我也就随波逐流，逐渐进入白酒的饮者之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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